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史下敦煌環保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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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古以來，環境衛生問題與社會發展都是人們關注的重大問題之一。地處河西走廊的敦煌自漢代以來成為中央經營西域的重要據點，是周邊文化薈萃之地。古代敦煌特色的地理環境造就了當地獨具特色的文化。敦煌清潔觀依托于古代敦煌的地理環境而存在，是其特色的地理環境造就了敦煌人的清潔文化觀；同時，敦煌清潔觀又對古代敦煌的文化空間加以塑造，是古代敦煌人追求美好自然的體現。

【關鍵詞】敦煌；清潔文化；環保意識

環境衛生問題與社會發展一直是當今的熱門話題，如何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是現下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自千年前開始，人們就密切關注環境衛生問題，在長期的實踐中總結了豐富的生態觀念和實踐經驗。然而，至今為止，卻少有關于古代環境史和衛生史的研究。古代人到底擁有怎么樣的清潔文化呢？其實敦煌文書和壁畫資料中就有諸多相關記載。早先，胡同慶以敦煌壁畫為研究對象，在《初探敦煌壁畫中的環境保護意識》中，多角度探討了古代敦煌人的環境保護意識；李并成也對敦煌資料中所見講究衛生愛護環境的習俗做了分析研究；許文芳在《古代敦煌民眾生態環境保護意識考論》著重分析了民眾生態保護意識的形成和發展。綜上所述，此類相關研究目前較少，研究者分析的多是清潔現象本身，意在體現古代敦煌人的環保意識，多看重其史鑒意義。本文將環境保護意識與個人衛生意識統稱為“清潔觀”，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之上，以敦煌文書和壁畫為資料，從社會文化史角度出發，試探尋敦煌清潔觀與敦煌文化之關系。

一、敦煌清潔觀依托于敦煌特定的地理文化背景

地處河西走廊的敦煌，自西漢于河西“列四郡，據兩關”①成為歷代王朝統治西域的據點之一。絲綢之路的開拓，也使敦煌成了中國歷史上率先對外開放的地區之一，此后，敦煌成了中原向西交流的要沖。《耆舊記》曰敦煌“華戎所交，一都會也。”②這里往來的民族眾多，信仰紛雜，是文化交匯的大熔爐。敦煌屬于我國西北地區，地處內陸，為典型的大陸性氣候。這里氣候較干，水資源稀少，生態環境脆弱，分布著大片的沙漠和戈壁，期間點綴著零星的綠洲。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曾記載敦煌的甘泉水“其水溉田即盡，更無流派”③，表明敦煌的地表徑流只能勉強滿足當地的灌溉需求。P.3290和S.4172綴合之《宋至道元年（995年）正月沙州曹妙令等戶狀》④中，還記載了敦煌多次出現“鹵坑”“漸（堿）坑”，這是水源干涸后因土地鹽堿化而產生的現象。另外，敦煌也曾發生過地震災害，“五鳳二年（即公元前56年）十一月己卯朔丁亥，侍謁者光持瑁（節）使下敦煌太守承書從事、今敦煌太守書言，今年地動……”（Ⅱ0115③：77）⑤又載東晉元熙元年（即419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⑥脆弱的生態環境導致敦煌自然災害頻發，風沙、霜凍又極大影響了當地的生產和社會生活。在S.1137《天兵文》中，敦煌人由此發愿：“洪水懾服，莫傷害人，似蝗飛兵，永散他國。霜雹莫降，隨四季而及時；外寇狼煙，自參差而星散。”惡劣的自然環境和頻發的自然災害不僅危害了敦煌的農業生產，對敦煌的商業活動、社會交往、文化發展造成了一定影響，同時也塑造了敦煌人獨特的地理性格。天地為人類提供安身立命之所，自然萬物是人類的持續生存之源。人類對自然心懷感激與崇拜，是出于天然的情感。類似于人際間天然的血緣情感，人類之于自然，也心懷感念與敬畏。⑦正是因此，敦煌人對于和諧美好的自然環境有著天生的向往之情。

二、清潔觀與敦煌文化空間的塑造

地理環境不是文化的消極陪襯物，自從人的因素滲入地理環境以后，地理環境已經成為各民族、各國制度文化機體的構造成分，成為鍛冶文化合金的重要元素。⑧再者，生發于特定自然環境的人類對生命、對物質的認識也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特殊的敦煌清潔觀念，敦煌清潔觀對于社會公共空間又起到了一定的塑造作用。

