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現代化和更少西方化亨廷頓東亞發展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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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認為，非西方社會為了現代化必須西方化，并沒有作為一個普遍的命題而成立。現代化并不一定意味著西方化。非西方社會在沒有放棄它們自己的文化和全盤采用西方價值、體制和實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并已經實現了現代化。東亞的現代化實踐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亨廷頓主張建立更適合東亞自身文化傳統的“現代儒教社會模式”。當然，亨廷頓提出了現代化應該普遍達到的五項目標：增長（或富裕）；平等；穩定；民主；自主。亨廷頓雖然認為，“儒教民主”也許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辭，但是，“儒教社會的民主”則未必是。“儒教文化未必是民主發展不可逾越的障礙”，“儒教社會的民主”是可期的。亨廷頓論證現代化與西方化的區別是從歷史實證的角度出發的，有很強的說服力。他對東亞的經濟發展前景是看好的，但對東亞的政治現代化卻有著深深的文化制約方面的憂慮，不過，最終，他還是認為，“文化變遷最重要的原因是經濟變遷”。亨廷頓關于東亞文明復興可能構成對西方文明的挑戰和沖突的觀點，引起了世人的非議和國人的詰難，也同樣觸動了全球性的反思和“文明對話”。“文明沖突論”的國際關系范式，有濃厚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色彩，其實，反觀歷史，尤其是全球化以來的世界歷史，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的沖擊似乎不亞于任何文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廉·威利茨認為，西方文明有一種強勁的“殖民使命感”，而在中國人的世界觀中是缺乏的。或許，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仍然是一種“殖民使命感”式的憂慮。
關鍵詞：現代化；西方化；發展模式；東亞；文化
塞繆爾·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當代現代化與國際問題專家，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1927年出生于紐約。先后求學于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1950年哈佛大學博士畢業。曾任美國國務院顧問，美國總統國家安全計劃顧問，《外交政策》雜志發起人、主編，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哈佛大學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約翰·奧林戰略研究所主任等職。代表著作有《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OrderinChangingSocieties，1968）、《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1991）、《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1996）、《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WhoAreWe:TheChallengestoAmerica''''sNationalIdentity，2004）等。亨廷頓喜歡聚焦理論難點和社會熱點問題，在學術研究方面特立獨行，因此，他的理論廣為流傳，但也備受非議。“文明沖突論”就是一例。亨氏在政治學、國際問題與現代化問題方面廣有建樹，本文主要研究亨氏關于東亞現代化方面的基本觀點。
一、“現代化并不一定意味著西方化”
何謂“現代化”？亨廷頓認為，現代化包括工業化、城市化，以及識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會動員程度的提高和更復雜的、更多樣化的職業結構。它是始于18世紀的科學知識和工程知識驚人擴張的產物。這一擴張使得人類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控制和營造他們的環境。[1]現代社會中的人的態度、價值、知識和文化極大地不同于傳統社會。“作為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獲得了具有現代性的文化。”但亨廷頓并不認為“現代西方文化將成為世界的普遍文化”。他強調，“無庸置疑，現代文明和傳統文明之間存在著重大差別。然而，這并不一定意味著具有現代文化的各社會比具有傳統文化的各社會彼此更加相似。”[2]
然而，現代社會可能由于兩個原因比傳統社會彼此更加相似。第一，現代社會之間相互作用的日益增多雖然可能不會產生一個共同文化，但它確實促進了技術、發明和實踐從一個社會向另一個社會的轉移，其速度和程度在傳統世界中是不可設想的。第二，傳統社會以農業為基礎；現代社會以工業為基礎，其工業可能從手工業演變為傳統重工業再到以知識為基礎的工業。農業模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比工業模式更加依賴自然環境。在農業社會里，地理塑造了社會結構。相反，工業社會較少依賴于地方的自然環境。工業組織的差別可能產生于文化和社會結構的差別，而不是地理差別。可以設想，前者能夠趨同，而后者則不能。[3]
