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爾多斯地區近代移民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鄂爾多斯地區近代移民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英文標題】OntheImmigrationtoOrdosinMordernTimesWangWeidongInstituteofChineseHistoricalGeograpuy,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標題注釋】鄂爾多斯高原習慣上指內蒙古高原陰山以南的部分，但因研究者的目的不同，故所理解的鄂爾多斯高原的范圍也就不同，本文所論述的鄂爾多斯高原的范圍南以長城，東、西、北三面均以黃河為限。主要包括今天內蒙古自治區的伊克昭盟、陜西府谷、神木、榆林、橫山、定邊、靖邊六縣長城以北的部分及寧夏之陶樂縣。清代的鄂爾多斯部蒙古還包括今黃河以北烏加河以南的后套一帶，二者的范圍稍有不同，由于后套地區的移民受地理環境影響，自成一獨特的移民社會，筆者準備另作專篇論述，因而后套地區不在本討論的范圍之內。本文所說的近代是指清代及民國時期。
【內容提要】清代以來，內地的人口不斷增長，人地矛盾日益突出，晉、陜地區的人口大量遷往鄂爾多斯地區，對該地區的經濟發展、人口分布、社會結構及民族關系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邊疆的鞏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英文摘要】ContradictionsbetweenpopulationandlandbecomeprominencebecauseoftheincreasingpopulationoftheinnerprovincesfromQingdynasty.AlargenumberofpeopleofShanxi（山西）andShanxi（陜西）provincesmovetoOrdoscausesthateconomicdevelopment,populations''''distribution,socialstructureandnationalrelationchangesharply,whichisbeneficialtoconsolidatingborderarea.
【關鍵詞】鄂爾多斯/移民/近代/社會變遷Ordos/Immigration/Moderntimes/Socialtransition
【正文】
鄂爾多斯高原是我國半干旱地區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處于農牧交錯帶上，在歷史上農業民族經常與游牧民族在這里展開爭奪，從秦漢至明代，呈現出農業與游牧景觀交替出現的現象。同時，該地區又是一個北方游牧民族之間爭奪的要地，不時為不同的游牧民族相繼占據，常常發生大規模的移民。然而自清朝統一中國，鄂爾多斯成為其組成部分，游牧的蒙古族在清朝的控制下幾乎停止了遷移，但內地遷往該地的移民卻一直沒有停止過，使得這一地區的人口數量與分布、民族構成、社會結構與民族關系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而系統而深入地研究這一課題對于我們認識自清代以來這一地區的社會變化有著重要的意義。
清代及民國時期遷入鄂爾多斯地區移民的人口多為漢族，對他們采用由內地州縣遙治的方式進行控制，所以鄂爾多斯當地極少有遷入漢人數量的記錄，而陜西、山西對此記錄也多含混不清，尤其是因遙治而導致的行政區劃的混亂，更增加了對移民數量研究的難度。以往的研究一般只注重土地的開墾，尤其是清末和民國時期的土地開墾（注：關于土地開墾研究較的主要有安齋庫治《清末綏遠的開墾》（載《滿鐵調查月報》第18卷12號及19卷1、2、12號）、寶玉《清末綏遠墾務》（載《內蒙古史志資料選編》第一輯）、梁冰《伊克昭盟的歷代開墾和近現代社會形態的變化》（載《鄂爾多斯史志文稿》第四輯）及祁美琴《伊克昭盟的蒙地放墾》等文，但這些文章主要討論清末及民國的墾務和土地關系，對移民問題僅稍有提及。），由于存在著春去秋回的雁行人，土地開墾的進度并不能表示移民遷入的進程。
一同治朝之前的移民
元朝滅亡后，鄂爾多斯部蒙古系成吉思汗嫡系后裔達延汗的子孫，一向以尚武著稱，保持著強盛的武力，成為明朝無法平息的邊患。以后滿州女真族崛起，也為征服鄂爾多斯部也頗費了一番功夫，清王朝一直對鄂爾多斯部保持著戒心。明末，與鄂爾多斯部相鄰的陜北一帶，土地貧瘠，荒旱頻仍，百姓因生活極端困苦，屢樹義旗，李自成、張獻忠就出身于此。明亡之后，駐于此地的軍隊雖然投降了清朝，但仍然保持著強烈的反清色彩。順治五年（1648年），延安參將王永強、榆林將領劉登響應大同總兵姜瓖反清，定邊、神木、花馬池的綠營兵也聞風聲援（注：《清史稿》，卷4《世祖本紀》。）；康熙十四年（1675年），定邊、延安、神木、花馬池、綏德、慶陽一帶的綠營兵為響應吳三桂北上又暴發了反清兵變。對清政府來說，陜北一帶是一極其危險的地帶，因此，清朝初年，為禁止蒙漢往來，對鄂爾多斯地區實行嚴格的封鎖政策，在其南部沿長城邊外劃一條南北寬五十里的禁地，不允許漢人進入墾種，也不許蒙古人進入游牧，稱為“黑界地”。
陜、晉北部與鄂爾多斯毗鄰地區，經過明末清初的長期戰爭，人口急劇減少，土地大量拋荒。清初，陜晉北部與全國其他地區一樣致力于招徠流移，墾辟荒地，但清廷對蒙古私自招墾處罰較為嚴厲，所以很少有人遷入到鄂爾多斯地區。
