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農家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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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家生活消費

在消費、生產、交換、分配構成的社會生產全過程中，消費既是起點，又是終點，既是生產發展的原因和動力，又是生產發展的結果和體現。消費分時期、分層。處于不同時期、不同經濟地位的人，消費觀念、消費內容、消費質量、消費水平均不相同。18世紀前后，中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90%左右。農民的生活消費代表了全社會普通生活消費的主流。而不同階層的農民，生活消費方式與質量又均不同。為簡明、集約考察總體上的情況，我們選擇以自耕農為主體的“小農”作為待“解剖”的“麻雀”（以下農家生計收入亦同）。

這是由于，清初自耕農經濟有較大規模的發展，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力量之一。清中后期，因移民墾荒、邊疆開發以及由傳統“諸子平分”繼承法而引起大土地所有的不斷細分，新的自耕農經濟仍然不斷生長。盡管自耕農經濟十分脆弱，在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中屬于常變量，隨著人口增多或遇天災人禍，有被地主吞噬而淪為佃農或流民的趨勢；盡管清代“農民”的構成呈現出階段性的變化，某一地區某一時期某一階段自耕農經濟為主或被地主——佃農經濟、被大地主經濟為主所取代，但較多地區較長時段自耕農經濟發揮主要作用仍是不爭的事實。特別如姜濤所說，地主與農民之間，尤其是那些處于邊緣的中小地主與富裕農民之間，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一些力農起家的富裕農民有可能很快上升為地主，若干地主僅因分家析產便可降為普通農戶。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進一步分離，還使得不少地方出現了地主與佃戶分掌“田底”與“田面”的現象，地主對土地的任意支配權也受到了抑制。[1]方行提出佃農中農化的命題[2]；胡成提出由于農業雇工工價上漲導致地主經營式農場衰敗的命題[3]；章有義列舉佃仆大都擁有自己獨立經濟的示例[4]；張研征引中小地主艱難度日的佐證[5]等，均可見“農民”構成兩端階層的生活向以自耕農為主體的“小農”靠攏的現象。

生活消費，包括延續家庭成員生命的“生存消費”，以及提高家庭成員德性、智力和滿足家庭成員精神生活的“文化消費”兩部分。其中，“生存消費”屬于基礎層次，消費需求彈性小，只有保證這一層次的消費，消費需求才會向上一層次的“文化消費”延伸和發展。

清代農民“生存消費”的首位，是食物。那么，清代農民食物的第一個問題是“肉食，還是素食”呢？

二千多年前，中國傳統社會便分為“肉食者”與“素食者”兩個對立集團。明清以農民為主體的絕大多數人仍然以糧食為主要食物，很少吃肉或根本不吃肉。很多縣志記載“貧家終年不見肉”，有人終生不知肉味。一般農家只喜喪、祭祀、餉賓、年節[6]、農事大忙之日方略動葷腥，“七八口之家割肉不過一二斤，和以雜菜面粉淆亂一炊”；“度歲乃割片肉為水餃”，“平日則滾湯粗糲而已”[7]。方行估計明清江南農民全年大約有20個吃葷日，其余345日吃素。當然，他又說，這345日也不是絕對食素，有的地區“間用魚”。明代松江西鄉農民即已“吃魚干白米飯種田”[8]。

農家不食或少食肉，并不妨礙他們從經營角度出發供給雇工肉食，因為他們諳熟“善使長工惡使牛”的道理。“以雇工而言，口惠無實即離心生……做工之人要三好：銀色好、吃口好、相與好；做家之人要三早，起身早、煮飯早、洗腳早，三號以結其心，三早以出其力，無有不濟”，因而他們自家“非祭祀不割牲，非客至不設肉”，以蔬食為主，卻設法給雇工食肉，以免“灶邊荒了田地”[9]。據張履祥《補農書》記載，明中期供應雇工飲食的舊規是夏秋1日葷2日素；春冬1日葷3日素。清前期雇工“非酒食不能勸，比百年以前，大不同矣”，為夏秋1日葷1日素，重活累活連日葷；春冬1日葷2日素，重活累活多加葷。也就是說，清前期夏秋農忙季節，雇工每月吃葷日從明中期的10天增為15天，體力勞動繁重時“連日葷”；春冬農閑季節，每月吃葷日從明中期的七八天增為10天，體力勞動繁重時“多加葷”。據陶煦《租核》記載，到清末，農業雇工夏秋日總20日葷、春冬總10日葷。農忙的夏秋兩季，每月吃葷日數又增加了5天。明末以前，葷日“鲞肉每斤食八人，豬腸每斤食五人，魚亦五人”，數量與質量均無變動，只是從吃葷日數的增加上，體現供應數量的增加。清中期以后，葷菜鲞肉、豬腸之類改為豬肉，數量亦有增加——“葷不用豬腸而用肉”，忙工1人“食肉半斤”，雇工4人“食肉一斤”，“余曰亦不純素，間用魚”。[10]

方行以為，雇工食物供給一般以農民生活水平為準，“水漲船高”，明末至清末雇工食物供給的改善，應該反映了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1]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農民有飲燒酒的習慣。如山西孝義縣“民用儉約”，“所食粗糲，不堪下咽”，“獨不能戒酒”[12]。方苞認為，10人之中至少有4人飲酒，“一人其量以中人為率，一日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谷”[13]。酒與肉往往相聯。清中后期有不少如下記載：“村人趁墟食貨交易，酒罌肉碗四顧狼籍”；“貧民無產，傭力耕作，索值日不百錢，酒食必責豐備，狂飲大嚼”；“值令節乃豐豆饌，下逮傭作酒肉恣飯啖無吝焉。惟獨嗜酒，雖窮鄉僻壤，皆家有藏酒，以備不時之需”；“民喜口腹甚之。家無擔石之儲，一聚飲間羅列珍膳，若素封之家，雖稱貸不惜也”；“飲食無貧富，多好飲酒，款客肴饌，務豐一席，所費動至五六千三四千不等”，“不必歲時伏臘，即偶爾小聚，亦必盡醉，呼拳拇戰，聲達街衢，以茲三里之城，酒館林立”[14]。這些或可作為方行結論的佐證。

盡管如此，在歐洲人眼中，中國屬于“肉食者”的人，吃肉也很少。無論“多么有錢，地位有多高”，消費的肉食“為數甚微”，“好像只是為了增加食欲才夾幾塊豬肉、雞肉或別的肉吃”。“肉切成能一口吞下的小塊，有時甚至剁成餡，作為‘菜’的配料使用”。歐洲人看來，不管中國烹調事實上多么講究，肉還是少得叫人吃驚。歐洲畜牧業不僅提供大量畜力，而且還提供相當數量的肉食和乳品。中世紀后期德國每人每年肉食達100公斤以上，柏林每人每天的肉食量為3磅；意大利佛羅倫薩城9000居民一年吃掉了4000頭牛、60000頭綿羊、20000頭山羊、30000只豬。[15]

