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余年近代鄉村手工業史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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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對1949年以來近代中國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研究的基本狀況、主要觀點及其分歧、現有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面梳理，并在此基礎上對未來的研究如何進一步深入提出看法，以就教于學界同仁。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在所引用的論文中，雖然有些并未直接以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為題，但從行文及所引材料看，鄉村手工業亦是這些論文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研究狀況綜述

建國以來中國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研究，大致上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各個階段所關注的問題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體現出不同的時代特點。1949年至1966年，學術界對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的研究雖然論文不多，但質量很高。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即中國傳統手工業與近代工業的關系、外國資本主義與中國民族機器工業的關系，研究工作表現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對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的譴責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十年，學術成為政治的附庸，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雖然幸免于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但由于學術界移情于革命史、階級斗爭史，這一領域的研究事實上無法展開，倒是國外漢學界在該領域的研究走在了我們的前面。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研究逐漸細化與深化，領域逐步拓寬，新觀點不斷出現，既有跨區域、跨行業的宏觀性的總體觀察，也有分區域、分行業的具體入微的探析，強烈的學術關懷與現實關懷成為學者們的主要研究取向，討論更加趨于理性與客觀。

迄今為止，雖然尚無一部中國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的專著，但相關著作中的探討并不少見，嚴中平的《中國棉紡織史稿》（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是國內第一本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棉紡織業的專門性著作，其中相當篇幅分析了近代以來手工棉紡織業的解體及其生產關系的蛻變，為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資本主義手工業的發生、發展過程。全慰天在《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評述了手工業的發展概況及其與民族機器工業的關系。段本洛、張圻福著《蘇州手工業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雖然主要以蘇州城鎮手工業為討論對象，但鄉村手工業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編《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機器繅絲工業的同時，也附帶論及手工繅絲業。黃逸平著《近代中國經濟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對手工業的興衰狀況及其與中國近代化的關系進行了論述。汪敬虞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納入了由王翔撰寫的手工業，對這一時段的手工業經濟進行了總體評析，并對十個行業作了示例性研究。苑書義、董叢林著《近代中國小農經濟的變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將鄉村工副業納入小農經濟體系中，分析了農民家庭工副業中的主要行業如棉紡織業、蠶絲織業、草帽辮、花邊、發網業及其他家庭副業的興衰概況。中青年學者王翔、彭南生分別出版了《中國近代手工業的經濟學考察》（中國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間經濟：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中國近代手工業（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從宏觀上論述了手工業在近代中國興衰演變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將近代鄉村手工業從城市手工業中分離出來，看不出手工業在近代農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大多數研究者將手工業作為機器工業的一個配角，看不出鄉村手工業自身的變遷。

與此同時，區域性的近代農村社會經濟史專著或專門性的行業史著作也非常關注區域內的手工業經濟狀況。鄉村手工業是行業史研究或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否則，區域社會經濟史或行業史的整體性將受到影響，因此相關著作都或多或少地遷涉到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研究。其中較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編的《浙江絲綢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編的《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鄉絲織業的演變。徐新吾主編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編，上編縷述了近代上海地區手工織布業與土布商業的變化，下編輯錄了江蘇江陰、常熟、常州、無錫、蘇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硤石等地的土布史料，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從翰香主編《近代冀魯豫鄉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業與鄉村經濟”為題對近代河北、山東、河南的主要鄉村手工業進行了分析。曹幸穗著《舊中國蘇南農村經濟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滿鐵的“中國農村實態調查”資料，討論了農村工副業生產及其在農家經濟中的地位、農副產品及其生活資料的商品化。苑書義、任恒俊、董叢林等著《艱難的轉軌歷程――近代華北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傳統手工業的變遷”為題粗線條地概述了華北鄉村手工業的興衰。莊維民著《近代山東市場經濟的變遷》（中華書局2000版）從山東工業化進程的角度分析了傳統手工業結構的嬗變、農產品加工業的工業化進程。林剛在《長江三角洲近代大工業與小農經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點探討了家庭棉紡織業、蠶桑業與近代機器大工業之間的關系。王笛著《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中華書局2001年版）描述了傳統手工業到近代工業的發展歷程。張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環渤海地區經濟與社會研究》（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將手工業納入該區域工業體系中，分別討論了遼寧、天津、山東工業體系的特色，肯定了鄉村手工業的發展及其與近代工業的關系。侯建新著《農民、市場與社會變遷――冀中11村透視并與英國鄉村比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國內外有農村調查資料，從農村產業結構變化的視角，對冀中11村工副業經濟進行了細致的探討。徐浩的《農民經濟的歷史變遷――中英鄉村社會區域發展比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資料，以織布業為例，簡略地分析了華北農村工副業的擴張。馬俊亞在《混合與發展：江南地區傳統社會經濟的現代演變（1900～195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以專章對江南農村手工業與機器工業的關系進行了細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東農村社會經濟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達72萬字，其中第四章第三節以2.5萬字的篇幅簡要地探討了“農村手工業和副業”的存在領域。不過上述研究除個別較為深入外，大多將鄉村手工業視作行業史或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中繞不過去的“坎”，討論停留在淺層次上，有些只是點到為止。不僅如此，這類研究普遍存在著行業的不平衡性與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業而言，棉紡織業、絲織業等是討論中的重點，其他眾多行業較少，有些則根本尚有觸及，就地域而言，除華北、江南考察較為充分外，其他廣大地區探討較為薄弱。

