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審美論文：略談書法審美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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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張朵聰作者單位：南陽師范學院美術與藝術設計學院

康體其外，中原其中

王澄生于四川，但大部分時光是在七朝古都開封度過的。中原文化對他成長的影響是主要的，但其書法藝術風格又深受康體的熏染，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他吸收了厚重的中原文化及其書法藝術質樸豪放、率意秀潤的品格，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書法氣象。秦磚漢瓦、六朝碑版、千唐墓志，以及王覺斯“金戈鐵馬”“枯藤繞樹”之高堂大軸所蘊涵的勃勃生氣，都引起了王澄心靈深處強烈的共鳴，塑造了他雄強、蒼渾的書法風格。其二，康有為書法那種逆入平出、澀進疾退的用筆，天馬行空、縱橫捭闔的風格，讓王澄心馳神往。康有為氣勢開闊、如長槍大戟般壯美的代表性書作，一直深深地感染著王澄，但他能長期保持著清醒的認識，不囿于其中，在學習前人書法藝術時，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深藏于胸中的十六字箴言字字珠璣:“深入一家，逐漸蛻變，不與人同，避免僵化”［3］序言，這既是王澄學書的“四個階段”，也是其書法藝術的“四個層次”。在選擇康體的同時，又秉承北魏摩崖石刻諸體，并摻以鐘繇、顏真卿、王鐸、沈曾植等人的帖書碑意，有悟于碑帖相融，用筆遒勁圓渾，結構森嚴，可謂化腐朽為神奇，一掃靡弱之氣。其三，對康有為的“變者，天也”的書法理想、書法史觀高度認同。康有為的創作風格與審美情趣始終貫穿著強烈的維新意識。求變、求新、求異可以說是康氏的人生理想在各個方面的體現。康有為鮮明的個性、渾厚的學養、過人的才華、非凡的閱歷，尤其“百日維新”中展現的革故鼎新、銳意進取的精神，在近現代書壇獨領風騷。王澄選擇康體為切入點，正是康有為本人所具有的獨特魅力，使王澄在心靈的深處與康氏達到高度默契。其四，堅持與時俱進、兼收并蓄的學書道路。王澄的書法藝術在20世紀70年代的特點是講氣勢、求生拙及重形式，在線條的表現上較為直率易就、一往直前，而少深邃蒼茫之變化，處處表現出一種倔強、剛直、豪邁和奔放的氣概。80年代的作品，無論提按還是轉折都表現得非常充分，在橫、豎、撇、捺、點等筆畫上吸收篆隸筆法，有意識地將其或延伸或收斂，或呼應或錯落，整齊中求其變化，飛揚中暢其氣息。弘揚大度的精神氣焰，完全承續了康有為的書學思想和意識。王澄那種不求點畫、全以神運的生拙意態和直抒胸臆的開張體勢，直接來自生命的本源，可以說真正體現了他當時的心理狀態和藝術本能。“見過王澄作書的人都知道，他高執筆，逆鋒取勢，其澀勁之線條的形質用‘力能扛鼎’之是不為過的。他強調中鋒行筆與紙的對抗力是經驗之談，卻也是刻苦磨礪才有所得的……這一時期，他的作品中有著清醒的發展觀，著意碑帖融合之路，不慕時尚，不逐流風，確有‘澄懷觀象’的君子之風……也曾有意于朱熹墨象法度，使行氣暢達;取法趙之謙，稍加溫潤;摻以隸意，拓展結字之形體橫勢。但終不失去作品中應有的‘蒼茫之氣’。”［5］序言王澄以帖學骨架為本，運帖入碑，以魏碑為用，靈動開張中“有意換格”，逸懷浩氣，不僅有“任情恣性”的理想人格和“開疆拓土”的大膽實踐，且均能調和得宜，非有功力，曷克臻此!王澄9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逐漸走向渾厚、渾古之藝術境界，其形體結構施以縱勢或扁方甚而逾至極處，“執、使、轉、用”頗具匠心。尤其轉折筆法自然流露，或裹鐵，或藏綿，其中兼善碑體、隸勢、篆法與草意，既質樸沖淡，又蘊藉沉穩。可以想象精妙筆法之八面出鋒，滿紙風動，而墨色五彩生發，極盡煙云變幻之能事;且結體對空間的分割更是充滿了機敏，其內涵亦隨之豐贍，看似失去了原有的生拙厚重之意，但又即心即境，怡神快意，超乎塵垢之外———被書壇同道譽為海內外“碑體行書”集大成之人。“他的心靈是自由的，沖動是自然的，十分注重自身精神與意境的融合，感受詩意帶給心理上的愉悅，這種狀態并不是每一個書家都能呼之即來，揮之即出的，而是需要天賦和積累，更需要技法與技巧的支撐，只有這樣才能在整體意境的顯現和轉換中自然融合。”［6］王澄自己說:“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審美習慣應該屬于這個時代……如何保持先進的審美意識，不斷吸取進步的藝術思潮，并將其合理引入書法這一獨特的藝術之中，是每一位書家應該重視的大課題，是作出正確時代選擇的前提和保證……先輩們的經驗告訴我們，對傳統發掘愈深，對歷史把握愈廣，概率便越大。”［3］236我們從《王澄詩文書法集》中就可以深深地感受到這一點。昔日“以形質勝”的筆法中透露出的苦澀蒼辣和原有的感情成分逐漸消解，在豐富的理性色彩中，浸染著恣肆爛漫、橫逸跌宕的書風，流露出“既脫于腕，仍養于心”的高深志趣。“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謝朝花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7］36－37，其以“通”古而后“變”為主旨，在康體意韻的基礎上，把其發展得更加豪縱、古拙而充滿活力，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重要命題創作和獨特性靈的寫意書風。由此而知，王澄腕下的筆墨意蘊是多元的，其自身特殊的精神本質賦予了書法一種觀念和意象，拓展了書法藝術的空間和審美內容，使其既體現了古代“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和國學精神，又反映出中原傳統文化的厚重、睿智和包容。在中原文化和康體風格的浸潤中，王澄在“魄力雄強，氣象渾穆”的創作理念的指導下，完成了自我書體的塑造，形成了具有鮮明個性特征的書法樣式:端莊與柔麗并舉，形質兼具，充滿張力;剛正與婀娜共存，開闊中有凝聚，恣肆中具法度。王澄書法思想始終伴隨著他的書法實踐并不斷深入，他的書法圖式可以說是充分實現了他的書法藝術理想，由量變到質變的蛻變過程顯而易見。其代表作《廈鼓遇雨》《漁公收平浦》《嘯賦》等作品，奇在骨而宏約，氣在心而深美。他推動了“能動性視覺平衡”創作理論的發展，對中國的“書”與“法”的審美心理活動給予合理的詮釋，并身體力行地進行大膽實踐，在不斷糅合、縷析與轉換中，果敢地將中國的“陰陽平衡”理念和西方的“視覺藝術”概念融匯，使二者互會互用，存真求同，更能深刻感受到其“書法視覺，對立對應，中西互補，意向平衡”［3］序言的精妙概括。20世紀80年代，王澄與同道共同創作之書體，被中國書壇理論界稱為“中原書風”。這既是對中國藝術本源精神的呼喚，也是對中原文化的認同。當然，“中原書風”是沒有固定模式的，它隨著社會生活、時代精神的變化而變化。王澄在當代書法創作中以此為抒情寫意的創作理念，體現出以雄強、博大、稚拙、豪放和自然為審美追求的藝術風貌，是河南書家群所呈現出來的代表性特點，他和張海、周俊杰及李剛田一樣，在堅守中原文化的本真中，不斷地探索新的方法和路數，充分展示了潛在的開拓意識和辨識能力，凸現了“中原書風”的學術價值。

