當前媒介社會文化責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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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費邏輯對媒介的使用

法國思想家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認為，在現代社會，貨幣不再具有交換價值，商品也不再具有使用價值，只具有象征價值———換言之，人們消費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所具有的符號意義。而激發這種消費的最大推動力便是大眾媒介。按照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的說法，大眾傳媒所傳達的概念是一種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想象”，在一種形象思維的具體感受中，人們自覺地通過產生對自身主體性的一種“想象”，在無意識的情況下被詢喚為主體，自覺地臣服于意識形態。在這種“誤識”式的身份認同中，受眾往往會將擬態環境里的種種社會形象當做真實環境中的客觀存在，全然相信媒介所制造出來的虛幻圖景。誠然，媒介與消費的雙向聯系能夠生產出新的消費領域、推動經濟的發展，但是物質上的成就不應掩蓋其可能產生的社會文化問題———首要的便是媒介文化的多元性、碎片性、不連續性的特點與消費社會中的虛假需求會使得個人在一個充滿“擬像”的社會中，難以進行有效的身份認同，而這可能會造成更嚴重的社會文化威脅。格博納提出過著名的“涵化”理論，認為受眾被經過了電視等大眾媒介篩選的社會觀念所主宰，因而整個社會人群的價值觀與信念趨同于大眾媒介。這使得大眾媒介“影響了人們存在的意識，打破了亙古以來人們已建構的典型的社會空間概念，并且從根本上改造了人的生活經驗”。傳統的私人空間不斷地被大眾媒介的商業化消費邏輯侵蝕，在這種被塑造出的當代神話中，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彌漫著商品的光暈，吸引受眾通過消費商品的形式向無數的虛擬形象靠攏。消費邏輯影響媒介所造成的最直接后果會導致人們也許只能在房屋、汽車、西裝、皮鞋等各種消費品中認出自己的歸屬和成就，而更深層次的影響可能在于潛滋暗長出一種文化和社會結構上的分裂或對峙。《南風窗》雜志曾以“殺馬特”為例撰文指出了這一問題。不少網絡媒體將農村入城的一些發型夸張、奇裝異服的青年定義為“殺馬特”，以此作為“小清新”“小資”等群體的“他者”對立面而存在，并且營造出了一種“殺馬特”屬于劣等人種、充滿土氣的居高臨下感，似乎反襯出順應“小清新”“小資”消費潮流的群體更為優雅高貴，可是實際上卻忽略了其背后的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差異。媒介和消費之間的親密關系極有可能引發新的社會文化矛盾，而這正是多元信息時代，大眾媒介在引導社會思維、社會行為與塑造社會文化的責任和義務時要重視的問題。

