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人文視野中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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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觀點可以歸結為，ScienceStudies的全部框架就是從社會和人文的角度考察科學。由于這種考察是借助于不同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實現的，從而形成了這些不同領域中的分支學科，構成了研究科學的學科群。根據以往的工作基礎和近年工作重點，僅述以下三個問題。
一、歷史中的科學和科學的歷史：從學科史到科學通史和科學社會史。
二、社會結構中的科學和科學中的社會結構：科學社會學的貢獻。
三、絢麗的畫面深層的理解：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特點和價值。
一、歷史中的科學和科學的歷史
從學科史到科學通史和科學的社會史
馬里奧·邦格曾經說：科學史是研究科學諸學科中的長者。［Bunge,1974：244］我們的討論先從在歷史上出現最早的科學史入手。科學史是以各門自然科學的學科歷史為起點的，可以說沒有各門學科的歷史研究就不會有今天的科學史這個大的研究領域。但是作為一個學科，科學史的出現，并且得以立足于學科之林，卻是由于科學通史的出現；而科學通史的倡導和確立，是人文學者的功績。
1)各門自然科學學科的歷史是科學史發展的起點，但是沒有獨立的學科意義
我的基本觀點是：科學學科史的出現，是學科本身發展的需要。也就是說，各門學科的學者在進行科學研究和教學的時候，需要了解自己學科的歷史，最早的學科歷史出自科學研究第一線的人物，也就是科學家。他們的研究就是為了看看前人做了哪些工作，什么工作是當前必須進行研究的。他們的歷史研究也是為了告訴后來人：這個領域已經有了什么成果，新手應該學習什么，才可登堂入室；應該關注什么，才能有所前進。
先從科學研究來說，科學家為了科學研究需要了解學科發展的現狀和近期歷史，如，十八世紀的著名化學家普利斯特列在1767年寫了一本帶有插圖的《光學和電學的歷史和現狀：最初的板極實驗》，這本書當時很受歡迎，作者在世時就曾再版五次。原因是這本書根據英國《皇家學會會刊》的報導資料，翔實地描述了各國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進展，對于科學家的實驗研究具有指導意義。受到這本書的鼓舞，他又出版了另一本學科史著作《視覺、光和色的發現的歷史》。［Peacock，1919：20-21,27］這兩本學科歷史都是為了使從事研究的人員知道別人已經或者正在進行的工作，有些什么工作和問題是需要繼續深入探索的。
再說教學，人們打開某一學科教科書的前言或緒論，往往就有簡潔而明白的學科歷史，那些優秀的教科書更是如此。19世紀的地質學家賴爾在他的名著《地質學原理》一書的開頭，就以好幾章的篇幅闡述地質學思想的歷史。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也有簡短的前言敘述生物進化思想的歷史。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當代，物理學家狄拉克曾經有《量子力學的發展》的演講，以后收入《物理學的方向》一書[狄拉克，1981]。楊振寧教授也有《基本粒子發現簡史》一書[楊振寧，1963]，并且在他的多次演講中都是從歷史的觀點考察物理學的學術問題。［寧平治等主編，1989：第二部分］優秀的教師在講述本學科的知識內容的時候，經常要回顧某項知識發展起來的歷程。可以說，從學科發展的歷史和現狀來引導學生，是訓練新手的必由之路。
正是因為如此，最先從事科學史研究的往往就是科學家，如前面說的普利斯特列等人。對于學科歷史最有發言權的人物也就是這些領域中年高德韶的優秀科學家。在一定的意義上說，所有的科學家都是科學史家。但是，科學史研究畢竟是要求專門的時間和精力的，特別是當各門學科的知識已經有相當程度積累的時候，更是如此。所以，專業的學科歷史著作大約在18世紀出現。從學科學術隊伍中分化出來專門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撰寫學科史的專門著作，例如著名的數學史家莫里茲·康托爾(MoritzCantor,1829-1920)，他是和著名數學大師喬治·康托爾(GeorgCantor,1845-1918)有親屬關系的數學史家。醫學史專家蘇德霍夫專職行醫28年，53歲專任醫學史教授。［Sarton，1962：25-26，30-31，38-39］最早出現的學科史就是最先發展起來的那些學科的歷史，如天文學史，力學史，數學史等等。1因為在這些領域，知識的成熟最早，積累最多。
應該注意的是，此時的各門學科史，仍然顯現為各門學科的一個部份。因為無論從研究目的還是人員的訓練背景看，確實只是分屬于各個學科的。所以說，最早出現的學科歷史并沒有獨立的學科意義。2)科學通史是科學史學科獨立的標志
這個獨立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科學史家庫恩指出，“科學史的研究者把實證知識看作是整體，用科學通史代替專科史。這種看法作為一個綱領可以追溯到培根，特別是孔德”。［庫恩，1981：107］培根在他的《TheAdvanceofLearning》[Bacon，1952]中討論了知識的進步，但是那個時候各門自然科學并未充分發展，他的論述也就不是嚴格意義下的科學通史。以后，十九世紀的科學家惠威爾寫作的三卷本《歸納科學的歷史》2可以說是科學通史的起點。這部著作被譽為是“一本無與倫比的，...對于從古代希臘到十九世紀科學的重要概述。”［Butts,1970：292-295］惠威爾是19世紀科學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科學的許多領域都有非常重要的貢獻，由他來寫作綜合史著作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真正把科學史放在人類歷史中考察的是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孔德，他的著名的歷史發展的三階段學說，就是從知識發展的三個歷史階段提出的：他認為人類精神的發展，經歷了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和實證階段；與此相應，人類歷史（社會組織和政治統治）發展也是三個階段，祭司和軍人統治（古代），牧師和法官統治（中世紀和文藝復興，）工業家和科學家統治（現代）。顯然，這種分析明白地表現了他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但是他畢竟是在歷史的框架中討論知識的發展。正是因為這種思想支配，他極力推崇科學史的研究和學習，并且主張把科學史教育納入高等教育體系。他明確指出，“為要了解人類思想和人類的歷史發展就必須研究不同學科的進化”，又說“僅僅研究一個或多個具體學科是不夠的，必須從總體上研究所有學科的歷史。”早在1832年，他向當時的法國首相基佐提出“一項請求，要設立一個講授一般科學通史的教授席位。”［轉引自薩頓，1987：27-28］。所以，科學史家薩頓說：“應該把奧古斯特·孔德看作是科學史的創始人，或者至少可以說他是第一個對于科學史具有清晰認識的人。”［同上］這一建議的實現是在1892年，也就是孔德死后35年。此后，歐洲的著名大學也開設了相近或者類似的課程，如，著名物理學家和哲學家馬赫在1895年在維也納大學開設《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課程。
