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范文精選

一、白話音譯個性足，音形結合作品多

徐志摩生活在時期，并親身經(jīng)歷了新文化運動之后的中國文學發(fā)展。當時白話文已經(jīng)取代文言文成為書面語言的主流形式。作為西方文學作品翻譯的大師，徐志摩極力主張用白話文而不是文言文翻譯西方文學。徐志摩用白話文翻譯，將他的西方文學譯作正式帶入全新的境地。例如，他翻譯的布萊爾的《猛虎》，就采用白話的形式，將作品中的老虎描繪成一種虛弱、頹廢的老虎，真正展現(xiàn)出原作的情感及力量。譯作中，徐志摩用火焰似的眼光、駭人的雄厚、飛騰等現(xiàn)代詞匯再現(xiàn)了老虎威猛的原型，這些詞匯對當時有著傳統(tǒng)國學經(jīng)歷的文人來說算是新奇。徐志摩還節(jié)譯、轉譯了大量的西方文學作品，并從文化的視角將其翻譯成一種文化現(xiàn)象，真正實現(xiàn)兩種語言的轉換。例如，徐志摩曾轉譯英國作家高斯的英譯本，翻譯法國作家福凱的《渦堤孩》實際上已經(jīng)是編譯了。徐志摩深知漢字屬于“形音字”，而英語則屬于純拼音文字，所以中國人很容易見到字形聯(lián)想到它的意思。例如，當時的康橋現(xiàn)在就翻譯為劍橋，康橋給人以健康、優(yōu)雅的氣質，而劍橋一般會讓人想到橋的雄偉、氣魄等。“翡冷翠”便會讓人想到一個美麗的地方“，賽有那拉”是目前對日文“再見”的最美麗的翻譯。可見，徐志摩正是通過自己音譯、意譯相結合的翻譯實踐，推動著中國乃至世界翻譯事業(yè)的發(fā)展與進步。早在20世紀20年代，徐志摩在英國留學期間便開始翻譯詩歌。此后，他直譯了很多西方文學作品，其中包括詩歌、戲劇、小說、散文等多個題材。特別是在其短短三十六歲的生命時間里，他翻譯的西方文學作品涵蓋絕大多數(shù)文體的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多位文學大師，如莎士比亞、拜倫、哈代、惠特曼等人。在詩歌方面，《徐志摩詩集》詩集中就收藏有十多個國家三十多位詩人的作品。另外，徐志摩還翻譯了德國著名作家福凱的《渦堤孩》，意大利作家鄧南哲的《死城》，英國曼斯菲爾德的小說集等等，與其同時代的作家相比，徐志摩翻譯的數(shù)量雖然不多，但其范圍之廣，涉及的題材眾多是絕無僅有的。此外，令讀者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徐志摩對翻譯名稱的處理之成功，最終成為他的“注冊商標”。例如，《翡冷翠》便是徐志摩西方文學翻譯中的一個專利，他將意大利名城佛羅倫薩翻譯為翡冷翠，巧妙融合了中西文學中的意蘊表達，其通過音譯的方式，并采用一些形象感很強的文字，實現(xiàn)“音”與“形”相貼近的藝術效果。此外，徐志摩還充分利用自己編輯西方文學作品的機會提倡西方文學的翻譯，如他主張用文言文翻譯西方詩歌文學。總之，徐志摩的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有著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同時他還深受西方浪漫主義、唯美主義風格的影響。