藝術其外，生命其中

不言而喻，王澄書風的轉換與其學識修養息息相關，如今，他的書藝逾越絢麗境地而又歸于天真平淡。他把這一單純洗練、樸素優美的藝術形式變得更為昭然。他曾言:“天性不改，而又處世自然，甚是難為，卻是余之向往。寫寫畫畫乃平生所好，情之所至，涂些作品，也是自然。”［8］如此發自胸臆，游于象外，乃性情使然也!王澄的每一件作品都蘊含著作者豐富的想象和對生活無限的熱愛，呈現出強烈鮮活的生命感。更為可貴的是他能夠洞穿書法之本質，力爭以書載道，強調抒發人生姿態與現實生活的感受。他的作品始終帶有強勁的“風骨”意識，可以說是其生命的詩意外化，或生命感悟后的一種精神凝結。一位成功的藝術家，其創作模式、思想方式都是他本人心靈的折射和意識的反映，否則他的藝術是沒有生命力的。這一點在王澄身上表現得特別明顯。他說:“曾有一些朋友問我‘三合書屋’的來歷，常以余一家三口戲答。……《谷梁傳》有云:‘獨天不生，獨地不生，獨人不生，三合而后生’，若借此意解之，未免過大。不過，在這小小書房，做這‘壯夫不為’的小道，不解決好‘大三合’，還真難入道。《老子》不是也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至論嗎?掌握好書法藝術規律的過程，就是解決人與自然統一的過程，也是解決人與社會統一的過程。”［3］222“任何一個門類的藝術，其價值標準都有社會性和藝術性之分，二者既一致也矛盾。如何解決，將決定于藝術家的素養和意志。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決不會把個人追求委曲于世俗審美，而是逐步地把自己的作品介紹給社會……隨意改變自己的初衷，那是極庸俗的事。”［3］225王澄書法成功地展現了他對自我的超越，揭示了作者在文化大交融的背景下的精神狀態，而且也暗示了在社會變革中人們對生存的渴望以及對現實生活的一種包容或理解。雄渾蒼厚、意氣沉郁的風格充滿著陽剛正大之氣，恣肆中張揚自我勃勃的生機，強烈震撼著人們的心靈，一則其書法藝術獨特的玄奧深厚，二則其“意色自若”之雅量。著名藝術評論家張達在評價王澄的書法時說:“先生對于西方文化的吸納與借鑒，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對書法構承關系與當代審美力的拿捏，是高屋建瓴的，從碑體行草書理論到書法視覺平衡理論，二者既相互獨立，又一脈相承，自然升華，自成體系，是書法中‘法’與‘道’兩大理論問題的修正和補充。”［3］序言王澄勇于探索，付諸實踐，身體力行，其誠可嘉，真正實現了自己藝術創作的理念升華，得到了社會的認可，于當今書壇也有很強的指導、借鑒意義。綜上，王澄以康體為柱石，借鑒趙之謙、于右任等人碑體行草藝術特點，糅合法帖的清曠溫潤、雅逸飄動的書卷氣息，為中原書風拓展了新的境界與模式。王澄在50多年的書藝躬行中，在中西古今的矛盾糾纏里，不斷否定并完善自我，在“技”與“道”的反復交替中，鑄煉自己，嘉惠他人，展現了他的藝術深度和人性高度，其獨特的理論創造和藝術實踐為研究當代書法藝術提供了可貴的參悟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