素食，固然與中國發達的農耕環境及傳統飲食習慣有關，但布羅代爾以為，食物是一個人社會地位的標志，也是他周圍文明或文化的標志。每當人口增長超過一定水平，人們就勢必更多地依賴植物。總體上吃糧食或吃肉，取決于人口的多少。道理十分簡單：如果按單位面積計算，農業提供的熱量遠遠勝過畜牧業。撇開事物質量的好壞不談，農業養活的人數要比畜養牲畜多10至20倍。如孟德斯鳩所說：“別處用以養育牲畜的土地，在這里直接為人的生存服務”。一位18世紀在北京工作的傳教士明確指出：人口過多，迫使中國人不養牛羊，因為供牛羊生活的土地必須用來養活人”，“法國與中國的養牛數量至少為十比一”，于是“田里缺少肥料，飯桌上缺少肉，打仗缺少馬”，“為收獲同等數量的糧食需要付出更多的勞動，使用更多的人”[16]。

第二個問題是，“素食，食什么”？

明清江南農民主要食用稻米。布羅代爾引用來華傳教士的記述：“中國人每天吃的都是一盤不加鹽的米飯，這就是一日三餐的面包”；四五碗飯，“左手端碗送到嘴邊，右手拿雙筷急匆匆送進肚里，簡直就像朝口袋里裝一樣，吃一口還先朝碗上吹一口氣”；“米飯在中國總是用白水煮，中國人吃飯就像歐洲人吃面包一樣，從不生厭”。米價的變動在中國能影響一切，士兵的餉銀也以米價為升降指數。[17]方行指出，明末清初江南雖有麥豆（統稱“春花”）種植，但當時人口較少，口糧多為稻米。《補農書》中未見有以蠶豆、二麥為食，只見有以大麥飼豬喂鵝鴨的記載。清中期以后，江南地區多熟復種制度發展，農民食雜糧日多。如蘇松地區“農民當春夏之交，藉此麥飯，以種大熟”，蠶豆“自濕至乾，皆可為糧”。夏初，農民“磨麥穗以為面，雜以蠶豆”而食，口糧中“麥當其三之一”。[18]華北農民主要食用谷類雜糧。尤以小米、高粱和春麥為主食，雜以豆類、薯類食物和蔬菜。小麥和稻米只有過節或遇有婚喪嫁娶、招待親朋好友時才可能食用。據徐浩所舉華北各地民食列表如下[19]：

隨著清中后期人口壓力的增加、玉米蕃薯等作物的普及，南北方種植結構越來越趨向于向少數高產、粗糧作物集中。農民的主食結構也轉向粗糧化、搭配式。“常日兩頓，工作三頓，干飯只一頓，早晚兩頓則湯粥間加餅饃，雖有力之家亦然”。其中干飯吃大米，其他兩頓都是雜糧，山民則多吃包谷，“窮民連包煮食，或摘子炒食”，佐以苦蕎、燕麥、洋芋等雜糧[20]。史志宏認為，這種一天吃兩頓、干稀搭配、多吃粗糧雜糧的情況，是當時各地的普遍情形。能做到一天三頓細糧的，只是少數富人之家。[21]

主食之外還有副食。副食即油鹽、醬醋、菜蔬一類佐餐之食。農民種植油菜、花生等榨油食用。油菜“畝收子二石，可榨油八十斤”；“花生菜蔬基本自種自給”。南方“園中菜果瓜蒲，惟其所植。每地一畝，十口之家，四時之蔬，不出戶而皆給”。北方“春冬以菜蔬紅薯白菜，夏秋以羅卜北瓜等物為菜羹，用以佐餐”；“佐味為豆腐小豆腐咸菜番椒。豆腐以黃豆為之，小豆腐以豆汁與各種蔬菜為之”。不少地方“春夏多食野菜，以蔥韭豆腐雞卵為甘旨，菘薯為珍味”。[22]

最后是，“食多少？支出多少？”

前文討論畝產量時，已涉及到清代每人每天吃多少的問題：一般概念是平均每人每日食米1升，月食3斗，“人一歲食米三石六斗”[23]。《補農書》中所記農民口糧標準是，“凡人計腹而食，日米一升，能者倍之”。雇工口糧是每人每年“吃米五石五斗”，每日吃米1.52升。方行以江南農戶多為核心家庭，由夫婦及子女組成，至少有1～2個成年勞動力屬于所謂“能者倍之”之列，5口之家大小口牽算，平均仍可每人日食1升，全年食糧為3.6石，符合江南“大口小口，一月三斗”的民諺。

方行按此算了一筆賬：

農戶全年全家口糧約為米18石，常年米價銀1兩1石，則農戶每年口糧支出是為銀18兩，副食約每年每人為銀1.4兩[24]。全家5口全年支出為銀7兩。主副食共計25兩，合錢25000文。

清后期，江南地區多熟復種制度發展，農家全年食米18石，因1/3改食大麥，余食米12石。時價米石銀2.13兩，銀1兩約錢1600文。12石米，共約銀25.5兩，合錢40896文。《安吳四種》載：“大麥較米不及半價，以充口食，一石可抵七斗。和稻米煮粥飯，計麥百斤，可得米七十斤”。按大麥7斗，充口食可抵米5斗計，農民口糧大米6石，折成大麥應為8.4石。《租核》說，春熟種豆，“畝可得錢七八百，麥亦如之”。假定此800文為大麥畝產7斗之價，則大麥8.4石，應約為錢9600文。加上上述米值，全部口糧約共為錢50496文，合銀31.56兩。副食中肉類全年按吃葷日20天計，人日用錢30文，全家全年共約用錢3000文。吃素345日，較雇工日用錢20文折半計算，全家全年用錢共約17250文。油鹽柴醬之類副食，消費彈性較小，按人歲約用錢3000計，全家全年共約用錢15000文。因稻柴費用另計，須在此扣除8640文，共約為錢6350文，飲酒費用納入吃葷日飲食支出費用之內，不另計。以上副食各項，共約為錢26600文，合銀16.63兩。主副食共計70096文，合銀43.81兩。[25]

最后是，“食多少？支出多少？”

前文討論畝產量時，已涉及到清代每人每天吃多少的問題：一般概念是平均每人每日食米1升，月食3斗，“人一歲食米三石六斗”[23]。《補農書》中所記農民口糧標準是，“凡人計腹而食，日米一升，能者倍之”。雇工口糧是每人每年“吃米五石五斗”，每日吃米1.52升。方行以江南農戶多為核心家庭，由夫婦及子女組成，至少有1～2個成年勞動力屬于所謂“能者倍之”之列，5口之家大小口牽算，平均仍可每人日食1升，全年食糧為3.6石，符合江南“大口小口，一月三斗”的民諺。

方行按此算了一筆賬：

農戶全年全家口糧約為米18石，常年米價銀1兩1石，則農戶每年口糧支出是為銀18兩，副食約每年每人為銀1.4兩[24]。全家5口全年支出為銀7兩。主副食共計25兩，合錢25000文。

