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發展和城市形態演進城市形態理論發展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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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形態研究的范疇及特點

城市是生產力發展、社會不斷進步的必然產物，是人類文明的物質載體。以城市的物質形態特征及演變規律為核心的城市形態的研究是城市規劃設計理論研究的基礎之一。

一般而言，狹義的形態是指物體呈現于人們視覺的全部表現形式，即形相與狀態，廣義的形態是指事物呈現于人們知覺的全部表現形式，包括抽象表現形式。城市形態是城市整體的物質形狀和文化內涵雙方面特征和過程的綜合表現，具體而言，城市形態是城市內在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的表現，反映在城市和居民點分布的組織形式上，城市本身的平面形式和內部組織上，城市建筑和建筑群的布局特征上等。

從城市形態概念的界定上可以看出，城市形態是社會多要素多功能系統作用下城市本身的平面形式、布局結構、建筑風格等非常具體直觀的有形表現，因此，城市形態的研究是包括多個側面(物質要素)和多個層次(文化內涵)的研究，再加上城市形態本身是由歷史積淀而成的，具有動態演化的特征，這就使城市形態的研究成為內容非常豐富的綜合性的內容。

因此，城市形態的研究一方面具有具體分析的特點，只有對城市特定發展時期的城市物質各要素及其相互關系作深入細致的分析，才能把握各個時期的城市風貌和藝術成就，從而得出有益的經驗和設計手法，為今天的城市規劃設計提供借鑒；另一方面，城市形態的研究具有抽象概括的特點，只有對城市的各物質要素的內在機制及其外部關系的高度凝煉抽象和概括，才能把握城市總體的形態特征，揭示城市內外部諸要素相互間的關系，從而把握城市的演變規律，為城市的發展提供指導。

二理論發展綜述

對城市形態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比如我國在奴隸制鼎盛的西周開國之初（公元前11世紀）就有了滿足奴隸等級制度需要的城市形態的規劃制度，春秋戰國時期的《周禮·考工記》中記載：“匠人營國，方三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度．經涂九軌，左祖右杜，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從這個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墟市的平面形式是方形，道路垂直相交，城市中有“祖”、“社”、“朝”、“市”、“夫”等城市要素，按“旁”、“左”、“右”、“前”、“后”的關系布置。按這個規劃制度所建成的城市，雖未為考古發掘所證實，但如旁三門、宮城居中、左祖右社等形態制度對我國后來的都城建設有很大的影響。又如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規劃家管仲在他的《乘馬》中對城市形態也相應提出了“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的見解，強調城市形態應充分結合地利條件．視城市的實際情況而定，不必強求形式上的規整，這種突出城市的個性，摒棄單一的城市格局，祟尚自然的思想對中國傳統城市形態產生了深入廣泛的影響。

又比如在西方，公元前5世紀的古希臘出現了希波丹姆規劃型式，這種械市型式遵循幾何數的和諧，從秩序美的角度出發，采用幾何形狀，以棋盤路為城市的骨架，這種城市型式在后來的城市規劃實踐中被廣泛的運用。公元前1世紀，古羅馬的軍事工程師維特魯威的《建筑十書》提出了有利于城市防御和避風的八角形城市提案，到公元15、16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西方學者對城市形態的探討，更進入了一個高漲時期，如阿爾伯蒂(Alberti)、帕拉第奧（Palladio)、斯卡莫齊(Scamozzi)等先后對城市形態及理想空間模式進行了探討，其中弗朗切斯科．迪喬治(FrancescodiGiorgio)在維特魯威的理想城市提案上，制定了一個道路按放射形布置，中央有園形的紀念建筑物的城市提案，到巴洛克時期及以后受這種城市提案的影響發展起來的城市漸漸多了起來，城市里有方或園的廣場、廣場上有紀念物、有向四面放射出去的筆直的干道和整齊的街區，這種利用街道連接廣場、園林綠地和紀念物，形成統一完整的構圖軸線，成為大城市中組織城市三度空間形態的重要手段，其城市美學構圖上的作用和意義影響至今。