現代社會雖然有很多共同性，但并不必然融為同質性。認為現代社會一定接近于某種單一的類型，即西方類型，現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現代文明，是完全虛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現于8——9世紀，其獨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紀里得到了發展，它直到17——18世紀才開始實現現代化。西方遠在現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區別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產生于西方現代化之前。亨廷頓認為，西方社會的獨特核心特征包括：（1）古典遺產；（2）天主教和新教；（3）歐洲語言；（4）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威的分離；（5）法治；（6）社會多元主義；（7）代議機構；（8）個人主義，等等。上述條目并不意味著窮盡了西方文明的獨特特征，也不意味意味著那些特征總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會之中。這些特征單獨來說幾乎沒有一個是西方獨有的。然而，所有這些因素的結合卻是西方獨有的，是它們賦予了西方獨特性。這些概念、實踐和體制在西方不過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們至少形成西方文明比不可少的持續不變的核心的一部分。它們是西方之為西方的東西，但不是西方之為現代的東西。它們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夠在實現自身和世界的現代化中起帶頭作用的因素。[4]
西方的擴張促進了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和西方化。這些社會的政治領袖和知識領袖用以下三種方式的中的一種或一種以上對西方的影響作出了回應：（1）拒絕現代化和西方化（如門戶開放前的中國與日本，與洋務派和維新派對抗的中國頑固派，伊斯蘭原教旨主義）；（2）接受兩者（如土耳其的凱末爾主義，中國和日本的全盤西化派）；（3）接受現代化，拒絕西方化（如中國的“中體西用”派、“中國本位”派、“現代化”派等，日本的“日本精神，西方技術”派）。亨廷頓認為，第一種越來越不可能；第二種容易導致認同危機；第三種比較可行。19世紀期間，西方的權力使得非西方社會越來越難以堅持，而且最終不可能堅持純粹的排斥主義戰略。20世紀交通和通訊的改善以及全球范圍的相互依賴，極大地提高了排斥的代價。除了一些想要維持基本生計的小而孤立的農村社區外，在一個現代性開始占壓倒優勢的世界里，完全拒絕現代化和西方化幾乎是不可能的。“拒絕意味著把一個社會孤立于一個正在縮小的現代世界之外的一種無望做法”。接受西方化和現代化則意味著一個困難的和痛苦的做法：摧毀已經存在了許多世紀之久的文化，用從另一種文明引進的全新的文化來取代它。第三種選擇是試圖把現代化同社會本土文化的主要價值、實踐和體制結合起來。可以理解，在非西方的精英中，這種選擇一直是最流行的。[5]
在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起初，西方化和現代化密切相聯，非西方社會吸收了西方文化相當多的因素，并在走向現代化中取得了緩慢的進展。然而，當現代化進度加快時，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獲得了復興。于是，進一步的現代化改變了西方社會和非西方社會之間的文化均勢，加強了對本土文化的信奉。因此，在變化的早期階段，西方化促進了現代化。在后期階段，現代化以兩種方式促進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復興。第一，在社會層面上，現代化提高了社會的總體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鼓勵這個社會的人民具有對自己文化的信心，從而成為文化的伸張者。第二，在個人層面上，當傳統紐帶和社會關系斷裂時，現代化便造成了異化感和反常感，并導致了需要從宗教里尋求答案的認同危機。[6]
觀照歷史，亨廷頓認為，“非西方社會可以通過西方化而現代化，仍然沒有得到證實”。非西方社會為了現代化必須西方化，并沒有作為一個普遍的命題而成立。然而，亨廷頓也存在一個疑問：是否存在一些非西方社會，其中本土文化為現代化所造成的障礙如此之大，以致于如果要實現現代化，該文化必須實質上為西方文化所取代。亨廷頓認為，從理論上講，就終極文化而言而不是就工具文化（可以分離并獨立于終極文化）而言可能更是如此。但在實踐上似乎還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東亞、日本、印度的現代化實踐證明的是現代化與本土文化的相容性。馬克辛·羅丁森認為：“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說明穆斯林宗教曾阻礙穆斯林社會沿著通向現代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甚至派普斯也認為，在除了經濟以外的其他大多數方面，“伊斯蘭教與現代化并不沖突”。[7]
因此，“現代化并不一定意味著西方化”。非西方社會在沒有放棄它們自己的文化和全盤采用西方價值、體制和實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并已經實現了現代化。西方化確實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無論非西方文化對現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礙，與它們對西方化的障礙相比都相形見絀。亨廷頓贊成費爾南多·布羅代爾所說，持下述看法幾乎“是幼稚的”：現代化或“單一”文明的勝利，將導致許多世紀以來體現在世界各大文明中的歷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終結。相反，現代化加強了那些文化，并減弱了西方的相對權力。亨廷頓的研究結論是，“世界正在從根本上變得更加現代化和更少西方化”。[8]
