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鎮農民社會支持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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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441戶進鎮農民的問卷調查結果表明，農民進鎮前后所建構的是一種同中有異的社會支持網絡，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以親緣地緣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網絡紐帶，實際上這也相應地減輕了進鎮農民的交易成本和心理成本。但有必要從正式組織資源角度擴大進鎮農民的社會支持網，以推動農村城鎮化的發展。 [關鍵詞]農民；進鎮；社會支持 一、問題的提出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戶籍管理制度的松動，農村勞動力逐步沖破城鄉二元結構的束縛，開始大規模地向城鎮流動。在波濤洶涌的"民工潮"中，一部分農民流入了小城鎮，其中有一些業已正式落戶。在發展市場經濟的背景下，部分農民為什幺會選擇進入小城鎮?在小城鎮這一舞臺上，他們將安營扎寨，還是作為匆匆過客?這一問題涉及到中國城市化的基本走向，值得從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等不同側面作深入的探討。本文試圖從社會支持的角度作一剖析。 社會支持(Socialsupport)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興起的一個熱門研究領域，它最初是由一些健康醫學家、精神病學家、心理學家以及社會工作者發展起來的。在社會支持的最初研究中，研究的主要注意焦點是社會支持網與健康狀況的關系。現在一般將社會支持網視作個人能藉以獲得各種資源支持(如金錢、情感、友誼等)的社會網絡。通過社會支持網絡的幫助，人們可以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和危機，并維持日常生活的正常運行。眾多的證據顯示，社會支持網對處于壓力狀態下的個人，具有預防、舒緩和治療的功能，即不僅有益于減緩生存壓力，有益于身心健康和個人幸福，而且還有助于緩沖個人與社會的沖突。對進鎮農民的社會支持網進行分析，并與進城農民工進行某些比較，看他們在流出地與流入地的社會支持網狀況如何，是否真正融入了城鎮生活，這對于城市化過程中保持整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以往的研究表明，從社會網絡的角度切入農村流動人口的互動關系及其結成的關系紐帶，是一種更容易走進他們的特殊生活的研究范式(渠敬東，2001)。許多調查顯示，農民工流動特別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會資源最主要的不是來自政府和市場，而是鄉土網絡，在農民工生活和交往的整個過程中，這種社會網絡都起著重要的作用。李培林并提出，農民工在流動中社會生活場發生的變化，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他們以血緣地緣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網絡紐帶(李培林，1996)。一般認為，農民工在城市再建構的關系網絡首先以初級關系為主，再以初級關系為基礎不斷建構次級關系。在這一網絡中，農民工既獲得物質資源，也獲取精神資源(曹子瑋，2003)。農民工之間在事實上所形成的關系網，成為了他們在城里求生存和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社會支持系統(李漢林、王琦，2001)。農民工在生存和發展階段所建構的社會關系網絡有著明顯差異，但都是其生存和發展的很重要的社會資本(黃鳳，2002)。盡管國內學術界所進行的調查和研究主要是針對進入城市的農民工的，但對我們探討進鎮農民問題不無參照和借鑒作用。 