（一）“春風不度玉門關”下的祈愿與追求

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之下，古人們總是難以解釋和改造自然，便將自身命運交付上天，祈求恩賜和保佑。出于對和諧自然的追求和改變自然的實用愿望，敦煌人常常向上天祈愿。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殘卷》有記：“雨師神，右在州東二里，立舍畫神主，境內亢旱，因即祈焉。”S.3507記載：“（正月六日）立春，十二日辛丑，祭風伯。”此外，敦煌文獻中還有S.1725V《祭雨師文》、S.1725《祭風伯祝文》、S.5747《祭風伯文》等都記錄了有關敦煌雨師和風伯信仰的風俗。除了文獻中對于雨師和風伯信仰的記載之外，敦煌清潔觀還體現于莫高窟壁畫之中。經變的山水畫是敦煌壁畫中重要的一部分，“莫高窟的早、中期壁畫，幾乎都有配合經變的山水畫……約計八十多窟。”⑨莫高窟壁畫中如此大量的山水風景描繪，并不僅僅為了裝飾和點綴洞窟，同時也是一種對于青山綠水美好環境的追求。結合當地的氣候環境來看，身處干燥、脆弱的沙漠生態之中的敦煌居民，更對美好的山水環境有極大的向往之情。據趙聲良分析，盛唐時所建壁畫中的青綠山水大多是從中原傳來的粉本，都不是西北的自然風景。出于向往之情和內地山水審美意識的影響，敦煌的畫師們將西北風光融入了青綠山水畫中。⑩除壁畫之外，洞窟功德記也反映了當時敦煌人希望能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愿望。“熊羆啟行，鹓鸞陪乘。隱隱軫軫，蕩谷搖川而至于斯窟也。”⑪這是古代敦煌人對野生動物與人友好相處的希望。自然環境不僅影響人類生命，而且能夠塑造人類的整體意識程度，進而影響社會文明的面貌。⑫敦煌特殊的地理環境之下，誕生了獨特的自然文化，造就了敦煌人對自然的特殊情懷，也讓敦煌人不斷祈求上天，期望能有平和美好的生活環境。

（二）清潔習俗內含“乾坤”

敦煌人天生向往美好的自然環境，他們對于自身的“清潔”也有所要求。民以食為天，敦煌清潔觀的首先體現在對食物衛生的關注上。P.2447《老子說法食禁誡經》⑬對如何清潔飲食有著非常具體而詳盡的規定，如：“凡食皆先出諸食別器中”“凡食皆祝漱食”“凡食皆別蓄中器”“凡食不得與人同盤器”“凡食不得人犯觸”“酒窖污穢食勿食”“非清凈器具勿食”，由此可看出，分餐、食前漱口、臟污的食物不吃、定時吃飯等是敦煌道教對于清潔飲食的要求，這也正是當時民間飲食觀念的縮影。除了食物衛生，沐浴洗漱也是個人清潔觀的重要體現。長時間生活在干燥、風沙大的地區時，常沐浴對于健康來說是有好處的。莫高窟302窟《福田經變》中繪制有簡單的浴池，池中二人正在洗浴；浴池中的水引自清潔河水，浴室還建有通往室外的排水溝，浴池四周還有果樹栽種。P.3047《吐蕃占領敦煌時期乾元寺料香貼》后有小字記載：“明覺，鏡一面；曇勝，銅瓶一；法海，銅盆一；法郎，銅盆子一，杓一。”據鄭炳林研究，這些用具多與盥洗有關，應是在寺院法會前供盛洗、香湯沐浴所用，這些僧人正是管理器皿的。⑭此條記載也顯示了佛教對沐浴清潔的重視。此外，P.2661《吉兇避忌條項》中就有關于洗浴的專門條例：“凡洗頭沐浴，子丑未酉亥，吉。”“常以八月一日取東流水，洗浴，去耳中垢，令人不患，少不老，冬不寒，夏不熱，大驗。”P.3247《大唐同光四年（公元926年）具歷》也記有：“三月十六日壬申金定，沐浴吉。”“四月二十三日戊申土滿，下弦，洗頭吉。”“五月二十八日癸未木建，沐浴吉。”……從這些關于擇吉的記載中可以發現，敦煌人對于沐浴一事的重視程度非常高。這些觀念是民間俗文化的體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示洗浴日程的作用。在風沙、塵土較多的敦煌地區，灑掃更是必不可少的清潔活動。《彌勒經變》中就有龍王灑雨、夜叉掃地。道光《敦煌縣志》記載敦煌當地有“打醋彈”風俗：“十二月二十三日……先用木勺盛酒醋，取石塊燒紅，放在酒醋內，各房打灑，掃除邪穢，謂之打醋彈。”這其實是一種熏蒸法，醋加熱后蒸發為水汽，醋分子又有殺死病菌的功效，有預防流感等常見病的功效。對敦煌人來說，“打醋彈”不僅能起到“除一年災病”的心理暗示作用，實際上也能夠預防患病。除了上面提到了飲食、沐浴、灑掃之外，敦煌人也很重視香料和藥材的使用。據鄭炳林考證，唐宋時期，敦煌寺院使用的香料數量不菲，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由民眾針對性的施舍而來，且在滿足本地香藥需求之外，敦煌還向周圍地區販運香料。⑮S.4329《香藥方》記載了以香料藥材潔面、治口氣、熏衣等多種方法，這些都是敦煌人重視清潔理念的體現。