二、空靈飄逸譯如詩，多元轉譯添色彩

徐志摩是中國新詩壇最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他善于創(chuàng)作空靈飄逸的浪漫主義詩歌。然而，他翻譯的西方文學作品大部分卻是現(xiàn)實主義題材的，從其翻譯作品的文體中可以看出其審美價值取向。同時，雖然他翻譯的作品絕大多數(shù)是現(xiàn)實主義題材，而其中大多數(shù)為抒情方面的詩歌，帶有濃厚的個人印跡，屬于最浪漫主義的文學作品。徐志摩翻譯了曼斯菲爾德的十個短篇小說，斯蒂芬斯的兩部長篇小說，赫胥黎的《半天玩兒》等，徐志摩都將它們稱為散文寫成的詩歌。其實，徐志摩翻譯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對平凡人物的同情，二是對黑暗社會的批判。其中，曼斯菲爾德的小說便屬于前一類，她的作品以美著稱，有著“狂風驟雨向讀者靈魂奔波”，徐志摩也為此深深震撼。自此，曼斯菲爾德便成為徐志摩精神上的感召者，并翻譯了她的大量文學作品，并取名為《英國曼斯菲爾德小說集》。林徽因在其《悼志摩》中提到“：志摩是一個具有浪漫主義情懷的古怪年輕人，他的人格中最精華的是對平凡人的同情，沒有一種情感，他不能同情。他對一切弱小的憐愛，他一生都在同情別人而忘記了自己的痛苦。”同樣，赫胥黎的《半天玩兒》也是這種風格的作品，其主人公彼得在陽光中獨自品味自己的寂寞，這時遠處走來了兩位華麗的小姐，而她們卻不幸地遭到惡狗的侵擾，好心的彼得救了這兩位小姐，但他的行為卻受到了這兩人的鄙視，徐志摩用詩化的語言描述了彼得的心靈，充滿著無限的憐憫之情。徐志摩對文藝復興以來各派的浪漫主義作品均有翻譯，他翻譯的首部德國浪漫派作家福勾的《溫蒂娜》，便是以中古為背景的騎士小說，敘述了一個美麗的妖怪與人類之間的愛情故事，他當時看到這部小說時非常感動，并非常欣賞其文筆結構。20世紀30年代，中華教育基金會推選徐志摩、梁啟超、聞一多等人翻譯了美國浪漫主義詩人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這是其參與的第一部有著重要影響的浪漫主義文學作品的翻譯工作。徐志摩翻譯筆法的流暢完美，再現(xiàn)了原作動人的情節(jié)，如在翻譯《曼斯菲爾德》文章時，他就曾引用奧帕爾的一首非常悲觀的詩歌，其回憶了家人生前的美好生活變成了虛幻，悲觀的詩人無法回避這種幻滅所帶來的深刻反響。1924年，泰戈爾訪華，徐志摩擔任翻譯，這次合作使得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兩人都是有著雙重文化背景的詩人，他們都具有良好的東方文化修養(yǎng)并羨慕西方文明。徐志摩翻譯了泰戈爾在中國的全部演講，并陪同他一起遠赴日本。后來徐志摩還專門赴印度拜訪泰戈爾，他翻譯的《謝恩》、《園丁集》便是泰戈爾六十多首詩歌中最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可見，浪漫主義詩歌的翻譯是徐志摩翻譯中最得心應手的，同時他的美學色彩的譯作更增添了原作的浪漫主義色彩。徐志摩自謙自己的翻譯是一朵沒有靈魂的假花。徐志摩不懂得意大利語，如果要翻譯意大利語方面的文學作品就需要轉譯原著的作品。例如，鄧南哲是意大利著名的詩人、劇作家，他的戲劇摒棄了日常生活的繁雜，在語言上更加追求抒情、優(yōu)美的風格，能巧妙地借助劇中人物之口來渲染作者所要表達的唯美主義色彩及風格。鄧南哲的作品通過英國著名文學家西蒙斯的翻譯，擴大了該作品在英國及世界文壇的影響。徐志摩便是通過西蒙斯的譯文指導鄧南哲的，其在英國劍橋大學留學期間，苦于找不到鄧南哲的英譯本，他曾下決心轉移了鄧南哲先生最有名的戲劇《死城》的部分內容。四年過后，徐志摩在中山大學圖書館整理舊有資料時偶然發(fā)現(xiàn)了這部譯作，再次激發(fā)了其對這位著名作家的熱愛，他曾撰寫了《丹農(nóng)雪烏》這部專門介紹他生平及創(chuàng)作思想的文章，并從唯美主義的觀點論述了其所受到的影響。后來，徐志摩又創(chuàng)作了《丹農(nóng)雪烏的戲劇》對《死城》這部作品的創(chuàng)作背景進行了詳細的介紹與詮釋，該部作品描寫了具有美學色彩的兄妹畸形戀愛，是鄧南哲先生的處女作，該作品一直籠罩著某種神秘的憂傷與不安。