相比之下，無論是成果的數量，還是學術質量，亦無論是研究的深度，還是討論的廣度，論文都大大超過了專著，對推動近代中國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研究的發展，做出了更大的貢獻。雖然有些論文并非專門以鄉村手工業經濟為題，但大量利用了鄉村手工業經濟史料，其結論無疑也是適用于鄉村手工業的。

1956年陳詩啟探討了近代中國手工業中的資本主義成分（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戰前中國農村手工棉紡織業的變化和資本主義生產的成長（歷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絲棉手工業為例，剖析了外國資本主義入侵對我國原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影響（光明日報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后的遭遇和命運（歷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中國近代工業和舊式手工業的關系》（人民日報1965年8月20日）希望將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推向深入，然而隨后10年“”使這一討論進程中斷了十余年之久。這一時期討論近代鄉村手工業史的專文雖然不多，但質量較高，視點集中，外國資本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關系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與重點。

改革開放后的最初幾年中，學術界對近代手工業經濟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學術論文僅見李炳東對廣西近代手工業興衰演變的宏觀概述（廣西大學學報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為依據，對上海棉紡織手工業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國地方志通訊1983年第1期）。鑒于這種狀況，彭澤益呼吁重視中國近代手工業經濟史的研究，他認為忽略近代手工業、尤其是工場手工業，“使得中國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史的形象不夠完整，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因此專門撰文“希望能夠引起重視，充實這方面的調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研究的論文漸漸多了起來，唐文起探討了營口土布市場的興衰對南通土布業的影響（江海學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譚禹對光宣年間吉林蠶業的興衰狀況及其原因進行了討論（歷史檔案1985年第1期）。李達三從微觀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陽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學學報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的研究進入興盛時期，無論是宏觀探討，還是區域研究，亦無論是手工業經濟整體，還是若干重要手工業行業，都成為學者們探討的對象，出現了一系列的新觀點。

就宏觀研究而言，李榮昌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了近代工業與傳統手工業之間的競爭（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7年第3期）。張學君對19世紀后期的四川工場手工業進行了實證研究（社會科學研究1987年第3期）。陳玉環、劉志偉利用《沙滘楚旺房陳氏家譜》、從個案角度討論了清代后期廣東的絲織工場（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鄉村手工業的興衰變化與近代社會運動密不可分，張思從直魯農村手工紡織業破產的角度考察了北方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原因（《義和團運動與近代中國社會》，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國近代手工業及其在中國資本主義產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觀點（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從總體上考察了近代中國自然經濟加深分解與解體的過程，已經注意到了這一發展過程的不平衡性（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豐富的史料探討了1930～1937年間中國手工棉織業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8年第5期）。謝放以四川為例，討論了近代農村“耕織結合”的分離過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批中青年學者將研究視野聚焦于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這既是手工業經濟史受到重視、研究工作進一步細化的表現，也是農村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受到關注、進而帶動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研究的一種反映。曹幸穗站在農民家庭經濟的微觀角度分析了近代蘇南地區農村手工業副業的存在狀況及其地位（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陳慶德論述了中國近代鄉村手工業發展的社會基礎（云南財貿學院學報1990年第3期）、及其發展趨勢與歸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華北地區抗戰之前的情況為依據，從市場角度分析近代農村手工業對近代民族工業的促進作用（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1期），對20世紀30年代初期農村手工業衰退現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論述了華北手工業生產力的變革（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討了近代中國行會手工業的演變（歷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傳統手工業的危機（江海學刊1998年第3期）、手工業經濟結構等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發表了系列論文，其中《中國早期工業化進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學月刊2001年第1期）、《傳統工業的發展與中國近代工業化道路選擇》（華中師大學報2002年第2期）、《包買主制與近代鄉村手工業的發展》（史學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業化：近代鄉村手工業發展進程的一種描述》（史學月刊2003年第7期）、《論近代鄉村半工業化的興衰》（華中師大學報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與近代鄉村手工業的發展》（江蘇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進一步深化了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業化”分析框架，明確肯定鄉村手工業的發展，并分析了發展的多種因素。此外，他還撰文評價了晚清、民國政府的手工業經濟政策與措施，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華中師大學報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業與民族機器工業的互補關系（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2期）。萬振凡、孫桂珍重新評價了近代中國農民家庭手工業（江西師大學報2003年第1期）。