清后期，江南地區多熟復種制度發展，農家全年食米18石，因1/3改食大麥，余食米12石。時價米石銀2.13兩，銀1兩約錢1600文。12石米，共約銀25.5兩，合錢40896文。《安吳四種》載：“大麥較米不及半價，以充口食，一石可抵七斗。和稻米煮粥飯，計麥百斤，可得米七十斤”。按大麥7斗，充口食可抵米5斗計，農民口糧大米6石，折成大麥應為8.4石。《租核》說，春熟種豆，“畝可得錢七八百，麥亦如之”。假定此800文為大麥畝產7斗之價，則大麥8.4石，應約為錢9600文。加上上述米值，全部口糧約共為錢50496文，合銀31.56兩。副食中肉類全年按吃葷日20天計，人日用錢30文，全家全年共約用錢3000文。吃素345日，較雇工日用錢20文折半計算，全家全年用錢共約17250文。油鹽柴醬之類副食，消費彈性較小，按人歲約用錢3000計，全家全年共約用錢15000文。因稻柴費用另計，須在此扣除8640文，共約為錢6350文，飲酒費用納入吃葷日飲食支出費用之內，不另計。以上副食各項，共約為錢26600文，合銀16.63兩。主副食共計70096文，合銀43.81兩。[25]

其他生存資料包括衣被、住房、燃料等。

衣被：據方行考查，南方農民衣被的年消費量，明末所謂“人生所需”，“歲不過布二匹”；清乾隆年間，“一人之身，歲得布五丈，即可無寒”。江南棉布1匹一般長2丈，5丈即為布2匹半。農家按男女大小口平均，包括衣服、被帳在內，每人每年用布2匹，全家5口，每年約用布10匹。明末清初，江南嘉湖一帶，棉布可能還未完全普及，農民還要穿用一部分麻布衣，所謂“夏則衣苧，冬則木棉”，“湖州家家種苧為線，多者為布”，西鄉女工“績苧麻黃草以成布疋”。冬衣用布多，夏衣用布少。前述10匹，可按棉6麻4估算。布價取中，按每匹為銀0.33兩計，農戶全年用布六匹，約為銀2兩。麻布每匹約為銀0.26兩，4匹約合銀1兩左右。農家全年衣用支出共約銀3兩，合錢3000文。

北方農民衣被的年消費量，據徐浩考查，支出不大。如直隸望都“居民率衣土布，自織自用，只取其蔽體御寒，不求華美。尋常衣服，棉改袷，袷改單，敝而后已，雖襤褸之衣，方作鞋履之用，不肯輕于一擲”；山西孝義“鄉民則布絮縷縷，終歲不制衣者十室而九”；五臺“農人夏一袷，冬一襖一褲，商賈隆冬走山谷，布襖之外，襲老羊皮馬褂，士類一棉布袍，一棉馬褂，無衣裘衣帛者”。[26]農家平均歲用土布5匹左右，或自織，或買于集市。[27]

清后期，棉布日益普遍，衣著質量應較粗麻布為優。其時土布“每匹約市錢五百文”，全家全年用棉布10匹，是共約錢5000文，合銀3.13兩。[28]

住房：江南普通民居盛行磚瓦平房，或帶木板的閣樓。蘇州一套普通民居一般為3間6架（檁），一明兩暗，中間正房堂屋為明，兩側次間臥室為暗，面積共12.16方丈，合91.96平方米[29]。蘇式住房可能因地方潮濕，比其他地區住房大（其他地區一般一步架為5～6尺，蘇式一步架為8尺）。但有能力之家仍嫌狹窄，有5間甚至9間開間的。11間以上屬富戶另論。[30]一般農民則居屋簡陋，“鑿坯為門，編茅蓋屋，所在皆是”。

江淮、北方農民多居住覆草的土坯房。阜陽、鳳臺一些農民土坯墻外鑲一層單磚，名曰“里生外熟”。宅居習慣向陽，因廟門向南開，不取正南向，取東南或西南向。主房一般三間，一明兩暗，明為客廳，暗為臥室，側跨偏房用作牛屋或廚房。富人家有磚木結構的瓦房，并有深宅大院，高墻門樓，烏漆大門，少數還蓋有樓房。屋架多用5架檁（3間），也有用7架（5間）、9架（7間）的。多層次住房講究前層低，中、后層依次拔高，避免遮陽。[31]

其他各地區各民族都有不同風格的宅居。如藏式宅居為石墻平頂碉樓；蒙式宅居為輕骨架氈包；維吾爾式宅居為平頂木架土坯房；朝鮮式宅居為席地而坐的地炕式宅居；西南少數民族宅居為干欄式竹樓木樓。另有黃土高原的窯洞、閩南的土樓、云南的“一顆印”以及東北的滿族老屋等。東北民居南北西三面圍炕，西炕供神供祖，南炕睡長輩、北炕睡晚輩。窮人有兩家合住一屋，分住南北大炕的。

置房支出，順治十五年（1658），江南昆山為守墓人出“錢十二緡”贖“瓦居三楹”，即按當時銀價，購一套3間瓦房民居的支出約合銀l0.8兩；乾隆十八年（1753）蘇州“圩田上瓦屋兩間”（屋在“圩田上”，顯系農民住房）賣價為銀6兩。[32]乾隆年間蕪湖莊房3間賣絕價銀4兩[33]。北方農民住房支出，徐浩未將其列入家庭經常性開支，他以為，置房屬一次性投資，雖花去農家多年儲蓄，但可以使用多年[34]。

租房支出，乾隆十六年，蘇州租“在田瓦屋一所”7間，“每年租金四兩七錢”，“內扣除修理一兩一錢，實還租銀三兩六錢”；乾隆十八年蘇州租“瓦房三間半，該每年屋租銀一兩六錢”，“內免屋租銀四錢，作每年修理之費”，兩項房租，均“隨租米一并交清”[35]。乾隆四十八年徽州租樓房1進計2間，“每年交租錢一千文”，合銀1兩[36]。取中按租3.5間算，每年農家租房支出約為銀1.6兩。當然，另有不少佃農居住地主提供的“隨田莊屋”，房租不單計算；還有租地基造屋，每年還房地基租銀的，如乾隆十一年徽州“史佑孫租三間屋地基豎造住屋一堂，每年交租九五銀三錢五分”；還有租廁所的，如乾隆三十八年徽州萬富租廁所1個，每年交租錢140文等。[37]

清后期銀錢比價有所變化，1兩銀約合錢1600文。仍以租3.5間、租銀1.6兩算，是為錢2560文。

燃料：方行指出，清代江南平原地區無煤炭林木，燃料艱難，“日用所急，薪、米二事為重”。農民一般用稻草燒茶煮飯。據陳恒力調查，舊中國蘇嘉湖杭地區，農家每天平均燒稻草15斤，一個月燒450斤，一年應需5400斤[38]。據《沈氏農書》記載，“稻草一千八百斤，約價一兩”,5400斤為銀3兩，農家每年燃料支出共約銀3兩。