作者：趙丹單位：西京學院

一、西方文學作品的諷刺藝術——喜劇諷刺藝術

中國文學作品的諷刺藝術，喜劇諷刺藝術相比西方文學作品的喜劇諷刺藝術而言，西方文學作品中的諷刺藝術則比較開放、外露、潑辣、一針見血，講究的是效應。相反地，中國文學作品的喜劇諷刺藝術則是趨向于內斂、深沉、不輕易把諷刺意味顯露在表面層次上，注重一種內在的美化，就像中國人的做人一樣，遇到任何事都不會輕易地把自己內心的情感表露在外人面前，講究內涵與修養(yǎng)的統(tǒng)一，不能什么事都顯露在外面，認為這樣的話，不利于在社會之中交流與發(fā)展，而是通過內斂的方式讓人民去自我體會，自我感覺，在文學作品中體會其深深的奧秘之處。這也正如魯迅先生寫的：“諷刺作品要寫的暗藏一點，含蓄一點，使得不大刺眼，使明白的讀者能夠體會到。”這就是我們國家的國情所決定的，不能給人民心中留下一個直接的不好印象，需要人民自己進行深刻的體會與領悟其中的關鍵之所在。

二、西方文學作品的諷刺藝術是現(xiàn)實生活的真實反映

1、西方國家的開放、大膽的國情決定了西方文學作品的開放的諷刺藝術由于剛開始的西方文學作品的諷刺藝術，并不是很受人民的喜愛之情，于是戲劇就在客觀上以人民的真實生活來進行反映，這樣容易引起人民的共鳴，給人民一種現(xiàn)實生活的重現(xiàn)，便打出人民的愿望與心中的需求，在生活中無法達到的一種心理體現(xiàn)，在劇中淋漓盡致地變現(xiàn)出來，讓人民感同身受。也就把現(xiàn)實生活中的不好的現(xiàn)象深刻地展示在世人的眼前進行諷刺與挖苦，反映出生活中的真實情況，這樣的表現(xiàn)形式比較直接、大膽、一目了然、一針見血，讓人民深刻地感受到社會中的海岸勢力，從而更好地提醒世人。當然，這也是與西方國家的國情相吻合，西方國家的人民思想開放，大膽，比較容易接受人民對于自己的教誨以及很快地接受一些新的事物。

2、中國的含蓄、膽小的人民心理決定了我國文學作品的含蓄、內斂的諷刺藝術相對應地，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文化歷史的國家，我們的人們普遍比較含蓄，害羞，內斂而且比容易在外人面前表現(xiàn)出自己丑陋的一幕，盡可能地把自己美化的一面展示給別人，就是沒有一些優(yōu)秀的、值得別人為之驕傲的地方也會打腫臉充胖子，盡可能地運用一些虛假的手段表現(xiàn)出來，而不像西方人那樣開放，直截了當。盡管有時候需要畢現(xiàn)出來，也是通過一種委婉、含蓄的方式，還要思前想后，看看哪種形式對自身的傷害最小，才能達到心中的最滿意效果。中國的這些具體情況都導致了我國文學作品的諷刺藝術不可能公開性地對一些黑惡勢力的批判與嘲諷，無論要反映怎樣的社會現(xiàn)實，都會通過一些言外之意表現(xiàn)出來。

三、小結

一、英美典故的發(fā)展演變及其分類

英美典故具有突出的語言特色，寓意深刻。它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英語典故的用詞簡練，意味深長。它不僅富有深刻的哲理性，而且還被譽為語言和修辭藝術的瑰寶屋。英語典故在英美文學發(fā)展史上可謂是歷久彌新，無論是歷史悠久的文化典籍、宗教文獻，還是人們喜聞樂見的神話傳說，英美典故都占據(jù)著自己的一片天地，且廣為流傳，由此可見人們對其的喜愛程度。根據(jù)其來源的不同，可以將典故分為以下幾類：