對于科學史學科進一步體制化做出了重大貢獻的是，比利時裔美國學者喬治·薩頓。薩頓(1884-1956)出生在比利時的根特。在大學時代，他曾攻讀哲學，后來學習科學，在化學和數學方面取得優秀成績。他深受法國人文和哲學傳統的影響，特別是孔德的影響。早在1912年，薩頓就勇敢地選定了他一生的目標，就是“把科學史建立成為一個能和其他學科相比美的獨立學科”。為實現這個目標，同年他創辦了科學史專業雜志《ISIS》［E.M.E.,1944：xi-xii］，他主持這份雜志達40年之久。薩頓驕傲地宣稱說，《ISIS》是他的兩個孿生女兒之一3。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家園慘遭占領，年青的薩頓離鄉背井，仍然矢志不移，繼續為他確立的目標竭盡全力。他幾經困頓，從故國來到美國，堅持辦雜志，而且開展研究，尋找機會。最初是卡內基研究所任命為研究助理，以此身份進入哈佛的溫德納圖書館(當時世界最大的大學圖書館)。數年之后，在1920年成為正式成員；在1940年成為哈佛的正教授。那時的他，已經教授了許多學生，得到了許多國際榮譽，終于建立了迄今仍然存在的哈佛科學史系和科學史的學位教育(1940年授出科學史的第一個博士學位)。科學史確實已經和其他學科一樣，屹立于眾多的學科之林了!［ThackeryandMerton,1970：107-114］
我認為，薩頓的人文主義思想，支持了他的一生。他畢生致力于科學的人文主義化，才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從創刊時的《ISIS》的編委會的人員組成4，就可見到他完全是把科學史的研究作為一項社會和人文的事業來完成的。這份雜志作為科學史學科的優秀雜志，直到現在始終堅持創辦時立下的宗旨，突破純粹內史研究的藩籬。從他有關科學史的論文可見，他是從整個人類的歷史角度觀察和推崇科學史的。真、善、美是他的歷史主題，是他推崇的人類精神的重要內容。科學是人類進步的核心，科學史研究科學的發展史。他要繼承孔德的衣缽，建立起以科學史為核心的人道（人文）主義的宗教。顯然這是一種唯心史觀，我們并不認同；但是，分析他的唯心史觀不是本文的任務。我們討論的是薩頓對于科學史的貢獻。他在《新人文主義》一文中強調地說：“新人文主義是雙重的文藝復興，對于人文學者，是科學的復興；對于科學家，則是人文的復興。”［Sarton，1956：159］“我們必須使科學人文主義化，最好是說明科學和人類其他活動的多種多樣的關系、科學和人類本性的關系。這不是貶低科學；相反地，科學仍然是人類發展的中心及其最高目標；使科學人文主義化，不是使它不重要，而是使它更有意義，更為動人，更為親切。”［薩頓，1987：51］薩頓認為，在當代社會，出現了經濟問題或是各種社會弊端以及混亂，“沒有一種簡單的辦法可以解決它們”；但是，“任何一種有效方案都必須有科學的人文主義化。”［Sarton,1956，184］正是在這樣一種信念支配之下，他才以最為嚴謹的精神，從事歷史研究；才以常人難以企及的熱情，把科學史納入了教育體系。5
如前所說，薩頓是具有國際影響的人物，他不僅得到許多國外學術機構的榮譽和稱號，而且積極參與國際科學史的活動。1928年，在他參與之下，國際科學史研究院成立，是領導人之一。1934年，在葡萄牙舉行的國際科學史學會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他是大會的主席。在1938年，他被授予科學史學會的榮譽主席。由于他對于科學史學科的巨大貢獻，國際科學史學會設立了薩頓獎章，是科學史學科的最高獎勵。［E.M.C.，1944：xiii-xiv；劉珺珺，1984］
總之，科學通史的出現意義非同一般，它的出現是人文和科學融合交叉的產物。孔德的倡導只是一個開端，薩頓的一生才是最為生動具體的代表。3)科學史成為人文學科(歷史學)的一員；科學史發展成為一個學科群
自從科學通史出現以后，科學史就成為歷史學的一個領域，是歷史學的一個特殊領域。沒有人類發展的觀念，沒有歷史科學的方法和手段，就無從研究科學的歷史。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只有在歷史學工作的基礎上，才能做出哲學社會學的分析說明。從事科學史工作的人員，一方面要受到科學技術的訓練，另一方面，也要受到嚴格的人文和歷史科學訓練。薩頓的經歷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再以備受薩頓推崇的保羅·湯內里來說，他受到的人文訓練也非同一般。按照薩頓的介紹，他雖然身為法國國家煙草公司的高級白領和高級工程師，從事實際的技術和管理工作凡40年，但是他把全部的業余時間獻給了科學史研究，“最為熱中的領域是希臘的、拜占廷的和17世紀的科學，尤其是數學領域”。他的興趣和成就說明，他不僅精通數學，也精通古代文字，有很高的人文素養。［Sarton，1962：27］
科學通史的出現以后，各個學科史就發生了變化，它們一方面分屬于各該學科，另一方面也就成為科學史這個大的領域的一個部分，并且隨著整個科學史學科的發展變化而發生變化。科學史現在成為一個大的綜合領域了：科學通史或者綜合史，以及各個學科史，斷代史，國別史，人物研究等等，無一不是歷史中的科學。這樣形成的科學史學科就是一個龐大的學科群，有多少個科學和技術的學科，就有多少科學技術的歷史。所以和各個學科的國際學術會議相比較，科學史的國際會議就成為一個規模最大的學術會議；常常多達數百人之多，可以討論最為高深的天體物理的歷史，也可以討論諸如種牛痘和做豆腐的歷史這樣貎似通俗的話題。
4)社會歷史中的科學和科學的社會歷史：歷史學的變革和社會學家的貢獻
前面已經指出，在孔德和薩頓看來，對于科學發展的社會方面的研究是科學史研究的內在目的，他們在倡導科學史的一開始，就是把科學史的研究和社會的發展聯系起來。但是，在科學史的長期發展中，以內史的研究占據著科學史文獻的主流和優勢，也就是說“孔德和薩頓的思想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并沒有真正形成西方科學史研究中的重要潮流。”［劉珺珺，1985］但是孔德和薩頓撒下的種子，以后由于默頓的工作而開花結果。
科學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和社會學影響是非常重要的。早在1933年，在英國召開的國際科學史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蘇聯科學史家就以《牛頓力學的經濟基礎》一文，打破傳統科學史的研究的框架，首次宣布了研究科學史的馬克思主義范式。接著，英國一流科學家貝爾納的《歷史上的科學》從唯物史觀的立場描述了科學的發展。貝爾納的另一重要的著作《科學的社會功能》作為姐妹篇，也在30年代末期問世。
在30年代后半期，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生默頓，在導師索羅金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索羅金的《文化動力學》，把科學作為大的文化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考察，要求默頓為他搜集大量數據。于是他在薩頓的指引下，在溫德納圖書館，開始了從社會學角度考察科學的工作。默頓也就是在這項研究中，開拓了自己的學術視野，廣泛接觸了有關科學的歷史資料(傳記、手冊等等)，確定了自己的博士論文的選題；終于以《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以下簡稱《十七世紀》)獲得了社會學的博士學位。這是一篇國別的、斷代的科學社會史，1938年發表在《Isis》的專刊《Osiris》。