對城市形態的較為系統的理論研究，是隨著西方18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工業革命引起的社會經濟各領域的巨大變革，在城市規劃實踐的推動下逐步產生的。由于近代工業的發展，工廠取代手工作坊，人口向城市大規模的聚集，大片工業區、倉庫碼頭區和工人住宅區的出現，使傳統的城市空間格局和建筑尺度被打破．城市形態急劇變化，城市越來越大，城市功能越來越復雜，各種城市問題也應運而生，如人口密集、房屋擁擠、環境惡劣、交通阻塞等等。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人們開始了對城市形態理論的系統的探索研究，這種探索，一方面，沿續傳統的改善城市物質形體環境的作法，從城市本身的物質形體規劃的角度出發，通過對城市物質形體的設計和美化，來改善城市面貌，并逐步發展成為注重城市三度空間形態的現代城市設計；另一方面，人們也認識到就城市論城市的傳統做法并不能解決大工業帶給城市的根本問題，所以這種探索擴大到從區域、經濟、地理、社會等宏觀領域入手，綜合探討城市總體的形態特征和發展走向，并逐步演化為偏重城市二度用地形態的現代城市規劃。

(一)形體規劃設計方面

在近代資本主義城市工商業迅速發展的推動下，從19世紀初開始在歐美城市中出現了一系列著眼于城市形體面貌、倡導城市宏敞壯美的新古典主義式的城市改建計劃，在歐洲城市中最有影響的是1853—1870年的由奧斯曼(Hgussmann)主持的巴黎改建計劃，該計劃主要著眼于城市道路系統的開辟、廣場的組織、房地產的經營和市政設施的建設等，為封建城市的改建和擴建、促進城市的近代化進行了有價值的探索，并對繼之而來的維也納、柏林、科隆等城市的規劃影響較大。而在美洲城市，從1893年芝加哥博覽會起，由本漢姆(H．Bunham)先后主持了舊金山、克里大蘭和芝加哥等城市的空間發展和治理規劃，也形成了影響廣泛的倡導宏大的城市美化運動。

這些宏大的城市形體規劃運動，雖然從一定區域美化了城市，但由于規劃本身很少從居民的實際利益出發，因此并沒有解決近代工業城市發展的實際問題，19世紀末起，隨著對城市總體形態特征及發展規律的研究和在實踐中的運用，傳統的城市形體規劃方法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城市的美化轉為強調城市形體規劃適應新的城市功能需要的原則。其代表性的理論是美國建筑師佩里(C·Perry)1929年提出的鄰里單位理論和斯泰因(C．Stein)1933年提出的雷德伯恩體系。佩里的鄰里單位是有一定的大小規模，四界為主要交通道路，內有商業服務設施和充分綠地的居住區的“細胞”，其思想在以后的規劃中被接受和發展。斯泰因是最早正視大量私有汽車時代對城市建設影響的規劃師之一，他在雷德伯恩規劃中，綠地住宅與人行道有機地配置在一起，道路布置成曲線，人車分流，建筑密度低，住宅形成口袋狀成組配置。

由于受新建筑運動的影響，出現了城市形態強調“功能合理至上”、以現代形體技術手法適應時代要求的現代城市形體結構的潮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勒·柯布西埃(L．Cirbusier)，柯氏明確地從建筑師的眼光來看待現代城市建設，1922年他發表了《明日的城市》一書，1925年提出了著名的“伏埃森規劃”，1933年又推出“光輝城市”，這是一個有高層建筑的“綠色城市”，房屋底層“透空”，城市全部地面均可由人們步行支配，屋頂高花園，這個設想一反霍華德以來的城市分散主義思想，強調用現代技術手段來引導城市人口的集中，形成以高層為主，擁有大片綠地的現代城市空間形態。在二次大戰后所規劃的城市中，柯氏具有不可估量的普遍影響。

隨著發達國家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逐步轉化，高技術也導致了高情感的需要，現代建筑千篇一律、毫無人情味的弱點就顯露出來，與此相應的現代城市空間形態在人類行為、情感、環境等方面的缺陷也日益明顯，五十年代后期，隨著對城市形體環境中深層次的社會文化價值、人類體驗的發掘，城市形體規劃進入了一個強調形體環境設計應適應人類情感的人文化、歷史連續化發展階段。