1、基督教典《圣經(jīng)》的典故英美國家中，基督教是人們普遍信仰的宗教，它涉及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各個方面，對西方社會的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在其發(fā)展過程中，西方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以及倫理觀等也深受其影響。《圣經(jīng)》，作為基督教的教典，是西方文化形成的另一源泉，對英語有著深遠的影響，它也極大地促進和豐富了英美典故的發(fā)展。英美文學作品中的許多典故都是從《圣經(jīng)》中引用的，比如圣經(jīng)中的人物或重要事件。如：forbiddenfruit禁果該英美典故出自于《圣經(jīng)》中亞當和夏娃的故事，亞當和夏娃由于抵擋不住誘惑，偷吃禁果，最后被從伊甸園中逐出。除此外，還有大量來自于《圣經(jīng)》中的典故，也是我們所熟知的，如：Heapcoalsoffireonone’shead以德報怨AspoorasJob家徒四壁Juda’skiss口蜜腹劍lostsheep迷途者

2.其他來源的典故有些典故產(chǎn)生于民間的日常生活中的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然后被人們一代代地流傳了下來，約定俗成，來象征一定的人或事。英語典故有些是存在于一些書面的典籍之中，而部分則是獨創(chuàng)的，有著其獨特的文化底蘊和語言特色。這些典故，如果我們只從它的字面意思去理解，往往不能真正領悟它的內涵，我們只有結合它的來源，它的文化背景，才能對它進行準確的解讀。

二、英美典故的翻譯方法

濃厚的民族特質和地方氣息是語言的一大特色，英美典故也不例外。因此在英美典故翻譯時，必須根據(jù)其來源及文化背景，有針對性地選擇翻譯策略。英美文學典故常用的翻譯策略有下面幾種,重點講2種：

［摘要］在西方文學發(fā)展過程中，以福柯《瘋癲與文明》一書為標志，“瘋癲”開始成為西方文學史中一種典型的文明形象。在四部著名的代表作中，從表現(xiàn)瘋癲的審美情感對西方文學史中的瘋癲形象進行梳理分析。西方文學史中的作家們對瘋癲注重情感描寫，以移情為主要表現(xiàn)方式，賦予瘋癲超世精神。

［關鍵詞］瘋癲;福柯;文明

在《瘋癲與文明》中，福柯最先將“瘋癲”確定為一種文明現(xiàn)象。除此之外，在其他著作中，他多次提及瘋癲與文明的關系。前蘇聯(lián)著名文藝理論家巴赫金在充分研究了福柯的生存美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后明確指出:“瘋癲和文明都是受到壓抑的無意識妥協(xié)和變形的結構，只不過前者是一種病態(tài)結構，后者是正常結構。但是這兩種結構的界限是不穩(wěn)定的，很難說明正常結構在哪里結束，病態(tài)結構又始于何處。”那么，瘋癲在西方文化中是如何延續(xù)的?

一、追溯:

古希臘神獸混合體在西方古代文學中，神獸混合體是瘋癲的最初的形象:神與人結合產(chǎn)生的超級“英雄”。酒神狄俄尼索斯是天界主神宙斯與凡人賽墨勒之子，是一個擁有瘋狂力量的半神。在酒神精神迸發(fā)時，“人就像是樹妖，上半身是神，下半身是野獸”，當人們對一件事物不能夠充分認識的時候，通常會采用相類似的處理方法:或是提取其少量外部特征，放大后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就是一個整體;或是將片面認識同思想中有意義的東西進行整合，想象成一個整體。在西方文學史中，一直以來人們就認為瘋癲與罪惡二者之間有著某種神秘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似乎異常密切。人們認為疾病與痛苦是神懲罰和訓誡人類的一種常用手段、一個有力武器，不過并不是就不能解除，但也只有在行善后方能痊愈、別無他法。在考察了中世紀麻風病人各種各樣的情形后，福柯認為他們身上“獸性的瘋癲是自然巢穴的頑固念頭始終盤踞在那個古典時期的陰森角落”。在令人生畏的攻擊性傾向之中、陰森恐怖的形象之中，瘋癲體現(xiàn)出的獸性總是讓人們無意識地聯(lián)想到黑夜與囚禁、犯罪與流血、謀殺與死亡等詞匯。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人們就認為瘋癲與天才相關，那些不同尋常的人既被認為是天才，同樣被當作瘋子，他們的言行舉止大都被認為是瘋狂的、超理性的。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便被世人認為是一個頗具幾分瘋癲的偉大天才，這種現(xiàn)象在西方社會中被認為“智慧與瘋狂是一件事物的兩個方面，人在變態(tài)或超感覺精神狀態(tài)中受神靈支配，因此可與超人類的世界接觸。”29瘋癲作為西方一種傳統(tǒng)的文學形象，從古希臘的神獸合體開始，一直徘徊游蕩在西方文學中，經(jīng)過漫長的發(fā)展，到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前期，英國大劇作家莎士比亞以四大悲劇為代表，將瘋癲更震撼地呈現(xiàn)在讀者眼前。