事隔30多年，1970年《十七世紀》出版了單行本。這說明情況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因為60年代以來，科學社會史研究成為科學史研究中的重要潮流，在某種程度上壓倒了傳統的內史研究。有人說，這是“最新的運動”［庫恩，1981：159，111］；有人說，科學社會史使得“科學史失掉了科學”。［Broad,1980］這種情況的出現有深刻的原因。首先是因為人類歷史和社會本身重大變化所導致的歷史學的重要變革。20世紀中期以來，歷史學描繪的再也不是帝王將相和少數貴族紳士等上層精英人士的活動，而是過去從未進入史冊的布衣、市井、婦女等蕓蕓眾生的多重生活畫面；歷史學研究的領域，不再只是編年史、政治軍事史和帝王將相史。社會科學的影響，包括社會學的、人類學的以至心理學的觀點和方法的引入，計量手段的采用，都促使歷史學面目改變。“歷史學的重點轉移到經濟、社會、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歷史學的工作范圍也相應地擴大了。”［巴勒克拉夫，1981：13］在歷史學領域進行工作的不再只是傳統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人口學家以至心理學家都進入了歷史研究的領域。歷史學的主要新潮流是社會史。這樣的史學革命必然影響到它的各個領域，科學史也不例外。
科學史的變化是母體學科歷史學變化的后果。不僅如此，科學史的變革直接以科學本身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和面臨的社會環境的為背景。20世紀是科學的時代，是科學技術發生重大變革的時代。科學技術的變革引起了社會生活面貌的重大變化，科學技術的社會影響日益強大。這就引起全社會對于科學技術的普遍關注。科學技術專家、經濟學家、政治家、社會學等社會各界人士從各自的角度關懷和討論科學技術和社會生活多方面的關系。這是科學和社會關系方面。另外，科學本身也有重大變化：從過去的小科學變成了大科學，成為從業人員眾多，耗費資金巨大，成果累累的事業。在這種情況之下的科學史研究，就必然會要突破單純內史，單純編年記載的傳統，走向社會。
科學史的變化還要以本學科內部的學術準備為前提，要由本學科的優秀代表人物來實現。《十七世紀》一書就是這種準備。它是關于某個時期某個地區的科學和社會的關系的討論，這正是斷代的和國別的科學的社會史。《十七世紀》也就被譽為科學社會史的開山之作，被稱為科學史研究中的“默頓命題”。［庫恩，1981：113-116］它在沉寂幾十年后，以單行本為標志，走向前臺，引領風騷。這就是科學社會史的開山之作。時至今日，科學史的英語文獻之中，科學社會史的新著使人目不暇接，不過這里沒有篇幅說明了。二、社會結構中的科學和科學的社會結構
科學社會學的貢獻
《十七世紀》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歷史上的科學，最為重要的就是把科學放在社會結構中進行說明。這種觀察角度并非默頓原創而是由來已久。但是默頓的工作卻把科學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推向了歷史舞臺。
1)經典作家的論述
培根不只是最早研究科學史的元勛，也是在社會結構中研究科學的始作俑者。他的名著《新大西島》[Bacon，1942，1952]勾畫了理想社會的社會結構，又著意描繪了這個理想社會中的科學和科學家人群及其地位。培根生活在近代科學發展之初，他對于社會結構的描述和他對于科學的理解有關，是建立在當時的科學技術水平基礎上的。
其次就要說到孔德的老師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了。在他的理想社會中，實業家是社會生活的物質支柱，科學家取代宗教神職人員成為社會的精神支柱。他是在烏托邦式的社會構想中考察和推崇科學家的。我們如果翻閱他的文集，那些論文，如《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論實業體系》［圣西門，1985：1-27，250-309,］等，都是說明社會結構中的科學。
馬克思的《資本論》是揭示資本主義奧秘的巨著，在有關機器和大工業的論述中，生動地說明了科學技術和社會結構的關系。其中有一個片段講述了由于蒸汽機的發明，出現了許多“小屋工廠”；這些小屋工廠仍然分屬于小業主。擁有蒸汽機的業主，他的蒸汽機所提供的動力可以連接供應幾個紡紗機或者織布機小屋。“小屋工廠和真正的工廠之間的斗爭持續了12年以上。結果是300家小屋工廠完全破產。”［馬克思，1975：504］馬克思通過小屋工廠的事實告訴我們：科學技術(蒸汽機)的作用怎樣在經濟（資本）的運行中實現；而技術(蒸汽機)又怎樣導致新的社會結構(工廠制度)的形成。
許多社會學大師都曾經在社會的框架中討論科學。1919年韋伯在柏林大學的演說《作為職業的科學》，從青年學生面臨的就業境遇討論社會結構中的科學，說明在德國大學中工作的青年學者和在美國的大學中的處境是多么地不同。這種區別首先在于高校的體制差異很大，他甚至把德國大學中的研究所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把科研助手稱之為“與生產手段分離”白領工人。在德國，青年人取得博士學位以后，不能獲得正式學術職務，只能以編外講師的身份任教，沒有固定工資，要直接向聽眾(選修課程的學生)收取費用。教學負擔較少，有時間進行科學研究；要成為教授，需要通過一系列的資格考試，而且最終受到教授崗位數目的限制。美國的情況就大不一樣：就業之初就有穩定工資；教學負擔重，科學研究的時間少；向教授晉升的途徑也是大相徑庭。［Weber,1977：109-132；參見劉珺珺，1990：46，152］
社會學家索羅金的巨著《社會和文化動力學》也是在社會結構中考察科學的例證。當然這本書強調文化精神因素在歷史中的基礎作用，說明作者的社會觀和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但是他強調社會文化的整體觀念，認為種種社會建制，諸如法律、藝術、哲學、科學和宗教等，在一定時期是會呈現某種統一狀態的。他沒有把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直接對立起來。用現在的語言說，他是把科學當作整個社會文化的一個子系統來看待的，并以詳細的統計數字明他的這種觀念。由此，默頓協助索羅金的資料搜集工作才可能直接為他的《十七世紀》做好準備。［科瑟，1991：515-516；參見劉珺珺，1990］
2)默頓的貢獻：以經驗研究結果說明社會結構中的科學
在社會結構中說明科學不是默頓的首創；但是他找到了可以進行測量的途徑，使用了數量的手段，把純粹理論的命題，變成可以用數據說明的東西。他的貢獻在于采用社會學的經驗研究方法，實際說明社會結構中的科學。這是他體現社會學經驗研究特點的地方，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
他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首先要在時間和地點上確定經驗研究的范圍。他選擇了十七世紀的英格蘭。《十七世紀》一書，說明在十七世紀的英格蘭社會中，科學成為社會上層精英人士的興趣愛好；科學家精神氣質和新教倫理的關系；說明了科學技術和經濟軍事的關系。6這就是我們所強調的社會結構中的科學。具體說來，他采用了集體傳記研究和內容分析的方法，把兩者結合起來。對于在《國民傳記辭典》7中的科學家傳記進行內容分析。在對傳記進行內容分析的時候，關鍵是要確定分析單元，以此為基礎才能進行統計。默頓找到了可以計量的“初始興趣的轉移”(在職業和學科之間的)，就是這種分析單元。除了傳記辭典，他還利用了《皇家學會的哲學匯刊》和達姆斯塔特的《科學技術史手冊》，使用這些工具書中的數字，研究各個學科的科學出產率，以便和傳記辭典中的統計數字互相對應。這樣就有了他在《十七世紀》一書第二、三兩章中的大量圖表和說明，進而引出第四章的分析和結論。［詳見默頓，2000：32-90；參見劉珺珺，1990：第四章。］默頓關于科學技術和采礦業、交通運輸業以及軍事技術的討論，也是利用許多文獻資料，其中特別是《皇家學會史》的進行說明。最后的《附錄》中并有原始文獻的摘編。這樣他在第十和十一章中的結論就是言之有據的了。他的博士論文就成為科學社會學的奠基性著作。8