在這方面，早在1889年西特就發表了一本具有開拓性意義的專著，即《城市建設藝術》，他系統調查分析了歐洲古代城市建設的歷史遺產及其藝術價值，并首創現代建設的“視覺藝術”準則，“這種視覺意象的優勢在一些保存過去遺產的作品中得到體現，同樣也以機械主義為意象的，率領我們奔向未來的城市中體現出來。”西特的思想深深影響著其后的許多規劃設計家，新的思想方法呈出不窮，1959年美國林奇(K·Lynch)提出可以通過道路、邊沿、標志、結點和區域五種形象要素來識別一個城市，這五種要素給城市帶來了自己的形態特征：美國(c·Rowe)則強調堀市的拼貼性，認為城市是一個歷史的博物館，每個歷史時期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積淀，這些積淀匯合而成為一幅拼帖畫似的城市形態；盧森堡的(R·Krier)認為城市形態具有理性的基礎，只要人們還是用兩腿走路兩臂取物．人體尺度就會對建筑實體約定某種必然的量度，它不僅決定于踏步和建筑物的層高還決定了開放空間的形態；意大利的(A．Rossi)認為城市中的建筑分為兩種，一種是量大面廣的普通建筑，被人們設計、建造和使用，然后被拆除，隨時間而變化，另一種是紀念物，由于它們所具有的特殊品質，能夠經歷時間的磨蝕而成為人們據以回憶某一城市的依據。這些思想極大地加深了人們對城市形態的認識，為城市設計開拓了思路，豐富了創作手法。

近年來在城市形體規劃探索方面出現了多元化的格局，總體上來看，仍以提高和改善城市物質空間環境質量為目標，但是現代的城市形態設計一方面轉為更加務實的態度，不再將整個城市作為自己的對象，而是縮小了范圍，對城市不同地段形成了不同認識和不同的處理方法，如對城市的商務中心區、科技工業園區、步行商業區的設計、城市歷史地段的保護、城市邊緣區的開發等等。另一方面，也擴展到進一步運用現代高科技手段對未來城市形體的構想和探索，如有的從土地資源有限的角度考慮，建設海上(底)城市、高空城市、吊城、地下城等等；有的從不破壞自然生態的角度考慮，建設空間城市、插入式城市；有的從模擬自然生態出發，建設集中仿生城市等等，這些構想在技術上仍處在探索之中，并帶有一定的烏托邦色彩。總而言之，注重人類情感的需求、依靠高科技手段、關注生態環境的思想是未來城市物質形態發展的基本走向。

(二)綜合形態規劃方面

18、19世紀城市形態的巨大變化及產生的一系列的城市問題首先引起了一批社會學家的關注，最著名的有19世紀初的歐文和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城市形態的設想和實踐，他們把城市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經濟實體，把城市建設與社會的改良聯系起來，由于他們的設想忽視了大工業對城市發展的根本影響，帶有理想主義色彩，雖然在當時未產生實際的影響，但卻成為后來“田園城市”、“衛星城市”等城市形態理論的源藪。

“田園城市”是英國社會活動家霍華德(E．Howard)在1898提出的，其主旨在于通過新建一系列獨立自主的城市，以達到高效能高活力的城市生活和清靜優美的鄉村生活有機結合，從而形成一種嶄新的工業社會的城市，這種針對現代工業社會出現的城市問題，把城市和鄉村結合起來作為一個體系研究，對現代城市規劃思想的產生具有重要的意義。“衛星城市”是霍華德的追隨者雷蒙恩溫(R．Unwin)在1922年提出的，主張在大城市周圍分散布置一些獨立的城市，這些城市在生產、經濟、文化生活方面受中心城市的吸引與此同時，其它對后來產生影響的城市形態理論還有法國建筑師戛涅(Cony6arnier)的工業城市，主張在既有城市的內部對工業、居住之間進行嚴格的功能分區，通過便捷的交通組織來滿足城市大工業發展的需要，運用鋼筋混凝土建設市政交通設施和各種房屋，工業城市形態理論奠定了現代城市空間功能規劃布局的理論基礎，西班牙工程師索里亞·伊·馬塔(ArturoSoriaMata)的帶形城市主張城市形態沿一條高速度高動量的軸線向前發展，城市寬度有限長度無限，這種理論對以后城市分散主義有一定的影響。

從這一時期的研究來看，城市形態的理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與19世紀初相比，強調城市形態結構要適應城市功能的發展要求，城市的功能性規劃思想逐漸成熟，并在實踐中得到廣泛的運用和發展，如1918年沙里寧(E’Saarlnen)的大赫爾辛基方案、1930年米留廷(A·MiIntin)的斯大林格勒方案、1911年格里芬(Griffin)的堪培拉田園城市方案、1945年帕萊(Perret)的重建勒哈佛的工業城方案等等。