鄂爾多斯地區的開墾是隨著清廷對鄂爾多斯部蒙古王公的防范心理逐步解除而開始的。自鄂爾多斯部歸順清朝后，在征服中原及平定陜晉北部叛亂的過程中，諸王公能夠積極配合清軍作戰，并立下了汗馬功勞。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鄂爾多斯貝勒達爾請求進入黑界地游牧，得到允準（注：張鵬一：《河套圖志》，卷4《屯墾》。）。康熙三十六年，見勒阿松拉布奏請：“乞發邊內漢人，與蒙古人一同耕種黑界地。”清廷俱如所請，令貝勒阿松拉布及地方官“各自約束其人，勿致爭斗，……日后倘有爭斗，蒙古欺凌漢人之事，即令停止”（注：《清圣祖實錄》，卷181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乙亥。）。此為清代內地人民進入鄂爾多斯地區之始，但政府規定不準在蒙古地區定居，春去秋歸（后改為冬歸），號為“雁行人”。這些進入鄂爾多斯地區的陜晉之人只能算是流動人口，尚不能稱為移民。
“黑界地”開墾之始，出邊墾種的并不多，貝勒松阿拉布“乞發邊內漢人”及清廷禁止“蒙古欺凌漢人之事”的發生都出于這種情況考慮的。隨著內地人口的增加，尤其是發生災荒的年份，內地沿邊之民便出邊就食，“至康熙末年，山、陜北部貧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人租地耕種，而甘肅邊民亦逐漸開殖，于是，伊盟七旗境內，凡近黃河處長城處，均有漢人足跡”。（注：潘復：《調查河套報告書》，（北京）京華書局，1923年，頁219頁。）由于出邊墾種的人增多，以致康熙五十八年，鄂爾多斯貝勒達西拉布坦因“游牧狹窄”，奏請驅逐邊外民人（注：民國《續修陜西通志稿》，卷5《疆城》。），清廷命侍郎拉渾“以三十里定界，界內之地準民人耕種，每牛一犋，準蒙古收取租糜子五斗”（注：張鵬一：《河套圖志》，卷4《屯墾》。）。雍正八年（1730年），“仍以五十里定界，命附近地方官折征糧草，十年，鄂爾多斯荒歉，復準蒙古情愿招民人越界耕種收租取利者，聽其自便。從此，內地民人以口外種地為恒產，蒙古亦資地租為養贍。”（注：潘復：《調查河套報告書》，頁219。）
至乾隆時期，出口墾種的人更多，清廷為加強管理，于乾隆八年（1743年）設榆林神木理事同知，“駐札縣治，專管蒙古鄂爾多斯六旗伙盤租種事務，詞訟有牽涉蒙古者悉由該廳審理，其近邊各縣蒙民交涉命盜案件，先由各縣錄供詳報，于奉批后申請該廳會同審擬解勘，他如監放兵糧、協捕賊盜，亦有分責”（注：清·盧坤：《秦疆治略》“榆林神木理事廳”條。）。當時，出口墾種的漢人編籍仍隸內地鄰近州縣，不準在蒙古入籍定居。可見出口墾種仍被清視為一時的權宜之計。
康雍乾三朝，社會日趨穩定，內地人口不斷增長，移民出口的浪潮已成不可遏抑之勢。盧坤說：“蒙民賦性較貪，最愛眼前些小便宜，遇有為難之事，漢民止須送給煙茶布區，以厭其欲，其事即寢。又漢民生長邊區，熟悉口外情形，善于趨避，蒙民不辨利害，輕聽妄為。”（注：張鵬一：《河套圖志》，卷4《屯墾》。）內地民人在口外定居雖為清廷所禁止，但漢民只須送禮通融一下便可達到目的，這樣越來越多的雁行人由流動人口變為真正的移民。另外，晉、陜北部還有一部分貧苦農民為生活所迫，到鄂爾多斯地區“與蒙古畜養牲畜”（注：《秦疆治略》“神木縣”條。），畜養牲畜不象農業那么具有強烈的季節性，需要長期居住下來，但久而久之，也成為真正的移民。
晉陜北部地處黃土高原，經過長期的開墾，水土流失嚴重，環境日趨惡化。如神木縣：“邑處極邊，多沙岡石磧，幅員雖廣，而可耕之地計以頃畝，誠不及沃野之十之二三耳”（注：道光《神木縣志》，卷4《建置·里甲》。）；懷遠縣：“僻處邊陲，鄰于蒙古，建縣年淺，百十年來，地有開墾而糧無加增，境內無地可耕者皆租蒙古地畝”（注：《秦疆治略》“懷遠縣”條。）。隨著口外土地的開墾，這些地區的人口也獲得了充分的發展空間，因而陜西北部州縣的人口在清代中期隨著鄂爾多斯地區的開墾而大量增加。
表1乾隆至道光朝榆林府沿邊州縣人口數量及年均增長率
年代榆林縣神木縣懷遠縣府谷縣口數增長率‰口數增長率‰口數增長率‰口數增長率‰乾隆四十年85679756918364071283嘉慶十年965124.010927712.3922123.3854146.0道光三年1012832.71099080.3976533.214003627.8道光十九年1031401.11137172.189031-5.820435723.9 資料來源：道光《榆林府志》卷22《食志·戶口》，這些人口數據包含口外近邊遙治的人口。
據表1，從乾隆四十年至嘉慶十年（1805年）的三十年間，榆林、神木、懷遠、府谷四縣的人口都有一個較為合理的年平均增長率，其中神木縣人口增長率最高，達12.3‰，懷遠縣最低，為3.3‰，而與神木縣相鄰但并不沿邊的葭縣在此期間只有1.6‰的年增長率（注：道光《榆林府志》，卷22《食志·戶口》。）。沿邊州縣之人或遷居口外、或作為雁行人租種蒙古田畝，因而可以獲得較多的生活資料，為其人口自身的再生產提供了較為優越的條件，而那些沒有充分發展空間的州縣的人口增長受到了限制。
嘉慶十年至道三年（1823年），道光三年至十九年兩個時段，榆林、神木及懷遠三縣都呈現出人口增長率下降的趨勢，從道光三年至十九，懷遠縣甚至出現了年均－5.8‰的負增長，而嘉慶十年至道光十九間的兩個時段府谷縣都保持了20‰以上的年增長率。
查嘉慶、道光年間，陜北一帶并無大的自然災害發生，這說明到道光年，連同長城邊外允許開墾的黑界地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開墾。道光年間，越界墾種事件接連不斷地發生，以致道光十七年，清廷只得下令重壘界石，招內地民人移墾（注：民國《橫山縣志》，卷2《紀事》。）。事實上，道光年間界石以內早已是村落相望、雞犬相聞的農業景觀。至道光十九年，長城邊外的村莊，神木縣587個，府谷縣441個，懷遠縣479個，共1507個，而同時這三縣邊內的村莊也只有1926個，二者相差無多（注：道光《榆林府志》，卷22《食志·戶口》。）。