3)默頓學派：科學的內部結構研究
默頓所開辟新的學科，在其后的幾十年間，由于社會環境的變化吸引了許多學者的關注和青年人的加盟，就形成了一個學派。默頓學派發展中的最大特點，就是容納其他學科的創造，吸收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以至情報學家的貢獻，變成自己的研究的概念工具或者統計工具。這里最為著名的就是兩位科學史領域的大師級人物的影響，一是普賴斯，另一就是庫恩。他們的名著《小科學，大科學》和《科學革命的歷史結構》是具有跨學科和世界影響的傳世之作。其中的概念的創造，如“小科學，大科學”、“無形學院”、“科學共同體”等概念的提出或者使用，對于科學社會學具有重大意義，這些概念相繼成為后來人進行經驗研究的指導理論，形成科學社會學的獨特范疇。
既然是進行經驗研究，數量研究工具的發展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普賴斯在《小科學大科學》一書中，首創對于科學發展的數量研究方法，從科學家人數、科學期刊和論文數目以及耗資狀況，得出當代科學是“大科學”的結論；情報學家加菲爾德的《SCI》(科學引文索引)9的發明創造對于科學社會學的數量研究來說，更是錦上添花。這個情報學的雜志《SCI》一經出現，立即成為社會學家數量研究的有力工具。不但可以評價每個科學家的成就和學術地位，從引文的時間可以考察學術論文的水平和各個學科的特點，從引文表現出的關系可以考察科學家之間的學術聯系，從而了解某個學科形成和發展情況，可以考察科學家之間的無形學院或者科學共同體的形成，等等。情報學家加菲爾德有一段精辟話語可以說明這個工具的意義，他說他，普賴斯是從歷史學‘轉向’圖書目錄學，默頓是從社會學‘轉向’圖書目錄之山而找到金子，他自己則“是從圖書目錄學家轉向歷史編纂學家和社會計量學家。”［Garfield，1977：158；參見劉珺珺，1990：87］
運用上述這些概念武器，使用新穎有力的數量工具，一大批學者對于各個學科的師承關系，人際聯系和其他活動進行經驗研究，出現了許多研究成果和新人；其中突出的有朱可曼的《科學界的精英》，克蘭的《無形學院》等，均已列入科學社會學領域的基本文獻。凡此種種，充分說明科學社會學已經進入它的成熟階段。這個階段學科討論的內容是科學的內部結構。
說到科學的內部結構和和分層現象。普賴斯的《小科學，大科學》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他研究不同文學家狀況，發現了科學中的結晶現象：這就是說在一個大的科學領域中，從科學論文的發表率來看總會有高產者(影響學科方向的少數人)出現，這種結晶現象是以母液(眾多的低產者)的存在為前提的。高產者的存在是無形學院出現和活動的基礎。［Price,1963：49，57，75；參見劉珺珺，1990：229-230］高產者雄踞科學家分層之顛，獲得最多的榮譽和權威，即最大的社會承認。提示社會承認是科學界根本性的社會資源，是默頓學派的功績。這種社會承認獲得的多少，是在論文生產和發表率的基礎上起作用的，種種榮譽和物質獎勵只是具體的體現。默頓以經驗研究的事實說明這種榮譽、人力和資金等的資源分配，存在著優勢積累效應，就是“馬太效應”。這是默頓及其學派的重要發現。社會承認中“馬太效應”的作用，是這種分層現象和權威最后形成的根據。所以說，科學內部的分層和權威結構的研究成果是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家共同研究的成果。至于這個學派的眾多其他研究涉及年齡結構、性別結構等等。這些基礎性質的研究，都可以為政策和應用研究做出貢獻。
說到政策和應用研究，這是涉及科學社會學和科學技術與社會(STS)的研究綱領的問題。早在70年年默頓就說過，“科學社會學起源于認識的、社會的、歷史的學術興趣的匯合。它最初和科學史、科學哲學等結合在一起，后來就和科學政策、科學心理學、科學經濟學等連接起來了。”［Merton,1977：ix.］現在科學技術與社會(STS)的研究成為熱門，人們或許不知道科學社會學和ScienceStudies，但是更多的人知道STS。這是因為科學技術對于社會科學的影響日益巨大，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成為普遍關注的中心；又因為STS的研究綱領直接面對現實和政策問題，而科學社會學或者ScienceStudies具有學科的或者說學術的取向。研究科學社會學或者ScienceStudies和STS的關系，需要專門篇幅。此處可以指出，無論如何，《十七世紀》是首次使用了“科學技術與社會(STS)”這一鮮明提法的著作，并且實際討論了這個問題，優先權應該屬于默頓。4)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對于默頓學派的批評：科學知識社會建構論的出現
庫恩的巨大影響，不僅在于為科學社會學提供了諸如“范式”10和“科學共同體”11這樣的概念，并且為科學知識社會學學派的出現準備了思想基礎。從歷史上說，科學知識社會學繼承了舊有的知識社會學的傳統，這種傳統認為知識是社會的產物。一定的思想觀念和知識都是和一定人群的社會活動直接相關的。許多著名社會學家都對于知識社會學的理論發展做出了貢獻。這種傳統知識社會學理論有一個特點，都不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同起來，大都認為研究自然和研究社會是不同的。由于自然科學是研究自然的，這些社會學家對于自然科學特別是它的知識內容，并不進行社會學的分析。現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新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卻是要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并列，進行社會學的說明，特別是要對于自然科學知識內容的形成進行社會建構的說明。而他們所依據的理論就是庫恩的學說，就是因為庫恩把科學的發展歸結為范式的變革；而一定的范式又是和一定的人群，即科學共同體，直接聯系在一起的；范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是不連續的。從這種基本觀點出發，他們批評默頓學派是過時的，是沒有涉及科學知識本質的，只是科學家和科學職業的社會學，因而不是真正的科學社會學；研究科學知識社會建構的科學知識社會學，才是真正的科學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提出了一系列的作品，形成了具有很大影響的學派；科學知識社會學學派的文獻，目前是這個領域的主流作品。
這個學派的基本理論觀點，如前所說，就是認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樣，都是受到社會影響的；自然科學知識也是一定人群在一定地點的活動所產生的，是社會建構的。在方法上，他們區別于傳統的知識社會學，采用經驗方法證明他們的理論觀念，因此注重對于產生自然科學知識環境條件和過程的實地研究(含歷史文獻研究)。這個學派進行的工作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就是宏觀的理論討論，著重從一般的社會條件分析科學產生的社會依據。另一類是著重對于知識產生的具體過程和環境做出發生學的研究，他們運用了人類學的方法，深入實驗室或者其他工作現場，寫出詳實的描述和說明。這個學派的歷史學家則是深入研究某一時期文獻資料，描述歷史上發生的事件過程，用以說明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結論。