二、“東亞經濟的發展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發展”
亨廷頓矚目東亞經濟的起飛，他強調：“東亞經濟的發展一直是20世紀后半葉世界上最重要的發展之一”[9]，“亞洲，特別是東亞的經濟變化是20世紀后半葉世界上最重要的發展事態之一”[10]。亨廷頓一再強調這一點。他說，這一進程50年代始于日本，日本曾一度被看成是很大的例外，即一個非西方國家成功地進行了現代化，并成為經濟發達的國家。然而經濟發展的進程蔓延到了四小虎（中國香港、中國臺灣、韓國和新加坡），然而到中國、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尼西亞，并正式對菲律賓、印度和越南產生影響。這些多數保持了10年或10年以上8%-10%或更高的年平均增長率。亞洲同世界之間的貿易也同樣持續高速增長，而后是亞洲內部貿易的急劇擴大。亞洲的經濟成就與歐洲和美國經濟的中速增長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區的普遍蕭條形成了鮮明對比。
其實，“例外的不再只是日本，整個亞洲都在成為例外”[11]。西方以富有為特征和非西方以欠發達為特征的狀況將不會持續到超出20世紀。這種轉變的速度是勢不可擋的。英國和美國分別花了58年和47年的時間才使其人均產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這一點用了33年時間，印度尼西亞用了17年，韓國用了11年，中國用了10年。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葉中國經濟以年平均增長率8%的速度遞增，四小虎緊隨其后。世界銀行1993年宣布，“中華經濟區”已成為繼美國、日本和德國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長極”。根據大多數估計，中國將于21世紀初成為世界上經濟最強大的國家。90年代已經擁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的亞洲，可能到2020年將擁有世界五大經濟體中的4個，世界10經濟體中的7個。到那時，亞洲國家可能占全球經濟產值的40%以上。大多數經濟競爭力強的國家可能都是亞洲國家。即使亞洲經濟增長比預期的更早、更突然地放慢速度，已經發生的增長對于亞洲和世界的影響仍然是巨大的。[12]
三、“亞洲的挑戰”
亨廷頓最擔心的是亞洲經濟崛起后的“文明復興”構成對西方文明的威脅。他認為所有的東亞文明——中華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都強調自己與西方的文化差異，有時也強調它們之間的共性，這些共性常常認同于儒教。亞洲人和穆斯林都強調它們的文化優越于西方文化。它們有時單獨地，有時攜手對西方國家表現出日益自信的自我伸張。在這些挑戰的背后，存在著相互關聯但又不同的原因。亞洲的自信根植于經濟的增長；穆斯林的自我伸張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源于社會流動和人口增長。這些挑戰中的每一個都正在，并將繼續對全球政治產生沖擊，造成全球政治的極大不穩定。然而，這些沖擊又有很大區別。中國和其他亞洲社會的經濟發展為其政府提供了動力和資源，使其在同其他國家打交道時更加苛求。穆斯林國家人口的增長，為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暴動和移民提供了生力軍。經濟增長增強了亞洲政府的力量；人口增長威脅了穆斯林政府與非穆斯林社會。[13]
四、東亞現代化與“文化復興運動”的興起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東亞的經濟發展正在改變亞洲與西方關系的均勢。這構成了對西方的挑戰。亨廷頓認為原因在于：東亞人越來越強調自己文化的獨特性，宣揚他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優越于西方和其他社會。“文化復興”正席卷亞洲。它包括“自信心日益增長”，這意味著亞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國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這一復興表現在亞洲國家日益強調各國獨特的文化認同和使亞洲文化區別于西方文化的共性。[14]這種文化復興的意義體現在中國和日本與西方文化相互作用的變化上。中國和日本都曾經涌現過“全盤西化”的思潮，但在經濟成功以來，尤其是80年代以來，中國和日本的民族文化得到日益伸張。“80年代中國政府開始提倡對儒教的興趣，黨的領導人宣稱它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新加坡“把儒教看作是它成功的原因，并積極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宣揚儒教的價值觀”。日本人也“日益擺脫了對西方模式的幻想，并越來越相信他們成功的根源一定存在于自己的文化之中”。盡管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人采取了“脫亞入歐”的政策，20世紀末文化復興的日本人卻贊成“疏遠美國加入亞洲”的政策。這一趨勢首先包括對日本文化傳統的重新認識，以及重新伸張那些傳統的價值觀；其次，也是存在更大疑問的，是努力使日本“亞洲化”，并認同于一般的亞洲文化，盡管日本有其獨特的文明。不過，“日本完全擯棄西方的動力遠不及中國脫離蘇聯和西方模式的動力那么大”，但同時日本“疏遠西方將比與亞洲混合在一起更容易”。[15]