從人口的年增長率來看，從乾隆至道光年間，榆林府人口的增長也呈下降態勢，其實該地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并沒有下降，在沒有天災人禍的情況下，仍應保持5‰左右的增長率，筆者推測陜北沿邊這些州縣的一部分人遷移到鄂爾多斯中部甚至更遠的地區去了。法國旅行家古伯察在鄂爾多斯地區的旅行見聞證實了這一推測。道光二十四年，在鄂爾多斯中部——從熱河到西藏的途中——發現了許多漢人開鑿的窯洞，但沒有人居住，據當地的蒙古人講，二十多年前，也就是嘉慶道光之間，內地漢人來此開墾，過了一段時間，由于他們隨心所欲地擴大耕地，抗租并盜竊蒙古人的牛羊而被趕走（注：［法］古伯察著，耿昇譯《韃靼西藏旅行記》（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年），頁221。）。不消說，這種情況在鄂爾多斯中部的其他地方也同樣存在著。
府谷縣從嘉慶十年到道光十九年的年均增長率為26.0‰，顯然這不是該縣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查道光《榆林府志》，在此期間府谷縣的政區并未發生變化，其人口的高增長率顯然不是由政區變化而引起的。與府谷縣一河之隔的山西保德，土地貧瘠，清初即已形成了傭佃陜西的習俗，康熙《保德州志》卷三《風土篇》說，河曲“民貧鮮生理，耕種而外，或佃傭陜西，貿易鄰境”。隨著口外的開墾，由府谷縣遷居口外是其最便捷的之途，而這些遷移至府谷縣口外的保德人也就歸府谷縣管轄，這就不難解釋在嘉慶至道光時期府谷縣保持如此高的人口增長率。
1953年府谷縣的人口數為112162（注：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編《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88》，頁228。），而道光十九年府谷縣的人口數為204357，幾為1953年的兩倍。這主要是由于，一道光時期，歸府谷縣管轄口外村莊很多，其范圍深入準格爾旗內部較遠，經過1949-51年的邊界調整，相當一部分村莊劃歸了準格爾旗管轄；二自同治朝起，陜北地區屢遭戰爭及自然災害的影響，人口損失嚴重，而恢復較慢。故1953年府谷縣的人口數量尚不及道光年間。在邊界調整時，劃歸神木、榆林、橫山和靖邊的土地和村莊的都遠較府谷縣為多，因此僅有府谷縣道光年間的人口數量超過了1953年。
口內移民進入鄂爾多斯北部、東北部地區的時間也比較早。雍正十年規定“蒙古情愿招民人越界耕種，收租取利者，聽其自便”，這些地區也開始有移民遷入墾種。乾隆年間河套東部一帶的黃河河道發生變遷，達拉特旗與土默特旗發生爭端，其時達拉特旗的沿黃河南岸一帶已經有移民遷入，土地得到了開墾。
隨著歸化城土默特地區的開發，該地聚集了大量的移民，管理機構也建立起來。雍正十二年，薩拉齊置協理筆貼式，乾隆四年置協理通判，二十五年改理事廳，兼轄鄂爾多斯左翼中旗、左翼后旗的蒙民交涉事務。乾隆元年，清水河置協理通判，二十五年改理事廳，兼轄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等蒙民交涉事務（注：《歸綏道志》，卷5《十二廳治考》。）。雍正十二年，托克托置協理筆貼式，乾隆元年置協理通判，二十五年升為理事廳，兼轄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等蒙漢交涉事務（注：《清史稿》，卷60《地理志》。）。這些廳初設時僅治理當地的蒙漢交涉事務，至乾隆二十五年開始兼理臨近鄂爾多斯地區的蒙漢交涉事務，也說明當時鄂爾多斯東部及東北部的移民開始增多并受到了政府的注意。
遷移到鄂爾多斯東北及北部地區的移民多為山西河曲、保德及偏關等地之人。河曲保德等地受地理條件的影響，保德“地偏僻且瘠薄，舟車不通，商賈罕至，民貧鮮生理，耕種而外，或佃傭陜西貿易鄰境，……農勤力作，而土不肥澤，遇豐年差足糊口，荒年冬儲蔓青，春以谷糠，采荼雜而食之，不致死，猶愈于明季食干泥者”（注：康熙《保德州志》，卷3《風土篇》。）；偏關縣“于西北地勢最高，苦寒特甚……晉北土質干燥，氣候較寒，山田高從，無川灌溉，所憑籍者雨澤耳，故晴雨稍有失時，偏成災歉”（注：明盧承業原編，清馬振文增修：《偏關志》，卷上《風土》。）。嚴酷的自然環境使得當地的農民在死亡線上掙扎，因而早在口外開放之前就有傭工于外、貿易鄰境的習俗，在邊外部分土地開放后，大批的農民涌向口外；由于黃河流經此地，順河而上，交通方便，因而來自這三縣的移民首先進入鄂爾多斯東北及北部地區，而后逐漸向中部推進。
鄂爾多斯西南部地區與甘肅相鄰，隨著黑界地的開放，一部分移民進入該地，清末放墾的五堆子地、月牙湖地等就是在這時開始發展起來的，其蒙漢交涉事務以及租銀、稅務均由寧夏部院及安邊同知兩方管轄。