清后期，據《租核》記載，稻柴每擔約110～200文，按每擔160文，農家全年用稻柴54擔，共約為錢8640文。

方行將清初與清末江南農民的生活消費加以比較，結果是：糧食消費數量沒有減少，質量則有所降低——從全部食用稻米，到稻米與雜糧兼食；衣被數量沒有變動，質量卻有所提高——從棉麻兼用，到棉布普及，再到“以布為恥，綾緞綢紗爭新色新樣”[39]。住房水平沒有降低，也沒有提高。從支出角度看，糧食支出由銀18兩增為31.5兩，燃料支出由3兩增為5.4兩，消費數量沒有增加，支出增加主要是物價上漲的原因。住房支出均為銀1.6兩，沒有變動。衣服支出由銀3兩增為銀3.1兩，布的質量雖有所提高，但支出基本沒有變動。副食支出由7兩增為16.6兩，增加了9.6兩，則主要是由于副食的數量和質量均有提高。可見清末由于生活水平提高所導致生活消費支出的增加數，約為清初生活消費總支出的30％左右。方行算了一筆賬：

清前期農家“生存資料”，即每年用于生活消費的支出＝糧食（主食18兩＋副食7兩）＋衣物3兩＋住房1.6兩＋燃料3兩＝32.6兩。

清后期農家“生存資料”，即每年用于生活消費的支出＝糧食（主食50496文＋副食26600文）＋衣物5000文＋住房2560文＋燃料8640文＝93296文（合銀58.31兩）。其中，食物支出約占生活消費總支出的83％，其中，糧食支出約占54％，副食支出約占29％。

可知江南農民消費結構的變動，主要表現為食物消費支出在生活消費總支出中的比重上升——由76％上升為83％。其中糧食支出由占生活消費總支出的55％下降為54％，而副食支出卻從占生活消費總支出的21％上升為29％。這種變動是農民從蔬食到飲酒吃肉增多的結果，反映其生活水平的提高。

“文化消費”包括文化教育、祭祀祈賽、婚喪嫁娶等，其重要性雖遠不及維持家庭成員生存、繁衍的“生存消費”，但仍是生活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屬于必要性消費項目。

文化教育：讀書做官、光宗耀祖的傳統價值觀在社會上影響很大，農家稍有條件，節衣縮食也要讓子弟讀書。同時，宗族耕讀助學之風，官學之外書院、社學、義學、族塾、家塾的廣泛存在，科舉制度下下層士人在家鄉教館為生的普遍現象，均為農家子弟就近讀書提供了可能。徐浩估計，多數農家子弟大約都接受過或長或短的蒙學教育，所謂“民間子弟七八歲時延塾師教習，先孝經四書，漸習本經學作文藝，雖冠禮未行，而束發受書者遵循規矩，并無浮囂之習，誦讀之聲四境不絕”[40]。

讀書費用低廉，如河南鹿邑“士無恒產”，率以教授為業，一年“饋緡錢數十千便為極豐”。數十學童均攤，大約每人每年學費1000文。如嘉道年間徽人包世臣之父借僧舍集蒙童作塾師，所得僅能供兩人口食，“無可寄贍家者”。“兩人口食”是7.6石，合銀7.6兩，一塾學童一般10來人，均攤，大約每人每年學費不到1兩，其時銀貴，仍約合1000文左右。[41]盡管如此，由于生活貧困，農家子弟仍往往輟學。所謂“力田者僅菜粥自給，雖有聰穎子弟，亦多不免失學。村塾之師聚童稚數十人于老屋中，儀節不立，咿唔莫辨，每至登麥、刈禾時輒罷業散去。九月復集則十僅三四矣。往往修補（脯）不給……如是者數歲，父兄病其無成，俾改習耕作，或操工賈之業”[42]。

羅茲曼估計，農民中“粗通文墨”的人約占30～20％[43]。農家的“生存消費支出”，以“制約”的形式，在“教育消費支出”上打下了相應的烙印。

祭祀祈賽：包括祭祀、祈報、迎神、賽會等內容，按歲時節慶[44]有序進行，或隨時隨地酬神許愿。此類活動是農民的節日，是常年千辛萬苦卻又前程未卜之際一種不可多得的精神寄托、心靈慰藉，是千愁萬緒的排解和宣泄，所以無不踴躍參加。

祭祀分祭祖、祭神兩種。

祭祖，南方通常家設祠堂或牌位，族有始祖祠、分支祖祠、大宗祠、小宗祠等。有的宗族祠堂數量達數十數百座之多，如湖南醴陵3000人以上的93個宗族共建祠堂603個，其中丁氏一族即建有祠堂77座。茶陵“一姓分建宗祉有至數百所者”[45]。北方大族、士夫故家“多立宗祠，設祭田，春秋拜掃惟謹，祭畢聚族宴祠中”或“廟祀先祖”，“隆于祀先，雖費而不惜”，一般百姓則“頗忽于祀先”，而“恪事外神”[46]。祭祖務求供品豐厚，福祚均沾，開銷很大。正式的祠祭一般每年3次：除夕（元旦）、清明、中元（或冬至）。休寧程氏，每年除夕元旦前二日為其祖忠壯公生辰，全體族人要制花燈娛神5日，參加者不下6000人[47]。其他小祭又有花朝、春社、端午、薦新、秋社、重陽、送寒衣以及各祖生辰祭日，也少不得金銀紙錠、三牲果品、酒肉羹飯等花費。祠祭外還有墓祭，乾隆時巨族“祭每從豐而莫重于清明之墓祭”，墓祭時“畫船絡繹，鼓吹喧鬧，婦女亦乘之以嬉游”。有5年、10年或20年一次的合祭，時“會集族眾，按門分派，豬羊每至百余只，旗傘執事，鮮妍擁道，鑼鼓小樂隨行”，“香案古玩、器皿俱備，有功名者皆冠帶輿馬，族大繁者動以千數”[48]。

祭祖費用一般情況下或者出于族田祀產所入，或者出于族中按戶攤派之費。另有一種是醵金入股，成立各種祀先會、祭祖會等，祭祀受胙的范圍和權利也由醵金多少、“占股”多少劃定。如清代乾隆、嘉慶年間徽州祁門立有祭祀程氏始遷祖的3會，包括“世忠會”（此會分11牌，前10牌每牌會友10人，11牌會友2人，共102人），正月十三日祭祀；“鑾光會”，（共10會，每會1～2人不等），每年八月十八日祭祀始遷祖生辰；“涼傘會”（此會共5會，每會2人），每年八月十九日集會為始遷祖“送神”。“會”下的“牌”、“會”，是按會眾認股而形成的組織機構，有的一股一會，每會（股1～2人至10人不等），有的數股一會。各會輪流主辦對始遷祖的祭祀。[49]

祭神，囊括了祈報、迎神、賽會等內容。

祖先神靈并不主宰一切。在這里，“共同社會性”與“利益社會性”互為表里，揉雜儒、道、佛、帝王將相、鬼怪神仙、文人俠客等各種素材，構筑了極為龐雜的民間信仰體系。其表現一為神祇崇拜；一為春秋祈報；一為迎神賽會。