陳西平從區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為橫截面，透視資本主義手工業的發展，并探討了它的特點（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經濟史》1990年第10期）。張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農村地方工業的演變及其趨向（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來將這一研究擴大到近代長江沿江城市周邊農村的非農產業，明確肯定鄉村手工業的發展（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9年第3期）。劉華明按時段順序對1840－1949年間上海地區農民家庭棉紡織手工業的變遷情況進行了描述（史學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鳳對近代江西幾種主要手工業的興衰變化進行了考察（江西社會科學，1993年第6期）。史若民則探討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業的變遷（山西師大學報1991年第1期）。戴鞍鋼研究了開埠后的近代上海與周圍鄉村手工業的關系，從一個側面揭示了近代城鄉經濟關系的內涵（史學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國時期廣西手工業的發展及其在市鎮發展中的地位（廣西師大學報1996年第1期），賓長初揭示了廣西近代手工業的變化（社會科學家1996年第3期）。鄉村手工棉紡織業在革命根據地、抗日根據地等紅色區域中十分重要，劉宏探索了晉察冀邊區的棉紡織業（河北學刊1998年第1期）。劉萍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婦女紡織運動進行了考察（抗日戰爭研究1998年第2期）。張靜以草辮、花邊、發網業為例，探討了近代山東農村手工業的外向型發展（史學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評述了黃河三角洲地區近代手工業的商品化傾向（東岳論叢2003年第2期）。楊華論述了清末民初黑龍江手工業的發展情況（長春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更多區域性的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研究是從行業史反映出來的。

就手工業行業史而言，棉紡織業、蠶絲業、制茶業等多有專文探討，其中棉紡織業是討論重點，研究的視角既有整體性的行業史，也有區域性的行業史。夏布是近代鄉村重要的紡織業，胡水鳳探討了近代江西夏布的產銷問題（江西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林頓等簡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織業狀況（社會科學研究1986年第2期）。劉燦河通過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山東手工棉紡織業的考察，提出了對“自然經濟解體論”的新認識（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經濟史》1988年第6期）。陳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國家庭棉紡織業多元分解的歷史解說（歷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錚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定縣的家庭棉紡織業進行了實證研究（河北學刊1991年第3期）。陳美健具體分析了清末直隸工藝總局在高陽織布業興起中的歷史作用（河北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劉華明對近代百年間上海地區農民家庭棉紡織手工業的變遷狀況及其原因進行了描述性的討論（史學月刊1994年第3期）。張思對清末直魯地區農村手工紡織業的曲折經歷進行了細致的考察（載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階層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來將視野擴大，以直魯地區農村手工業為例，考察了19世紀末中國農村手工業的曲折經歷（史學月刊2003年第11期）。闞維民對民國初年山東手工棉紡織業中的生產關系進行了具體入微的探討（民國檔案1996年第2期）。林剛就1927～1937年間的中國近代手工棉紡織業提出了新觀點（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蠶絲業研究中，嚴學熙論述了蠶桑生產與無錫近代農村經濟的關系，肯定了蠶桑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絲織業生產的演變及其特點（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從近代化的角度論述了中國傳統絲織業的發展過程（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著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經濟大危機對中國蠶絲業的生產所造成的影響進行了詳細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麗對近代浙江湖州地區蠶絲業生產的發展及其局限進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張曉輝探討了廣東近代蠶絲業的興衰及其原因（暨南學報1989年第3期）。黃慰愿從生產力角度分析了廣東近代蠶絲業畸形發展的原因（中國農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張守愚綜述了江南絲綢業的歷史狀況（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為深入，他對近代江南絲綢業的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變遷進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對外貿易的發展對中國絲綢業近代化的促進作用（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1期）。彭通湖對抗戰前四川紡織業的興衰狀況進行了初略探討（檔案史料與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對晚清蠶絲業改良進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績，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從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蠶絲改良（浙江學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從中國近代生絲貿易的變遷入手，評述了繅絲業中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業研究中，蘇鑫對近代安溪制茶業進行了個案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從對外貿易的視角研究了中國近代茶業的現代化問題（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鋼對近代中國植茶業的盛衰進行了全面考察（史學月刊1989年第1期）。張篤勤對近代漢口與俄國間的茶葉貿易進行了探討（江漢論壇1994年第2期），杜七紅論述了茶業對晚清漢口市場的影響（江漢論壇1999年第6期）。胡赤軍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國與西方的茶葉貿易（東北師大學報1994年第1期）。陶德臣發表了系列論文，深化了近代中國茶葉對外貿易史研究、揭示了其發展階段及其特點（中國農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業的經濟結構（蘇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以及偽劣茶對近代中國制茶業的負面影響（中國農史1997年第3期），他還從中外對比角度對19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中印制茶業進行了比較研究（中國農史1999年第1期），對近代中國茶葉生產中的高利貸金融資本（中國農史2001年第3期）、茶農經營狀況等（中國農史2003年第1期）進行了分析。唐文起則細致分析了我國近代茶葉交易中的初級市場（江海學刊1994年第5期），劉淼探討了民國時期祁門紅茶的產銷統制問題，涉及到這一時期鄉村制茶業中的政府行為（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鶴探討了晚清臺灣鄉村制茶業（臺灣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學軍討論了民國時期湖南安化制茶業走向衰落的具體原因（益陽師專學報2002年第5期）。賀琤則通過對1886－1896年間中國紅茶出口的考察，探討了中國近代茶業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論壇2003年第1期），林齊模以華茶對英出口為中心，具體考證了近代中國茶葉國際貿易的衰減（歷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鄉村手工業行業也略有探討，如林仁川對民國時期福建紙的生產與運銷進行了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鳳簡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苧麻業（中國農史1989年第4期）。魏婭婭從出口貿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國榨油業對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國傳統釀酒業的發展，填補了該行業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莊慧娟肯定了傳教士在近代山東花邊、發網業興起中的歷史作用（煙臺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梁勇對近代四川桐油外銷與市場整合問題進行了討論（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

