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家的對比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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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沈從文哈代人性鄉土文明文化批判

論文摘要：在社會歷史的轉型時期，沈從文、哈代兩位中西方文學大家都對鄉土題材給予了特別的關注。本文通過對二人的比較，來反映了處于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沖突之下中西方文學大家文化心理的異同。

沈從文是二十世紀初中國現代文壇上的一顆明星，哈代是十九世紀末英國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家。將這兩位生活于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文學大家相提并論并非無稽之談，因為二人都以故土故人為背景創作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小說，并分別建構了各自獨特的文學世界—“湘西世界”、“威賽克斯”王國。不但如此，二人更不約而同地關注著新舊文明撞擊下的人、社會、文化。所以，對二人進行比較不單可以分析二人作品的異同，更為我們打開了一扇了解東西方作家在鄉土文學這一共同母題之下不同文化心理的窗戶。

一以人性為核心的文化批判

人性，是人類普遍的、共同的本質。古今中外的文學大家都在作品中用不同的手法、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一永恒的主題作了風格各異的闡釋，沈從文與哈代也不例外。這兩位文學大家不謀而合地將目光投向了生活在現代物質文明淫威之下的人，關注生命存在的健全與缺失。人性是他們文學創作的核心和歸宿。

從邊城走來的沈從文，接受了湘西文化的熏陶，注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契合。他始終從人性的角度去打量世界，表現理想中的人生形式。柏子率真而又粗獷;翠翠純真而又溫柔;蕭蕭勤勞而又單純;天寶和攤送胸襟坦蕩，洋溢著原始的生命強力。這一系列人物形象投射出了最本真的人性和最自由的生命情態。而且，他還大膽地表現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媚金渴望得到，花腳苗族寡婦追逐，青年男女自然野合，形象地淦釋了人性的深層內涵—原始的、自由生命力的勃勃生機。在他的筆下，“湘西世界”是一個充滿人情美、愛情美、生命力旺盛的化外之境。另一方面，對于扭曲變形的人性，他也予以了強烈的批判和鞭答。《龍朱》、《柏子》、《蕭蕭》、《丈夫》演繹了在異質文明的擠壓下，鄉下人靈魂的墮落史。

哈代的“威賽克斯”小說創作始于《綠茵下》，在這部作品中他已有意識地將敘述重點轉移到人性這一主題。在其《小說與詩歌總集序》中，他曾談到:“在威塞克斯也有十分豐富的人類本性，足夠一個人用于文學。我對這種想法一直堅持不舍，所以，即使有時本來比較容易超越國界，使故事敘述帶有更多的世界性色彩，我還是固守在威塞克斯界限之內，不越雷池一步。”①他塑造的人物，特別是早期作品中的，都表現出堅毅、剛強、勇敢的品格。雖然他們接連不斷地遭受打擊，但卻始終不向環境和命運低頭屈服，為實現人生理想排除萬難。隨著創作的深人，哈代驚異地發現現代社會對人性的壓抑、扼殺，也目睹和感受了人與社會之間的種種矛盾和對立。在《德伯家的苔絲》和《無名的裘德》中，自在的生活、古樸的民情已成為了一個遙不可及的美夢，取而代之的是以苔絲和裘德為代表的廣大的鄉村人民在現實與理想、靈與肉的沖突中被壓垮、被撕裂。于是，在《綠蔭樹下》和《遠離塵囂》中，哈代苦苦地找尋著在現代社會中人的精神家園，反復吟唱著美好自然和完美人性的挽歌。

表面上看來，二人的作品都反映了生活在“湘西世界”和“威賽克斯”王國里人物命運的變遷與完美人性的失落。歸根究底，這些變化的深層原因在于浸潤和滋養這些鄉村居民的文化土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文化內涵的核心部分是由人的思想和價值觀構成的，人的變化直接反映了哺育其成長的文化的變化。所以，通過考察人物命運和關懷生命本真，二人將筆觸延伸到了現代文明重壓之下急速蛻變、衰敗的傳統鄉土文明與文化。而有特殊的時代語境使兩位作家一致采用了文化批判的姿態:沈從文的創作高峰期是中國從農業社會向近代工業文明演進的蛻變時期。哈代生活在維多利亞王朝末期，即新興的工業社會蓬勃發展，宗法制社會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被取代之時。