除上述農業移民外還有一小部分商業及工礦業移民進入鄂爾多斯地區。在黑界開放之前，清廷只準鄂爾多斯蒙古在橫城一帶與內地貿易，極為不便。康熙三十六年，貝勒阿松拉布奏請于定邊、花馬池、平羅城三處，令諸蒙古就近貿易，得到允準（注：《清圣祖實錄》，卷181“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乙亥”。）。隨著開墾的擴大，移民的增多，一小部分商人逐漸進入鄂爾多斯地區，尤其是近邊漢族移民聚集的地區，如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的十里長灘，在咸同之際已發展成一個“商民云集”的較大市鎮（注：同治《河曲縣志》，卷3《疆域界·蒙古地界》。），靖邊縣口外的寧條梁也是一個較為重要的商業市鎮。近長城一帶，在有煤炭及鹽堿礦的地方，蒙古人將礦藏租給漢人開采，收取租金，因此也吸引了一批移民。商業及工礦業移民在數量上與農業移民雖不可同日而語，但這些移民對口外地的蒙漢人民的生活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同治以前遷入鄂爾多斯地區的移民，定居與流動人口混雜在一起，又歸與之相鄰近的陜西、山西及甘肅等省的州縣管轄，但同時也存在著完全脫離沿邊廳州縣管理的移民，加之文獻資料的不足，很難對移民的數量作出精確的估計。道光十九年，神、榆、懷、府四縣共510245人，定邊縣嘉慶十九年72811人（注：道光《定邊縣志》，卷4《田賦志·戶口》。），光緒《靖邊縣志稿》不載同治之前的戶口，光緒二十五年的保甲冊僅有18420人，當時保甲冊的戶口記載已嚴重失實，因此其同治之前的人口情況無法確知，沿邊州縣所轄長城邊外范圍已相當遼闊，有些甚至比其邊內面積還要廣。鄂爾多斯東部及北部杭錦旗、達拉特旗及準格爾旗黃河沿岸一帶亦有大量的移民聚集，再加上鄂爾多斯中部地區郡王旗、札薩克旗等的移民，在同治朝戰亂之前，遷入鄂爾多斯地區的移民估計不會低于20萬。
二清末民國放墾與鄂爾多斯移民
同治年間，西北回民起事，同治七年（1868年）攻陷神神木高家堡，其后進入府谷縣、烏審旗及準格爾旗，并占據準旗的十里長灘及巴漢圖地。經過戰亂居民死亡星散，土地拋荒，河曲縣志說：“同治七年，河西地方夏冬兩次慘遭兵燹，居民寥落。”（注：同治《河曲縣志》，卷6《藝文類》。）靖邊縣亂后“煙戶百無一存”；神木縣之縣城及高家堡兩處“存者十之一二，其余存僅十之五六”（注：民國《神木縣志》，卷2《戶口》）。鄂爾多斯蒙古亦因被搶掠而變得貧困不堪。戰亂后的陜北及鄂爾多斯地區人口大量減少，以致同治八年、光緒三年（1877年）橫山縣（即懷遠縣，民國間改名）兩次野狼成群噬人，白晝農民閉戶警戒，商旅裹足（注：民國《橫山縣志》，卷2《紀事》。）。光緒初年（1877-78年），晉陜大部地區發生特大旱災，大量人口死亡，其北部地區亦是災情奇重，災荒過后，這些地區成為了移民的輸入區，因而向鄂爾多斯地區的移民幾乎處于停滯狀態。
戰亂和災荒之后，晉、陜沿邊州縣同山西的其他州縣一樣開展了招集流亡促進墾復工作。靖邊縣，“自同治八年招民墾種，至光緒六年，閱十春秋，流亡漸復”（注：光緒《靖邊縣志稿》，卷4《藝文志余》。）。當然這些州縣的招民復墾也包括戰亂前其遙治的邊外地區。但由于人口損失嚴重，陜北各州縣一直到19世紀末也沒有恢復到同治朝前期的人口水平。至光緒二十五年，靖邊縣也只有3171戶，18420口，不及南方一個市鎮的人口，神木縣至民國三年也只有96913口，“生聚四十余載，元氣猶未盡復，較之道咸年之戶口尚不逮焉”（注：民國《神木縣志》，卷2《戶口》。）30。陜北地區人口恢復的如此之慢，也嚴重影響了其向鄂爾多斯地區移民的速度。
19世紀下半葉，尤其是進入20世紀之后，蒙古地區在沙俄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滲透下，蒙古上層中的一些人離心傾向日益明顯，因此朝野上下要求充實邊防、抵御日俄侵略的呼聲越來越高，張之洞分析當時的形勢指出，“蒙古強則我之侯遮也，蒙古弱則彼之魚肉也”，岑春煊亦言：“邊臣皆知蒙兵宜練，而苦于無餉。是則欲練蒙兵，非籌練費不可；欲籌練費，非開蒙地不可。”迫于當時的形勢，清廷只得放棄原先封禁蒙地的政策，于光緒二十八年宣布全面開放蒙地，并派貽谷為欽差大臣到歸化城主持蒙地的放墾工作。
從光緒二十八年至宣統三年，伊克昭盟共報墾45356.9頃，放墾35532.2頃，杭錦旗放墾之東中兩巴噶地及達拉特旗的永租地和四成補地都在今黃河的北岸，四成地的大部分亦在黃河北岸，位于后套，不屬本文所要考察的范圍，今黃河以南鄂爾多斯地區實際放墾共1.6萬頃左右，其具體情況如表3。
表2清末伊盟墾務情形一覽表
單位：頃、兩
旗別報墾地名報墾時間報墾地數已放地數已放地管轄廳縣共得押荒銀兩準格爾旗黑界地1905-061588.251588.25河曲、府谷60339.5扎薩克旗黑牌子地190516081608東勝20406.9祝嘏地1904575.35575.35東勝6015.9烏審旗舊牌子地19091452.51452.5東勝18820祝嘏地1904530.7530.7東勝5540.8鄂托旗月牙湖地等190310000175.3平羅4363.8杭錦旗東中兩巴噶地190441004100五原305271郡王旗灶火、鹽灶等19039638.99638.9東勝108219.9地達拉特旗四成地19031225.21225.2東勝、榆林等100447四成補地190514201420135234.2永租地1905-111321813218373267.5 資料來源：甘鵬云《調查歸綏墾務報告書》，曾慶錫《伊克昭盟概況》