有關農村集市、貿易等方面的論文對近代鄉村手工業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紹。

與此同時，國際漢學界成為中國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經濟系趙岡研究了鴉片戰爭后進口棉貨與手工紡織業的關系，他與陳鐘毅合著的《中國棉業史》（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印行）對中國近代手工紡織業的生產制度、技術條件以及其他有關因素進行了探討，此外，他在《現代紡織工業的成長及其與手工業的競爭》（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5年）、AlbertFeuerwerker（費維愷）在《1870～1949年的中國經濟》（密執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國手工棉紡織業與機器紡織業》（經濟史雜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機器紡織業與手工紡織業的關系。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馬若孟關于中國近代農民經濟的研究中，對農村手工業多有涉及，他還發表一些專題性的論文，如《手工棉紡織業和近代中國棉紡織工業的發展》（經濟史評論1965年第3期），從中、日比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紡織業在兩國工業化進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國聯合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容國石探討了中國手工紡紗的衰落與演變（美國《清史問題》1974年第2期）。此外，美國學者李明珠的《中國近代蠶絲業及外銷（1842～1937）》（中譯本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將鄉村蠶絲業置于近代中國對外貿易的大背景下，探討了江南及其他地區蠶絲業的發展及其在農民家庭經濟中的作用。黃宗智探討了華北及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鄉村工業，他的學生、現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葉漢明分析了山東濰縣近百年農村社會經濟的演變，濰縣鄉村手工業是其探討的重點之一。日本學者森時彥新近推出了《中國近代棉業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1年），“著眼于中國傳統棉紡織業與來自西歐的近代棉紡織工業相碰撞而發生變化的過程”。

從總體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國近代鄉村手工業史研究，在中外學術界的共同努力下，無論是整體性的概論，行業性的專論，還是區域性的分論，都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為以后該領域的深入研究積累了良好條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及其薄弱環節仍然很多，需要我們在總結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重視已經形成共識的觀點，正視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點上將近代鄉村手工業史的研究推向深入。二現有研究中的主要觀點及分歧

綜觀現有研究，學術界關注的主要問題及其在這些問題上存在的分歧，可以歸納如下：

第一，關于傳統手工業與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關系，長期以來，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傳統手工業和資本主義現代工業之間有著內在的、前后相承的關系，這等于說中國既有的手工業存在著向資本主義現代工業發展的歷史趨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國近代工業和舊式手工業的關系》一文中提出：“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社會經濟和手工業生產所達到的水平，是中國近代機器工業由以產生的出發點和內在根據。離開了這個出發點和內在根據，近代機器工業的出現就會成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吳承明在20世紀80年代進一步呼應了這個觀點，他從勞動力、資本市場等方面闡明手工業為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準備了社會條件，指出：“在中國，也有些同志認為，明清以來的資本主義萌芽，由于帝國主義的入侵，中斷了。鴉片戰爭后近代工業的建立是另起爐灶，與原來的資本主義萌芽并無繼承和發展關系。這可稱為‘中斷論’。”（2）（P128）那種認為我國資本主義是鴉片戰爭后從外國移植來的，“更站不住腳，這種理論是否定工場手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只把使用機器和機械動力的近代工業算作是資本主義。”（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洋務運動時期出現的資本主義大機器工業，“不但不是在資本主義萌芽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而來，而且恰恰是隨著手工業的破產，在這種資本主義萌芽被破壞的情形下，由于外國機器工業的刺激，一部分從封建勢力控制下的官辦軍事工業逐步演變而來，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之下而逐漸發展起來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針對這一觀點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鴉片戰爭前中國封建社會原有的手工業并沒有中斷，絕大部分在鴉片戰爭后繼續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場發展、也沒有向大機器工業轉化，“中國原有的手工業以至整個經濟，還遠沒有為資本主義機器工業的產生，準備必要的條件。中國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的出現，是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條件下產生的”，大機器工業與手工業之間形成一種相互依賴、榮損與共的關系，但是，“中國大機器工業和手工業的''''長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廠和手工業在機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國工廠和手工業同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在外國資本的強大勢力面前，有著共同的命運。這種‘長期共存''''，不是發展中的共存，而是兩者都得不到發展的并存。”（5）

