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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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觀念

（一）歷史演進的文學觀念

胡適在談到《白話文學史》的寫作目的時說：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不是這三四年來幾個人憑空捏造出來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是有歷史的，是有很長又很光榮的歷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國語文學乃是一千幾百年歷史進化的產兒。[2](P1)他又說：這一千多年中國文學史是古文文學的末路史，是白話文學的發達史。[2](P4-5)胡適創造性的將中國文學史，以文字形式來分，歸納為白話文學與文言文學雙線的發展，認為整個中國文學演進的過程，就是作為“活文學”的白話文學逐漸戰勝“死文學”的文言文學。但是他也意識到，“歷史進化有兩種：一種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種是順著自然的趨勢，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進，后者可叫做革命”[2](P5)。他認為以前中國的白話文學發展，只是不自覺的演進。即使是中國近代文學，雖然胡適認為已是古文的末路期、白話文學較快發展期，但仍是無系統的，仍舊是“無意的，隨便的，并不是有意的”，“不曾明明白白的主張白話的文學”[3](P185)。基于文學進化的觀念，胡適強烈地認為，今人應該創造屬于這個時代的新文學，而文言文學仍舊阻礙與束縛了白話文學的進化。所以，胡適通過《文學改良芻議》、《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一系列著作，自覺地用文學革命的意識，號召加速推動中國文學的進化，實踐了他對文學歷史進化的認識和主張。胡適在他的《詞選》自序中，將詞分成不同的歷史時期。第一時期為晚唐到元初，他認為是詞的自然演變時期，是詞“本身”的歷史；元到明清之際是曲子時期，是詞“替身”的歷史；而清初到現今則是模仿填詞的時期，是詞“鬼”的歷史。在詞學研究領域，他有著明晰的思路，像他打算做三個時期的長短句選本，分別選取代表三個時期的詞家作品。除了把握詞宏觀的歷史演變進程，對各階段詞的性質他也有自己的定位和認識。比如我們現今看到的，反映詞第一時期的《詞選》中，他將這一時期的詞又分為三個階段，歌者的詞，詩人的詞，詞匠的詞，較好地把握了詞在這一時期的細微演變。在《詞選》自序中，他還清晰地指出中國文學歷史演進的發展公式，即：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間的。久而久之，文人學士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采用這種新體裁來做他們的文藝作品。文人的參加自有他們的好處：淺薄的內容變豐富了，幼稚的技術變高明了，平凡的意境變高超了。但文人把這種新體裁學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來模仿；模仿的結果，往往學得了形式上的技術，而丟掉了創作的精神。天才墮落為匠手，創作墮落而為機械。生機剝喪完了，只剩下一點小技巧，一堆爛書袋，一套爛調子！于是這種文學方式的命運便完結了，文學的生命又須另向民間去尋新方向發展了。四言詩如此，楚辭如此，樂府如此。詞的歷史也是如此。[4](P498)另外，中國文學慣用套語。在《讀沈尹默的舊詩詞》一文中，胡適就指出：凡文學最忌用抽象的字（虛的字），最宜用具體的字（實的字），例如說“少年”，不如說“衫青鬢綠”；說“老年”，不如說“白發”。[5](P120)在胡適看來，這些套語在他們的緣起時代，都是合情合理的，能引起具體的濃厚的意象。但是因為古代和當今時代畢竟不同，經過時代的遷轉改變，很多套語在古代，讀起來可以感受到背后的情味，但如今卻早已失效。所以胡適認為當今學者應該“從根本上下手，學那用具體的字的手段。“”古人說‘河橋酒幔青’，今人可說‘火車汽笛聲’”。[5](P121)這種鼓勵今人避免用陳陳相因的套語，做“新套語”的主張，也反映了胡適歷史進化的眼光。在章回小說的考證中，胡適特別注重發現小說的歷史流變。像對《水滸傳》的考證，就梳理了宋江在《宋史》中的記載、南宋民間的“宋江故事”、《宣和遺事》中對梁山泊好漢的描寫、元曲里的水滸故事、明代《水滸傳》各版本等一整條小說演進脈絡。胡適說：傳說的生長，就同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初只有一個簡單的故事作個中心的“母題”，你添一枝，他添一葉，便像個樣子了。[6](P341)對文學的研究，以考證其作品和版本的歷史演變為主，這可以說是一種歷史性的研究方法，而具體的考證過程，又是后文將談到的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科學方法支撐。但是必須指出，注意挖掘小說“母題”滾雪球演進背后所涉及到的種種時代原因，則是充分體現了胡適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對其文學研究的指引。胡適自己就說：這種種不同的時生種種不同的文學見解，也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作物———這便是我要貢獻給大家的一個根本的文學觀念。《水滸傳》上下七八百年的歷史便是這個觀念的具體的例證。不懂得南宋的時代，便不懂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發生。……不讀《明史》的《文苑傳》，不懂得明朝中葉的文學進化的程度，便不懂得七十回本《水滸傳》的價值。……這叫做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7](P395-396)

