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研究論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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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一、西方文學的多元文化樣式概述

在西方戲劇中，主要是借助表演者在舞臺上展現多種樣式的藝術形式為觀眾們講述諸多故事題材，也就是達到了“把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效果，往往創作者并不直接參與到表演中。亞里士多德會根據古希臘戲劇的藝術形式來細致分成了悲劇與喜劇兩種形式，通常悲劇指的是“表演者對宏偉事件的完整模仿，并激發出對這種情感的恐懼與憐憫之情，進而宣泄出來”;然而喜劇卻并不被人們認為是一種高尚的行為———當人們在舞臺上進行荒唐滑稽的表演過程中，會遭受到觀眾們的嬉笑怒罵。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西方文學從自身的表現形式及內容都逐漸變化到不為亞里士多德所理解，就拿戲劇來說，從古希臘萌芽時期再到羅馬時代、中世紀、文藝復興、19世紀乃至20世紀中期，諸多悲劇、喜劇、歷史劇、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等多元形式已經難以被《詩學》所歸納進來了，而部分被先人認為是“金科玉律”的原則，例如“三一律”、英雄必須出身高貴等條條框框早已經被踩得粉碎。在很長一段時間中，西方文學中的抒情詩歌由于受到篇幅較小的限制，過于注重內容結構的嚴謹，表達形式的簡潔凝練，并且偏于抒發創作者主觀情緒，因此被多數人忽略。直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期，西方文學領域席卷浪漫主義狂潮，借助揮灑自如的情感作為自己推廣宣傳的主要噱頭，因此也集結了以德、席勒、華茲華斯、拜倫、雪萊等文學大家的青睞，創作了諸多舉世矚目的作品，也在這樣的背景下使得抒情詩歌被人們所關注。逐漸的，抒情詩歌被人們所認同，與史詩(epicpoetry)和戲劇詩(dramaticpoetry)同時被社會群體所關注，然而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史詩”實質上就是后期的敘事詩(narrativepoetry)，并且是借助渾厚宏偉的語言、磅礴的氣勢來敘事主題的敘事詩。與詩歌、戲劇形式相比較而言，小說作為西方文學主要形式的發展歷程就顯得短了很多，針對敘事形式來說，小說類似于史詩的形式，但是自身的敘事語言是以散文形式，而不是普通的詩歌形式。與戲劇內容相比較，小說是借助文字語言而不是真實的演員來進行故事性的表演。針對篇幅來說，小說能夠劃分成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和微型小說等形式(通常我們說的“小小說”是大眾的定義形式，并不作為嚴格的名稱定義)。

從審美角度來說，我們可以將其分成流行小說與文學性小說兩種類型。針對小說題材來說，可以分成歷險小說、傳奇小說、歷史小說和臆想小說等形式。針對社會閱讀對象的類別來劃分，可以分成成人小說、年輕女性小說、兒童小說等。筆者用上文的內容介紹了西方文學的三種主要形式，在近幾年，西方文學創作領域推行出了第四種文學形式，即創作性非虛構作品(CreativeNonfic-tion，LiteraryNonfiction)，其中包括游記、自傳、回憶錄、人物特寫等文學形式，通常呈現的特征就是借助小說或者詩歌的創作手法，諸如人物對話、場景構造、個性化語言等來敘述真人真事或者創作者的主觀情感。自身具有的“文學性”特征能夠與普通的應用文、媒體報道抑或是學術研究性雜志的“晦澀難懂”區別開來，而自身具有的“真實性”又是另外三種“虛構”的文學形式難以企及的。我們說這種新型的文學形式可謂是“混合式”的，但是在具體創作過程中，“文學性”與“真實性并不是十分融合默契的兩種形式，受到多種原因干涉，使得前者表述的聲音總是比后者要大許多，因此會出現了成反輔為主的不被人接受的結果。在很長時間內，歐美地區的圖書市場中，這些非虛構的文學作品通常比小說等文學形式更加受到追捧。讀者們似乎對于作家虛構的世界的關注度逐漸降低，反而對于政壇炙手可熱的人物、當紅藝術、球星等真人八卦顯得興趣更加濃厚。