筆者認為，在傳統手工業與中國近代資本主義關系問題上產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亂，也有理論與史實上的脫節。從概念出發，機器工業不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手工業中也存在著“資本主義”，這里的資本主義只不過是一種生產關系，嚴格意義上說就是一種雇傭關系，既然鴉片戰爭前的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內部已經存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鴉片戰爭后也沒有中斷，那么就沒有理由將近代資本主義限制在民族機器工業這種生產力層次上。這樣，在分析傳統手工業與民族機器工業產生的關系時，就不必上升到它與中國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產生之間的關系了。從理論上說，資本主義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完全有可能產生機器工業，但在事實上，中國近代民族機器工業的出現是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過引進機器技術創辦起來的，與原有資本主義萌芽似乎沒有什么關系，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過，民族機器工業與手工業的長期共存是事實，兩者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學術界存在著兩種明顯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充分肯定民族機器工業與近代手工業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肯定手工業從附屬于傳統農業經濟到附屬于大機器工業的進步作用。吳承明認為，“大體在1920年以前，手工業與近代化工業并行發展的，現代工業發展較快的時候也是手工業尤其是工場手工業發展最快的時候，乃至在同一行業中也是這樣，兩者間的互補作用超過兩者間的對抗。”（6）樊百川認為近代手工業與大機器工業之間是一種依附關系，認為：“一方面，大機器工業和工場手工業通過加工訂貨，收購和賒銷，統率著廣大的小手工業和家庭手工業，另一方面，所有各種手工業，從工場手工業到農民家庭手工業，又都依附于大機器工業，甚至成為大機器工業的廠外附屬部分。中國手工業，從這時開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資本主義之外而獨立發展了，它已經逐步納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范圍和軌道。”（4）彭澤益也指出，鴉片戰爭后的手工業，“隨著整個社會經濟的改組，這種個體經濟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為資本主義服務，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附屬和必要的補充形式。”（7）黃逸平也肯定了這種補充意義，“這種補充，不僅在于大量手工業產品滿足了市場的需要，彌補了大工業產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廠產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協作者。”（8）（P245）史建云著重從農村市場的視角分析了鄉村手工業與近代機器工業的發展，認為農村手工業使用近代工業生產的原料或工具，農村手工業提高了農民的購買力，同時大多數農村手工業不存在與機器工業的競爭關系，因此，“在近代中國，農村手工業商品生產，在市場問題上，對民族工業的發展既有促進的一面，也有與之競爭、對抗的一面，促進作用是主要的，而競爭、對抗則是將要的。”（9）戴鞍鋼還以棉紡織業為中心對兩者間的關系進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蘊藏的大量經濟史資料，分析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特色，認為：“在近代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資本主義工業的發生發展有其歷史的獨特性，它并不意味著以往很多人所認為的個體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沒落和破產’，而是通過后者生產結構的內部改組，逐漸與近代工業形成一個互補互動的經濟關系。”（10）彭南生更具體地揭示了手工業與民族機器工業之間多層次的互補關系，包括結構性互補、市場關聯性互補、市場水平性互補以及勞動技術性互補。（11）林剛以大生紗廠與南通農村家庭紡織業的實例，指出“中國近代棉紡織工業的產生……是在農民家庭手工業的發展中建立起大工業的產品市場，農民家庭手工業也同時得到改進與更新”（12）（P54）。馬俊亞通過對江南農村手工業的研究，得出結論認為：“盡管在許多方面，手工業對現代工業有抵觸的一面，現代工業對手工業有擠壓的一面，但不管怎樣，現代工業的發展不是完全悖離中國手工業的基礎，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這種得天獨厚的資源。”（13）（P197）但是，另一種觀點不同意將兩者間的互動作用估計得過高，相反，認為兩者之間是一種你死我活的惡性競爭關系，或提出民族機器工業的產生和發展是建立在農民家庭手工業被破壞的基礎上的，或主張農民家庭手工業的存在構成了機器工業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國外有學者認為，手織業使用了改良的手織機，增強了同近代工業的競爭能力，反而阻礙了近代工業的發展（14）（P179－186）。馬若孟也認為清末手工棉紡織業的調整擋住了近代中國棉紡織工業的發展（15）（P295－308）。黃宗智也持大體相同的觀點，農民家庭手工業不過是家庭式農場的經濟支柱，“這種商品化了的手工業，與其說是象有的人說的那樣成為過渡到資本主義工業的跳板，不如說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因為“舊式家庭農場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業生產，使它成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這個過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業的資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撐近代工業的市場。”（16）（P203）