與此同時，城市總體形態的發展模式的研究由于社會生態學和城市地理學的加入，向著更深更廣的方向發展．如1921年芝加哥的一群城市社會學家提出了“人類生態學”的概念，借助生態學過程的類比，來解釋人類的種種居住模式及其演進；1935年坦斯萊又提出較重要的生態系統概念，它要求對一個社區和其環境的結構與功能作出明確的闡述，并予以定量化。1958年以多加底斯為首成立了“雅典技術組織”，并在1963年建立了雅典人類環境生態學中心，它著重研究城市居民與其生態環境的十分復雜的關系，研究城市建設對自然條件，環境質量的作用與反作用，力圖創造一個適合人類居住和工作的城市環境，以求全面合理的解決現代城市面臨的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的問題，城市地理學的崛起為城市和區域規劃開拓了新的視野和途徑，有代表性的如1925年黑格(H·Hale)的城市土地利用形態的地租決定理論、1933年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的“中心地學說”、1937年的巴羅(BarlowReport)報告、1949年拉特克利夫(V·Ratcliff)的逐層分化的城市土地利用經濟模式等等。

總之，到了本世紀60年后，由于多學科的交又和橫向的發展，使人們對城市建設和發展的內在機制的認識前進了一步，城市規劃只有通過與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地理學、政治學、人口學等學科的分工合作，城市物質形態的建設與經濟發展計劃、社會發展規劃、科技文化發展規劃以及生態環境發展規劃互相結合，才能取得良好的實際效果。這樣傳統的以物質形態為核心的城市規劃發展成為一門多學科的綜合規劃，綜合規劃的重點已經從物質環境建設轉向了公共政策和社會經濟等根本性問題，更多地與國家政策和政府各級機構結合，取決于他們的意志和社會目標取向，城市規劃學科也因此逐漸趨向于社會學科，成為一項社會工程。

三我國城市形態研究狀況

在我國，有關城市形態理論的研究，由于受整個城市近代化進程較晚的影響，其發展一直落后于歐美等國，長期處于滯后的狀態，直到本世紀上半葉，西方城市分區規劃思想和規劃手法傳入我國沿海的殖民城市，其后逐步影響到沿海沿江城市和廣大內陸地區，但對其理論的研究，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解放后，我國城市的建設進入了一個空前的發展時期，但有關城市空間形態的理論研究在80年代以前仍末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發展也十分緩慢，進入80年代以后，由于經濟體制發生了根本的轉變，給城市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對城市形態的理論研究取得了可喜的進展。

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城市形態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方面，一是改革開放以后在大量的城市規劃建設實踐的推動下而形成的對城市物質形體設計方法的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有東南大學齊康先生主編的《城市環境設計與方法》、王建國先生的《現代城市設計理論和方法》等：另一方面是對中國城市形態歷史遺產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是對中國城市規劃建設通史和綜合性城市形態特征的研究，成果有董鑒泓先生的《中國城市建設史》、賀業矩先生的《考工記營國制度研究》和《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史論叢》、胡俊先生的《中國城市模式與演進》、武進先生的《中國城市形態》等等：第二是都城和各級地方城市形態的研究，這方面的成果有楊寬先生的《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葉驍軍先生的《中國都城發展史》，郭湖生先生的《古代都城小史》的系列研究：地方城市史的研究有潘谷西先生的系列研究以及各地關于地方城市形態的研究，比如華南理工大學從八十年代末以來就有四篇博士論文分別對潮州、福州、肇慶、廣州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國外有學者對漢口、上海、濟南等城市進行了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多視點多角度的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有對中國古代城市的防災研究，如吳慶洲先生的《中國古代城市的防洪研究》，肖大威先生的《中國古代建筑防火研究》。另外還有斷代性或專題性的研究，宋代東京街市研究，(田銀生同濟大學博士論文)，《民國時期南京市政》(Colman哈佛大學博士論文)，《二三十年代中國城市的內部結構》(章英華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論文)等等。

從總的情況來看，雖然近二十年來出現了如上所說的國內外學者對我國城市建設發展的眾多研究成果，但由于我國城市重大面廣而且歷史久遠，我國城市發展中的許多問題，特別是各地方城市的形態演變發展的特征，直到目前為止仍然研究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