二、進鎮農民的基本特點 為反映進鎮農民的社會支持狀況，我們采取入戶問卷調查的方式，于2002年8～11月對湖南省桃花源、花石、大瑤三個鎮進行了調查，樣本總量為441人，其中男性為231人，占52.4%，男女比例大體相當。進鎮農民的基本特點，會對社會支持網的建構刻上深深的印痕。 1、年齡、婚姻狀況 本次調查對象年齡從16歲到70歲不等，無明顯集中趨勢。但相對而言，以20～44歲年齡段居多，占74.3%。分年齡組來看，最高者為30～34歲組(17.9%)，35-39歲組(14.7%)、25-29歲組(14.5%)次之。總體上看表現出以青壯年為主，年齡略偏大的特點。就婚姻而言，441人中有361人已婚(其中包括1人離異、1人喪偶)，共占81.9%，與王春光的調查結果，即20世紀90年代流入到城市的農民工只有24%已婚相比(王春光，2001)，進鎮農民不具有年輕化的趨勢得到進一步證實。正是由于他們已婚比例甚高，決定了他們進鎮時，選擇了與愛人(占11.6%)，與愛人、兒女(占38.1%)，或與愛人、兒女、父母(占8.8%)一起進鎮的方式，即舉家遷移者甚多，極少有只身一人進鎮的。可以想象，他們原有家庭的社會支持網也幾乎原封不動地搬到了鎮上。 2、受教育特征 調查發現，進鎮農民的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于初中和高中，二者合計占到了79.8%，如表1所示。與人們的估計不同，進鎮農民與進城農民在受教育程度上并沒有什幺差別。據有關專家1998年對三個城市調查，農民工中受高中以上教育比例，北京為26%，無錫為14%，珠海為22%(李路路，2003)，而本次調查的這一比例還達到了27%。3、務農經歷 在我們所調查的對象中，幾乎所有人在進鎮前都承包了土地，占到了95.5%。進鎮后，盡管占26.1%的人已經獲得城鎮戶口，但他們承包的土地仍由自己耕種的占37.9%，或轉包給別人耕種(占30.2%)，或請自己的親友耕種(占18.4%)。從這三個數字看出，他們與土地仍然有著密切的關系。當問及進鎮后對原來承包地采取哪種處理方式較適宜時，占33.3%的人認為仍由自己耕種較好，12.5%的人想讓親友代為耕種，35.8%的人想轉包給別人，僅有16.8%的人認為交還給村組集體比較適宜。可見，他們并不想失去土地的承包權。盡管這主要是出于求穩的考慮，并非對土地有很深的感情，但這種與土地及鄉土社會的緊密聯系，無疑對進鎮農民社會支持網絡的建構將產生較大影響。 4、地域特征 進鎮農民的現居住地與原居住地相距非常近。大多來自本鎮所轄村(占70.1%),其次為本縣其它鄉鎮(占24.9%)，第三為本省其它縣市，占3.6%，省外農民僅占0.9%，前兩項之和已占到了95.0%。根據趨同性原理，社會網中的大多數人一般趨向于與背景相近的人來往，如相近的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等。無疑，進鎮農民的前后居住地較近，無語言、生活習俗等方面的明顯差異，更易融入當地社會。另外，這種相似性也使當地人對進鎮農民不會心存戒備，歧視他們。 5、進鎮動機 農民進鎮的最主要的動機是出于比較利益的驅動--鎮上的收入比農村高一些(占56.9%)，依次則是對本鎮熟悉(占34.5%)、生活環境比農村好(占29.9%)、離原居住地近(26.3%)、有利于子女發展(占23.4%)、投資環境較好(占19.5%)、找工作容易些(占14.7%)、親屬多(占8.6%)。經濟學家達·凡佐(DaVanzo)在探討農民向城市遷移所帶來的收益時曾經指出，遷移的利益不僅包括收入的提高，一生額外福利的增長，而且也包括非工資的收入(更高的福利及農業補貼)及更好的環境(令人更加愉悅的氣候；更好的文化設施；更加便利的健康診斷；更好的學習培訓機會；與朋友、親戚的接近等)。正是出于生存和發展多方面的考慮，占35.1%的進鎮農民表示了不愿意流入城市的意愿。就是愿意進入城市的人中，之所以現在還未流入城市，除占首位的為"經濟實力不夠"(占52.2%)的原因外，"人生地不熟"(占38.1%)、"找工作太難"(占31.5%)等屬于社會性原因的所占比例也比較高。 三、進鎮農民的社會支持網 我們對進鎮農民社會支持網的調查，重點放在社會網絡的構成及社會網怎樣為個人提供社會支持上面。以下擬從三個方面展開分析。 1、進鎮農民的就業方式及其社會支持 農民向城市的遷移流動過程，實質上是人們異地尋找職業繼續生存發展的過程。