第二，關于外國資本主義與中國手工業的關系，學術界普遍認為，鴉片戰爭前中國手工業經濟內部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戰后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對手工業經濟造成了復雜的影響，在洋貨的打擊下，農村手工業一敗涂地，此為“壓迫論”或“破壞論”。陳詩啟針對此前學者一般側重于外國資本主義機制棉紡織品對中國手工棉紡織業的破壞面，認為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農村棉紡織業的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面“破壞了中國頗大地區的農村手工棉紡織業”，自給生產的特點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進了農村手工棉紡織業資本主義生產因素的成長”，尤其是“資本主義家庭工業”在農村中成長起來了，這甚至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則站在近代中國百年歷史的長時段對鴉片戰爭后中國手工業的遭遇和命運進行了全面的探討，認為鴉片戰爭前的中國原有手工業中已經存在著的資本主義萌芽，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截斷了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正常道路”，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強大勢力面前，中國固有的手工業大量破產，“手工業的破產，摧毀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所依以生長的基礎，從而也剝奪了中國在正常情況下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所謂“正常道路”，當然是指從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場再到大機器工業這樣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另一部分手工業在外國資本和買辦商人資本的控制下，變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業從而依附外國資本主義的命運”，這類依附型的手工業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的工場手工業和近代家庭勞動，一小部分過渡到機器工業，“這在中國手工業的發展史上，無疑地應該說是一種很大的進步。”（4）徐新吾認為傳統“破壞論”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織業為例指出：“帝國主義的機制布是破壞農民手織業的更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學者認為，簡單地將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傳統手工業的影響兩分為“破壞”或“發展”均有失偏頗，他們認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從充當手工業與農業分離的不自覺的工具，變為阻礙中國工業向資本主義工業轉化的勢力”，“外國資本家利用中國的特殊國情，阻礙手工業向機器工業過渡。”（19）戴逸認為，“外國的侵略可以改變中國經濟發展進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斬斷這個進程。”（1）新近張思撰文指出，“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農村手工紡織業既經歷了一段衰落破產的悲慘遭遇，又迎來重獲新生的復興機遇”，強調“應辯證地看到與遭遇同在的機遇及其歷史意義，還應對傳統農村經濟在機遇面前的對應和表現給予關注”（20）。國外學者則普遍認為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農村手工業的影響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農村地區，對廣大內地農村的傳統手工業影響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維持下來。美國學者費維愷認為：“整個手工業在1870～1911年間并沒有受到嚴重破壞”，并稱以往中國學者的觀點是“最粗淺的公式化的指責”（21）（P338－378），過分夸大了外國資本主義的負面影響。趙岡也以手工棉織業為例，論證了傳統的“破壞論”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理論”，“手工織布業迅速發展的有案可查的階段是發生在現代棉織品進口與國內生產都有重大增長的期間”（22）（P174），這即是說，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傳統手織業即便沒有促進作用，至少也沒有太大的破壞性。

第三，近代鄉村手工業與農家“耕織結合”模式的分解。棉紡織手工業不僅是中國近代規模最大的手工行業，而且也是作為農業與小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象征的“耕織結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紡織手工業成為學術界討論最多、爭論最為激烈的一個問題，也是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研究中的一個亮點。傳統的主流觀點認為由于洋紗洋布大量傾銷，近代中國棉紡織手工業的總趨勢是逐漸衰落，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經濟模式不斷走向解體。近年來，學者們對傳統觀點提出了不同認識。徐新吾首先糾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錯覺，如過去一般認為洋紗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區開始，然后逐步深入內地的，然而“事實是洋紗的入侵先從非植棉地區（主要是閩廣）開始”的，又如過去一般認為，洋紗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國范圍內由土經土緯過渡到洋經土緯，再過渡到洋經洋緯，徐新吾認為“如果籠統地從總的發展進程來看，也不妨可以這樣說，而具體考察則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發展中存在著差異，“這種發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陳惠雄對近代中國自然經濟解體論中的單線史觀進行了挑戰，“提出了家庭棉紡織業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經濟近代化、商品化進步的歷史解說”，他在概述大量史實的基礎上，“認為中國傳統絲織業在資本主義外力沖擊下只呈單線性萎縮、并沒有多元發展進步的觀點是不符合實際的。”（24）同樣對這種單線史觀提出挑戰的還有謝放，他在《近代四川農村“耕織結合”的分離過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認為：“洋紗傾銷的主要作用不過是改變了''''耕織結合‘的形式，即由原來的自紡自織改為買紗自織。在廣大農村地區，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仍然結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帶來了不利于其進一步分離的消極影響”，在與外國資本的不等價交換中，“''''耕織結合’的分離過程亦由此處于極不穩定的狀態，時而分離，時而結合”，因此不能對近代中國自然經濟解體的程度估計過高（25）。李金錚通過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定縣的家庭手工棉紡織業的實證分析，認為農村耕織結合的解體“并非來自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內動力作用，而是來自外來侵略勢力的影響，是一種歷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學者不同意上述觀點，認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農村自然經濟結構并未真正分解，如劉燦河在分析近代中國自然經濟解體時，以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山東手工棉紡織業、包括當時頗為名氣的濰縣織布業為例，指出“這些當然是絕對意義上的自然經濟，絲毫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氣味”，“不可能是資本主義性質的”，進而得出結論認為鄉村手工織布業的發展“正是反映了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結構的堅固性特點。說它''''解體''''了，那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沒有解體，而且還有所強化。”（26）