五、“亞洲普世主義”的出現
“物質的成功帶來了對文化的伸張，硬權力衍生出軟權力。”因故，“強大的社會是普世的；弱小的社會是狹隘的。”[16]東亞日益增長的自信導致了亞洲普世主義的出現，而普世主義“一直是西方的特征”。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1996年對歐洲國家政府首腦宣稱：“亞洲價值是普遍的價值，歐洲價值是歐洲的價值。”[17]這句話無疑是“亞洲普世主義”的宣言。“亞洲普世主義”其實是“亞洲的自我肯定”[18]。亨廷頓從四個方面闡述了“亞洲普世主義”。
第一，亞洲人相信東亞將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并很快將在經濟產值上超過西方，因此，與西方相比，它在世界事物中將越來越強有力。這就刺激了一種權力意識以及對自己抵抗西方能力的肯定。“即使美國發高燒亞洲也不會咳嗽”[19]。東亞人認為西方正在迅速失去使亞洲社會在人權和在其他價值觀上遵循西方標準的能力。
第二，亞洲人相信這種經濟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亞洲文化的產物，亞洲文化優越于文化上和社會上頹廢的西方文化。80年代的日本人“吹噓他們的新經濟實力，輕蔑地談起西方的衰落，并把他們的成功和西方的衰落歸因為自己文化的優越和西方文化的頹廢。”90年代初新加坡發動了“亞洲勝利論”的“文化攻勢”，他們鼓吹亞洲對西方的崛起，把亞洲成功的原因歸于“從根本上講是儒家文化的亞洲文化優點——秩序、紀律、家庭責任感、勤奮工作、集體主義、節儉等”，而把西方衰落的原因歸結為“自我放縱、懶惰、個人主義、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權威，以及‘思想僵化’等。”對東亞人來說，東亞的成功“主要是東亞文化更強調集體而不是個人”。[20]
第三，盡管東亞人意識到亞洲各社會和各文明之間的差異，但他們仍然認為存在著重要的共性。其核心是“儒教的價值體系，歷史使它增光，該地區的大多數國家都接受它”，特別是它強調節儉、家庭、工作和紀律。同樣重要的是，它們都擯棄個人主義，盛行“軟獨裁”或非常有限的民主形式。亞洲社會在面對西方維護這些獨特的價值觀、促進它們各自的經濟利益中有著共同的利益。亞洲人認為必須要發展新形式的亞洲內部合作。東亞必須日益加強內部的貿易和投資。日本必須放棄其在歷史上的“非亞洲化和親西方化”的政策，遵循“再亞洲化的道路”，或在更廣義地說，促進“亞洲的亞洲化”。[21]
第四，東亞認為，亞洲的發展和亞洲價值觀是其他非西方社會在努力趕超西方時應該仿效的模式，西方也應該采用它以自我更新。東亞人宣稱，“盎格魯——撒克遜發展模式在過去40年里如此受到尊崇，被當作使發展中國家經濟現代化和建立一種可行的政治體系的最好手段，現在已經不起作用了。”東亞模式正在取而代之。亞洲必須“把那些具有普遍價值的亞洲價值觀傳給世界的其他部分……傳播這一理想意味著輸出亞洲，尤其是東亞的社會體系”。東亞的使命是“使亞洲全球化”。[22]
六、“竹網”：構建中的“大中華經濟文化圈”
亨廷頓首先對歷史上的“中華文明圈”作了說明。他說，在歷史上，中國自認為是兼容并蓄的：一個“中華圈”包括朝鮮、越南、琉球群島，有時還包括日本；一個非漢人的“亞洲內陸地帶”包括滿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突厥人和藏族，“處于安全的原因，他們必須受到控制”；此外，還有一個蠻夷的“外層地帶”，“他們只需要朝貢，并承認中國的優越地位”。當代的中華文明正在以類似的方式來建構：以漢族中國為核心，包括中國所屬的但享有相當自治權的邊遠省份；法律上屬于中國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漢族人所構成的省份（新疆、西藏）；在一定條件下將要成為或可能成為以北京為中心的中國之一部分的華人社會（中國臺灣、中國香港）；一個由華人占人口多數、越來越傾向于北京的國家（新加坡）；在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有重大影響的華人居民；以及受中國儒教文化頗大影響的的非華人社會（朝鮮、韓國、越南）。[23]
亨廷頓認為中國現在的目標有兩個：第一，“成為中華文化的倡導者，即吸引其他所有華人社會的文明國家的核心國家”；第二，“恢復它在19世紀喪失的作為東亞霸權國家的歷史地位”。[24]中國政府把大陸中國看作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國家，所有其他華人社會都應該傾向它。對中國政府來說，所有的炎黃子孫都是中華共同體的成員，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服從中國政府的權威。[25]亨廷頓認為中國政府正著力構建中國經濟文化圈。
亨廷頓高度重視華人的文化認同感，他認為文化認同感既有助于華人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的擴展，又為這種關系的擴展所加強。華人國家反過來又成為促進大陸中國和其他地方的經濟迅速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其結果又為中國文化認同的增強提供了物質上和心理上的動力。因此，“大中華”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是一個迅速發展的文化和經濟的現實，并開始變成一個政治的現實。東亞的經濟越來越以中國為中心，華人為主導。“除了日本以外，東亞經濟基本上是華人經濟。”[26]家庭和個人關系所形成的“竹網”和共同的文化，大大有助于大中華經濟文化圈的形成。“華人世界的文化共性促進了經濟參與”[27]。
七、“亞洲的過去就是亞洲的未來”