國內學術界對農民工求職過程關系網絡的研究，多在格蘭諾維特(M·S·Granovetter)的"弱關系"理論以及邊燕杰等提出的"強關系"理論的基礎上進行。李培林對濟南市進城農民工的調查表明，農民進城尋找工作所獲得的社會支持主要是"強關系"，即就業的信息來源主要是親屬和朋友，兩者合計占到了80.99%；通過老鄉或親戚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占到了75.13%(李培林，1996)。劉林平通過對深圳的一個跑運輸的湖南平江人聚居社區--"平江村"的調查表明，農民工求職過程所憑借的關系不只是兩種類型，而是四種類型，即強關系、弱關系、弱強關系和強弱關系。總體上看，在競爭條件下，強關系會勝過弱關系(劉林平，2001)。翟學偉則根據個案調查提出農民工求職的關鍵不是關系的強弱，而是信任關系的強弱，即獲取信息和求得幫助的值得信賴度。農民工所建立的社會關系網絡，實際上是在非常陌生的地方，用傳統的信息方式尋找到傳統鄉土社會所沒有的職業(翟學偉，2003)。 與進城農民有所區別的是，進鎮農民在求職過程中所憑借的關系網絡似乎很少。據我們調查，進鎮農民目前所從事的工作動用正式組織資源的相當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由鄉鎮政府組織介紹的僅占1.1%；令人驚奇的是竟然沒有一個人是通過職業介紹所找到工作的，這與鄉鎮職業介紹機構尚不存在，或者即算已經出現但在社會上沒有影響，仍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有關。自組織流動也不多，結果顯示通過親友介紹找到工作的為18.1%。最多的則是無組織流動，自己創業的占到將近3/4(74.6%)，也有自己上門應聘的，占4.5%，兩者之和將近80%。 進鎮農民有一點完全靠個人打拼出一片自己天地的感覺。這表明在職業獲得的過程中，進鎮農民具有很強的獨立性。對另一個問題的調查也能說明這一點。當問及"您覺得對入鎮農民找工作而言，下列哪一點最為重要"時，回答中占第一位的是有專業技能，占一半強(55.1%)；其次為關系網廣泛(27.7%)；以后依次為：就業信息渠道暢通(6.8%)、政府或居委會組織出現幫助(3.9%)、就業機會均等(3.6%)、職業介紹機構健全(0.7%)和其它(2.2%)。可以看出進鎮農民相信找工作主要靠自己過硬的技術、可以勝任工作，其次為關系網廣泛，可以為其找工作提供一些信息線索或直接為其介紹工作。這一數字與通過親友得到工作的數字(18.1%)接近，但二者還是有一定的差距，因為通過關系網不一定能找到自己滿意的工作，或是關系網沒有強大到可以為其找到工作。這一狀況的存在，并不意味著關系網絡在進鎮農民求職過程中不復重要，這與進鎮農民原居住地與現住地的距離甚近有關。只要農民離開原居住地越遠，無論是進入小城鎮還是城市，應該會更多地依托關系網絡來獲取就業的社會支持。 2、進鎮農民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支持構成 進鎮農民所獲取的社會支持主要體現于日常生活之中，其內容包括情感支持、實際支持和社會交往支持。研究農民工擺脫土地束縛的過程中是否已經溶入城市社會及原因如何，比較適合的介入點之一就是社會支持網(曹子瑋，2001)。從國內多個調查來看，進入城市的農民工的社會支持網主要是初級關系，對進鎮農民的調查也同樣證實了這一點。 從進鎮農民聯系、交往的對象和他們之間的關系，即關系結構來看。調查結果顯示，朋友占進鎮農民主要聯系、交往對象的32.4%，位列第一；家庭成員、鄰居分列第二、三位，各占17.7%和15.4%；其余關系構成包括：同事(13.4%)、其它親屬(6.6%)、同鄉(3.6%)、同學(3.6%)、當地干部(1.4%)及其它(5.9%)。考慮到進鎮農民多來自本鎮所轄村，其"朋友"并不完全是業緣關系，還帶有明顯的地緣關系及親緣關系特征。因而，從總體上看，進鎮農民的生活圈子以親緣、地緣關系為主體，只不過業緣關系也開始重要起來。調查結果同時顯示，進鎮農民所建立起來的生活圈子也給予了他們實實在在的幫助。在回答"您得到過他們的實際幫助嗎"問題時，占76.0%的人回答得到過，沒有得到過的為17.7%，不知道為6.3%。回答得到精神上支持和慰藉的比例更高，占81.9%，沒有得到的只占12.9%，不知道的為5.2%。 