第四，關于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的發展前途。鴉片戰爭后，在外國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的雙重沖擊下，近代手工業興衰起伏、歷經曲折，但畢竟在社會經濟生活中長期存在下來了，某些行業、某些地區的手工業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這一歷史現象。陳慶德認為近代手工業發展的內在基礎是農民經濟的貧困化，“中國近代手工業的這一特殊發展過程，完全是在社會經濟貧困化的強大推動下形成的”，也正因為如此，鴉片戰爭后“無論是傳統手工業，還是新興手工業，都未曾改造舊有的基礎。因此無論這種生產組織形式與資本主義剝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資本主義生產結構本身仍有本質的區別”，“與其說中國近代工場手工業是一種資本組織的生產單位，不如說它更靠近前資本主義的小商品生產基礎。整個手工業總體發展趨勢中這種個體性質的保持，使其向資本主義工業化的轉變，尚有相當大的差距”，“它總是不能向前更進一步轉化為機器生產”，并斷言“在資本主義生產基礎已完全建立起來的近代的世界性歷史聯系中，以手工業為主體的社會經濟發展，與其說是向著近代化轉變的自然累積過程，不如說是近代化歷史轉變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數學者仍肯定近代手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即使是個體手工業，其性質也發生了變化，“一般地講，在鴉片戰爭前的封建社會，它為封建主義服務，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條件下，隨著整個社會經濟的改組，這種個體性質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為資本主義服務，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附屬和必要的補充形式。”（7）張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農村傳統農家手工業，認為近代農村地方工業顯示了中國農村擺脫貧困，擺脫傳統小生產，走向現代化的歷史方向。作者在該文中力圖穿透歷史時段的限制、找尋歷史的啟示，提出90年代東南沿海的鄉鎮企業“乃是前近代農村家庭手工業的邏輯延伸，它們在存在和發展的動因、基本條件以及親緣關系上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和內在的邏輯聯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農村的地方工業毫無疑問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發展的農村鄉鎮工業的先聲。”（28）作者的這種研究取向對探討中國式的鄉村工業化道路具有重要意義。彭南生近年來發表多篇論文明確肯定近代鄉村手工業在清末民初以來的發展，并將若干地區、若干行業中以技術進步為依靠、以區域外市場為依托的鄉村手工業的發展稱之為“半工業化”，半工業化存在著向工業化發展的趨勢，盡管由于外力的影響，未能最終完成向工業化的轉化，但這種與技術改造為主的漸進性工業化模式與引進機器技術為主的突發型工業化模式一道構成中國近代的二元工業化道路。

第五，關于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衰落的認識。如何看待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響下出現的鄉村手工業經濟狀況的變化，學術界主要存在著兩種對立觀點。王方中列舉大量史實，說明從1930年至抗日戰爭前夕，中國手工棉織業明顯衰落了，但是，“手織業的衰落主要不是內部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是外力強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獻為基本史料，對棉紡織手工業的衰落原因進行了補充分析，認為“既是資本主義商品傾銷所引起，也是中國社會內部新陳代謝的結果。”盡管棉紡織手工業很早就開始衰落，但“又為什么延續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來呢？”夏林根認為棉紡織手工業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農民生活的貧困和小農經濟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來也有學者不同意將近代手工業的命運看得過于悲觀，史建云認為20世紀30年代農村手工業的衰落只是暫時現象，“并不意味著農村手工業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無論是農村手工業自身的生產力和社會分工水平，近代工業的發展程度，還是整體的社會經濟環境，都不足以使農村手工業全面衰亡，30年代農村手工業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31）林剛以1927～1937年間中國手工棉紡織業為例，對中國傳統手工業中分布最廣、影響最大的門類進行了定量的實證研究，澄清了學術界一些固有的認識，作者估計直至抗戰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國棉紡織品中（包括布匹、針織品和其他棉織品），機紗約占77～79％，土紗約占21～23％，棉布中的手織布約占71％，機制布約占29％。這說明手工業尚未到“垂死的邊緣”（32），這種量化分析更具說服力。其實，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邊緣”等描述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的命運，是否貼切，在語義學上似可進一步斟酌＊。但如果是從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角度看，用上述詞語對近代鄉村手工業命運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當。因為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程度遠遠未到鄉村手工業退出其歷史舞臺的時候，持“衰落論”的學者也不能不承認，它不是內部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筆者認為更為科學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響、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及隨后相繼發生的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等日本侵華戰爭的打擊下，中國近代鄉村手工業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嚴重困難時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業仍可恢復其原有的活力，并會向前繼續發展，直至這種增長方式完全退出歷史舞臺為止。

三幾點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國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研究，無論是論著數量，還是學術質量，都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但問題也不少，表現在宏觀研究不足，分歧較大；區域與行業研究上，存在著很多薄弱環節。今后該領域的研究應在現有基礎上，針對上述不足與薄弱環節，進一步拓寬視野，更新方法，加強實證分析，推動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邁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強定量研究。數字是經濟史科學性的最好體現。然而，從總體上看，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的研究存在著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吳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輩學者雖在這方面作了有益的嘗試，但離全面弄清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的狀況及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尚有距離。這雖然與近代統計落后、數字缺乏有關，但也與研究隊伍自身素質有關。我國現有經濟史研究隊伍分屬于歷史學科和經濟學科兩大類，前者占主導地位，普遍存在著經濟學修養不足、數學訓練缺失的問題，使得他們大多長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這種狀況，一方面亟需經濟史學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從長遠著眼，加強經濟學、數學修養，借鑒現代計算工具，強化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將整體研究與區域研究、行業研究結合起來。所謂整體研究，是指站在宏觀角度，將近代鄉村手工業史進行區域性、行業性的整合，作為一個經濟整體，探討它的長期存在狀況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國早期工業化進程中的地位、全面評價它在近代農村社會經濟中的作用，等等。所謂區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觀或微觀的角度，對一村、一鄉、一縣或更大的區域如華北、長江中下游等地鄉村手工業進行更加深入的探討，尤其應加強對若干近代手工業發展較好的農村地區如河北高陽、寶坻、定縣等織布區、山東濰縣織布區、江蘇通海織布區、山東平湖針織業區、環太湖蠶絲業區、華南繅絲業區等的研究，準確把握不同區域的鄉村手工業經濟的特點。所謂行業研究，是指對若干重要的鄉村手工業行業如棉紡織業、蠶絲業、制茶業、榨油業、造紙業、制糖業、編織業、針織業、陶瓷業等，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業行業間的差異及其在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上的地位。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的整體研究比較落后，區域與行業研究中又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性，在區域研究中，現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華北鄉村手工業經濟史，其他地區研究較為薄弱，有些地區如西北、東北等區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業研究中，鄉村紡織業、蠶絲業、制茶業的研究較多，其他手工業行業如榨油業、制糖業等行業研究不足。這種研究狀況與中國近代鄉村手工業的廣泛性及復雜性不相適應。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們將整體研究與區域研究、行業研究結合起來，整體研究只有建立在區域研究、行業研究的基礎上，才能把握地區、行業間的差異性與不平衡性，區域研究、行業研究只有上升到整體研究，才能克服微觀研究中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缺憾，否則，研究結論就會走向片面，給人造成錯覺和誤解。