在這個時期出現了由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完成的一批實驗室研究。以法國的哲學家拉都爾的《實驗室生活》[Latour,1979&1986]12為代表，可以見到這個學派的工作特色：在一個科學技術的活動場地(site)，實地研究一個時期(如，一年)進行觀察，詳細描述科學家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條件，注意他們內部人員的活動，他們和其他實驗室的關聯，分析他們的對話和他們的論文。最后完成類似于民族志13形式的專著。
在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于科學知識社會學家是要用經驗研究證明他們的理論觀點，所以不論他們使用什么方法，都是要涉及知識內容和知識的產生過程，這樣也就是進入了認識過程的認識討論。以拉都爾的《實驗室生活》為例。他在實地考察一年又十個月，積累了大量資料：實驗室場景的多幅照片，科學家在不同場合的對話記錄，科學儀器狀況的一覽表，某項化學物質合成的報告記載，科學家個人事業經歷的摘要，等等。但是他運用這些資料得出的結論是認識論的：實驗室是文學標記的系統，儀器所顯示的現象是“技術現象”，科學實驗室中的事實是“人工事實”，因而科學事實不是被發現的而是被制造出來的，科學的陳述是磋商的結果等等。這是因為作者在進入實驗室之前就已經形成了科學認識是受社會因素制約的看法，他在參與觀察中的任務只不過是搜集詳盡的材料罷了。這就使得這部運用的描述資料和分析結論似乎有某種不連貫；這些結論，與其說是文化人類學的，不如說是認識論的，與其說是社會學的，不如說是哲學的。至于謝廷娜的《知識的制造》[Knorr-Sentinna,1989]就更加明顯了。這部以民族志研究為基礎的專著，已經完全把調查來的資料編納入作者的認識論結論的框架中了。全書幾乎都是晦澀的哲學認識論結論，諸如，“科學家作為實踐的推理者：知識是在環境中建構起來的”；“科學家作為索引性推理者：科學研究的機會主義和情境性”；“科學家作為類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則和革新的隱喻推理批評”等等。在文化人類學著作中通常見到的對文化現象的完整而生動的描述性記載不存在了，資料“淪為”結論的注釋和例證；人類學所關注的人群的生存方式和活動特點以及關于社會關系、行為規范等等，也就不在他們的視野之中。他們想要得出的科學知識內容是社會建構的結論又怎么樣？我認為，在他們的實驗室研究成果中，科學知識的內容和他們描述的社會活動的具體聯系，并沒有得到具體的闡明(如，拉都爾的可信用性循環究竟和實驗室的產品-生長激素知識內容有什么關系)。他們想要的結論沒有得到他們所希望的經驗支持。14
不可否認，一個時期以來，科學知識社會學和它賴以出現的種種哲學和社會思潮在一起，對于研究科學的幾個學科，特別是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在這里，不能詳細討論這些結論與哲學、社會學思想的具體聯系，那是需要專門的研究的。我們僅引用本·戴維的一段重要話語來認識這種現象，他說：“人們很難希望在一般認識論理論和像社會學那樣的經驗學科中找到必然聯系”，“這種想要把社會學研究和哲學理論聯系起來的企圖常常是有害的。因為它把許多研究歸結為純粹去證明哲學(哲學并不要求這種證明)，并且妨礙了通向經驗研究的問題的形成道路。”［Ben-David,1981：55］
我們在這里要說明的是，科學知識的微觀建構學派是運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尋找經驗資料支持和論證科學知識的建構主義綱領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轉向”。不過，我們又可以看到，這個學派的運用，與本來意義上的文化人類學的民族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為傳統的民族志是進行文化描述的，他們卻進入了認識的領域，而且是科學認識的領域。拉都爾也承認了這一點，他說，他“所使用的民族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義上與民族志方法相一致。”［Latour,1986：278.］因此，我們一方面把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微觀建構學派的“實驗室研究”看作是科學社會學“人類學轉向”的標志；另一方面，從嚴格的人類學意義上考察，又只能把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討論的具體運用。［劉珺珺，1998和1999］
盡管如此，無論如何，科學知識社會學學派畢竟運用了人類學的方法研究科學，在實驗室研究中進行實地參與觀察，完成民族志形式的報告，形成科學技術人類學發展中的一批值得重視的成果。這些成果，和人類學家的工作以及科學社會學家的實地考察成果一道構筑了科學技術人類學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三、絢麗的畫面深層的理解
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特點和價值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說明了社會學家研究科學做出了哲學家和歷史學家難以企及的貢獻。在ScienceStudies的舞臺上登場亮相的現在輪到了人類學家。人類學家和科學社會學家一起把科學技術人類學確立為一個獨立的分支學科，是90年代的事情。說到人類學和人類學家，我們同樣不得不從經典開始。
1)人類學經典的啟示：絢麗的畫面和深層的理解
關于人類學的基本說明。人類學是社會學的姐妹學科。兩個學科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在理論方法上有著緊密的聯系和相互影響。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有一個大的類別就是質的研究也就是定性研究，是和人類學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社會學和人類學都要使用FieldWork這種研究方法。在人類學中，通常譯為田野調查或者田野工作，是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的組成部分，是這個學科的發展基礎，也是青年學者的基本訓練，“民族志的田野調查成為一種通向專業文化人類學的通道”。15在社會學中譯為實地調查，過去和現在都有運用這種方法取得的成果。如果說，一個時期以來，在社會學研究中，通過問卷調查取得數據運用統計方法進行分析，以數量形式表達研究的成果，占據社會學研究的主流，那么現在似乎有關某種程度的復歸。在經濟學中，在數量經濟學占據主流地位的美國，現在出現了行為經濟學。這種趨勢不能不說是社會科學中的人類學轉向一種表現。
人類學的傳世之作是繽紛絢麗的社會畫面，是有聲有色的生活場景。這就是人類學表達的人類文化多樣性。人類學的民族志不僅描繪場景而且探索其深層的意義。人類學就其起源來說，是從研究異域初民社會開始的。西方人類學家遠離本土，到亞洲、澳洲、非洲等地區，研究不發達的部落人民的生活。在人類學發展的一百多年間，一代一代的人類學家以生動的筆觸寫下了大量的民族志，給我們描繪出一幅幅各具特色決不雷同的人類生活圖景：庫拉圈交易，菊花與刀，薩摩亞人的成年，巴厘島上的斗雞等等，這些都是著名人類學家寫下的不朽名篇中的內容。應該指出的是，人類學家在描述這些生活圖景的時候，就說明了有關這些社會人群的社會生活方式的各個方面：婚姻親屬關系、信仰、宗教、禮儀習俗、居住交往，以至人們的社會地位、角色扮演、整個社會的結構等等。