為了進一步了解進鎮農民社會支持網的實際構成，我們又著重調查了進鎮農民進鎮后社會交往支持(遇到困難找誰幫忙)、財務支持(經濟拮據找誰借錢)和情感支持(與誰說心里話)，如表2所示。調查結果表明，無論屬于哪一類支持，居前四位的均為朋友、家屬、親戚、鄰居，只不過所占比例有所不同罷了。總體上看，進鎮農民所信任的仍然是以親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初級關系。 表2進鎮農民進鎮后的社會支持網結構我們還對進鎮農民進鎮前的社會支持狀況進行了調查，結果如表3所示。頗有意思的是，農民進鎮前后的社會支持網結構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農民進鎮前對以親緣、地緣為基礎的初級關系更為倚重，特別是在遇到困難和經濟拮據時尤為如此；進鎮后，次級關系在進鎮農民社會支持網中的作用有所凸顯，雇主、單位領導、同事、居(村)委會干部、政府干部的地位比進鎮前要重要一些。3、進鎮農民與當地居民的人際交往及社區認同 從上文的分析不難看出，進鎮農民在日常生活的交往和互動中也獲取了來自當地居民的支持。透過對進鎮農民與當地居民的人際交往及社區認同的調查，還可使我們更為清晰地認識到這一點。 進鎮農民與當地居民的人際交往是比較頻繁的。在回答"你住地附近鎮上原來的居民你都認識嗎"問題時，有48.8%的人表示基本都認識，25.2%的人認識大部分，21.8%的人認識少部分，僅占4.3%的人表示基本不認識。在回答和當地居民是否有交往問題時，回答來往很多的占到了33.1%，有一些來往的占48.3%，兩者相加占到了81.4%，只有16.8%的人來往很少，沒有來往的僅占1.8%。正是由于他們之間的認識與交往使二者之間的心理距離趨近，當問及當地居民對進鎮落戶農民的態度是否熱情時，21.5%的人認為很熱情，40.6%的人認為比較熱情，36.3%的人認為一般，認為不太熱情的占1.1%，認為很不熱情的只占0.5%。認為大多數落戶農民與當地居民之間關系屬于比較好的占43.3%，其次為一般占35.4%，認為很好的占14.5%，三者的累積比例已占到了93.2%。 人際交往是互動的。從進鎮農民自身感受來看，他們認為當地居民對他們基本上是友好的，那幺他們在與當地居民交往時就不會心存戒備，因而坦誠相見，容易溝通。這從進鎮農民對流入地的鄰里關系的滿意度情況中也可以得到證明。他們中有26.5%的人對當地鄰里關系很滿意，54.4%的人比較滿意，17.9%的人覺得一般，三者之和已達到了98.9%，剩下的1.1%也只是感覺不太滿意，沒有人感覺很不滿意。這一狀況既與進鎮農民與當地居民之間的相似性較大有關外，還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有關。一般而論，小城鎮經濟相對來說遠不及大中城市發達，受市場經濟沖擊較少，民風相對純樸，其居民也樂于接受"外來者"，尤其是那些與他們有諸多相似性的"外來者"，因而他們之間所發生的正面沖突也相對較少。 正因為進鎮農民與當地居民的人際關系較好，也增加了他們的社區認同感。有46.5%的人認為鎮上與原來的居住地各有利弊，45.4%的人認為鎮上更好，剩下的8.2%的人認為原來居住地更好。由此不難看出，進鎮農民對兩地的評價還是比較理性的。他們生活中的最主要困難是：生產資金緊張(59.0%)、子女上學困難(13.2%)、學會新的技術難(10.4%)、對"當地人不好相處"和"當地人把他們當外人"兩變項的選擇甚少，僅各占0.9%。他們最關注的問題依次為家庭收入、子女、兄弟姐妹上學、生活條件、家里人的工作職業、住房。雖然有困難，但只要有可能，他們愿意一直住下去(占61.0%)，46.4%的人表示不打算遷回原居住地，加上沒有想過的23.4%，占到了總數的69.8%。除非實在呆不下去了，才不得不遷回，說明進鎮農民與當地居民之間的隔閡并不大，他們沒有感到迷茫和無所適從，也沒有產生一種強烈的相對剝奪感。當問及進鎮農民與本鎮居民在就業時機會是否均等時，有8.1%的人認為基本一樣，36.3%的人認為有差別，只有10.4%的人認為差別很大，根本無法比，5.2%的人表示未曾想過這個問題。而據王春光調查，在進城農民工中，30.4%的人認為自己在外出務工經商中經常碰到困難，占56.1%的人有時碰到困難，只有8.1的人覺得基本上沒有碰到困難。對當地人只有12.2%的人認為"很友好"，更多的人(占54.0%)選擇"一般"，多達24.9%的人選擇"說不清"，4.2%的人沒有回答，還有4.7%的選擇"不友好"(王春光，2001)。兩相比較，可以發現進鎮農民對流入地的認同感比進城農民工強得多，他們更易融入當地社會。