二、權力目的對媒介的利用

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文化工業:作為大眾欺騙的啟蒙》中，對于進行文化產品生產的文化工業進行了尖銳而深刻的批判，他們認為在市場化的社會體系中，由于大機器工業化的生產制度，文化產品作為商品存在，只是資本賺取利潤的工具，而且還通過潛移默化的機制操縱著大眾的精神和文化需要，通過欺騙和麻痹，將大眾規訓成為毫無自由只能被動接受的被奴役者。所以，“與真正的文化需要(出自人的本性的自主的需要)相反，大眾文化是虛假的文化，是通過娛樂來麻痹和欺騙大眾，達到鞏固現存制度的目的，是獨裁統治的幫兇。”隨著全球化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的發展，一種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中心的后殖民主義浪潮正席卷而來，媒介已經不僅僅發揮著其一般的傳播信息、提供娛樂、塑造社會文化功能，還在潛移默化地宣傳著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出現了“媒介帝國主義”的現象。這種“媒介帝國主義”或者“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尤其體現在一些覆蓋全球的電視節目之中。湯林森認為，迪斯尼卡通片《米老鼠和唐老鴨》和肥皂劇《達拉斯》就是典型的“媒介帝國主義”的文本，輸出這些文本的國家同時也在輸出跨國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體系，這些媒介不僅僅賺取大量利潤，而且產生了意識形態規訓的作用，使得觀眾相信“存在即合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合理性、正義性，進而使得此類媒介“在第三世界國家所造就的效果等于是一種發展道路的制度化”。發展中國家的大量傳媒在文化上中越來越成為了西方“時尚”的忠誠信徒，一方面，西方奢侈品牌的廣告或者時裝秀完全占據了“時尚”特權地位，亞洲高居奢侈品進口額榜首，中國更是成為了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另一方面，《中國好聲音》等電視娛樂節目完全引進國外電視節目模板，所有的視覺元素都與《荷蘭好聲音》無異，并不符合時代現狀更不存在多少藝術價值;此外，國外電視劇不分良莠大量出現在互聯網和電視上，尤其以韓劇為甚，充斥著金錢物質、青春美貌的感官式誘惑。從日常生活話語到審美標準進而蔓延到整個文化精神領域的文化殖民，正是文化帝國主義的體現，直接影響著發展中國家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并對這些國家的民族價值觀產生消解替代的作用。在通過娛樂節目滲透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同時，西方主流媒體的報道憑借其權威性更能體現媒介傳播中的話語霸權。以具有全球關注性的熱點問題來搶奪話語權，借機植入西方意識形態，是目前被后殖民權力規訓的我國大眾媒介亟需意識到的問題。

三、媒介文化的功能缺失

西方當代哲學家哈貝馬斯曾經提出過著名的交往行為理論，他認為完善的現代社會應該以系統合理化、生活世界合理化為基礎，其中生活世界是社會的文化再生產領域，系統是社會的物質再生產領域。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由于系統合理化的增長，系統(社會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功能性體系)與生活世界脫節，系統整合的能力所操縱的權力、金錢逐漸凌駕于生活世界的語言媒介之上，以致于生活世界受到了行政－經濟等社會理性系統的殖民。所謂生活世界殖民化，指的是作為現代社會功能系統主要組成要素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官僚政治體系，借助于金錢和權力這兩個媒介侵蝕屬于生活世界領域內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空間，將本來非市場化、非商品化、非行政化的生活世界納入金錢和權力的邏輯之下，導致了生活世界喪失了意義和價值。為了克服這一危機，哈貝馬斯提出了以平等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協調的語言交流為主的交往合理性，來平衡被市場和權力影響而充斥著功利主義的工具理性，以一種新型的對話交往來實現社會的合理化。當前媒介文化功能的缺失顯然與消費文化(市場經濟體系)和權力控制(官僚行政體系)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我國大眾媒介的社會文化功能缺失一方面體現在消費主義對媒介的使用，大眾傳媒如今的媚俗趨向與商業化運作的聯系極為密切，市場本位的思維方式在大眾傳媒中廣泛存在，許多媒體為了吸引受眾的消費需求，不加鑒別地大量良莠不齊的信息以迎合人們的獵奇心理，反過來，人們又借助大眾傳媒的描述去自發地接受消費社會的邏輯;或者以娛樂為宗旨，將文化不斷俗化，大量消耗了社會公共文化資源。雖然媒介文化的大眾性看似使得文化趨于平等，但卻犧牲了精英主義藝術和審美崇高、嚴肅的特性，如果不加揚棄，終將會使深邃的思維越來越淺俗，社會文化將成為毫無深度的平面化荒漠，這種文化的畸形發展必定會造就如馬爾庫塞預言的“單向度的人”。另一方面由于消費主義的商業原則和背后的權力體系是緊密相連的統一體，某些權力階層處心積慮地利用媒介來進行收編和侵略。阿多諾的文化工業批判理論曾經說明了媒介的話語背后充滿了權力的操縱，而當電子媒介在全球化的范圍內高速運作的時候，后殖民主義的文化滲透又加劇了處于世界體系中較弱地位的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文化危機，難免會造成強勢國家民族的文化規制弱勢國家民族的文化，形成一種“文化帝國主義”或“媒介帝國主義”的現象。

作者：張軼楠 杜云飛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