經濟增長改變了國家和地區間的均勢，造成了國家內部和國家間的政治不穩定。亨廷頓否認那些認為經濟交往可以增進國際和平的說法，他認為，經濟交往可以使人們相互接觸，但不能使他們達成協議。在歷史上，它往往使各國人民更深地認識到他們之間的不同，令他們彼此害怕。國家之間的貿易不僅給雙方帶來了好處，而且也造成了沖突。如果過去的經驗靠得住，那么亞洲的經濟成就就將其帶來政治陰影，即不穩定和沖突。亨廷頓指出，亞洲的經濟發展和亞洲社會日益增長的自信，至少從三方面擾亂了國際政治。首先，經濟發展使得亞洲國家能夠增強其軍事能力，使冷戰中被抑制的問題和矛盾顯現出來了，給這些國家未來的關系帶來不穩定性。第二，經濟發展加深了亞洲與西方，尤其是與美國之間的沖突的強度，并增強了亞洲取得勝利的能力。第三，中國這個亞洲最大的國家的經濟增長會持續擴大其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以及恢復其在東亞傳統霸權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國家要么“搭車”和適應這一發展，要么“用均勢來平衡”和試圖遏止中國的影響。[28]
在過去，國際關系不過是西方主要國家間的游戲。游戲的舞臺在歐洲。亨廷頓指出，冷戰后的國際關系的主要區域在亞洲，尤其在東亞。東亞包含了屬于六種文明（中華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穆斯林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的社會，四種文明的核心國家（中國、日本、美國、俄羅斯）是東亞舞臺的主角。印度尼西亞是一個正在崛起的穆斯林國家。東亞還有幾個經濟影響日益增強的中等國家和地區（韓國、中國臺灣、馬來西亞、越南）。靠近東亞的還有印度。由此造成東亞國際關系格局的高度復雜化。有如18——19世紀的歐洲，充滿了多極化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東亞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水平高度不平衡。除了中國的霸權曾經給這個地區帶來過暫時的秩序外，東亞從未存在過歐洲有過的國際社會。20世紀末，西歐被一個高度密集的國際機構（歐盟、北約、西歐聯盟、歐洲理事會、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等）的復合體聯系在一起。東亞除了東盟（不包括東亞任何主要國家，也避免涉及安全問題）外，并沒有類似的組織（亞太經合組織只是一個松散的論壇）。在東亞孕育著許多沖突的種子。第一，冷戰的遺產：“兩個中國”和“兩個朝鮮”的問題。第二，反映了往日敵對關系和新經濟關系的其他可能的沖突。如日俄領土問題、南中國海問題、中國邊境問題（中印邊境問題、蒙古問題等）、暴動和脫離主義運動等。[29]經濟的推動、領土爭端、復活了的對抗以及政治動蕩，使東亞的軍費預算和軍事能力在80——90年代大幅度上升。這些國家的軍事建設透明度極低，因而造成更多的猜疑和不確定性。[30]
亨廷頓對亞洲（主要是東亞）國際格局的未來演變的看法是，“或許，正像弗里德伯格所說的那樣，歐洲的過去就是亞洲的未來。但更為可能的是，亞洲的過去就是亞洲的未來。亞洲要在以沖突為代價的均勢或以霸權為代價的和平之間作出選擇。西方社會可能會選擇沖突和均勢。歷史、文化和力量的現實卻強烈地顯示，亞洲會選擇和平與霸權。以19世紀40—50年代西方入侵為開端的時代正在結束，中國正在恢復其地區霸主的地位，東方正在進入自己的時代。”[31]
八、“儒教文化未必是民主發展不可逾越的障礙”
“幾乎沒有一個學者在傳統的儒教要么不民主，要么反民主的命題上持學術上的反對意見”。[32]亨廷頓認為，在儒教中，唯一有利于民主的因素是在古代中國的政體中，考試制度使得職業向有才能的人開放，而不考慮其社會背景。“不過，即使情況如此，以功績為基礎的晉升制度并不構成民主”[33]。中國古典儒教及其在韓國、新加坡和臺灣的流派以及在受到沖淡的日本都強調團體，強調團隊勝于強調個人，強調權威勝于強調自由，強調責任勝于強調權利。儒家社會缺少抗衡國家之權利的傳統，而且，就個人權利存在的程度而言，個人的權利是由國家造成的。對和諧與協作的強調勝過對分歧與競爭的強調。對秩序的維持和等級的尊敬是核心價值。思想、團體和政黨的沖突被看作是危險的和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儒教把社會融化在國家之中，沒有為自治的社會機構提供合法性來在全國的層次上抗衡國家的力量。在“傳統的中國，沒有把神圣與現實區分開來，沒有把精神與世俗區分開來。儒教中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天命之上，而天命又是根據道德性來界定政治的。”對權力的限制沒有正當的理由，因為權力和道德是等同的。[34]在實踐上，儒教或受儒教影響的社會一直不適合民主。在東亞，只有兩個國家，日本和菲律賓，在1990年之前有持續的民主經驗。但在這兩個國家，民主都是美國影響下的產物。“經濟成長和亞洲文化之間的互動似乎生產了一種獨特的東亞式的民主制度”。[35]到1990年，除了菲律賓外，沒有一個東亞國家出現過由民主選舉產生的一個政黨的政府把權力移交給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另一個政黨的政府。問題是：“把西方的程序與儒教的價值觀結合起來的東亞一黨獨大體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確保持續的實質性經濟成長呢？在長期的經濟下降或經濟滯漲下這種體制能夠持續下去嗎？”[36]
儒教文化與伊斯蘭教文化構成了民主發展不可逾越的障礙嗎？亨廷頓認為，有幾項理由對這一障礙的嚴重性提出了疑問。
第一，類似的“文化論”并沒有通過歷史的檢驗。許多學者曾經在一定程度上認為天主教是民主的障礙物，另一些韋伯學派的學者認為天主教國家不可能用新教國家的方式發展經濟。然而，在60——70年代，天主教國家實現了民主，而且其平均經濟成長速度高于新教國家。韋伯學派的學者還認為，儒教文化國家不可能成功地進行資本主義發展。但到80年代為止，很多學者已經把儒教看作東亞社會驚人經濟成長的一個主要原因。“從長期來看，儒教阻礙民主發展的命題會比儒教阻礙經濟發展的命題更占得住腳嗎？”亨廷頓強調：“特定的文化是某項發展的永恒障礙，這種論點應該受到懷疑。”[37]