恩格斯說過:“任何進步同時也就是意味著相對的退步，這時一些人的幸福與發展是用別一部分人的痛苦和受壓抑為代價而實現的。”②在二人眼中，傳統的生活方式和鄉土文化的現代化是一場及其痛苦的變革，現代文明儼然是一種踐踏傳統美好價值、扭曲人性的異己力量，宗教、法律等現代文明社會的產物束縛、阻礙著人對理想的追求，人淪為了現代文明的犧牲品卻渾然不覺。為此，二人進行了不遺余力的文化批判。

沈從文構建了“湘西世界”的對立面—“都市世界”。他揮動手中的筆，剝去都市人的楚楚衣冠，盡情展露他們的虛情假意。他們或是油腔滑調的市井之徒，或者是趨炎附勢的卑鄙小人，又或是自欺欺人的愚昧大眾。總之，在這類小說中，我們可以窺測到都市人的種種丑態。在湘西的邊城小鎮，現代文明的浪潮滾滾襲來，在人們頭腦中尊嚴和恥辱之間的界限已不那么分明，“利”與“義”之間的天平慢慢傾斜，勤勞、質樸、正直等傳統美德以及原始的生命強力正加速離開古老的湘西世界。翠翠和攤送的愛情在“渡船”與“碾坊”的較量中最終是走向了悲劇。因此，鄉土文明與現代文明的和諧共生，以及為理想人性尋找“詩意”的寄居地就成為了沈從文邊城小說最重要的主題。

哈代身為鄉土文明的產兒，他的小說敏銳地反映了19世紀末英國農村生活翻天覆地的變化，見證了迅速崛起的工業文明給農業文明以及深深植根于其中的鄉村居民帶來的極大傷害，也無比痛心地披露了傳統文化在現代文明沖擊下的悲劇命運。蓋布利爾(《遠離塵囂》)、克萊姆(《還鄉》)、苔絲等人物都是傳統文化的血肉化身。通過他們，哈代揭露了現代工業文明踐踏傳統文明和反人性的一面，描述了在新舊兩種文明的雙重壓力之下，人類精神世界里的分裂和危機，使現代與傳統間的交戰得以形象化、具體化。

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以道德的淪喪、人性的壓抑為代價的。兩位作家將人性作為創作的起點和歸宿，在各自的藝術世界中深入地探討了現代社會里的人與鄉土文化。在向人類本性深處開掘的過程中，發現了生命的不確定性里具有永恒價值的人性本真，也洞察了現代文明對鄉土文明的蠶食、扼殺。

二持有雙重價值尺度的精神流浪者

綜觀二人的小說，鄉土世界與現代都市的二元對立是其文化批判的主要模式。在樸拙寧靜的鄉村世界與紛繁嘈雜的現代都市的夾縫中，立足人性這一基點，由鄉土世界觀照城市，或從城市反觀鄉土，城與鄉形成了兩個獨立的、被隔離的世界。盡管二人力圖站在邊民或村民的立場來展開敘述和描寫，但實際上不論是野蠻神秘的“湘西世界”，還是封閉落后的“威塞克斯”王國，都在一種雙重目光的審視之下。

具體說來，沈從文憑借著“鄉下人”的高尚品德和原始生命強力，在心理上蔑視、鄙薄都市人，大力頌揚在扭曲變異的現代環境中，生活在邊城的人們保留了人與自然契合的生命本質，實現了生命的自主自為。但是這種“鄉下人”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并未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認可。這樣，秉持“鄉下人”評判標準的沈從文就只是都市人眼中一道獨特的風景而已，他依舊孤獨。同時，他也發覺邊城其實是一個古舊的未開化的世界，而他引以為驕傲的精神后盾在異質文明面前是如此地不堪一擊。他開始反思古老的鄉土文明。雖然，他清楚地知道挽救這種自然、純美的鄉村人生形態的唯一途徑是喚醒沉睡中的生民們。然而，他卻不敢呼喚現代文明的到來，他猶疑了，退卻了。