神祇崇拜有體現上層統治權力的神祇崇拜，如自明朝洪武年間敕令各府州縣建立的城隍系統，如歷代賢良忠臣祠廟系統、孔孟文廟系統等。更有體現著地方特定區域社會共同渴望與追求的神祇崇拜。如安徽歙縣有張許二將軍祠，所祀唐朝張巡、許遠二將軍成為當地保護神。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民人群聚祠下，割牲瀝酒，薦獻娛神，以酬謝其對地方的保佑。[50]涇縣東鄉崇拜牛王大帝。牛王大帝即漢渤海太守龔遂，鄉人以賣刀買牛故事訛傳之，稱為牛王大帝，以為地方保護神。凡二三十里以內人家，必備香火往酬，甚至有百里外而來者。[51]上述祁門六都村，有新、老張王會分別為11會、13會，會首25人，每年七月二十四日祭祀唐朝忠烈王汪公大帝、東平王張公大帝，“以祈福生人”，即以汪公、張公作為地方保護神。[52]小農家庭的神祇崇拜體現更多的實用功利性，他們熱衷于拜財神、拜觀音、拜關公……以求財求子求利求福。所謂“佞佛之風，村民最盛。每歲二三月之間，荒棄所業，奔走寺觀，燃香誦佛，雜沓成群”[53]。

祈報又囊括了迎神、賽會等內容。傳統農業靠天吃飯，農家春天祈禱一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秋后酬報諸神、老天的恩賜，由此形成農家春秋祈報習俗。除此之外，天旱求雨，得雨還愿等也十分普遍。祈報時殺豬宰羊、聚餐演戲，或賽龍舟，或跑旱船，或游火龍，或抬神輿出巡，或扮百戲娛神，或擁神游街演劇，鳴金擊鼓，晝夜不絕。

祭神費用自然要納入農家的支出，所謂“醵錢演戲”；“春秋祈報，長者斂資，少者趨事”；“每秋后竟作賀作會，醵錢相助，喧闐來往，無虛日”；“秋趨各村鄉醵錢祀里社五谷之神，行報賽禮，亦有行有三四月者，謂之春祈，納稼后雨”等。[54]

至于祭神費用的數量，有記載說，“農家一歲之入，或不足一歲交際之用，有展轉負累以至于貧者”[55]。地區性的祈報活動一般按村落、宗族輪年值首，通常一二十年輪一次。既輪，全族全村均“視為重大問題，籌募款費，推舉司事，以辦此平安神戲”。有“值年之村戶，往往因貧而售典產業以當此門戶”，以為若破此例，“當犯神譴而觸眾怒也”[56]。農家參加祈報活動或自行祈神、進香、還愿，也不吝解囊，所謂“衣食唯布蔬”，“唯迎神賽會最為靡耗”，“演戲獻神，溫飽之家隨時侈糜，貧戶亦典質裳衣，詣廟祈福”[57]。

婚喪嫁娶，徐浩指出，由于習俗使然，農家在這些項目上的消費往往是盡其所有，不少人家甚至于超過自己所能夠承受的極限，從而使本來很有限的家庭收入超負荷支出，嚴重影響了農家正常的生產生活安排。

北方農家生產生活水平相對江南農家要低，可推知江南農家婚喪嫁娶方面的消費支出。

二、農家生計收入

農民家庭既是消費單位，又是生產單位。以上生活消費支出，需要生計收入的支持。那末，農民采取何種經營規模和經營方式，方能維持收入與支出的平衡，養活一家老小呢？

制約經營規模的因素，第一是生存消費的需求；第二是土地畝產量；第三是生產能力。以下分別南、北方，將這三點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和分析。

南方在前文關于土地資源配置的討論中，已知李伯重、方行提出或論證了清代江南普通農戶經營規模中“人耕10畝”的標準模式，認為這種模式既是最佳的、又是可能的、而且是實際存在的人地資源配置模式。

如前述，按黃冕堂推算，清代江浙平均畝產2～2.67石（稻谷）；李伯重推算，清中期江南畝產約為4.6石（稻谷）。即以李伯重推算為準：江南農戶5口之家2個勞動力，種田20畝，每年收獲稻谷92石。晾曬減去5％[58]，供賦役減去4％[59]，再減去種子1.6石（0.08石/畝），還剩82.3石，合米41.2石或銀41.2兩（清后期合錢62920文）。

清前期全家一年口糧需求約為米18石合銀18兩，副食需求約為7兩，加衣物3兩、住房1.6兩、燃料3兩共32.6兩；清后期全家一年口糧需求約為米18石合銀31.84兩或錢50496文，副食需求約為銀16.63兩或錢26600文，加衣物銀3.125兩或錢5000文、住房銀1.6兩或錢2560文、燃料銀5.4兩或錢8640文，共約銀58.31兩或錢93296文。可知清前期江南農戶依據農田收入的生存消費支出有余，清后期江南農戶依據農田收入的生存消費支出不足。如下表。

而李伯重所謂的“人耕10畝”，似乎等同于或傾向于“戶耕10畝”，因為他以江南農戶5口之家一夫一婦2個勞動力中婦女多不事耕種，或在耕種中只起輔助作用。事實上，他從人口與耕地數字的角度，明確論述了江南明清兩代人口最多時期農戶平均耕地接近“戶耕10畝”的狀況：“在1620年前后大約是每戶（即一個家庭農場）平均有耕地14.5畝，而1850年時則是每戶約耕8.5畝”，“就清代中期的情況而言，‘戶耕十畝’之說”“可以大致成立”，“而在清代前期，由于農戶數比1850年數少，戶均耕地更接近于10畝”[60]。

這樣，如果一戶農家種田10畝，每年收獲46石，晾曬減去5％[61]，供賦役減去4％[62]，再減去種子0.8石（0.08石/畝），還剩41.15石，合米20.6石或銀20.6兩（清后期合錢32960文）。可知清前期江南農戶依據農田收入的生存消費支出不足，清后期江南農戶依據農田收入的生存消費支出嚴重不足。如下表：

需要注意的是，這里只計算了生存消費支出，如果將文化消費支出完全省略（實際并無可能），那末還有不能省略的生產工本支出沒有計算在內。而李伯重又舉清人張海珊之言：乾隆時江南“一夫耕（田）不能十畝”，“（蘇州府）人浮于田，計一家所耕田不能五畝”；姜皋之言：道光時，松江佃農多“自種租田三五畝”；英國傳教士之言：光緒時，江蘇南部一個農業雇工僅耕種水田6畝，杭州亦然。[63]如此，缺額占需求百分比將達到70%以上，真真是叫人沒法活了。

然盡管土地所入遠遠不足，江南絕大多數農家卻不僅能夠存活，而且人口仍在增長，甚至“奢靡之風”也能夠浸染、流行，這是由于其生產生活方式所致。或者，換言之，是其生產生活方式規定了“戶耕十畝”的農業生產模式，使得“戶耕十畝”的農業生產模式成為最佳的、可能的、而且是實際存在的人地資源配置模式。

首先是精耕細作下復種、套種、輪作的麥豆（即所謂“春花”）、雜糧，沒有計算在內。高產的麥豆雜糧，特別是在清后期，成為農家食物的主要構成部分（細糧不夠，或不舍得自食，可用于出售），這是江南農家能夠提供“余糧”的重要原因。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其時江南農家多數“男耕女織”，“以織補耕”。如薛福保所說：“往時江南無尺寸隙地，民力田，佃十五畝者稱上農，家饒裕矣，次僅五六畝，次三四畝，佐以雜作，非兇歲亦可無饑，何者？男耕于外，婦人蠶織于內，五口之家，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給于一人也。”[64]