第二，偉大的歷史文化傳統，像儒教、伊斯蘭教都是各種思想、信念、信條、論點、作品和行為模式的十分復雜的綜合體。任何主要的文化，甚至包括儒教都有一些與民主相容的成分，就像清教和基督教中有顯然是反民主的成分一樣。儒教民主也許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辭，但是，儒教社會的民主則未必是。問題是：儒教和伊斯蘭教中的哪些因素有利于民主呢？在何種環境下用什么樣的方式才能取代這些文化傳統中的非民主成分呢？[38]
第三，即使一個國家的文化在某一點上構成民主的障礙，然而，從歷史上看，文化總是動態發展的，而不是停滯不前的。一個社會中占主流地位的信念和態度是變化著的。盡管文化中的主流成分會保持下來，但是，社會中的主流文化會與前一代或兩代人之間發生顯著變化。[39]亨廷頓強調：“文化變遷最重要的原因是經濟變遷”[40]。
九、“解釋發展模式的關鍵變項是文化”
亨廷頓提出了現代化或發展的五項目標（衡量現代化成就或現代化程度的最基本指標）：增長（或富裕）；平等；穩定；民主；自主。[41]它們之間的關系是相容（和諧）的、還是沖突的？有沒有調和的可能？以何種方式才能實現調和？實現發展的目標有沒有先后之分？歷史地考察現代化進程，亨廷頓發問：為什么韓國和中國臺灣能夠同時在增長（或富裕）、平等和穩定方面取得成就，而其他國家卻很少能夠做到？為什么日本不僅能夠實現民主和國家自主？為什么巴西起先在增長、然后在民主化方面進展良好，但在平等、穩定與自主方面卻沒有那樣好的情況？為什么從大體上看來，南美國家似乎在民主制度與獨裁制度之間搖擺不定？斯里蘭卡是怎樣做到長期調和平等與民主的？為什么那么多的非洲國家在趨向任何目標的進程上都很少有成效？為什么印度建立了穩定的民主制度而任何伊斯蘭教國家都辦不到？亨廷頓認為，要解釋這些現象，人們必須回到各個國家特有的國情上，包括自然資源、地理位置、居民素質，當然還有歷史經驗。然而，亨廷頓強調，“就解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同模式而言，關鍵性的獨立變項（亨廷頓反對把文化僅僅看作某種意義上的“剩余變項”）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會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團的主觀態度、信仰和價值觀。”[42]
亨廷頓說，在社會科學上，文化是一個不易捉摸的概念。這概念容易使用，同時又難以令人滿意。“文化可以從許多不同的層次上加以思考”[43]。在民族內部，在各地區、各種族集團和各社會階層之間，可能存在著重大的文化差異。民族與民族之間通常存在著更大的文化差異，而民族和民族國家大概是分析與比較文化及其對發展的影響的最重要單位。然而，在民族之上還有許多范圍廣闊的文化族群，常常包括許多民族，而這些民族在人種、種族、語言、宗教和歷史等方面往往有許多共同點。這樣的文化族群至少可以指出九個（見附表）。 附表：九大文化族群分布表 文化族群名稱 主要宗教信仰 分布地區/國家 （西）北歐文化 新教 西北歐、不列顛移民國家 拉丁文化 天主教 南歐、拉丁美洲 阿拉伯文化 伊斯蘭教 北非、中東 斯拉夫文化 東正教 東歐、俄羅斯 印度文化 印度教 印度 中華文化 儒教 中國、中國臺灣、朝鮮、韓國、新加坡、越南等 日本文化 儒教/佛教/神道教 日本 馬來文化 伊斯蘭教/佛教/天主教 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 非洲文化 基督教/多神教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這九個文化族群顯然涵蓋不了全世界的所有國家。但是，全世界人口至少有85%生活在合理地歸屬于上述族群之一的民族社會。“這樣以來，提出每一文化族群是否都有其獨特的政治經濟發展與達到目標的模式這樣一個問題，就有意義了。”[44]亨廷頓說，如果有人想要預言一下一個X國可能的發展模式，而其可以得到的只有有關X國的一項知識，那么他所要求的知識不就是這個國家的文化特征嗎？在預言X國可能實現增長（或富裕）、平等、穩定、民主、自主各方面的程度時，文化特征不就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嗎？屬于同一文化族群的若干國家之間，顯然也存在著重大的差異，往往有某些國家可能嚴重偏離其所屬的文化類型。然而，就各個國家實現其發展目標的程度來看，一般說來，在這些文化族群之間確實存在著重大差異。眾所周知，伊斯蘭、中國、非洲、拉丁以及其他各社會所走過的發展道路是極不相同的。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在它們的發展模式上很難看出有多少趨同之處。在它們中的任何一種模式同一般所說的西方模式（主要是西北歐模式）之間，也是如此。西方發達社會的典型——富裕的、平等的、民主的、穩定的、自主的，對于一個現代的伊斯蘭教社會、非洲社會、儒教社會或印度教社會，也許不能成為有意義的模式或參考群體。[45]“建立更適合各國自身文化的現代伊斯蘭教社會模式、現代儒教社會模式或現代印度教社會模式的時機可能已經到了。”[46]不過，有用的模式“似乎并不來自知識分子規范性的理論闡述，而是來自各社會的歷史經驗。”[47]需要總結的是各社會的發展經驗。亨廷頓呼吁對東亞和南美的發展經驗加以系統的總結。
結論