哈代與之類似。他的一生見證了英國農民階級的逐漸消亡，親身感受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對鄉村宗法文明的吞噬。作為知識分子，他在理性上認同達爾文提出的進化論，認為威塞克斯被帶人一種全新的文明形態是歷史的進步。然而，身為鄉土文明的杰出代表，他在情感上深深地眷戀著宗法制社會里的淳樸生活和傳統美德。在金錢的腐蝕下，這些美好的事物或發生了質變，或走向消亡。而農民不僅在經濟上陷人了貧困、破產的悲慘處境，精神世界也被無情地卷入了工業文明的體系，原有的秩序被打破，人在新舊更替的時代無所適從。如何去看待這樣一種殘酷的、違背人性的但卻又是歷史發展必然的變化趨勢，哈代為此陷人了情感與理性的沖突，他一生中都在尋覓理想的價值觀和信仰。

這種雙重價值尺度的文化批判恐怕首先要歸咎于，二人的雙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二人集“‘鄉下人”與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于一身，這直接導致了雙重價值尺度的產生。我們來看一下二人及其相似的生活經歷。沈從文與哈代都出生在偏僻邊遠的鄉村。童年時期的鄉村生活既是他們文學創作素材的重要來源，也對他們的成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優美的自然景色、閑適的田園生活、傳統的風俗習慣、古老的傳說故事，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記。成年后，他們滿懷希望地來到現代都市，而都市卻并未向他們張開歡迎的懷抱。生活中，他們目睹了種種黑暗、不公平的社會現狀，遭到了都市人有意無意的歧視和排擠，深感與現代都市生活格格不人。于是，在內心深處，對都市生活的反感與日俱增，而對故鄉和童年美好回憶的眷戀也在不斷滋長。為了宣泄郁積于心頭的苦悶，為了發泄對傲慢的都市人的不滿，二人以各自的故鄉風土為背景和原型建構了“湘西世界”、‘“威賽克斯”王國，鞭撻踐踏傳統、違背人性的現代文明。但這兩位經過了現代知識洗禮的思想先驅也清醒地意識到，時代的車輪不可逆轉，現代工業文明和商業社會的到來是一種歷史的進步。更不幸的是，當他們“逃回”故鄉時，發現鄉土社會也不是一塊凈土，樸素的民風逐漸瓦解，鄉村居民的道德價值跌落，到處都是丑惡的現實，堅守鄉土的理想隨之破滅。于是，他們始終在都市與鄉土之間搖擺不定。

此外，當社會的主導價值體系發生變更，人們就被迫遵循新的標準來重新評估自身。可當新的價值標準的根基尚未穩固之時，用現代知識武裝起來的人們常常在接受這樣一套全新的標準的過程中也萌發強烈的懷舊情緒。他們希冀在舊的文化和價值體系中尋找到某種精神上的支撐。所以，雖然他們一次次地重復著返回故鄉的精神之旅，但他們認同和眷戀的鄉土世界正在飛一般地離他們遠去。更讓他們傷心的是，他們的思想、氣質與一心向往的現代都市生活之間有著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這樣一來，他們既不屬于鄉土也不屬于都市，而是以一種邊緣人的姿態遠遠地觀望、審視這兩種文化形態。所以，他們是游離、徘徊在鄉土和都市、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精神流浪者”。

由此可見，二人在精神上都是不折不扣的“流浪者”。他們疏遠和排斥以都市為中心的現代社會，也不愿親近漸漸腐化、墮落的鄉土世界。在雙重的壓力下，他們想為自己的靈魂找尋一片棲息地，卻發現無處容身。這使得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了極大的失落感，也使他們開始以懷疑的目光審視、批判這兩種文化形態。這可謂是二人在文化批判中持有雙重價值尺度的根源，也是二人努力營造特異的藝術世界的原動力。但回過頭來一想，也只有像沈從文、哈代這樣的精神流浪者，才可能創作出在文學史上真正有深度、有價值的作品。因為只有他們才能洞察兩種文化形態的沖撞給人類以及人類社會帶來的改變和影響，只有他們才能清醒地在審視現代的同時又反思傳統。