總之，人類學研究的要義在于揭示不同文化存在和文化的多樣性，在于揭示不同人群的生存方式。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使得人類學家的工作不同于社會學家，他們以深入的現場觀察和生動的描述記載生活，又以透徹的理解剖析所見所聞。
2)研究領域的匯聚：人類學家研究現代生活和科學社會學家運用人類學方法
早在1998-99年間，我已經發表文章說明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是由兩個方面人員的工作組成的，是由人類學家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學家研究科學技術（也就是科學社會學家，有信奉不同綱領的兩派）這兩大方面的工作組成的［劉珺珺，1998，1999］。
首先討論人類學家這一方面。二戰以后人類學本身發生了重大變化。人類學家研究現代社會，雖然早已存在，但是現在變成主要的活動。人類學發展初期主要是研究異域初民社會，這種情況是和人類學誕生時期的世界格局直接相關的。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到了本世紀70年代，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殖民地紛紛獨立，世界交往發達，再也沒有許多處于孤立狀態的簡單社會可供研究了，原來初民部落的奇風異俗，有的也開發成了吸引遠方來客的旅游項目。某些學者把這種情況稱之為人類學面臨的危機。［Lepenies，1981：256］解決危機的出路在于:人類學家回歸本土，研究他自己的本土文化。美國人類學家海斯指出，“近年以來，政治的和財政的限制，造成了很大數量人類學家在他們自己的社會中進行田野調查。這些在自己本土進行田野工作的人類學家到工廠、醫院、技術組織等等地方進行研究的時候，和在異域進行工作一樣，也是要學習他們選擇的人群的約定俗成的地方文化，學習這些人們日常生活的格調，學習隱蔽在界限之間的和沒有表達出來的多種意義”。［Hess，1992b：3-4］也就是說，從研究異域初民社會，轉變成研究本土現代社會。由于科學技術在當代社會中是無所不在的，研究現代社會就不能不遭遇科學技術。因此，人類學家研究科學技術，研究從事科學技術活動的人群，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海斯說：“有一系列的原因，其中包括如經費拮據和入境困難等實際問題，造成了人類學的新的關注焦點-科學技術。”［Hess，1992a：x］所以，運用人類學方法考察科學技術的諸多方面，就是人類學的當代主題之一。應該說，科學技術人類學的主力軍是人類學家。
其次，這是由于科學社會學家運用人類學的研究范式，和人類學家研究當代社會研究科學技術形成了研究領域的匯聚。
如前所述，科學社會學家一也就是從社會學角度研究科學技術的學者，分為傳統科學社會學和當代科學知識社會學兩個流派。科學知識社會學這一流派在運用人類學方法方面是非常突出的，他們所使用的經驗研究方法主要就是人類學方法。可以說，科學知識社會學是運用人類學方法研究科學并且產生重大影響的學派。但是傳統的科學社會學家中，也曾有人使用人類學方法進行研究。早在6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斯華茨就已經運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到加州大學勞倫斯實驗室進行研究，對于該實驗室的歷史發展做出說明。在60年代和70年代，還有加拿大人類學家安德森對于費米實驗室和印度的科研機構進行的研究。［Anderson,1981：218］后者專門撰文論述田野調查對于研究科學技術的重要意義。但是，由于他們的說明和解釋框架仍然是科學社會學的傳統范式，所以影響不大。在科學社會學領域提出新的研究范式，提出科學知識的建構主義綱領，并且運用了田野調查方法的是科學知識社會學家。但是，由于他們的研究的特殊目的，他們的著作被稱為民族志的特殊版本。只是在推動科學社會學研究向科學知識社會學發展，起到明顯的作用。3)從已知成果和自己的研究說明：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內容和方法
人類學家一旦對于科學技術進行研究，他們所展現的特色就是十分鮮明的，充分表現出對于人文背景的注視，表現出對于人的關懷；他們所打開的眼界也就更加開闊，決不限于傳統科學社會學所關注的社會內容，更不是科學知識社會學所突出強調的自然科學知識內容的社會建構。他們關注的是更為寬泛的文化現象。現在從不同作者的作品中展現的關注焦點和特點來說明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內容和方法。
首先，某些論文和專著給予的啟示
人類學是研究人類文化的，那么和科學技術相關的文化現象是什么呢？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決不局限于對實驗室的研究，可以從實驗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擴展到學術會議上的和法庭中的科學家，［Anderson,1981：218,216］這也就是說要“從實驗室走向更多元的場址(site)。”“有助于把民族志置于和更為廣闊的多元的科學技術文化的對話之中。”［Hess,1992b：17］對于這種說明，最好的理解是從已有作品考察。我本人基于對某些論文和專著的體會認為，具體說來，一是人群研究，研究和某一科學技術事項相關(采用或者使用)的人群狀況。二是機構研究，某個科研機構或者和科學技術有關的機構的狀況，以及在這些機構中從事科技活動(或者與科技有關的活動)的人員狀態。
人群研究。從三篇論文可見一斑。第一篇討論妊娠流失的文章[Layne,1992]。說的是新技術的應用對于曾經懷孕的婦女及其配偶也就是胎兒的雙親的影響：他們看到過技術手段顯示出來的圖像，形成了對于胎兒的想象，因流產而喪失了孩子以后，經常懷念和訴說那個想象中孩子，似乎真的有過這么一個天使般的孩子，其中有的人甚至產生宗教幻想。作者的結論是新技術改變了人的生死觀和宗教信念。第二篇討論婦女生育觀的文章[Davis-Floyd,1992]。文章說明，在白人中產階級婦女中持有不同生育觀念的人選擇了不同的生育方法：認為生育是自然過程不要技術參與的，在家分娩，只需產婆或助產士的協助；認為生育是機械過程的，在醫院分娩，要求技術和醫生參與、借助于各種技術設備和手段以及醫生的醫學知識。第三篇文章討論計算機在臨床醫學中的應用[Forsythe,1992]。作者研究了臨床醫生并不使用專為他們設計的專家系統的現象，發現：專家系統之所以束之高閣不是因為臨床醫生患有計算機恐懼癥，而是因為軟件設計人員強調設計是硬科學，沒有考慮在醫療過程中的社會文化軟環境的原故。