清廷放墾蒙地主要是為了收取“押荒銀”來補充赤字日巨的國庫，所以無論是荒地還是早已墾好的熟地，都被當荒地而收取“押荒銀”。黑界地早已開墾，自不必說，報墾的白界地亦多已開墾。所謂白界地，亦稱牌子地或牌界地，是康熙年間清政府對鄂爾多斯剛剛解除封鎖不久，內地農民越過長城，在準格爾旗境內開墾耕種的土地，長約二百余里，寬四五十里，地域在黑界地以內。在報墾白界地畝之前，林毓杜提出有別于其他地區的放墾措施，熟地以照稅名義收取代金，荒地放墾收取押荒銀，但其呈報材料被墾務大臣文案處壓了起來，這一建議沒有被采納（注：梁冰《伊克昭盟的歷代開墾和近代社會形態之變化》，載《鄂爾多斯史志文稿》第4輯。），因此鄂爾多斯地畝的報墾也是將已墾熟地與未墾荒地混合在一起，所以無法弄清楚已墾地與未墾地的區別，也就不知道放墾荒地的具體數量。但根據目前現有的資料看，清末放墾的絕大部分土地都是早已開墾的熟地。交了所謂的“押荒銀”，由墾務局發給部照，農民就有了土地永久的使用權。這樣一來，又有一部分租種蒙地的雁行人定居下來，由流動人口變為真正的移民。這一點也可以從該地區自然村的設立時間中得到證明。為了更清楚地了解鄂爾多斯地區的清季以來的移民進程，筆者對《伊克昭盟地名志》中所記錄的自然村的建立時間進行了統計，其具體情況如下表3（注：《伊克昭盟地名志》以1980年的行政區劃為準，所載自然村包含村名及來源語種、建村時間、最早遷居人、遷自何處、村名含義、戶口（含有不同民族的亦分別注明）耕地及牲畜數量、物產、地形、交通狀況等內容，但主要是一些規模較大的或有村民委員會駐地的自然村，其中烏審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及杭錦旗因氣候不宜農耕，農業較其他旗為少，現代仍以牧業為主，由于自然村多為從游牧到定居為一個過程，因此上述幾旗的建村時間多不清楚，解放后，在政府的幫助下，基本上都轉變為駐牧，又形成一部分村落，因歷史較短，建村時間一般都很明確。）。
表3伊克昭盟地區建村時間情況
年代東勝準格爾旗伊金霍洛旗達拉特旗烏審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杭錦旗光緒之前—2764—1——光宣時期98624326—42民國時期9*124**587111621解放后1510147—18610情況不明5710433616599116160156總計90351438279106136176189 資料來源：《伊克昭明地名志》，1988年，內蒙古自治區地名委員會編印。
說明：地名志中注明清末的一律歸入光宣時期。
*其中注明民國初年建村的4個，**其中注明民國初年建村的85個。
據表3，光緒宣統兩朝建立的自然村以準格爾旗、伊金霍洛旗（1958年，扎薩克旗與郡王旗合并，稱伊金霍洛旗）和達拉特旗三旗較多。清末放墾，僅準格爾旗、札薩克旗和郡王旗就放墾13410.5頃，占黃河以南鄂爾多斯地區放墾總面積的4/5，耕種這些土地的農民取得了土地的永久耕種權，大部分雁行人變了真正的移民。達拉特旗放墾的土地主要在黃河以北，地名志中所統計的自然村并不包括黃河以北的地區，而達拉特旗這一時期建立的村莊已知確切時間達32個，可見除放墾的河套地區外，達拉特旗黃河南岸部分在清末也有一部移民遷入此地。西南部的鄂托克旗雖然報墾了10000頃土地，但地多沙磧，不堪耕種，僅放墾175.3頃，放墾之地現屬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陶樂縣，為《伊昭盟地名志》所不載。鄂托克旗的東南為法國天主教區，傳教士在放墾之前已招徠移民開墾，其地雖已報墾，但沒有贖回地權，未能放墾。烏審旗放墾之地也是早已開墾的熟地，放墾后也使一部分流動人口轉化為移民，但從建立的自然村及土地數量來看，移民人數不多。
清政府采取的放墾蒙地政策實質上是對內蒙古地區蒙漢人民的掠奪，因而遭到了蒙漢人民的強烈反對，在鄂爾多斯地區甚至發生了武裝抗墾的“獨貴龍”運動。光緒三十四年，清政府為平息“獨貴龍”運動，被迫以“敗壞邊局、欺蒙取巧、蒙民怨恨”為由，將貽谷革職查辦，貽谷之后，“繼任諸將軍不過調查墾款，催收舊欠而已，對于墾務毫無進展”（注：黃奮生：《蒙藏新志》（中華書局，1938年），頁854。）33。光緒三十四年以后，墾務基本結束。墾務雖然結束，但移民的浪潮并沒有結束，“獨貴龍”抗墾運動反對的只是清政府的掠奪，而并非開墾土地本身，實際上，蒙古王公私下進行著大量的開墾，土地租給漢民，收取地租。
民國初年，察哈爾、熱河、綏遠被劃為特別區，從中央派都統管轄，從而使內蒙古各盟旗分別置于各省地方軍閥的分割統治之下，伊克昭盟的蒙古王公的專制權也受到了限制與削弱。1914年，北洋政府內務、農商、財政三部暨蒙藏院共同制定了《禁止私放蒙荒通則》和《墾辟蒙荒獎勵辦法》。《通則》規定：“凡蒙旗出放荒地，無論公有私有，一律應由扎薩克行文該管地方行政長官報經中央核準，照例由政府出放，否則以私放論。”通則還詳細規定了對私放蒙荒的懲處辦法。《獎勵辦法》規定：“凡各蒙旗愿將各該旗地畝報墾或自行招放者及領墾蒙荒者給予獎勵。”（注：石華嚴：《綏遠墾務計畫》（綏遠墾總局，1932年），頁12～13。）
在北洋政府獎勵墾荒的政策下，晉系軍閥及陜晉一些地商和地方豪紳趁機大肆開墾。為促進移民墾殖工作的進行，1925年交通部頒布了《墾民乘坐火車減收四成規則》，規定“凡各省區運送大宗墾民，人數滿二十人以上，經行京奉、京綏、津浦、京漢四路，前赴關東、塞北省”車票均減免四成，1926年又頒布了《墾民家眷乘坐火車免費辦法五條》，（注：《綏遠通志稿》，卷20《移民》。）對促進移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民國前期，伊克昭盟又形成了一個移民高潮。
據表3，民國時期自然村建立較為集中地區為準格爾旗、伊金霍洛旗、達拉特旗和杭錦旗。達拉特旗的自然村中也有一部分最早是蒙古族人建立的，“民國十七年后，本旗蒙民感于牧場日蹙，牧畜日減，為應生活之要求，曾先后向旗政府領地，自行耕種。自是以后，相率成風，旗府附近，直到黃河南岸，蒙人耕作者，阡陌相望。”（注：蒙藏委員會調查室：《伊盟左翼三旗調查報告書》（1931年12月），頁27～28。）但對這一情況我們不能作過高的估計，“分有地的不過是服侍‘王爺’的那般所謂士官及終身應差的忠實‘奴才’而已”，他們為數不多，散見于各村莊之中（注：龐善守：《伊克昭盟達拉特蒙民的鄉村生活》，載《東方雜志》32卷12號，頁105～106。）。杭錦旗這一時期建立的村莊多分布于近黃河易于灌溉之地。