（二）實用功利的文學觀念

胡適的白話文學革命，洋溢著濃重的參與現實的意味。具體說，便是文言合一，便于現實教育，便于現代人溝通交流，便于適應時代思想和情感表達，用文學上的革命，推進中國現代化的進程。胡適《白話文學史》、《詞選》等著作，也注重服務他時下的文學革命，展現白話文學的歷史淵源和其文學革命的合理性、必然性。這種帶有功利主義的書寫，其實也正是他實用文學觀的具體體現。胡適善于用實用的眼光發現古典文學中涉及寫實意義和功利目的。胡適認為“文學既是要‘救濟人病，裨補時缺’，故文學當側重寫實，‘刪淫辭，削麗藻’‘，黜華于枝葉，反實于根源’”[2](P362)。所以他直白表達了“偉大作家的文學要能表現人生———不是那想象的人生，是那實在的人生：民間的實在痛苦，社會的實在問題，國家的實在狀況，人生的實在希望和恐懼”[2](P256)的觀點，肯定了杜甫用詩寫“實際的人生苦痛，社會利弊、政府得失”[2](P355)的價值，肯定了元白的文學主張是“為人生而作文學！文學是救濟社會，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補察時政’，至少也須能‘泄導人情’；凡不能這樣的，都‘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2](P351)。胡適認為，初盛唐的文學不過是文學的兒童和少年時期，他說：天寶末年大亂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時期。從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846年），期間的詩與散文都走上了寫實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實，由天上而回到人間，由華麗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現。[2](P258)用成人的階段來肯定這一類寫實主義文學，足可見胡適對文學參與現實，發揮實際功用的看重。又比如，胡適在《<水滸傳>考證》中，反對金圣嘆所認為的，《水滸傳》是作者“飽暖無事，又值心閑，不免伸紙弄筆”所寫的無聊之作。他說：宋元人借這故事發揮他們的宿怨，故把一座強盜山寨變成替天行道的機關，明初人借他發揮宿怨，故寫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謀死。明朝中葉的人———所謂施耐庵———借他發揮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純粹反抗政府的書。[7](P394)金圣嘆所說“飽暖無事，又值心閑”的觀點，可以說是為文學而文學的闡釋。而胡適看到作品背后的功用目的，認為其是一部“發揮宿怨”“純粹反抗政府的書”，這種對文學作品現實意義的發現，體現著其功利主義的文學眼光。在《<醒世姻緣傳>考證》中，胡適說：（《醒世姻緣傳》）是一部最豐富又最詳細的文化史料。我可以預見：將來研究十七世紀中國社會風俗史的學者，必將要研究這部書；將來研究十七世紀中國教育史的學者，必定要研究這部書；將來研究十七世紀中國經濟史（如糧食價格，如災荒，如捐官價格等等）的學者，必定要研究這部書；將來研究十七世紀中國政治腐敗，民生苦痛，宗教生活的學者，也必定要研究這部書。[8](P271-272)胡適把一部文學著作的意義，從單純的文學寫作解放出來，去看待小說中涉及的婚戀觀念、風俗習慣等等，評價其對反映古代社會真實狀況的功用，以及對當今其他學術領域的幫助，并又從這些實用角度，反過頭來充分肯定了《醒世姻緣傳》的文學價值。