我認為，中國傳統社會中“男耕女織”的“織”，具有自給性副業的特色；“以織補耕”的“織”，具有商品性副業的特色。清代小農家庭的“織”，顯然是后者重于前者，而清代小農家庭的“男耕女織”，則是5口之家2個成年男女勞動力的分工。[65]清代關于小農家庭“收成之后家家紡織，賴此營生，上完國課、下養老幼”；“耕獲所入，輸官償息外，未卒歲，室已罄，其衣食全賴紅女”；“繅車軋軋響山莊，二月新絲價正昂，莫羨人家著羅綺，阿儂換得半年糧”[66]等記載比比皆是。有的記載十分具體，如：小農家庭人均“不足一畝，即竭終歲之耕，不足供二三月”，俗稱“六十日財主”，其一年大部分時間的生活資金，均來自紡織等家庭手工業所入[67]。一般是男耕女織，“自春分飼蠶，小滿取繭，蠶事方興，農工迭起，，男子耕作，女子采桑，自春徂夏，人無片刻之閑”。也有農忙時全家共耕，“于耕隙則男女紡績”，“篝燈燎火至達旦不休”。[68]

與前代相比，明清小農家庭生產中的“織”，以及與之有關生產的比重逐漸加重。在經濟領先發達及地窄人稠、生存競爭激烈的江南地區，更經歷了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某些地區家庭手工業及經濟作物的種植，已從輔助地位上升到了主要地位。如無錫農家“舍織布紡花，別無他務”；蘇州、嘉興“紡之為紗，織之為布，家為恒業”[69]等。這些農家“以機為田，以梭為禾”，農耕反退居次要地位。年雖歉，只要外地棉花運來，紡織有獲，也稱為“小稔”，“鄉民不致大困”；紡織無獲，“雖棉稻兩豐，不濟也”[70]。與之相關的經濟作物種植，則成了另一些地區農家的主業。長江三角洲及東南沿海地區“種花者多而種稻者少”，“知務本種稻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圖利種棉者則有十分之七八”[71]。

清代小農家庭生產中經濟作物的種植、家庭手工業的收益，遠大于農業的收益。

絲織浙江桐鄉1畝地植桑可養10數筐蠶，少亦4、5筐，最下為2、3筐（2、3筐即又有豆2熟）[72]。絲貴時，蠶1筐即等于1畝之息，也就是說桑蠶1畝所入等于種稻1畝所入的4、5倍以至10幾倍。唐甄《惰貧》文中記載了絲綢產量：“一畝之桑獲絲八斤，為綢二十匹”。葉世倬《勸業桑田告示》記載了蠶絲產值：“凡好田種麥谷，每畝豐年縱收二石，不過值銀二三兩，若使種桑葉，每畝采葉飼蠶可收水絲九斤，值銀十五六兩。”

棉紡康熙年間籽棉畝產在80斤左右，市價百斤銀2.1兩，每畝植棉地的收入約1.68兩。順康時1匹布大約150文左右，亦即0.2兩左右（乾隆后布值不一，高的達1匹6、700文）[73]。布的日產量為1匹，所謂匹夫匹婦“日織一匹”；“計日成匹”[74]。也有“積一日半夜之力，得布兩匹者”；“有日成二三匹者”[75]。有“健婦”的農家每年大約織50多匹布（方行估計，清代上海縣種5畝地的農戶年產商品布、自用布60匹不為多[76]），收入10幾兩銀子。“貧民業在紡織者，竭一旦之力，贍八口而無虞”[77]。

其他經濟作物獲利也大于稻谷，如煙草，“種煙者收值數倍于谷”[78]等。考慮到這些因素，清中后期小農家庭的生產方夠支付其家庭的生活所需。

關于明清江南桑農與稻農的耕作能力，李伯重認為，湖州、嘉興和蘇州等主要蠶桑地區，一個專業桑農（成年男勞動力）的治桑能力通常在5畝上下[79]；一個專業稻農的耕作能力，以合理調劑和使用人畜力資源為前提，大約可種稻10畝左右[80]。也就是說，在明清江南農家的經營方式下，一個專業桑農和一個專業稻農的最大耕作能力之比，大約為1:2。關于明清江南專業棉農的植耕能力，李伯重以欽善“種棉之農，夫夫婦婦，灑汗坳磽，人踖二畝”及張春華“下農種木棉三五畝”之言合觀[81]，認為乾嘉時期江蘇松江一個種棉“下農”家庭的耕作能力甚小，大約4畝上下；中等農戶應有不同，約為5畝或略多一些。

李伯重指出，明清江南地區，專業桑農以及只種稻不種桑、養蠶所需桑葉通過市場獲得的農戶都是少數。大多數農戶既種桑，又種稻，幾乎所有農戶都養蠶。假設所有農戶都養蠶，且桑稻兼種，那末，一個農戶種桑、稻各幾畝？李伯重以為，決定桑、稻種植比例的，主要是農戶養蠶的能力。明清江南農村養蠶（包括繅絲）主要是婦女的工作。一個成年婦女能夠養蠶的上限，大約為8～10筐。如張履祥《補農書·總論》所說，“且如匹夫匹婦，男治田地可十畝，女養蠶可十筐”。明清江南中等桑園每畝所產之葉，可養蠶8～9筐，農婦一人養蠶8筐，大約需要中等桑園1畝。若將農婦之外的老幼勞力合為一個成年女勞力計，這一農戶所養之蠶，需要2畝桑園方能供給。已知一個成年男勞力可以治桑5畝或種稻10畝，為滿足其家人養蠶須治桑2畝，此外就只能再種稻6畝。桑園與稻田合計，一共8畝[82]。當然，李伯重說，這只是一個大概的平均數，實際情況可能會有所出入，但不會很大。如果此家還有未成年勞動力，總數還可有所增加，亦即一個農戶耕種田地的總數，大約接近10畝而略少。棉區為防病蟲害、提高產量，普遍采用棉田3年輪作（即2年種棉、1年種稻）的“翻田制”。在這種耕作制下，棉農每年必須以1/3的田地種植水稻。若其每年種棉5畝，還須同時種稻2.5畝，即總計種田7.5畝左右，也是接近而略少于10畝。[83]

一戶桑稻兼種農家，種稻6畝，每年收獲27.6石，晾曬減去5％[84]，供賦役減去4％[85]，再減去種子0.48石（0.08石/畝），還剩24.6石，合米12.3石或銀12.3兩；治桑2畝等于養蠶20筐，按蠶1筐即等于1畝之息（12.3兩），20筐收入為46兩，兩項收入合計為銀58.3兩，不算織綢[86]，已大大超過了江南農家生存消費支出年需求的銀32.6兩。

一戶棉稻兼種農家，種稻2.5畝，每年收獲11.5石，晾曬減去5/100[87]，供賦役減去4/100[88]，再減去種子0.2石（0.08石/畝）還剩10.29石，合米5.15石或銀5.15兩；植棉5畝，按每畝籽棉收入1.68兩，5畝收入8.4兩；年產布60匹，按1匹布0.6兩，60匹布收入36兩，三項合計為銀48.55兩，也已大大超過了江南農家生存消費支出年需求的銀32.6兩。