四、簡短的結論 一般而論，受地域條件和職業的限制，進鎮農民的社會支持網主要是在親緣、地緣、業緣范圍內建構的，并呈按親緣、地緣關系逐漸外推的趨勢。并且，農民進鎮前后的社會支持網雖然有所變化，但變異不大。也就是說，進鎮農民在進鎮前后生活世界的構成過程中，以信任為基礎的強關系始終是一個不可動搖的基礎。當然，在原有初級關系網絡基礎上，再逐步建構以工具理性為取向的次級關系網絡，這是進鎮農民力圖攝取更多資源的必然性選擇。 進鎮前后同中有異的社會支持網，相應地減輕了農民進鎮的交易成本和心理成本。一般而論，社會支持不僅是一種單向的關懷和幫助，它在多數情況下是一種社會交換，提供社會支持的人最終也會得到社會的支持。如果每一個人都愿意提供而且得到社會支持，那幺，個人就會生活在一個富有支持性和關懷性的社會網絡之中，就會感覺到自信、安全及可以控制周圍的環境，這種健康的心理狀態亦自然能夠幫助人們增加對危機的防衛性，預防問題及壓力的產生。也許正是基于這一點，一部分農民選擇了流入小城鎮。這足以表明，農民進鎮并非純然是生存理性抑或經濟理性選擇的結果。 勿庸諱言，進鎮農民主要憑借親緣關系和地緣關系所建構起來的社會支持網是不夠健全和完善的。相當明顯，小城鎮與進鎮農民原農村居住地的異質性愈高，光憑初級關系網絡就愈有勢單力薄之感。對進鎮農民來說，有一個擴充以業緣關系為基礎的次級關系網絡的問題。與此同時，也有一個在進鎮農民社會支持網之中增加正式組織資源份量的問題。當務之急，尤應從兩個方面努力：一是增強社區建設。要以社區為單位開展一系列活動，增進進鎮農民與原鎮上居民彼此之間的認識程度和認同感。長期居住和高度參與會在人們心理上產生認同感，通過互動而相識的社區成員也容易產生信任感，而信任恰恰是社會支持網絡得以存在與維持的基礎。二是加大政府層面的支持力度。政府除要注重制定有利于農民進鎮的就業政策及其它社會政策外，還應發揮工具性支持的作用，即在就業方面對進鎮農民多加指導，推動市場組織和就業服務機構的建設，為進鎮農民提供就業信息和渠道的支持。 參考文獻：渠敬東．生活世界中的關系強度--農村外來人口的生活軌跡［A］.柯蘭君等．都市里的村民［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黃鳳．農村流動勞動力的社會資本研究［J］．社會，2002(22)．劉林平．外來人群中的關系運用［J］．中國社會科學，2001(5)．李漢林、王琦．關系強度作為一種社區組織方式--農民工研究的一種視角［A］．柯蘭君等．都市里的村民［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李培林．流動民工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地位［J］．社會學研究，1996(4)．李路路．向城市移民：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A］．李培林．農民工--中國進城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分析［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的關系［J］．社會學研究，2001(3)．曹子瑋．職業獲得與關系結構--關于農民工社會網的幾個問題［A］．柯蘭君等．都市里的村民［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曹子瑋．農民工的再構建社會網與網內資源流向［J］．社會學研究，2003(3)．翟學偉．社會流動與關系信任--也談關系強度與農民工的求職策略［J］．社會學研究，2003(1)．作者簡介方向新，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法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聯系電話：0731-4210891。胡雙喜，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