二、發(fā)展:

本文作者：黃馳作者單位：成都信息工程學院外國語學院

小說中的勞拉•布朗是個相貌平平、平凡質樸的美國普通女人，有一個憨厚忠誠的丈夫，一個敏感討巧的兒子。作為從“二戰(zhàn)”死亡邊緣返回的歸國英雄，丈夫“本可以得到任何人，任何光彩奪目的優(yōu)勝者，任何活潑而溫柔的姑娘”，然而，他卻選擇追求勞拉。嫁給因英勇戰(zhàn)斗而功績卓著的丈夫后，“成年累月死讀書”的書蟲般的孤獨女孩勞拉•齊爾斯基變成了勞拉•布朗。她的丈夫無疑是愛她的，“他見到她很開心，簡直開心極了”，而勞拉“能做一個年輕的母親，在廚房里撫弄自己濃密而烏黑的頭發(fā)，肚子里又懷了另一個孩子，她覺得自己幾乎完美無缺，心滿意足”。可就是這個“心滿意足”的勞拉•布朗卻捧著伍爾夫的小說《達洛維夫人》驅車開往旅店，躺在床上渴望著去死，試圖就此終結自己的生命。而在打消了死的念頭后，不久她就選擇拋夫棄子，離家出走。

生活在20世紀末的紐約的克拉麗莎是個中年女編輯，因其名字與伍爾夫小說《達洛維夫人》中的主人公克拉麗莎相同，而被敏感憂郁的好友理查德•布朗稱為“達洛維夫人”。理查德是她的初戀情人，一個頗有才華的詩人，但卻不幸染上艾滋病且已病入膏肓。因為他的詩作獲獎，克拉麗莎準備為他籌備一個慶祝聚會，“她要自始至終照顧好理查德，別讓他過分勞累，然后陪他去市區(qū)出席頒獎儀式”，然而，還未等聚會開始，她親眼目睹了理查德跳樓自殺的慘烈一幕。雖然“她愛理查德，她每時每刻都惦記著他”，而他在臨死前也對她說著“我愛你”，但兩情相悅、情投意合的他們始終未曾組成一個傳統(tǒng)的家庭。事實上，克拉麗莎一直與自己的同性戀女友薩莉一起生活了十八年，并共同撫育一個由人工授精成長起來的美麗健康的女兒。她沒有選擇傳統(tǒng)的婚姻，“很久以前她便打定主意不再介意，讓自己充分享受放蕩不羈的生活”。克拉麗莎的生活的確是非同尋常的，她與薩莉努力經(jīng)營著她們的同性戀婚姻，她倆間的愛“顯得那樣溫存而靜雅，又那樣恒久”。沒有傳統(tǒng)意義上的丈夫，克拉麗莎卻活得很真實，很自我。