關于清代北方小農家庭的生計，我認為，以往分析有二誤：一是以冊籍人口數除冊籍土地數，得出極少的人均耕地數，如嘉慶十七年（1812）人均耕地1.95畝等[89]。如今，清中期以前官方冊籍人口并非實際人口的觀點已為共識，然清代鮮少變化的冊籍土地數同樣不是實在的地畝數，而是經過“折畝”的“糧田”、“稅畝”。因此，其方法和結論均不正確。二是依據清人所說，得出不高的土地產出數，如“南方種田，一畝所獲以石計，北方種地一畝所獲以斗計”；南方“每畝所收止一二石”，北方“一畝不過一石”等[90]。然清人多根據賦稅、地租額推算畝產量，而賦稅、地租通常不計間種套種、2歲3收、1歲再收的菽蕎菜豆。因此，其結論與事實也有差距。

再以地方志資料具體分析安徽鳳臺的小農生計。纂修鳳臺縣志的李兆洛等用地理學計田法，從實際地況出發，縱橫測量，截長補短，減去城郭、途巷、山陵、林麓、川澤等非耕之地，得出鳳臺實有耕地400萬畝左右；用嘉慶十五年（1810）通過保甲系統統計上來的數字，得出丁口30萬，減去士工商不在農者約5萬，得出農業人口25萬；并據實陳述了農耕所入：“黍麥菽蕎菜稻為大種，率二歲而三收。二月種黍，七月而收；九月種麥，至四月而收；五月種菽，九月而畢收。乃稍息之，及明年二月復種黍。其一歲再收者麥，若稻若菽若瓜若蕎，春秋皆可種，其熟又速，間種蕎者，或一歲三收矣。”“畝所收者，當其稔時，黍麥可二石，稻可四五石。”從而明晰算出了人地比及產出：

凡縣中田地當得四百萬畝有奇，計畝歲收二石，當得米谷八百萬石。以二十五萬丁口治四百萬畝之地，人可得十六畝，家有三丁，通力合作，治其屋下之田，不為兼并所取，計歲米谷常在九十石以上。家不過八口，人食日一升，歲所食三十石。以其余具糞溉、供租賦，與工商交易其有無，為婚嫁喪葬之具。又以余力治塘堰、穿竇窖，為水旱之備。塘可以魚，堰可以樹，亦足以悠游鄉里，長子養孫，為安足之氓矣。

鳳臺田地400萬畝，按普遍種植的黍麥計算，畝歲收2石，當得原糧800萬石，合糧400萬石。以25萬農民除400萬畝耕地，平均每人16畝。家有3丁，共種48畝。按畝產2石，48畝所收為原糧96石，合糧48石，還不算間種套種、兩歲三收、一歲再收的菽蕎菜稻及清中后期推廣的玉米、蕃薯等高產余額。如家有8口，每人每天食糧1升，那么每年消耗僅為28.8石，剩余近20石，可交納地丁田賦、作為土肥灌溉工本、用于購買生產生活資料以及住居、娛樂、祭祀、婚嫁喪葬等方面的支出。而“家有八口”亦為“假設”，如果按同書“民戶近十萬，丁口不及三十萬”的記載，多數家庭應該是2～3口的小家庭，那么，情況還要好得更多。在李兆洛等縣志纂修者以及后續纂修者的眼中，小農家庭只要全家通力合作，辛勤耕耘，“不為兼并所取”，“又以余力治塘堰、穿竇窖，為水旱之備”，“塘可以魚，堰可以樹”，則足可以“悠游鄉里”，養子育孫，成為安樂富足的小康之家了。小農家庭中有兼為佃農者。佃農需要佃種比自耕農更多的土地，鳳臺2牛1犁叫作“1犋”，佃田百畝叫作“一犋牛”，“一夫所治常數犋牛”。也就是說，1個佃農治田可達數百畝（按：前所謂“8口之家”，只有3個勞力，只計平均地畝數：16畝×3人為共治48畝，其他5口也有平均畝數而未計，這就為地主占有較多土地、佃農1人治數百畝土地留下了余地）。“牛種皆田主給之”，收獲物五五對半分成。比小農條件差得多的佃農，如果年成好，一年佃耕也即能獲得數年的積蓄，若是連年豐收，“無立錐者”竟能“或致千金”。

這些情況與人們印象中至貧的皖北小農生計完全不同。我認為，清中后期皖北小農確實陷入了貧困，但其深層原因毋寧是落后的生產技術及生產方式，與已發生深刻變遷的社會經濟環境存在著尖銳的矛盾。

歷史上皖北紡織業曾十分發達，亳州宿縣的貢絹、壽州的貢絲布、潁州的貢絲綿等在唐朝被列于全國7等級中的1、2、3等，據云亳州輕紗似輕霧，入手似無重量。清中期以后，這些地區曾經輝煌過的紡織業歸于暗淡或銷聲匿跡。鳳陽地土本“宜麻宜棉”，而“愚農囿于所習，藝者終鮮”，“事杼柚廖廖，疇昔桑田阡陌，杳不復辨”[91]；鳳臺“雜稼宜棉”，“地亦宜桑柘”，而“無飼蠶之家，間種棉，亦不知紡織。絲布皆資之他邑”[92]；霍丘“地亦產桑，飼蠶者少”[93]；泗州、盱眙、五河“女子不解紡織”、“不知紡織”、“不務紡織”[94]；婦女常“牽犢荷鋤，與男子雜作”[95]。事實上，清前期皖北商業發展狀況與皖南相差不多。皖北沿淮河及其支流的水陸商道上分布著大大小小繁榮的市鎮。捻軍發源地雉河集即是襟帶2州1縣（亳州、宿州、蒙城縣）、水運發達的商業中心。集上有晉商的字號和會館，也有本地大姓開的買賣，所謂“南王北馬勢力大，大橋頭上數鄭家”[96]。清朝于安徽設有3處榷關（稅關）——皖北的鳳陽戶部關及皖南的蕪湖戶部關與工部關，分別征收淮河、長江商運航道上的貨物通行稅。清前期2地3關之入均較開關之初增加了幾倍。鳳陽關實際征收關稅與蕪湖兩關相差不過8、9萬兩，若只計戶關所入，鳳陽更在蕪湖以上。皖北同其他地區一樣，被納入了全國性的市場網絡。在這樣的市場網絡中，不單南方經濟發展先進地區形成了原料、生產、銷售環環相扣的手工業專業區，即其他諸多地區也打破了原來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完成了粗略的自然分工。其中，皖北依平原優勢成為單一的傳統農業區，然僅僅是保持落后的粗放式生產技術的傳統農業區，既沒有生產工具的變革，又沒有生產方式的革命。18世紀末19世紀初，安徽人口密度在全國位列第三[97]。嘉慶二十四年，距李兆洛修成《鳳臺縣志》的嘉慶十六年僅過了8年，鳳臺人口已從30萬人增長到了38.7萬余人，再沒有人均16畝之事。與之同時，皖北小農破產、地主兼并土地，“無千金之家亦無半菽不飽之民”被代之以“貧萬于富”，皖北本來即在全國粗略的自然分工中處于被動劣勢，一旦人口與資源失衡，自然條件由利變害[98]，從事單一傳統農業，不再男耕女織、以織補耕的眾多小農家庭喪失了購買力，以天災人禍為標志的災難便臨近了。[99]