二、西方文學中獨有的哥特傳統

雖然世界各民族地區的文學內容中都會有著諸多驚恐的故事題材，但是沒有任何一種文學能夠像西方文學中產生出數量眾多的恐怖作品，并且形成了一種特有的、持續的、獨具屬性的哥特傳統(Gothictradition)。專業人士對其研究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在90年代后期達到了高潮階段，筆者在互聯網上調查搜索，截止到2010年底，西方諸多國家的學者除了發表數量眾多的哥特風格的論文之外，至少出版了234部專著，僅僅在90年代中期就超過了60部，可謂占到了總數的三分之一還多。“哥特”一詞最初指的是居住在歐洲的隸屬于條頓民族的哥特部落。在公元3世紀之后，條頓民族不斷地遷移到歐洲南部，而在這場重大的民族遷移過程中，身材魁梧的哥特人成為羅馬人對戰的生力軍，在經歷了幾百年生死較量之后，條頓民族終于在堅強不屈的精神指引下使堅固不催的羅馬帝國土崩瓦解，而哥特人民也在歐洲多個國家建立起了自己的王國。盡管征服了大量的國家，但是受到當地民族文化的影響，條頓民族群體也逐漸被同化，甚至失去了自身的民族特性，在公元7世紀左右，哥特民族最終消失在歷史中，為后世留下的只有一部殘缺不全的《圣經》。

在18世紀末期，哥特一詞進而成為一種文學體裁的代名詞，這種文學形式往往是以荒野、古堡等意象為創作背景，而內容通常發生在中世紀的國家，作品中情節十分恐怖、刺激，以兇殺、暴力、復仇、強奸、亂倫等內容為主，甚至會出現一些亡靈、妖魔等形象。整篇作品有著壓抑陰森的氛圍，充斥著懸念與驚悚，而這樣的文學創作形式也被稱為哥特小說，西方哥特小說的開山鼻祖就是賀拉斯•瓦爾普(HoraceWalpole，1717—1797)在764年所創作的小說《奧特龍多堡》，這部作品的副標題就是“一個哥特故事”(AGothicStory)。除了小說，西方哥特風格的文學創作以文藝復興時期的戲劇為基礎，主要演繹著《圣經》當中的故事，大力宣揚了基督教教義與倫理道德。直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戲劇形式在當時傳統思想的巨大影響作用下顯得世俗化，諸多英國世俗劇創作者們開創了充滿陰謀、暴力、殺戮的表現模式，其中最為出名的就是托瑪斯•基德所創作的戲劇《西班牙悲劇》。而這樣的風格特征在后期詹姆斯一世、莎士比亞時期都有著深入發展，甚至對英國后世文學體系發展起到了奠基作用。我們說哥特風格之所以被人們所追捧，并延伸出多種形式，主要就是其能夠激發出人們最基本的恐懼情緒，讀者們試圖在虛幻中找到真相，又疑惑到底危險會不會降臨，在這樣的糾結心理中能夠感受到強烈的愉悅感。

三、結語

西方世界永遠以資本主義的發展為風云變幻的契機，各國局勢繁冗復雜，為自身的文學多元文化發展提供了沃土，也造就了西方文學體系的舉目盛世，為后代留下了諸多經典作品。可以說西方文學的多元發展對歐美地區文學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力，并且對整個世界的文學體系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巨大的影響作用。

作者：崔寧單位：青島酒店管理職業技術學院

第二篇

一、模糊語言特征分析

(二)模糊語言中的準確性

通常我們會覺得語言中具有的模糊性與準確性是存在矛盾關系的，然而事實并不是這樣，例如在表示事物性質、程度的時候，我們會選擇深、淺、高、低等詞語。當我們不能說出這種事物的程度時，只有依靠這些詞語來更加準確地表述自己的想法。例如溝與深溝。即便我們并沒有說清楚這個溝到底有多深，但是我們明顯地能感覺到后面的溝的性質更加明確。

(三)模糊語言中的朦朧美

通常在一些情況下，我們說得過于“丁卯分明”還不如“似是而非”能夠呈現出美感，讓受眾享受到語言魅力。例如在一部文學作品中形容山上建的寺廟，“沿清攏川于紅葉的朱紅與金黃的光耀之中，攀登著長長的石階到神護寺去，這座寺院位于高山之上，它是一曲朱紅與金黃的交響樂”。盡管我們并沒有看到作者寫了“朱紅”與“金黃”具體是有多紅或者多黃，程度到了什么狀況，也不知道兩者是如何搭配的。寺廟的屋頂是黃色還是長廊的柱子是黃色的，墻壁是紅色的，抑或是紅色的門窗配上金色的門檻，我們說這樣的文字描寫的確會讓人們在朦朧的感覺中想象出一片絢爛的色彩。