第三，更為客觀與理性。求真求實不僅是史學精神，也應是史家品格，對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觀與理性應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觀與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論、經濟模型代替實證研究，又要盡可能防止研究主體受到情感影響，既要超脫于時代，又要避免過多的主觀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觀與理性的基礎上，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史才是真實的歷史，只有真實的歷史，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才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觀與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對近代手工業與外國資本主義關系解釋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評價外國資本主義的尺度。拿捏分寸的準確與否，不僅與研究主體的民族情感息息相關，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一方面，對百余年來深受外國欺凌的中華民族來講，憎惡外國資本主義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國后的相當一個時期內，西方國家封鎖、扼殺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殘酷現實，更加深了我國學者對歷史上的外國資本主義的全面否定，這種現實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覺不自覺地傾注到歷史研究之中。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西方關系改善，人們開始正視并理性評判外資的作用，學術界又出現了肯定外國資本主義的觀點。因此，建國以來史學界在評價外國資本主義與中國手工業的關系時先后出現“破壞論”與“發展論”的觀點，此乃隨時代變化而變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歷史研究畢竟應該建立在理性與客觀基礎上，任何過度否定或過度肯定的解釋，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場上，揭露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近代經濟的侵略似乎天經地義，無論怎樣強調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社會經濟的破壞作用，也似乎并不過分。但是問題在于，如果中國原有的資本主義萌芽被破壞殆盡，被中斷了，這豈不是說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是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下產生的，這似乎又有“外鑠論”之嫌，雖然強調了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手工業的破壞之罪，卻又不自覺地肯定了它對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學者提出外國資本主義雖然破壞了中國手工業，但并不嚴重，除棉紡業等少數行業外，大多數手工業行業存在下來了，近年來，更有學者在肯定外國資本主義對促進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模式分解的不自覺的工具時，強調了它在手工業向機器工業轉化中的阻礙作用。摒棄這種偏執一端的觀點，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過于強調外國資本主義對近代手工業的負面影響，也不要因當代吸引外資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歷史上的正面作用。

從理論或所謂規范認識出發，也會造成研究中無謂的分歧。如在對“耕織結合”與自然經濟解體問題評價上，為什么面對同樣的情形，會形成完全相反的觀點呢？仔細揣摩既往的研究，筆者認為，學術界已經將“耕織結合”的經濟性質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謂的規范理論：即“耕織結合”模式是自然經濟的象征，它的分解標志著自然經濟的解體，在這里，“耕織結合”已經概念化為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的典型。其實，這種規范認識存在著缺陷：首先，“耕織結合”作為農家的一種經營模式，并不是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全部，手工棉紡織業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農村手工業行業，棉紡織業衰落了，還會有其他鄉村手工業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礎上形成與農業的新結合。因為，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是近代中國小塊土地經營制度所決定的，只要耕地不足，農戶就不得不進行多種經營，將農業、手工業、家畜飼養業等結合在一起，以維持家庭的延續。其次，“耕織結合”的經營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經濟，隨著社會經濟大環境的變化、市場化程度的加深、農業與手工業結合的內容、方式的不同，農業與手工業經營方式的變化，名稱上雖然還是“耕織結合”，但其經濟意義已悄然發生了改變，它可能是商品經濟，也可能是資本主義，關鍵取決于農家與市場聯系的程度及其經營方式的變化。可見，“耕織結合”不僅具有較大的彈性，可以容納不同類別的手工業，而且具有不同的經濟意義。因此，不加區分地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的農家織布業看作是“絕對意義上的自然經濟”，其實只是看到了鄉村手工織布業與農業相結合的表面現象，而沒有對該業的具體形態作更精細的分析。在這里，“耕織結合”雖然沒有解體，但統統斥之為自然經濟，顯然是忽視了近代農民家庭手工業在生產技術、經營形式、與市場的聯系等方面的變化，及其手工業在農家經濟結構中的地位與作用。因此，對近代農家耕織結合模式尚須作更深入、更細化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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