烏審旗、鄂托克旗、鄂托前旗這一時期建立的自然村數量仍比較少。清末，鄂托克旗放報墾之地未能完全放墾，民國十三年，增設“勘放鄂托克旗地畝局”，繼續查丈，由于蒙民的強烈反抗，只得撤局停辦；烏審旗放墾數量亦極少，報告書說：“右翼四旗蒙人，自種地者寥寥無幾，要以雇漢人耕種佃與漢人耕種最為普遍，此種佃農或雇農，因無土地權，不作久居之想，春來秋回，又因伊盟土地含有沙性，須行輪種，漢佃今年在此，又不知明年移在何處，加之各旗對漢人抽收建造房屋稅，而房屋建好后，每年又須納地皮租，因之蒙地漢民，不愿建屋久居，演成一種游農性質之特別景象。”（注：蒙藏委員會調查室：《伊盟右翼四旗調查報告書》（1939年6月），頁49～50。）
1937年10月，日軍占領了歸綏，之后又占領了包頭，在西撤之際，綏遠省政府機關大部遷移到了后套一帶，也有少部分遷移到東勝等地，同時，也有一小部分農民由綏遠省東部遷移到鄂爾多斯地區。
1941年，傅作義任命陳長捷為伊克昭盟警備司令，陳長捷以解決軍糧名義，向建議在伊盟開墾土地一萬頃，蔣指示先試墾五千頃，如可行，再擴大開墾。陳派人鼓動陜西神木、府谷等地的農民北遷伊金霍洛旗，很快伊克昭盟牧場及召廟地都被開墾，甚至連成吉思汗靈附近的禁地也被開墾了1500頃。伊金霍洛旗的一部分就是這一時期建立的。陳長捷的行為激起了蒙古人民的憤怒，1943年暴發了“伊盟事變”，國民政府迫于公眾的輿論，宣布停止對蒙旗的開墾，陳長捷也因此被撤職。
除了上述規模較大的移民外，因蒙古王公私墾而引起的零星的移民在民國時期從來沒有停止過。至1936年，“準格爾旗現有墾地不下二十萬頃，除黑界地一千五百頃已報墾外，其余概屬私墾”；達拉特旗“幾完全為農業區域，牛羊所至，阡陌在望，不復游牧景象矣”（注：《伊盟左翼三旗調查報告書》，頁26。）。至陳長捷開墾時，可墾地畝已所剩無幾。
1949年，伊克昭盟地區的漢族人口為357668人，總人口為411747人（注：《伊克昭盟志》（現代出版社，1994年），頁452。），這一人口數據已不含陜西北部榆、神、府、橫、定、靖六縣邊外及寧夏的陶樂縣的人口。1953年伊克昭盟的人口統計為519476人（注：《中國人口統計年鑒》，頁288～289。），年均增長率為59.8‰，這顯然不是其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是由于行政區的變化而引起的人口機械變動。從1949年至1953年，先后有歸山西、陜西管轄的9個鄉劃歸伊盟管轄，因此考慮到政區變化的因素，1949年伊盟的人口數還是比較可信的。1953年陜西榆林專區沿邊榆林、神木、府谷、橫山、靖邊、定邊六縣總人口為737354人（注：《中國人口統計年鑒》，頁284。），其邊外占有很大部分，人口亦不會少于25萬人；鄂爾多斯地區西南部歸甘肅銀川專區管轄的陶樂縣共有人口5402人（注：《中國人口統計年鑒》，頁291。）。據上述幾個數字估計，至1949年，鄂爾多斯地區的移民及其后裔在60萬人左右。
三移民與鄂爾多斯地區的社會變遷
（注：社會變遷所涵內容很廣，這里僅討論蒙古族人口數量的變化、蒙漢雜居局面的形成、社會結構的變化三個方面，關于移民所引起的風俗文化、民族關系等方面變化筆者將作另文討論。）
（一）蒙古族人口數量的變化
據乾隆《大清會典則例》，清初伊克昭盟共有274佐領，每佐領一百五十正戶，所謂正戶，就是不包括喇嘛、黑徒、鰥、寡、孤、獨的男婦兒女齊全的人戶。若每戶以4.68口計（注：該數據引自張植華《清代至民國時期內蒙古地區蒙古族人口概況》，載《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3、4期。），則有192348人，清初的喇嘛教還未達到其頂盛時期，喇嘛的人數不多，即使考慮到正戶以外的人口，其人口總數大致在20萬人左右。嘉慶《大清駛典事例》所載佐領數與前者相同。其間，各佐的戶口數都在發生變化，有增有減，但如果其人口沒有太大的變化，則不增加或減少佐領的數額。清代前期，鄂爾多斯蒙古力量強盛，該地區以游牧為主，沒有大的自然災害發生，康熙中期以后，雖然有喇嘛教及出兵征戰的影響，其人口還應有所緩慢增長，年平均增長率大致在1‰左右，其人口峰值出現在道光時期，估計人口數量在21萬左右。道光朝以后，其人口則處于逐漸下降趨勢。清政府已進入多事之秋，鄂爾多斯蒙古又開始大量出兵征戰，戰爭中的傷亡及壯丁出征所造成的人口出生率下降；經過康雍乾三朝的提倡，喇嘛教勢力大盛，大量的青年男子出家、性病的流行以及不良衛生條件等，都是造成蒙古族人口數量逐漸下降的重要因素（注：賀揚靈：《察綏蒙民經濟的剖析》（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21。）
在鄂爾多斯地區牧地一般為公共游地，蒙古平民擁有自己的戶口地數量較少，他們很少從事農業，而是將自己的戶口地租給漢人耕種。隨著漢族移民的增長，大量土地得以開墾，至民國時期，除鄂托克旗和杭錦旗外，“大批牧畜群，則不易覓見矣”（注：《伊盟左翼四旗調查報告書》，頁45。）。蒙古王公將公共游牧地視為私有，他們私墾土地所得租金只供自己揮霍享用，不顧平民的生活，部分蒙古平民將自己僅有一點戶口地出租，以收取租金，很少自己耕作，他們生活來源由原來唯一的畜牧方式逐漸轉向以收取地租為主，由于當地的漢族部分屬于定居的，部分屬于流動的，一旦發生自然災害，因此蒙古族平民的生活來源很容易受到影響。