（三）開放包容的文學觀念

胡適在《談談<詩經>》中，主張將《詩經》附會的解釋全部推翻，“完全用社會學的，歷史的，文學的眼光從新給每一首詩下個解釋”[9](P414)，認為要想真正了解這些作品的題旨意義，就“必須多研究民俗學、社會學、文學、史學”[9](P419)。胡適在考察文學作品的同時，并沒有局限在文學這一領域，主張用其他學科的知識來幫助文學的理解和研究。胡適并不墨守中國文學中涉及的本土方法、思潮、理論等等一畝三分地。他受海外文學思潮和理論影響巨大，自然也具有了一種開放的文學觀念，將視野很自覺地投向了西方文學，常常用西方文學的種種方法、觀念來治中國文學之學問。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首先就談到：西洋的文學方法，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論，我們的古文家之多比得上英國的培根（Bacon）和法國的孟太恩（Montaigne），至于像柏拉圖（Plato）的“主客體”，赫胥黎（Huxley）等的科學文字，包士威爾（Boswell）和莫烈（Morl-ey）等的長篇傳記，彌兒（Mill）、弗林克令（Franklin）、吉朋（Gib-bon）等的“自傳”，太恩（Taine）和白克兒（Buckle）等的史論；……都是中國從不曾夢見過的體裁。更以戲劇而論，兩千五百年前的希臘戲曲，一切結構的功夫，描寫的功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10](P52)胡適看到了很多西方文學方法在中國文學中的缺乏，說明了他的文學觀念是開放的，學習的。然后，他在此文又論到，要想為開創中國新文學做預備工作，就必須學習西方文學的方法，“西洋文學真有許多可給我們作模范的好處，所以我說：我們如果真要研究文學的方法，不可不趕緊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范”[10](P53)。胡適的《傳記文學》一文，單就中國傳記文學這一塊來研究。他看到了在中國兩千五百年的文學史中，傳記文學非常不發達。這篇文章的主旨和目的性很明確，就是談論中國傳記文學的情況，鼓勵中國傳記文學的書寫。但是他沒有單談中國傳記文學，而是用較長篇幅關照了西方傳記文學，例如希臘時代的傳記，基督教里傳記，文人和總統的傳記，還有科學家的傳記，以此來給中國傳記文學的發展提供借鑒。

研究方法

討論了胡適的文學觀念之后，我們應該探討他在中國古典文學領域中，到底使用了什么樣的的研究方法。在前文的論述中，已經論及胡適受到西方實驗主義和中國傳統樸學的影響。實驗主義就是一種方法論，而清代樸學的方法，也為胡適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在融會貫通后，胡適形成了自己的治學之法，概括成一句話便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在對待古代文學的研究中，胡適可以說是很好地貫徹了他的這一核心方法論。大膽假設，不是憑空胡亂假設，而是在占有了一定知識和材料的基礎上假設。比如胡適對《醒世姻緣傳》作者的考證，他推測作者為蒲松齡或者蒲松齡的朋友，而這個假設的前提，是他知道書中提到的“楊梅瘡”是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后逐漸傳入中國，使他知道了成書的大致年代，同時認為蒲松齡的作品《江城》與《醒世姻緣傳》結構很像。胡適說：不曾證實的假設，只是一種猜測，算不得定論。[8](P236)他對待假設的認識，使其治學方法不先入為主，不憑空瞎猜測，也不主觀臆斷結論，判定假設的正誤，一切以隨后的求證說話，可見胡適治學的客觀性。而假設后小心求證的過程，最重要的是證據的搜集和可靠。胡適的嚴謹首先體現在他對待證據的態度上。胡適說：方法只有一條路，就是尋求證據。只有證據的充分與不充分是他們論戰勝敗的標準，也是我們信仰與懷疑的標準。[11](P70)胡適注重一手的證據，“我雖然承認楊鐘羲先生（《雪橋詩話》）確是根據《四松堂集》的，但我總覺得《雪橋詩話》是‘轉手的證據’，不是‘原手的證據’”[12](P514)，盡可能不通過別人著作里的引述來獲得證據。而且對待已有的證據，他并不滿足，要進一步求證。他會問：（1）這種證據是在什么地方尋出的？（2）什么時候尋出的？（3）什么人尋出的？（4）地方和時間上看起來，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5）這個人雖有證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時有作偽（無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嗎？[12](P76)正因為有了這么多疑問，胡適在隨后的求證過程中才能很好地把握證據的真偽，使學術更嚴謹，得出盡可能準確的結論。除此之外，胡適也特別注意求反例，他說：科學方法最淺最要的一部分就是“求否定的例”（Negativeinst-ancesorexceptions）。顧亭林講易音，把《革》傳“炳、蔚、君”三字輕輕放過不題，《未濟》傳“極、正”二字，亦然。這便不是好漢。[13](P322)現在很多學者做學問，往往將不利于假設的證據隱藏掉，置之不論。而胡適注意尋找反例，一旦有反例的出現，便推翻之前的推測，進行新的假設和求證過程。以上從總的方面初步探討了胡適的科學方法，下面將考察其科學方法的幾種具體做法。

