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與審美批評管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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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美批評

與文化研究相類，審美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審美是哲學意義上的審美，而狹義的審美是作為文學批評方法之一的審美。而作為文學批評方法之一的審美，卻是文藝學中文學批評方法的一種，對象是文學，所解決的問題是作家頭腦中審美意識物質化過程，以及形象的美學意義[2]。康德的審美無功利性和純文學的觀念，是關于藝術審美的最早系統理論。在康德那里，審美的感性的藝術要么是快適的藝術，要么是美的藝術。它是前者，如果藝術的目的是使愉快去伴隨作為單純感覺的那些表象，它是后者，如果藝術的目的是使愉快去伴隨作為認識方式的那些表象[3]149。康德的美學觀念無疑對后來西方文藝理論中唯美主義產生了很深影響。為藝術而藝術的純文學觀念，也是導源于康德對審美的定義。真正審美的無功利性指的是審美只有不關涉目的性才能稱之為審美，真正的審美藝術是高于一切、超乎一切之上的。如果審美沾染了任何功利的因素，它就喪失了審美之所以為審美的條件。而中國的文化語境，也造成了對文學審美內涵的極大推崇。尤其是左翼文學時期，對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方法的大力推崇，對堅持純文學立場作家的打壓，使這一極具排他性的文學思潮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文學發展的多樣化。到后來的時期，文學性的成分更是極大收縮，基本上已經淪為了政治口號和政治鼓動文本，再也談不上什么審美了。這些過往的歷史造成了當代中國文學對工具論色彩的文學批評的警惕，同時對純文學和審美性的向往。審美批評這一文學批評方法在東西方都源遠流長，且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論訴求。不論是中國古典小說評點中所體現的對小說審美因素的咀嚼和回味，還是西方形形色色的有關文學作品形式的文學理論——俄國形式主義文學批評、英美新批評，都是將研究文學的眼光聚焦于文學內部，阻斷了文學外部的社會歷史因素對文學審美性的干擾。文學研究的存在意義在于研究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東西。不只是審美批評，其他的批評中也會有審美價值判斷的內容，證明了審美價值判斷的不可或缺。精神分析學派的弗洛伊德對俄狄浦斯情結的發現，就是立足于對《哈姆雷特》劇本的解讀，只是從劇本中獲得的審美體驗最終讓渡給人的潛意識的發掘。

二、文化研究與審美批評的關系

文化研究代表著對文學研究中語言論轉向的反撥，是文學批評向社會歷史批評回溯的標志，更多關注與文學相關的外部社會歷史環境。文化研究更多的是用一種政治的眼光看問題，而且把種族的、性別的眼光再次帶入了文學批評中，后殖民主義批評與女性主義批評的盛行，不能不歸功于文化研究。不過，文化研究絕不是一種庸俗的社會學批評。文化研究與社會歷史批評都承認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系，但文化研究又不完全是社會歷史批評。社會歷史批評認為文學的意義是指向文學外部的，文學的價值在于其歷史意義。而文化研究認為文學的意義在于當下，文學的意義并不是完全取決于社會歷史，同時也是文本自身特點、讀者的反應和評價等合力共同作用的產物。文化批評之于審美的關系：文化批評對于所謂純粹的“審美”、“文學性”本身持有解構的態度。布迪厄大談各種不同的審美趣味（比如對于高雅藝術的趣味與對于大眾文化的趣味等）是如何與一個人的文化資本、經濟資本、社會地位聯系在一起，如何被用作與他人進行“區隔”的武器，卻從來不談不同的審美趣味是否真的存在高低之別。不能進行審美價值判斷，或者把審美價值判斷還原為政治判斷，既是文化批評的特色，也是它的一個重要局限[4]37。文化研究的落腳點在于政治評判，通過對文學作品審美趣味的分析比較而得到社會歷史方面的內容。審美判斷是一個橋梁和可借用的工具，文化研究從來也沒有承認過存在著所謂純粹的審美。文化研究和審美批評的天壤之別并不妨礙文化研究對審美批評的借鑒。文本的形式就是文學作品審美生成的場域，對文學作品形式的關注，就是對審美批評的一種主動和積極的吸收和利用。文化研究中就存在著結構主義的傾向。斯圖亞特•霍爾指出文化研究中存在著“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這兩種范式。而這種結構主義所吸收的理論，包括俄國形式主義、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和羅蘭•巴特等結構主義大師。而結構主義本身是代表著文化轉向發生之前的語言論轉向的成果，文化研究大膽汲取前人的理論精華，既在一方面說明文化研究的開放性和包容精神，也說明了文化研究不是一個外部研究的代名詞。它是兼收并蓄的，既有社會歷史研究的成分，同時也吸收了結構主義內部研究的有益部分。文化研究從結構主義中借用了話語的概念，這便是明證。話語本來是一個語言學領域的常用術語。它是“構成一個相當完整的單位的語段（Text），通常限于指單個說話者傳遞信息的連續話語”。由此引申出“話語分析”理論：“對比句子更長的語言段落所作的語言分析（Linguisticanalysis），旨在找出帶有相似語境（對等類別）的話語系列并確定其分布規律。”而文化研究中批判性話語分析這一方法的引用，便是對語言學中“話語”和“話語分析”的創造性使用。語境不只是實在意義上的個別句、段、文，更是一個大的文化語境，是一個泛化的概念，對語境中的話語進行批判分析，從而能把握文本背后的意識形態。但是，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都不能獨占文化研究領域。霍爾就二者的同異展開了精彩的論述：結構主義和文化主義都把側重點置于“上層建筑”的具體性和效果、構成前提的相近領域，使它們超出了“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指涉術語。他又分別指出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所展現出來的巨大活力。結構主義是對文化研究中文化主義傾向獨斷性的打破，而結構主義又不能完全取代文化主義。

三、結語

縱觀中國和世界的文學批評史，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任何一種單一的文學批評方法都不可能長期占據獨斷地位，片面推崇某種文學批評方法都是形而上的，是一種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在作祟。本質主義，乃是一種僵化、封閉、獨斷的思維方式與知識生產模式。從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靈魂和肉體的二元對立的觀點中，就能看到本質主義思維方式的影子。此后，西方強大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統治了西方2000多年，直到解構主義的出現，才最終完全瓦解了西方對于本體論的執著。同樣，在文學批評領域，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表現于對普遍的文學批評方法的推崇，尤其認為審美價值判斷為中心的審美批評，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所必須堅持的一種方法，這顯然也是一種本質主義的思維，是一種意識形態。文化研究和審美批評不會是涇渭分明的兩種批評方式，在文化研究中會有借助于審美批評的因素，而審美批評也會借鑒文化研究的獨特視野展開，使曲高和寡的審美批評能更貼近大眾和日常生活。當前文化研究這種批評方式不能說是絕對完美的，但是對其他文學批評方式尤其是審美批評的有效借鑒，是一種開放的文學眼光，盡管有各種局限，但文化批評這種新的文學批評方式讓人歡欣振奮。文學審美批評因為自己的中規中矩，有些被人們遺忘在文學的故紙堆中，文化研究對其進行吸收，不過是將其作為一種因素加以利用，審美批評沒有獲得主導權。要獲得主導權，就要突破自己的研究方法，打破審美批評的內部封閉性，追求在大的審美語境中文學的意義。

作者：李鳳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