機構研究。有的文章研究了歐洲空間組織中的科學家，描寫了他們的日常活動(飛來飛去，訪問，磋商，粘貼，剪刀和膠水)，結論是在這類跨國的科研管理機構中的科學家，不再像科學家那樣行事，變成了并不代表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官員[Zabusky,1992]。再有就是關于海洋生物養殖技術(開發扇貝的人工養殖)的機構的文章[Collon&Law,1989]。作者認為，從這個機構的活動來看，R&D為一方，經濟市場和外部因素(供應和需求,生產和消費)為另一方，是緊密聯系著的。文章超出了單純科技的范圍，涉及了市場和經濟組織，涉及更為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是討論社會經濟網絡的建構。最值得提到的是特拉維克[Traweek,1988]對于高能物理研究機構的專著《BeamtimesandLifetimes》。作者基于長期的田野調查(為此她擔任了該實驗室公關部門的導游)，以民族志的形式完成了被譽為第一本科學技術人類學的專門著作。在她的書中，有對于的實驗設備和分布的詳盡描述，有關于機構設置和和管理運作的記載，有對于人員分工、關系和活動以及新手培養的觀察結論，等等，最后還討論這些物理學家的宇宙觀和他們實驗活動的關系。總之，對于這個機構和它的人群進行了“深描”。16
以上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對于高能物理實驗室和歐洲空間組織的研究是田野調查的成果，是傳統人類學的經典方法。有的研究人員采用文獻法，有的學者使用話語分析，等等。正是因為如此，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種志的田野調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樣的；發展一種“跨學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這也就可以包括歷史的研究、比較的方法、文本閱讀，等方法”。［Hess,1992b：16］
其次，美國人類學家的硅谷研究
這是對于一個與高技術直接聯系的特殊社區的總體研究。1991年圣何塞大學人類學系主任查里·達拉（CharlesDarra）和同事英格利奇·利克（EnglishLeuk）首先發起了一項關于硅谷文化的項目研究，簡稱SVCP。次年另一位人類學家詹姆斯·費里曼參加了進來。他們試圖將硅谷作為高技術社區的實驗室和文化地域（culturearea）來研究，把硅谷生活不同側面的民族志研究項目聯結起來，形成總體指導性的理論框架。這項研究的內容：首先是作為高技術園區本身的研究。人類學家稱硅谷為技術精英的“麥加圣地”，是“國內和國際的技術、人力、思想和資本流動的匯聚地”；硅谷還被稱為“智力王國”（astateofmind）。高技能的科技人員、高文化的熟練工人和高素質的領導才能構成了硅谷的智力群體。其次研究技術對社區的影響。硅谷的獨特在于它不僅集中了高技術企業，而且還有風險資本的活動，商品和服務的出口地，等等，就是說包括了一系列支持高技術產業的各種各樣的公司，特別是小公司。硅谷的產業“現在已經擴展到了金融、治療、餐飲、健身、商店、法律服務等行，硅谷實際上是一個公司城鎮(companytown)。它展現了“文化的多樣性”，預示著“后工業未來的全球符號”。最后是生活方式和人際關系的研究。特別研究了家庭，硅谷實現了工作-家庭之間關系的轉移，工作和家庭之間的界限已經變得模糊了。信息技術對家庭的作用還表現在對家庭各項活動的管理上。工作關系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同時改變了家庭自身存在的方式。不僅使用各種技術手段用來協調復雜的家務安排，同時使用信息手段使親人互動增加，使父母的角色和性別角色都受到了挑戰。此項研究的特點是：規模大，但是并非傳統意義下的“大科學”研究。在3位人類學家的指導下，由許多課題，組成一個生態系統。各個課題是一個個獨立的生存單位，不是由統一的指揮做出硬性安排，不是線性的結構化框架，而是建構中的柔性的生態系統。時間長，進行為期10年的人類學田野調查。人員多，幾百名學生陸續被派往社區的不同場所，進行了大范圍的簡短訪談和重要事件的收集工作，記錄生活在那里成千上萬的人的習慣和觀點。資助多元。大學的，國家基金的，私人基金的，協會的，不一而足。方法多元。傳統人類學的民族志的調查以外，還運用人口統計、組織實踐的分析等等方法。17這是值得繼續關注的重要研究。
第三，貴州少數民族科技人類學研究
我們在1998年得到貴州省的資助，開展《貴州少數民族科技人類學研究》。經過當年的選點考察，進行了黔南侗族民居研究，普定巖溶實驗基地和巖溶辦公室(管理機構)的研究，三都水族自治縣生態研究。民居研究主要是考察了侗族民居包括生產生活用房和公共建筑對于杉木的依賴，考察民居的建筑工匠班底和技藝傳授的師承關系以及侗族的社會文化生活。普定研究主要討論縣級科研機構的生存方式，發展地方性知識，為當地人民生活生產服務；涉及基礎工作和高技術項目的關系以及高技術和地方發展的關系。18水族生態研究主要考察了三都人民的生存方式和該地區自然生態之間的聯系。我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田野調查，輔以檔案文獻，以民族志的形式完成每項研究。
總之，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內容極為豐富，選題頗為分散；研究方法和當今人類學的研究一樣，具有多元選擇的可能性。這是一片尚待開墾的處女地，是一方研究和創造的廣闊天地。雖然科學技術人類學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但是由于它的人類學屬性，從已有的文獻成果來看，可以見到人文特點，它的使命在于科學和人文的結合。實現這一點，并非高深莫測。深入社會深入生活，就會做到。因為在實際生活中科學技術本來就是和人的活動人的生存緊密不可分離的。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多多少少有些只見數字不見生動的活人和多彩的環境。研究人員的視角一經調整，繽紛的畫面就會層出不窮，研究的問題也將俯拾皆是。人類學更多地要求研究人員的悟性和直覺感受，否則就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一方面的能力的提高有兩個途徑，－是多讀經典的人類學文獻，民族志的范本。二是向實際生活討教，深入田野調查，觀察感受探索思考。
4)在現代化和全球化中研究多樣性：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特點和價值
現代化和全球化是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所有的國家和社會都要卷入這個潮流。現代化和和全球化的大趨勢中，現代科學和高新技術的普及和應用推廣居于重要的核心地位。但是越來越多的人們日益認識到，在這個大潮流之中，保留文化的多樣性又是一個嚴重的任務。現代高科技企業提出“科技以人為本”的口號，當代跨國公司的“本土化經營方略”，也說明了這個問題。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這更是一個尖銳的問題。對于研究社會研究人類生活的各門社會科學來說，也就提出了嚴重的挑戰。
人類學以研究文化的多樣性為自己的根本使命。在人類學的發展史上，不但描述了人類在不同的環境中如何生存和發展，描繪了諸多文化的豐富性和獨具的創造性。現在，人類學又進入了現代生活，科學技術人類學成為描述和記載現代生活的重要領域。應該指出的是，在人類學的歷史上對于不同人群的科學技術是已有成果記載的，因為即使是最為原始的人群也不能脫離原始的科學技術活動。考古人類學及民族志研究對于含有科技內容的“物質文化”的研究；人類學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識系統，為民族數學（ethno-mathematic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hiatry）、民族植物學（ethnobotany）；醫學人類學所研究的與健康和疾病有關的非西方的知識系統，等等，都屬于這類研究。因此，有的學者指出，“在這個意義下，人類學開始研究科學技術，要比跨學科領域STS研究科學技術早得多。”［Hess,1992，p.x.］當然，人類學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學，是非西方文明中的傳統科學，并不是現代科學技術。但是這些研究畢竟展示了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環境下的人群的具體成果和貢獻，記錄了人類在和自然斗爭中的狀況，提示了人類生存方式的多樣性。在現代化和全球化過程中，考察現代社會中的科學技術活動是理解現代人的生存方式的重要領域，研究不同的人群在現代科技的研究開發和應用過程中怎樣體現自己文化的特異性，現代科技又在何等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固有文化。這正是科學技術人類學的歷史使命和價值。