（一）比較法

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雖然是以白話文學作為主軸，講白話文學的歷史和發展脈絡，但是它常用文言文學同白話文學做比較。比如《白話文學史》里說：廟堂的文學可以取功名富貴，但達不出小百姓的悲歡哀怨：不但不能引出小百姓的一滴眼淚，竟不能引起普通人的開口一笑。因此，廟堂的文學盡管時髦，盡管勝利，終究沒有“生氣”，終究沒有“人的意味”。兩千年的文學史上，所以能有一點生氣，所以能有一點人味，全靠有那無數小百姓和那無數小百姓的代表的平民文學在那打一點底子。[2](P16)廟堂文學能取功名，卻不能引起悲歡哀怨，平民文學則剛好相反；廟堂文學時髦，但沒“生氣”，平民文學有“生氣”。所以他在《白話文學史》中說道：我不能不用那傳統的死文學來做比較，故這部書時時討論到古文學的歷史，叫人知道某種白話文學產生時有什么傳統的文學做背景。[14](P7-8)在《<水滸傳>考證》中，胡適比較了高文秀與康進之筆下的李逵形象，通過比較，看出高文秀的李逵做事精細，而康進之的李逵則是細膩風流的詞人形象。迥異的差別，使得胡適看到元代“戲曲家對于梁山泊好漢的性情人格的描寫還沒有到固定的時候，還在極自由的時代”[7](P377)，這對于胡適研究水滸傳的演進過程有重要的幫助，而這正是比較法帶給胡適考證研究的好處。又像《<西游記>考證》，為了探尋《西游記》的演變，胡適廣泛使用了比較法，比較了《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很多人物、情節在《西游記》中的存在情況。比如《西游記》中偷吃蟠桃的故事，便源于《詩話》中的情節，但《詩話》中偷吃蟠桃卻是唐僧指使，猴行者很畏懼不敢偷。又比如在《詩話》中，尚未有豬八戒這一人物，而沙僧此時還是以深沙神的形象出現。所以通過比較，看出了人物、情節或變異，或擴充，或從無到有等等情況“，使我們明白南宋或元朝已有了這種完全神話化了的取經故事，使我們明白了《西游記》小說———同《水滸》、《三國》一樣———也有了五六百年的演化的歷史”[15](P467)，這是通過比較法獲得的考證結論。在《<醒世姻緣傳>考證》一文中，他利用蒲松齡做的十七種白話曲詞，同《醒世姻緣傳》做比較，“把《醒世姻緣》里最特別的土話列舉出來作為標準，然后去看那些聊齋曲本里有沒有同樣的土話：如有同樣的土話，意義是不是相同，用法是不是相同”。[8](P250)胡適通過比較兩種文本的文字，證明蒲松齡也能寫很好的白話文學，且為最終考證出《醒世姻緣傳》的作者提供了一大證據。而胡適還注意這種比較之法的嚴謹性。他認為一般的文學書，利用文字比較作為考證之法會存在錯誤。因為即便文字相同相似，也可能是作家故意模仿抄襲。所以他利用比較法考證之前，先明確指出，這種比較法單獨用在《醒世姻緣傳》的考證中是可行的。他說：第一，《醒世姻緣》用的是一種最特別的土話，……看不懂的土話，決不會有人模仿。……第二，《醒世姻緣》不是很著名的小說，不會有人模仿書中的土話。第三，聊齋的白話韻文都是未刻的舊寫本，決沒有人先預料到某年某月有個某人要用他們來考證《醒世姻緣》，就先模仿《醒世姻緣》的土話，做出這些絕妙曲文來等候我們的考證。第四，聊齋的白話文學被埋沒了二百多年，決不會有人模仿聊齋的未刻曲文里的土話來做一部長篇的小說。[8](P251)正因為有了這一段前提條件，我們才說胡適的考證是嚴謹的比較研究過程。