（三）敦煌人“虔誠”的資源文化觀

位于干旱內陸地區的敦煌居民，對山水樹木有著天然的珍惜和熱愛之情。P.3560V《沙州敦煌縣行用水細則》，專門記載了敦煌當時的農業用水辦法，對每年的行水時間和次數有著詳細的規定，禁止不按規定進行的灌溉和用水活動。吳礽驤還根據懸泉漢簡推斷出“敦煌設有主水史……又設穿水督郵，專職督察水利。”⑯前涼敦煌太守陰澹于“都鄉斗門上，開渠溉田”，他修建的陰安渠讓“百姓蒙利而安，因以為號”⑰。P.2507《唐開元二十五年（737年）水部式殘卷》記：“諸渠長及斗門長主澆田之時，專知節水多少，其州縣每年可差一官檢校，長官及都水官司時加巡察。若用水得所，田疇豐殖，及用水不平，并虛棄水利者，年終錄為功過附考。”規定了地方水利事務由州縣官檢校，并將此作為官員們年終考核的標準，同時，在各水渠、斗門皆專門設立渠長、斗門長，主管行水澆田。由此可見，敦煌官員著意修建水利，更設有督察一職，以確保水利水務的正常運作。在官府對于水資源的重視之外，敦煌民俗材料中也有不少關于“水”的記載。S.0620《占夢書殘卷•水篇第廿四》記有“夢見臨泉，憂除，大吉”“夢見入水中戲者，大吉”“夢見清水，吉；濁，兇”。S.2222《周公解夢書殘卷》也有“夢見居水上及水中坐，并吉”“夢見水門者，得官”“夢見作井者，富貴”等記載。由此可見，敦煌人對水的情感深厚，他們將夢見水視為吉兆。敦煌愿文P.3702《兒郎偉》記“大家至須努力，營農休取柴怪。”就是敦煌人民的愿望。據鄭炳林在《唐五代敦煌種植林業研究》中的分析可知，敦煌三窟十七寺和若干家寺藍若的木材用量巨大，敦煌無自然林區可伐且遠距離大量木材運輸對一般居民來說難以實現。因此，這些修造用材應產于人工種植林業。⑱由此可知，此時敦煌應有大面積的人工林。這一點在其他材料中也有體現：S.5448《敦煌錄》表明“郡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林蔭森。”P.3703背面《釋邇牟尼如來涅盤會功德贊》中就記載索公“青田數頃，世嗣豐年，綠樹千株，負衣為業。”敦煌不僅造林工作較好，敦煌人對樹木也有著喜愛。P.3865《陰陽宅經》就有記“宅以形勢為骨體，以泉水為血脈，以土地為皮肉，以草木為毛發，以房舍為衣服，以門戶為冠帶。若得如斯，是儼雅，乃為上吉。”的記載。

三、小結

綜上所述，敦煌清潔觀依托于敦煌的地理環境而存在，是敦煌特色的地理環境造就了敦煌人的清潔文化觀；同時，敦煌清潔觀又對敦煌的文化空間加以塑造，這里包含了敦煌人天生地對美好自然的追求、對于個人清潔衛生的要求，以及對于自然資源的珍視和有效利用。同時，需要明確的是，古代的清潔觀念與現代科學意義上的清潔觀念有所區別，古代人并不是以生態環境為主體的，在生產力相對落后的時代，在經濟發展與清潔環保之間，他們必將更傾向前者。實踐證明，堅持綠色發展理念，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斷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才能切實提高發展質量，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作為一名歷史人，在關注和研究歷史之時，也應當對當代的環保觀和清潔觀報以現實關懷，借古鑒今，為當今的發展提供借鑒。

注釋：

①（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第六十六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873頁。

②（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志第二十三，郡國五，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521頁。

③據朱悅梅、李并成《〈沙州都督府圖經〉纂修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考》，《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第61-65頁可知，《沙州都督府圖經》成書時間為七世紀后期到八世紀初期。

④唐耕耦、陸宏基主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2輯，書目文獻出版中心1986年版，第483頁。P.3290記載995年東河鶻渠出現西至漸（堿）坑、東河灌進渠出現南至鹵（坑）和東至鹵坑；S.4172記載995年東河灌進渠三次出現鹵坑。

⑤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頁。

⑥（唐）房玄齡等：《晉書》卷八七《涼武昭王李玄盛傳附子士業傳》，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2269頁。

作者：黃青青 單位：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