具體說來，在我國進行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可以有兩大方面：一方面是對于傳統科技的研究，這是指對于目前還在我國人民生活中存活著的科學技術，特別是民間技術，其中少數民族地區的民間科技可能是豐富的寶藏。另一方面，就是對于從事現代科技活動的人群和科技機構的研究。這方面的天地是非常廣闊的：實驗室，科研院所，科研管理和科技的行政管理機構，高科技企業，民營科技企業，以及其他有科學家和技術人員活動的地方。《貴州少數民族科技人類學研究》極大豐富了我們的感性認識，加深了對于人類學的理解。在考察中，我們看到：一方面，民族傳統工藝技能由于它在本土具有強大的衍生能力，得到保持和發展，在當地生產生活中仍然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現代科技知識已經廣為普及和應用，對于當地人民的生產生活產生了影響；這兩個方面又互相影響和互相滲透，產生了與現代科技結合的傳統工藝技術和民族醫藥，并且已經形成了企業化的生產。又看到：一方面，現代科技人員以各種身份廣泛分布于少數民族社區的各個層面；另一方面，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民間能工巧匠積極活躍在基層社會的各個角落；這兩部分人員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形成各個地區的科技活動的主體和有影響的群體。實際考察說明，科技人類學的研究要考察現代和傳統兩個方面的內容，大大推動了我們對于現代化的認識。我們對于現代科技活動的研究正在開始，相信一定能夠和少數民族的研究相輔相成，對于理解我國科學技術現代化事業有著更深的理解，對于怎樣在現代化事業中保存我們民族特有的東西，對于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爭取固有文化的生存空間，有著更好的解決辦法。
總之，雖然科學技術人類學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是基礎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門類。但是，它對于實際生活的啟示，對于我們知識界和管理人員素質的提高，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我國人類學的研究不算發達，人類學的隊伍不是很大；但是，在我國，對于科學技術進行研究的社會人文學科的隊伍卻蔚為大觀，他們將要在科學技術人類學的建設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劉珺珺，1998］要知道，在西方也是一樣，對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研究已經發展為大的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人類學家進入這個領域的仍然為數不多，1988年美國的4S學會召開會議，有來自各學科的學者529人，其中人類學家只有18人。［Hess,1992：x］盡管如此，科學技術人類學畢竟是ScienceStudies中具有生命力和廣闊前景的新學科，它在世界的新環境下應運而生，必將在新的潮流中發展壯大。參考和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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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代讀者可以參閱惠威爾的選集。[Whewell，1984]。
3薩頓變賣祖產支持《Isis》，到美國以后又以他的妻子的收入貼補雜志。他在自己的論文集TheHistoryofscienceandtheNewHumanism的扉頁上深情地寫道：“獻給我的最親愛的朋友、奇異的孿生女兒May和Isis的母親E.M.E.”(E.M.E.是他的妻子名字全稱EleanorMabelElwes的縮寫,他的獨生女May也是誕生在1912年)。
4在《Isis》創刊編委會名單中有著名科學家彭加勒、阿累尼烏斯、奧斯特瓦爾德，社會學家迪爾凱姆等人。[Merton,1977：63]
5關于科學史納入教育體系的情況，可以參閱《Isis》雜志每4年出版一次的《AGuidetotheHistoryofScience》。
6默頓本人對于此書內容的概括，有兩種說法，一種見之于1970再版序言［默頓，1999：7］，另一種見之于1999年為中文版所寫的前言［默頓，2000：3-4］。我所作說明和上述兩種說法并不矛盾，我的說法是為了論說的需要。
7實際上，是英格蘭上層精英人物的傳記辭典。參見［劉珺珺，1990：98-106］。
8年青學者的博士論文，成為一個學科的奠基之作的，并不多見。就本人所知，除了默頓，還有研究生命起源、在實驗室中模擬進行大分子合成的青年博士。
9SCI以及SSCI等等情報刊物，現在已經是我國學術界、高等教育界所熟知的評價工具。
10范式(paradigm)一詞，由于庫恩的運用，已經成為研究科學的幾個學科的基本概念之一。［Kuhn,1972：capterV；庫恩，1981：12章］。
11科學共同體(scientistcommunity)一詞，最早使用這個概念的是英國科學家波朗依(Polanyi)。參見[Polanyi，1980，1951]
12此書有1979年的第一版和1986年的修訂版，見最后的文獻目錄。
13民族志ethnography，另一譯法為“人種志”，是一種統一完整的方法和表述形式。詳見注13。
14這里論述的內容可以參見［劉珺珺：1990，第十章；1998，第二部分］。
15"Ethnography",EncyclopediaBritannica,vol.4,EncyclopediaBritannicaInc.,1993：583-584。亦可參閱其他百科全書(如：AcademicAmericanEncyclopedia,EncyclopediaAmericana等)的相關條目。
16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Geertz）的使用術語，指人類學家不僅記述所見所聞還要理解見聞背后的深層意義。［格爾茨，1999a：3-36;1999b：471-521］
17以上資料來自互聯網，崔芳提供，葉繼紅初步整理；本文從中選取可用的內容，記述如上。以后以正式發表的成果為依據。參閱［Darrah，1996；English-Lueck，1996和1998］
18普定是國際天文組織建立500m直徑射電天文望遠鏡（LT）的選址考察地之一，這和普定的基層科研組織(巖溶實驗站)的基礎工作有關；國際科學家在普定的一系列選址考察活動在當地已經產生了顯著的社會人文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