北方少數地區農家也有藝棉、種煙等經濟作物種植及相關的專業化手工業分工。如“冀、趙、真定諸州屬，農之藝棉者，十之八九”[100]；山東齊東土地所入僅足以糊口，“一切公賦及終歲經費多取辦于木棉”[101]等，其收入計算與南方同。更多的地區，農田多為產量很低的中低產田。徐浩指出，清代華北一般年成兩收畝產在1石左右，養活1人至少需要3畝口糧田。如果沒有復種，則需6畝土地。如直隸望都縣，上中下土地“均勻計算，每畝得谷五六斗，須六畝可養一人，望邑額地一千七百余頃。現存男婦六萬余名口，宜其地之所出不敷卒歲之用”，“上戶飯粗糲，中戶下戶摻糠和菜以為食”；山西解縣“當全盛之時，戶口七萬有零，平均分之每人僅得四五畝旱地，終歲勞苦，豐年略可自飽，仍不可事父母，畜妻子，一遇兇歉，死亡殆盡”[102]。其中的問題，一是望都冊載土地1700余頃，明載是“額地”；一是只論及“谷”，未論及豆菽及其他間種套種的雜糧，特別是未論及已事推廣的高產作物玉米和蕃薯。

總體上，方行對清代小農生計進行了精辟的概括。他將小農生產分為以下3種模式。

第一，專門種植糧食，亦即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統一于糧食作物種植的模式。清代全國各地普遍存在專門種植糧食的農民。他們種植糧食，既是為了自給口糧，也是為了取得貨幣，用以換取不能自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維持家庭溫飽和改善生活，這都要靠提高糧食商品率。這種模式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被動型。由于自然條件惡劣，農作物種植加工的選擇性很小，農業生產向廣度和深度發展的局限性很大，農民難以發展多種經營，只能從事單一的糧食種植。所謂“土苦寒”，“崎嶇墝確，山農力瘁阪田”，“產瘠而利微”，“農末相資、通功易事者，概乎未之前聞”；“民間耕種，僅止二麥，別無土產，民間所用之布，皆系商人販賣而來”[103]。布價相對于糧食產出十分昂貴——“每歲出數石粟，始成一件衣”，結果農民“數年補用一衣，歷年不更一巾”；“終歲不制一衣者十室而九”[104]。必須添置衣被時，只能賣食買衣。乾隆年間，陜西許多農民“每歲必賣食買衣，因衣之費，而食已減其半，其艱于食者固自不少，而缺于衣者抑已良多”[105]。農民收入與支出的平衡點很低，只能從消費上調整自給產品與出售產品的比例，挪用口糧買布，忍饑挨餓，提高糧食商品率來支付家用。二是主動型。由于糧食自給部分的彈性較小，需求量大體穩定，多數農民努力提高糧食商品率。自然條件適宜、土地平衍肥沃地區的農民以增產為手段，提高糧食商品率。浙江江山“一秋之獲，可支數年”；陜西漢陰“一歲之獲，可支數載”；安徽阜陽“沃壤廣輪數十百里，一年之收，可備數年之食”[106]。重要產糧區如河南“原隰平衍，膏腴千里，歲果有秋，粟支十年”；湖南“湖田之稻，一歲再種，一熟則湖南足，再熟則湖南有余粟”[107]等。糧食產量高，能用于出售的部分就大，貨幣收入就多，生活水平——其收入與支出的平衡點也就較高。自然條件較差、增產有限地區的農民以調整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比例為手段，提高糧食商品率。時復種制在全國各地得到推廣。北方多為小麥、豆類作物和高粱等雜糧復種，南方多為稻、麥和薯類等雜糧復種。稻米、小麥、大豆等作物的價值高，高粱、小米、玉米、薯類等雜糧的產量高。農民為了滿足口糧需要，同時獲得較多貨幣，“以雜糧自食，以谷售人”。如山東鉅野農民“種植五谷以十畝為率，大約二麥居六，秋禾居四”，“秋禾以高粱谷豆為主，其次則黍稷”，而“民多食高粱”；湖南藍山“多稻田，州人率一歲三月食麥薯苞苽，入谷賣錢”；“家累千金者，仍飯包谷、紅苕，稻米頗賤，仍珍而勿食”[108]等。

第二，既種植糧食，又種植經濟作物的模式。糧食種植作為自給性生產，保證家庭的口糧供給；經濟作物種植作為商品性生產，取得貨幣、支付家庭的各種開支。其中，比較普遍的是以糧食種植為主，經濟作物種植為輔。如陜西“漢川民有田地數十畝之家，必栽煙草數畝，田則栽姜或藥材數畝。煙草畝摘三四百斤，賣青蚨十千以外。姜藥材數畝，收八九百斤，賣青蚨二三十千，以為納錢糧市鹽布慶吊人情之用”[109]。他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種植經濟作物，如煙、竹、桐、茶等，“凡可供日用者，不憚陟巉巖，辟草莽，陂者平之，罅者塞之，歲計所入，以助衣食之不足”[110]。呈現出大量增加趨勢的是以經濟作物種植為主、糧食種植為輔，自給部分口糧，購買部分口糧。如直隸欒城“稼十之四”，“棉十之六”，“民竭終歲之力，售其佳者以易粟，而自衣其余”；江西瑞金“緣鄉比戶往往以種煙為務”，“通邑之田，既去其半不樹谷”，“賣煙得錢，即可易米”。[111]還有為數不多的全不種糧，專門種植經濟作物或經濟林木。如江南嘉定“植花以始之，成布以終之，然后貿易錢米，以資食用”；四川什邡“園戶無田者甚多，一年仰事俯畜，衣食所靠，皆在于茶”；江西南豐桔“四方知名”，“城南楊梅村人，不事農功，專以為業”。[112]

第三，既種植糧食、經濟作物，又從事商品性手工業生產，“耕織結合”，“不專仰食于田”[113]的模式。絲織、棉紡，前文已述，此不贅言。其他多就地取材，開發各種手工業產品，以添補家用。如紙，浙江莫干山“諸村之民，大率為樵為耕，以其隙造紙……鬻于市”；江西瀘溪、陜西略陽“其民三時務農，冬則造紙為業”[114]等。如陶瓦器，山西平定、河南林縣“力農之外，多陶冶沙鐵等器以自食”；“業稼穡兼陶窯”[115]等。另有編織、采礦等。

綜上所述，方行以為，清代農民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生產結構，已獲得了普遍而充分的發展。這種生產結構以各種模式，對于各種不同的自然條件及農民在耕地、資金和勞動力上的不同條件，具有很大的適應性。清代農民根據當地和各自的生產條件，靈活配置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比例，使它們互為盈縮，相輔相成，較好地解決了家庭的溫飽問題，推動了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