三不同的選擇與出路

沈從文與哈代都試圖找到解除逐漸消失的鄉村世界和迅速崛起工業社會二者之間對立沖突的辦法。但從當時的社會狀況來看，“湘西世界”的蛻變還處于最初階段，僅有沈從文這樣的思想先驅才能意識到兩種文明間的沖突、兩種價值觀的矛盾。而哈代“威塞克斯”系列小說中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對英國社會狀況的真實反映。面對鄉土社會受到現代物質文明的浸漫而頹然解體的現實，兩位“精神流浪者”在各自的文學世界中不斷求索并找到了不同的出路。

沈從文懷著人道主義精神積極投身于文學事業，希望通過自己的創作“使讀者從作品中接觸了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示，對‘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③。他鼓起勇氣，以完善道德和人性為宗旨建構他的文化故鄉。湘西小說就是他這一哲學的藝術再現。他虛構了理想中的故土湘西，在這里，“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為了最高的審美批判標準。他努力挖掘故土人民的善良、淳樸、正直，而有意略去了鄉村生活的落后、貧困，也忽略了鄉民的愚昧、無知、鄙陋。他的力作《邊城》就是這種“烏托邦”式的追求。小說不僅展現了優美恬靜的田園風光，寧靜自然的生活環境，古樸淳厚的世風民情，而且人與環境、人與人的矛盾、對立因為愛而消解，一切都籠罩在友愛和諧的氛圍里，愛成為了構筑社會、彌合人際關系的紐帶。并且，他“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人到老邊龍踵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里去，使他興奮起來”④，從而“弓}燃整個民族青春火焰”。由此可見，沈從文堅持唯美主義的原則對邊城、邊民進行了審美化改造，表現了其理想的人生形式，也傳達了其以愛與美的理想重建民族精神與美德的愿望。超級秘書網

與沈從文重鑄民族品德不同，哈代狠狠地撕碎了溫情主義的面紗，對社會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抨擊，把美好的事物毀滅給人看。他把愛情和婚姻生活作為探索社會的切人點，從感性和理性兩方面去關注人。他的作品中，幾乎所有的人物都在痛苦中掙扎，最后心力交瘁，或死于非命，或陷人孤獨。苔絲作為他塑造的最為完美的女性形象，融堅定、熱情、謙卑和剛毅等優秀品質于一身。但就是這樣一位優秀女性，被人引誘，受辱后又被當成了傷風敗俗的女人。苔絲的毀滅，使他的作品充滿了震撼人心的悲劇力量;厭倦了沉悶的荒原生活的游苔莎，最終死在了逃離荒原的途中;淑大膽地追求不受任何世俗形式約束的愛情。但當她與裘德同居時，卻心生犯罪感和墮落感。在異教和基督的抗爭中，她內心萬分痛苦，最終為基督殉葬。哈代的作品表明，人是生活于“有毛病的”世界里，無奈、悲憤、絕望的情緒像影子一樣跟隨左右，而死亡和毀滅是人生的最終歸宿。不單如此，在展現人物現實生存困境的基礎上，哈代進一步地把視野投向了更廣闊的世界—人類賴以生存的大自然。他由關注個體生命的悲劇性沖突上升到關注全人類的悲劇性沖突，從個人的迷茫去理解全人類的困惑。他設計了“小時光老人”這一獨特藝術形象，并借他來表達對人類困境的哲學思考。

四結語

盡管沈從文與哈代最終在各自的文學世界里找到了不同的出路，但是二人的創作都展示人性這一永恒的文學主題，都把筆觸指向了本民族的精神世界，成功地從故土這一角小隅來透視全社會、全人類，從而對人類文明演進中歷史與道德的悖論作了深人的探討。所以說，“湘西世界”、“威賽克斯”王國成為了具有人類學意義的文學世界。這是二人文學創作的真正價值所在，歷史也證明了二人對當代文學的長遠影響。二人的成功啟迪我們去關注寶貴的民族文化，不僅要保護文化遺產，更要挖掘其深層的思想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