同治年間，馬化隆等部進入鄂爾多斯地區。戰亂使蒙民遭到了重大損失，據當時的傳教士說“反叛的伊斯蘭教徒從1868年到1872年連年搶劫，把鄂爾多斯的蒙古人嚴重地搜括窮了”（注：約瑟夫·藩·赫肯：《蒙古兩旗的爭端與天主教傳教士所起的作用》，載《內蒙古近代史譯叢》第3輯。），巨創未愈，光緒三、四年又發生了特大旱災，“口外各廳大饑，……倉谷不敷，餓莩遍野，蒙古旗亦大饑，伊盟準格爾旗斗米制錢千八百文，居民死者大半，多將幼子棄諸他人之門，冀得收養”，十八年，“歸綏道屬七廳及蒙旗大饑，……情形與光緒三、四年略同，全境赤地千里，死者枕籍，……蒙旗饑民亦多，杭錦各旗糜子每石價至五兩，死者相望”（注：《綏遠通志稿》，卷29《災異》。）。所有這些都使鄂爾多斯地區蒙古族人口大量減少。清末民政部調查伊盟蒙古族為35914戶，164127口，戶均4.57口（注：王士達：《民政部戶口調查及各家估計》，載《社會科學雜志》4卷1期。）。從戶口數字看，清初至清末，伊盟的戶數由41100下降為35914，而戶均口數基本與上沒有發生變化。經過了長期的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再加自然災害的影響，戶均口數應該有明顯的降低，如此說來，伊克昭盟宣統年間的戶口統計存在著虛報的現象，其數字明顯偏高。
民國時期，鄂爾多斯地區的開墾繼續擴大，雖然有一部分蒙古牧民開始從事農耕，但畢竟是少數。如達拉特旗，一般的蒙古平民根本得不到戶口地，只有那些蒙古貴族忠誠的奴仆能夠取得土地（注：龐守善：《伊克昭盟達拉特旗蒙民的鄉村生活》，載《東方雜志》32卷12號。）。至民國時期，蒙古王公們活動不再象清朝時那樣受到嚴格限制，他們為外界的現代生活吸引，更加擴大開墾，出租給漢族耕種，“因受著移住民農業經濟發生的侵蝕，牧場日漸縮小，使游牧經濟的基礎，加速崩潰；再以內地農村經濟的破產，國際經濟恐慌的加劇，而皮毛的銷路，亦受到低落的影響，他們為抵抗這種崩潰的命運，只有減低自己的生活需要而至于極度的惡化。”（注：賀揚靈：《察綏蒙民經濟的剖析》，頁227。）政府放墾蒙地以后，實行所謂的“共收租稅”，而實際上這些荒價銀只是歸官府與蒙古王公所有，旗內的蒙古貧民是不可能得到的，有時即使是蒙古王公應得的那部分也往往被挪用。不僅如此，鄂爾多斯地區還經常遭受土匪的搶掠及自然災害威脅，民國十七、八年，華北地區遭受特大旱災，鄂爾多斯地區“水草干枯，災疫流行，牲畜死去十分之七、八，蒙人談之，猶覺色變”（注：《伊盟右翼四旗調查報告書》，頁45。）。1934年，伊盟的人口已下降至93133人（注：《察綏蒙民經濟的剖析》，頁15。），而1936年的調查，伊盟蒙民人口約為92900人，到1949年，其人口更下降至53936人。前面我們已證明1949年的人口數據是可靠的，參照1949年的人口數，1934、36年兩個有關伊盟蒙民人口的數字還是比較接近當時實際人口。直到1949年以后，鄂爾多斯地區的蒙古族人口才開始增長。
（二）蒙漢雜居局面的形成
由于漢族移民的大量進入，鄂爾多斯地區的民族構成發生了巨大變化。清初，該地區可以說是純蒙古族的游牧社會，清廷對蒙漢的交往進行嚴格限制。康熙三十六年開放黑界地，皇帝諭令“日后倘有爭斗，蒙古欺凌漢人之事，即令停止”也說明當時出邊墾荒的漢族人數很少。隨著漢民的增多、開墾的擴大，長城邊外的很多地方已變為農業社會。由于蒙古從事游牧，不諳農事，不從事農業，因而逐漸向鄂爾多斯中部退縮。乾隆中期以后，漢族農民開始深入到鄂爾多斯中部地區，但其人數較少，呈點狀的分布。至道光咸豐時期，遷移到鄂爾多斯地區的漢族人口大大增加，鄂爾多斯地區的蒙漢人口數量大致相當，但漢族人口主要分布在東部長城沿邊一帶，鄂爾多斯中部地區的漢族仍成點狀分布，西部地區則相對稀少。道光中期以后，伊盟的蒙古族人口開始下降，而漢族人口則不斷增長。至清末，伊克昭盟的漢族人口不但大大超過了蒙古族的人口數量，而且分布也更為廣泛，形成了大雜居小聚居的局。但是小雜居的現象比較少，即使在放墾較早的達拉特旗，雖漢族為多，也存在一部分從事農耕的蒙古族，但亦是“蒙與蒙居、漢與漢居”（注：龐守善：《伊克昭盟達拉特旗蒙民的鄉村生活》。）。
民國時期遷入伊盟地區的移民繼續增加，據民國25年調查，伊克昭盟蒙漢人口分布如表4。因蒙古族的人口向無準確的統計，表4的人口數據當時調查估計，系大致情況。
表4民國二十五年伊克昭盟蒙漢人口分布情況及人口密度表
單位：人/方里
郡王旗準格爾旗達拉特旗杭錦旗鄂托克旗烏審旗札薩克旗人數密度人數密度人數密度人數密度人數密度人數密度人數密度蒙古族47000.13370000.72130000.3590000.11183000.1284000.1725000.56漢族63000.17640001.24600001.62200000.25100000.0730000.0620000.44合計110000.301010001.96730001.97290000.36283000.1911400.2345001.00資料來源：《伊盟右翼四旗調查報告書》、《伊盟左翼三旗調查報告書》
說明：此數據不包括長城以北牌界以南地區及西南部的沃野設治局及寧夏平羅縣管轄之地。
據表4，伊克昭盟左翼之準格爾、達拉特、及札薩克旗，人口度密度相對較大，而右翼之杭錦、鄂托克和烏審旗則較小，這是由于鄂爾多斯地區的降水由東南向西北逐級遞減之故，西部地區發展農業受到降水量制約，在民國時期基本上仍處于游牧狀態。至1949年，蒙古族人口下降到53936人（注：《伊克昭盟志》，頁452。），這一數據不包含杭錦旗的后套部分的蒙古族，但由于后套地區的農業發展，大部分蒙古族遷移到了黃河以南，在民國時期，“其余如黃河以北及旗境四周，地多已開墾，則漢人稠密，蒙人雜居其間者，為數寥寥”（注：《伊盟右翼四旗調查報告書》，頁32。）。1949年，伊克昭盟的漢族增長到357668人，滿、回等其他民則僅有143人（注：《伊克昭盟志》，頁452。），蒙古族僅占全部人口的13.1%，且這一數據尚不包含南部沿長城的陜西寧夏管轄的人口，若就整個鄂爾多斯地區來說，蒙古族的人口不到10%，在該地區已成為一個少數民族。