(四)模糊語言中的概括性

語言中的模糊詞語除了具有一般詞語具有的概括性之外，還有著獨特的概括性特質。一方面是對于“說不清”的概括，一方面是對于“說不盡”的概括。“說不清”的概括指的是對界限不清楚，呈現出亦此亦彼的狀態，可以說是一種猶豫不決的概括方式;而“說不盡”的概括指的是在同一論域中沒有極點的概括方式，沖破了人們感官的局限性。在漢語言中就經常存在著這樣的狀況，例如“青年”與“老年”的劃分，我們說25歲是青年，那么26、27、28、29歲呢?那么30歲呢?一些人會說30歲就不像青年了，應當歸入中年的行列，但是一些四五十歲的科學家依然被人們譽為青年科學家。在英語中，對于youth與oldage就有著相似的劃分狀況。而這些說不清界限的情況，在語言中的模糊詞選擇的途徑就是“概括”，人們會使用幾個詞語來概括出這樣的狀態，發揮出想象力，深入體會到詞語的含義。我們說這是一種力所能及的概括，但是卻又可以說是無懈可擊的，并且也是具有科學性的概括形式。

二、西方文學作品中模糊語言的翻譯策略研究

我們說翻譯工作就像是婚姻一樣，是兩者相互妥協的一種文字藝術。相同的語言翻譯也可以算是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實現跨文化交流的方式。好的語言翻譯工作有助于人們實現成功的交流，然而失敗的翻譯工作也會產生歧義與誤解。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說翻譯工作顯得極其重要，對于不同國家的語言文化，翻譯工作者就要選擇正確的翻譯策略，進而對不同的語言信息進行傳遞與交流。從某種角度而言，好的文學翻譯工作也是對原作者主題內涵的模糊傳達。

(一)要符合原文內涵

文學作品翻譯的首選途徑就是用相應的形式來重現出原著的模糊語言魅力，例如杰克創作的《馬丁•伊登》的序言詩歌中，“Letmeliveoutmyyearsinheatofblood/Letmeliedrunkenwiththedreamer’swine/Letmenotseethissoul-housebuiltofmud/Gotoppingtothedustavacantshrine!(讓我能夠在熱血沸騰中度過此生!/讓我在醉酒的夢幻世界中沉醉!/不要讓我看到這般泥塑的肉體，/終日用空虛的軀體來毀滅的泥土之中!)”我們說在譯文中的語言可謂是文學創作中事物形象與創作者模糊性思維相互融合的結果，翻譯效果可以說是很好的，不但達到了精確化目的，并且還能夠實現模糊化，依舊彰顯出作品的魅力。而這樣的譯文也能夠更加容易激發讀者們的想象力，使得語言文本更加具有活力。

(二)使用模糊描述，重現意象美感

所有語言都會存在著一種現象，即模糊性，通常情況下，如果一個詞語在一種語言中存在著模糊性概念，那么在另外一種語言中也同樣會存在著相對模糊的概念。因此我們可以選擇模糊對模糊的語言翻譯原則，例如在翻譯學者王佐良翻譯的ThoughtonVariousSubjects中就有以下句子，“ComplaintisthelargestTributeHeavenreceives，andthesincerestPartofourDevotion．”被翻譯成為“怨言是老天賜給我們最大的禮物，也是我們在禱告中的虔誠的部分。”我們將語句中帶有模糊性的單詞“largest”與“sincerest”翻譯成為“最大”與“最虔誠”，可以說這樣的翻譯效果是最佳的了。通常來說，在文學模糊語言的翻譯過程中，選擇“模糊對模糊”的方式是最常見，也是最省時的。我們需要根據具體的語境來及時調整策略，選擇更加精準的詞句，這樣才能讓譯文更加出彩，獲得最佳的翻譯效果。

此外，翻譯工作者在翻譯西方文學作品的過程中，需要充分使用模糊性描述，重現出文學作品中角色意象的模糊性美感。例如在小說《達•芬奇密碼》中，小說家丹布朗就使用了許多意象性語言，為了塑造出主人公蘭登的模樣。然而對于原著作者而言，這些角色的外貌是有著深刻含義的，也是布朗想要對小說主人公蘭登外貌刻畫的準確表達，因此這些模糊性語言表述也呈現出足夠的象征意義，對于讀者來說，對人物外貌的描述深藏的內涵能否轉變為輸入語國家讀者們的思維就難以得知了。然而在這些中文譯文中，我們可以看到翻譯工作者對其進行了大量鋪墊，例如“尖銳的雙眼”“一片暗色的胡茬”等，這些語句都能夠為后文中“濃郁的書卷氣魅力”進行良好的鋪墊，并且可以相對完整地保留了原作中的審美意象。結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學作品中的語言藝術也可謂是一種特殊的模糊語言形式。我們可以在諸多西方文學作品中看到模糊語言使用能夠擴寬讀者們的視野，并且也打開了讀者們的想象天窗，還能夠增強文學作品的語言魅力，因此文學翻譯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文學翻譯想要成功的關鍵在于掌握好文學作品中模糊性語言的翻譯策略。我們在實際翻譯過程中，要充分調動起自身的主觀意識，盡量把握好原作品的精髓。并且也要發揮豐富的想象力重現原著中的模糊內涵，進而讓輸入語讀者直接明了地理解文章。