（二）歸納法

歸納法重在從個別到一般的邏輯，利用同類的舉例歸納，推出某種觀點。像上文提到的《<醒世姻緣傳>考證》中，胡適利用聊齋的白話曲詞與《醒世姻緣傳》的土話做比較。但同時，在比較之后，最終也用到了歸納法。他的具體做法是將《醒世姻緣傳》文中多次出現的具體土話，如“待中”、“中”等，與白話曲詞中多次出現的同一土話羅列在一起，作為一例，以此類推，舉出眾多的例子。再通過歸納眾多的例子，得出了它們同出一位作家的觀點。胡適《<醒世姻緣傳>考證》中的上述舉例，雖然取自于他的朋友胡鑒初所做的相關工作筆記，但是這種歸納法的應用，卻源于胡適的建議和引導，其實也體現了胡適對歸納法的使用。在《<水滸傳>考證》中，胡適將同為元朝戲曲的《雙獻功》、《李逵負荊》、《燕青博魚》、《還牢末》、《爭報恩》中，帶有共同梁山泊背景的內容加以羅列，從而得出“元曲里的梁山泊大致相同，大概同是根據于一種人人皆知的‘梁山泊故事’”[7](P375)的觀點。胡適的《<水滸傳>后考》同樣用到歸納法。他收集到多種版本的《水滸傳》，于是“把《水滸》各種本子綜合的內容，分作六大部分，再把各本的有無詳略分開注明”[16](P47)。他首先說明各部分的終始范圍，即從哪到哪，如“自張天師祈禳瘟疫，到梁山泊發現石碣天文———即今本《水滸傳》七十一回全部”[16](P47)，然后分條列舉了各版本在這一部分的內容有無、異同。通過六部分的歸納，它得出了相關的證據。比如“第一，今本七十一回的《水滸傳》各本都有，并且內容相同。這一層可以證實我的假設：‘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與今本七十回沒有什么大不相同的地方’。第二，《忠義水滸傳》（新百回本）第七十一回以后，果然沒有田虎與王慶的兩大部分。我在《考證》里說新百回本已無四寇，僅有兩寇，這個假設也有證明了。……”[16](P49)。從個別例子的歸納總結，到一般性的假設、證據乃至結論，正是歸納法的作用所在。

（三）演繹法

演繹法和歸納法的區別，主要就在于一個是從個別到一般，另一個是從一般到個別的邏輯過程。在《讀<楚辭>》中，胡適根據“最古的，都說是黃帝發明的。中古的，都說是周公發明”的例子，得出“古代有許多東西是一班無名的小百姓發明的，但后人感恩圖報，或是為便利起見，往往把許多發明都記到一兩個有名的任務的功德簿上去”[17](P66)的一般性結論，把黃帝、周公等看成吸納各方發明功勞之箭垛。隨后，胡適根據此結論，演繹出屈原也是這類“箭垛式”人物的假設。他說：我想，屈原也許是二十五篇《楚辭》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來漸漸被人認作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這時候，屈原還不過是一個文學的箭垛。后來漢朝的老學究把這時代的君臣大義讀到《楚辭》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從此屈原就又成了一個倫理的箭垛了。[17](P66)雖然他對這一假設，之后并未進一步搜求證據驗證，但演繹方法，卻是實在的應用到他的研究之中。又比如《<醒世姻緣傳>考證》中，胡適假設作者是蒲松齡或者他的朋友。這個假設的大前提是同一作家寫的不同作品，寫作風格和細節往往相似。蒲松齡《聊齋志異》里的《江城》，和《醒世姻緣傳》結構非常相似，從而演繹推理出《醒世姻緣傳》的作者可能為蒲松齡本人或他的朋友這一假設論點。演繹法重在由一般到個別的邏輯推理，至于假設是否能成為真理，則需要用其他科學方法加以論證，而《<醒世姻緣傳>考證》一文的核心內容，便是基于此假設展開的考證。