（三）社會結構的變化
在清代，蒙古地區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各級僧俗封建主構成了社會的上層，各旗札薩克效忠清廷，在其所轄之旗內部享有很多特權。阿勒巴圖（箭丁）、哈木濟勒嘎（隨丁）、沙比那爾（廟丁）三個階層和少數在封建主家中世代服役的家奴及其家屬構成社會的下層，他們是蒙古封建主的屬民，雖然沒有從法律上確認封建主對其屬民的完全占有，但屬民對其領主有嚴格的人身依附關系，他們要為王公貴族服種種勞役。
在漢人移民進入鄂爾多斯地區之前，社會結構為單純的封建牧奴制。隨著土地的開墾，漢族移民的遷入，逐漸向封建租佃制轉化。蒙古王公貴族的身分開始發生變化，他們將土地出租給遷移進來的漢族農民，結成了地主與佃戶的關系，但是與蒙古下層牧民的關系沒有發生變化。清末民國時期推行放墾，一小部分交納了“押荒銀”的農民獲得了土地的永租權，變為自耕農。由于當時鄂爾多斯的蒙民的強烈反抗，放墾的土地只是開墾的土地的一部分，仍有相當數量的土地屬于蒙古王公私墾，出租給前往耕種的漢族農民，此種情況以準格爾、達拉特旗最為普遍，蒙古王公臺吉成了大地主，擁有的土地可至數百頃。“旗府及王府所有墾地除一小部分租給蒙民外，大部分亦招租漢人耕種。”（注：《伊盟左翼三旗調查報告書》，頁25。）在準格爾旗，普通的蒙民亦擁有一定數量的戶口地，“每戶土地在十頃以上者最為普遍”（注：《伊盟左翼三旗調查報告書》，頁25。），出租給漢人耕種，與租種的漢人形成了地主與佃戶的關系，這些蒙古牧民之中有些還租旗府及王府的一部分土地，但他們自己并不耕種，而是將其轉租于漢人，成了二地主。而達拉特的蒙民卻很少擁有戶口地，擁有戶口地的普通牧民皆為王公的奴仆，他們仍然不能擺脫牧奴制的隸屬關系，但他們中的一些人將土地出租給漢人耕種，成為了地主。由于政府放墾土地較多，自耕農的比重較高，而佃農租種的土地大多屬于蒙古貴族。
在清末民國放墾土地的過程中，晉陜一些軍閥及豪紳巧取豪奪，在鄂爾多斯地區占有了大量土地，成為新興的大地主。所據土地主要集中在郡王旗、烏審旗和鄂托克旗，占地6000畝以上的達25人，其中占地最多的為陜西人高士修，達90萬畝，謝振祥也有20萬畝土地，僅這25人就占有土地達188萬余畝土地。（注：梁冰：《伊克昭盟的歷代開墾和近代社會形態之變化》，頁135～136。）四結論
通過以上對鄂爾多斯地區近代移民過程、移民數量及移民與鄂爾多斯近代社會變遷的分析，我們得出如下幾點認識：
近代由晉陜向鄂爾多斯地區的長期移民由口內人地矛盾緊張及蒙古人民的需求而產生的，鄂爾多斯地區的人口大量增加。而該地區本來屬于半干旱區的草原生態，植被結構簡單，自我調節能力較差，具有潛在沙漠化傾向，移民遷入后，大面積土地被開墾，表層土壤露在干旱多風的自然環境下，表土被風蝕，土地逐漸沙化，在清代后期及民國時期，土地沙化的面積大量增加，流沙的擴展加速。雖然清代鄂爾多斯地區的流沙的擴展也與氣候變干有一定關系，但移民對土地不合理的利用方式是環境惡化的主要誘因。
從歷史上看，中原王朝邊疆的擴展及鞏固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移民實邊”能否取得成功，而清朝對邊疆少數民族上層采用籠絡政策，對邊疆的擴展與鞏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這些王公貴族在其范圍之內擁有很大的特權，基本上處于半獨立或自治狀態，清代中后期出現的邊疆危機使得原先的那一套統治政策逐漸失去了效用，“移民實邊”是新的形勢下采取的一種對應措施，其實質是中央與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上層爭奪對邊疆地區人民的管轄權。在民國時期往往將“移民實邊”與民族生存聯系起來，成為近代史上人們最為注目的問題之一。
終清一代，清政府對蒙古采取封禁政策，禁止蒙古族人民自由流動，在移民大量進入后，土地被開墾，普通的蒙古牧民生活來源日漸減少，遇有災荒人口便大量死亡，這是晚清及民國時期該地區蒙古族人口劇減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見近代的“移民實邊”、“放墾蒙地”政策也是以犧牲邊疆少數民族利益為代價的。清末民國“移民實邊”雖是在邊疆危機日益嚴重的背景下進行的，但在執行移民、放墾政策的過程中存在掠奪蒙古財富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得“移民實邊”的作用大打折扣。
【參考文獻】
1.潘復：《調查河套報告書》(R)（京華書局，1923年）。
2.張鵬一：《河套圖志》(M)，卷4。
3.民國《續修陜西通志稿》(M)，卷5。
4.道光《榆林府志》(M)，卷22。
5.道光《神木縣志》(M)，卷4。
6.［法］古伯察著，耿昇譯《韃靼西藏旅行記》(R)（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年）。
7.（明）盧承業原編，（清）馬振文增修《偏關志》(M)，卷上。
8.民國《神木縣志》(M)，卷2。
9.光緒《靖邊縣志稿》(M)，卷4。
10.《伊克昭盟地名志》(M)（內蒙古自治區地名委員會，1988年）。
11.石華嚴：《綏遠墾務計畫》(R)（綏遠墾總局，1932年）。
12.《綏遠通志稿》(M)，卷20、29。
13.蒙藏委員會調查室：《伊盟左翼三旗調查報告書》(R)（1931年12月）。
14.蒙藏委員會調查室：《伊盟右翼四旗調查報告書》(R)（1939年6月）。
15.賀揚靈：《察綏蒙民經濟的剖析》(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