作者：李勇單位：廣西大學外國語學院

第三篇

一、西方文學作品中的吉普賽

女性形象代表著自由吉普賽人作為一個流浪民族，內心有著常人無法想象的民族個性，他們排斥其他文化，不拘于任何其他國家民族的法律及生活方式。約19世紀，許多著名的文學家認為，東方國家是可以讓人獲得自由的地方。因此，社會上就流傳著一些吉普賽人對自由向往的故事。其中有個故事是這樣的：一位將軍騎著馬去很遠的地方拜上帝，在路上碰見了幾個吉普賽人，他們對騎著馬的將軍說：“請您幫我們問問上帝，我們吉普賽人應該怎么生活。”將軍經過長途跋涉，終于見到了上帝。將軍把吉普賽人的問題轉告給上帝，上帝說：“吉普賽人從來沒有打攪過我，他們的善良感動了我。就讓他們按自己的方式這樣生活好了。這是他們自己的事。”這個故事說明，有自由的地方就是他們理想的生活之地。約在18到19世紀，浪漫主義的精神已成為歐洲的首要文明。先是在文學方面，之后在音樂和美術方面也有了很大突破。吉普賽人向往且熱愛生活，有時候也讓人難以捉摸，正因如此，讓吉普賽音樂、繪畫成為許多人至今所追逐的對象。吉普賽人對音樂的需求，就像他們身體里的血液不可或缺。吉普賽是一個最能享受音樂樂趣的民族，吉普賽人把音樂的精華表現在歌舞中。在很多的舞蹈中，吉普賽女性是其魅力的焦點。一般的吉普賽舞蹈，在開幕的時候，總是先由一個女子慢慢走上舞臺，她的眼神里流露出一絲靦腆。可當她進入跳舞的狀態時，就變得熱情、奔放。舞蹈中優美的動作足以吸引全場觀眾的眼球，掌聲一陣又一陣地響起。這不僅是舞蹈和音樂的完美結合，而且代表著吉普賽人那種豪放、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許多作家都寫過一些浪漫的愛情小說，如法國的夏多布里昂寫的吉普賽姑娘為愛情而死等。許多作品都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創作出來的。在歷來的文學作品中，吉普賽人都被看作是自由、熱情、活潑的象征，如荷蘭哈爾斯的《吉普賽女郎》、俄羅斯著名的文學大師普希金的《茨岡》，其中描述的吉普賽女性的愛情故事讓人感動不已。特別是吉普賽女性為了維護生命的自由和精神方面的獨立，付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令無數的讀者感嘆唏噓。

二、美學成因基礎上的吉普賽女性形象探析

在當時的現實生存環境中，吉普賽女性又是以怎樣的生命形態而存在的呢？其是否具有存在真實性可言？吉普賽人居住在美麗的塞爾維亞，直到現在，在塞爾維亞的草原上依然流傳著浪漫的女兒節，而女兒節的來源就是吉普賽人嫁女兒的習俗。嫁女兒的儀式是吉普賽人現實生活中的一個風俗習慣，其實更是一個民間百姓的儀式。具體流程是把新娘送入洞房后，由有經驗的年長婦女證實一下她的身份，是否與其他男性有過性行為。如果女方已不是處女，婚禮會被當場取消。吉普賽新娘與自己的新郎圓房時，還會有一系列的檢查，即使是在這時發現新娘不是處女，男方依然有權和女方解除婚約。婚后新娘要嚴守婆家的規矩，服從婆家的指示。由此可見，吉普賽人對女性要求十分嚴格，絲毫不能馬虎。