以世俗的眼光來看，無論從什么角度，弗吉尼亞•伍爾夫都可以說是個幸福的女人——自身有著卓越的寫作才能和美麗綽約的容貌身姿，還有疼愛自己的丈夫和令人艷羨的婚姻。但是，她卻成天頭疼，精神恍惚，時時經(jīng)受著痛苦折磨。她想逃離，卻找不到出路。她不愿待在對她療養(yǎng)有益的鄉(xiāng)下，寧靜的生活不能使她愉快；她不愿接受丈夫的安排，不愿忍受丈夫的監(jiān)管，一有機會就想逃離丈夫的視線。“如果她不說那么多話，不寫那么多書，感情不那么豐富，如果她不急著去倫敦，在那兒的大街上逛，她自然會舒服些，安全些；然而，如此生活下去她便會死去，慢慢死在一張玫瑰花盛開的床上”。每當她籌劃逃跑，他都會“像個警察或學監(jiān)那樣尾隨她出來，儼然一副規(guī)勸者的模樣”，她為他感到悲哀，也為自己的生活感到悲哀。當她再一次籠罩在心灰意冷的情緒里時，她感覺一場令人崩潰的災難又要降臨，于是她選擇懷揣石頭，走向冰冷的河水了卻一生。“當她經(jīng)過農(nóng)夫走向河邊時，她不禁想到，他能在柳樹林里清理溝渠，真是人生有成，幸運至極；而她自己卻失敗了。她根本就不是一個作家，的確不是，只能算是個古里古怪的才女而已”。

在抑郁悲痛之余，伍爾夫不僅否定了自己的人生，連對自己終生熱愛、引以為豪的寫作也加以貶低。實際上，熱愛寫作的伍爾夫曾這么評價過自己，“很少有作家像我這樣為寫作這個行當百般受苦”。的確，生活在寧靜鄉(xiāng)下的伍爾夫以其獨特敏銳的感覺和思維，預感到了才思枯竭時瀕臨瘋狂的痛苦，而丈夫堅持不懈的呵護和看護嬰兒似的監(jiān)管，讓具有強烈自我意識的伍爾夫感到了歇斯底里的窒息，死似乎就順理成章地成了無可奈何的選擇。

伍爾夫小說《達洛維夫人》的讀者勞拉•布朗生活于20世紀50年代，其婚姻似乎也是無可挑剔的。曾經(jīng)為伍爾夫優(yōu)美的文筆拍案叫好，曾經(jīng)被伍爾夫的思想深深吸引的勞拉最初想不明白作家為何要自殺。在丈夫之前，“她從未被人追求過，也未被人珍愛過，總是孑然一身，孤單單地讀書”。英俊、心地善良的丈夫愛上了她，對她體貼入微，關懷體恤。然而，勞拉在相夫教子，努力做好一切家務的同時，卻不時地感到百般無聊，為陷于平庸瑣碎的家庭生活而倍感痛苦。“當她在超級市場推著購物車選購商品，或在理發(fā)店做頭發(fā)時，她常暗自納悶兒，不知其他女人是否也在某種程度上與她有同樣的想法”。當她的痛苦與日俱增，當她靠閱讀《達洛維夫人》來充實自己的心靈時，她絕望地想到了死，想以這種極端的方式結束這一切，結束那種茫然無措、沒有方向感的生活，同時，勞拉也深切地理解了伍爾夫的自殺。在生死之間，勞拉的理智告訴自己是熱愛生活的，而且，“她若自殺，也就意味著殺了自己的兒子、自己的丈夫，還有正在自己體內發(fā)育成長的另一個孩子”。而一旦選擇了生，善良的勞拉又再次被生活的瑣碎、無聊、微不足道而擊倒。她對丈夫有了莫名的厭倦和憎惡，“她算是被陷在了這里，作為他的妻子，永無出路。她不得不在這幾間房間里度過這個夜晚，再度過明天早晨，接著又是另一個夜晚。她別無去處。她不得不討人喜歡，不得不如此生活下去”。勞拉被痛苦折磨著、吞噬著，然后便毅然決然地拋下丈夫和年幼的兒女離家出走了。一個在兒子眼里，“離家出走、自殺未遂、被生活遺忘的女人”，就這樣在加拿大當了圖書館管理員，以保持著自我的旁觀姿態(tài)，成為一名終生讀者，在遠離丈夫和子女的一角活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