（四）修正法

修正法的意思就是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持續關注一個問題、不斷用新資料新發現來修正之前假設推論的方法。或佐證得到進一步證實，或反例推翻之前的假設去重新假設。在考證《紅樓夢》的過程中，胡適不是一蹴而就得到結論，而是通過《<紅樓夢>考證》初稿、改定稿、《跋<紅樓夢考證>》、《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等一系列文章一以貫之的。其中很多觀點，是經歷幾年、十幾年的時間，才通過材料的不斷驗證改定，最后成為定論。拿曹雪芹生卒年這個細致問題來說，在《<紅樓夢>考證》中，通過對曹雪芹與敦誠兄弟的交往以及《紅樓夢》流通情況的考證，胡適將曹雪芹的生卒年斷定為，生于康熙末年（約1715-1720），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約1765年）。在《跋<紅樓夢考證>》中，他根據敦誠的挽詩修正了曹雪芹的生年約為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年為乾隆二十九年（1764）。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中，他通過脂本朱評所言，最終將曹雪芹的生年定為約康熙五十六年（1717），卒年為壬午年除夕即1763年。胡適在談到《白話文學史》的出版和六年前的初稿相比時也說：這些新材料大都是我六年前不知道的，有了這些新史料做根據，我的文學史自然不能不徹底修改一遍了。[14](P6)由于胡適寫作《白話文學史》時隨寫隨即付印排版，很多涉及的內容，在排好版或者已經印好無法改動之時，又有新資料新證據發現，使得前面的推斷出現錯誤，胡適都通過后記或者再版時加以更正。比如像敦煌新史料的發現，使胡適知道了在隋唐之際便有白話詩人王梵志，使中國文學白話化進度又提前了幾百年，大大修正了他之前對白話化進度的假設。無論是歸納法、比較法還是演繹法，都重在共時性問題的考察，強調現有資料的推演和論證。而修正法重在歷時的考察，畢竟很多資料的發現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思維的周全也存在不斷完善的過程。在胡適眾多的文學研究中，如對待《西游記》、《水滸傳》版本流變、作者生平等等問題的考證，這種修正法的應用更是不勝枚舉。

結語

上文論述胡適很多的文學觀念與方法，在其當時和后世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其對中國文學史雙線發展的進化演變把握，具有開創性。他對民間文學的推崇，人民大眾對文學作用的認識，是人民性思想的直接體現，對之后中國文學史的書寫影響深遠。他實用功利的文學觀，在使文學服務現實的過程中，也提升了文學的價值。而開放包容的文學觀，使得中國文學的視野更加開闊，很多胡適當年提倡的借鑒西方文學的思路，在其之后已經得到了廣泛的學習和應用。在《<醒世姻緣傳>考證》中，他有意識地展示其“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研究方法，直言為后人教授思想方法時提供實例。而我們不得不說，胡適這種一以貫之的科學方法，早已在學術界生根發芽。對材料存疑，大膽的提出假設觀點，任何結論以證據說話，一步步去偽存真，獲得更接近于真相的答案，這是胡適文學研究方法帶給我們的積極影響，成為學術研究的普遍共識，也是我們這些后學必須要學習的。但是也應看到，胡適的文學研究，主要還在于文學外部的研究，從歷史、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文學的版本、作者、社會背景等等問題，并未真正進入到文學作品的賞析、批評中去。比如他的小說考證，“以作者生平、作品版本以及小說故事情節的演變為主,不涉及文本的解讀和藝術分析,不進入作品的內部,因此基本上是一種‘歷史的方法’而非文學的方法。胡適的文學研究極少藝術分析，偶有評論也往往不得要領”[18]。所以，我們在考察和借鑒胡適的文學研究的同時，不能簡單地學到其科學方法的外殼，即便是專門的文學實證研究，也應“有助于對文學特質的把握，有助于文學作品的解讀，也就是說，最終要回到人本與文本上來”[18],這是在文學研究應該注意的問題。

作者：縱欣辰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