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認為，現代化與西方化必須區別開來，非西方社會為了現代化必須西方化，并沒有作為一個普遍的命題而成立。非西方社會可以通過西方化而現代化，仍然沒有得到證實。現代化并不一定意味著西方化。非西方社會在沒有放棄它們自己的文化和全盤采用西方價值、體制和實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并已經實現了現代化。東亞的現代化實踐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亨廷頓強調，“就解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同模式而言，關鍵性的獨立變項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會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團的主觀態度、信仰和價值觀。”亨廷頓主張建立更適合東亞自身文化傳統的“現代儒教社會模式”。當然，亨廷頓提出了現代化應該普遍達到的五項目標：增長（或富裕）；平等；穩定；民主；自主。亨廷頓雖然認為，“儒教民主”也許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辭，但是，“儒教社會的民主”則未必是。“儒教文化未必是民主發展不可逾越的障礙”，“儒教社會的民主”是可期的。亨廷頓論證現代化與西方化的區別是從歷史實證的角度出發的，有很強的說服力。他對東亞的經濟發展前景是看好的，但對東亞的政治現代化卻有著深深的文化制約方面的憂慮，不過，最終，他還是認為，“文化變遷最重要的原因是經濟變遷”。亨廷頓關于東亞文明復興可能構成對西方文明的挑戰和沖突的觀點，引起了世人的非議和國人的詰難，也同樣觸動了全球性的反思和“文明對話”。“文明沖突論”的國際關系范式，有濃厚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色彩，其實，反觀歷史，尤其是全球化開始以來的世界歷史，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的沖擊似乎不亞于任何文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廉·威利茨（WilliamWilletts）認為，西方文明有一種強勁的“殖民使命感”（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外向”的“理性主義”），而在中國人的世界觀中是缺乏的。[48]或許，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仍然是一種“殖民使命感”式的憂慮。
注釋：
[1]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58頁。
[2]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58——59頁。
[3]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59——60頁。
[4]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60——63頁。
[5]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63、64、66頁。
[6]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67——68頁。
[7]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69、70頁。
[8][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70—71頁。
[9][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03頁。
[10][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242頁。
[11][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03頁。
[12]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03——104頁。
[13]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02——103頁。
[14]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04——105頁。
[15]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07頁。
[16][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10頁。
[17][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10頁。
[18][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08頁。
[19][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08頁。
[20]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08——109頁。
[21]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09頁。
[22]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08——110頁。
[23]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81——182頁。
[24][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82頁。
[25]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83頁。
[26][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84頁。
[27][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84頁。
[28]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242頁。
[29]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242——245頁。
[30]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245頁。
[31][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266頁。
[32][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991），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64頁。
[33][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991），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64頁。
[34]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991），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64——365頁。
[35][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991），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68頁。
[36][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991），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71頁。
[37]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991），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74頁。
[38]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991），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74頁。
[39]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991），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74頁。
[40][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991），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75頁。
[41]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發展的目標》（1987），見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和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頁。
[42]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發展的目標》（1987），見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和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51——352頁。
[43][美]塞繆爾·亨廷頓：《發展的目標》（1987），見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和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頁。
[44][美]塞繆爾·亨廷頓：《發展的目標》（1987），見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和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頁。
[45]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發展的目標》（1987），見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和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354頁。
[46][美]塞繆爾·亨廷頓：《發展的目標》（1987），見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和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頁。
[47][美]塞繆爾·亨廷頓：《發展的目標》（1987），見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和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頁。
[48]WilliamWilletts，“TheMaritimeAdventuresoftheGreatEunuchHo”，SeeColinJack-Hinton，PapersonEarlySouth-EastAsianHistory，Singapore：JournalofSoutheastAsianHistory，1964，pp.3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