再如其他國家對吉普賽女性也有著非常嚴格的要求。遇到家里來了客人，吉普賽女人必須遵守種種禮儀，即使是在端食物時，也得有所講究，要面向客人，把東西在桌子上放好后，要后退幾步離開客人的位置，才可以轉身。而在吉普賽人的一些日常生活中，還有一些其他觀念。例如如果一個女人的衣角不小心掃過一個男人碗里的飯，那么這碗飯一定會被倒掉，同時，這個女人還會受到相應的懲罰。然而在文學作品當中，吉普賽女性給予人們更多的還是傳統的美感。比如她們有著熱情奔放的性格、自由獨立的精神。只是她們生活在當時重男輕女的社會風氣中，處境不妙。現實生活中，吉普賽女性與文學作品中的吉普賽女性形象，還是有著較大差別的。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了19世紀眾多作家對吉普賽女性形象產生了誤讀呢？我們從創作的源頭去尋找答案是很有必要的。創作這類文學作品的作家們自己不一定就是地道的吉普賽人，但他們必然受到過吉普賽人直接或間接的種種感染。審美理念的心理學依據就是洛斯塔心理學的一些理論。審美對象的價值存在是由創作主體自身的審美態度決定的，而創作主體自身的審美態度則與作家本身所持有的價值關懷有著直接的關系。這種具有審美性的價值理念與價值關懷是源于作家本身內在的本體價值的。如我們經典文學藝術長廊中所創造的許多吉普賽女性的形象，在她們的身上無不張揚著一種內在的精神追求，她們都有著一顆善良、活潑、渴望自由的心靈。在她們的身上彰顯的不僅是一種審美的力量，更是創作主體的審美精神價值與關懷的體現。除此以外，在吉普賽女性的身上還表現出創作主體不同程度的贊美之情。這種贊美，是一種最為根本的審美需求。

19世紀創造的吉普賽女性形象，就是在創作主體審美態度與審美感情的作用下進行的文學藝術性審美創造與想象。其目的就是為了表達人的內在心靈和自由本質。吉普賽女性形象的審美自由，通過創作主體的創作方式，多多少少都會呈現出與現實生活中的差異。創作主體為了可以獲得更多吉普賽女性形象的信息，曾有許多創作者走進她們的生活，了解她們的生活習性。創作中審美想象是通過聯想和想象組成的，而在這兩者中產生的環節是表象。表象又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可以通過記憶結合感知的外在對象，二是聯想和想象聯系在一起的內在形象。例如同樣是在情感的作用下，將審美意象與舊的表象彼此相融，藝術感知與表象就相對來說比較直觀，而感知則是對客體較為直觀的反映，要是沒有審美客體的存在，感知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所以，大多數人用知識和經驗去認識客體的感知方式，是根據客觀對象的表象經驗為依據，再通過客觀主體的想象而產生的新的表象。然后在此基礎上，審美表象又在審美主體的感知下進行了新的形象排列組合，從而構成了藝術形象及其審美價值最為基本的條件。吉普賽女性形象，在世界的文學藝術畫廊中從來都是象征著人與自然的融合體，吉普賽女性的活潑、熱情匯聚成大自然的美的表象。而作者卻從審美價值的角度找到了這二者之間所擁有的內在、本質的共同點，并以文學藝術的手法將它們拼湊在一起，構成對比，一方面對其進行高度的藝術概括，另一方面則又以藝術的手法對現實社會表明自己的態度。同時還在藝術表述過程中加入創作主體自身的主觀意識、情感態度及個人思想，就這樣，吉普賽女性的審美形象被創造出來了。人們開始進入高級審美階段，是在意象現象出現的時期。例如在《巴黎圣母院》中的愛斯美拉達、《茨岡》中的真菲拉等，她們都以個人的思想、行為形象展現出了情感態度、主觀意識及特殊審美的與眾不同，可以使人們感受到每個人的生命都充滿了對自由和尊嚴的渴望，領悟藝術形象中的深蘊的藝術審美價值與深層意蘊。在文學審美意識的作用下，普希金為世界經典文學寶庫貢獻出純潔、天真、美麗的茨岡女子，雨果則為世界人民貢獻了溫柔的女子。她們永遠活躍在世界經典文學名著的藝術寶庫中。

三、結語

審美創作是將事物和神奇奧秘的社會情節巧妙地融為一體。它以創作主體本身的現實生活經驗與審美感覺為基礎，同時也可以借助外在事物間接地描述而成，使人們能夠直接或間接地體會到個性鮮明、真實豐滿的具體形象，并且在思想中產生對表象的概括，從而豐富人們的思想意念，填補人們內心思想藝術的空白。審美想象以吉普賽女性形象為代表，在19世紀無時無刻不在召喚人性的閃耀光輝。

作者：張麗超鄭平坪單位：張家口職業技術學院，

第四篇

在西方，兒童文學是個相對年輕的文學部類。它萌芽于17世紀末、18世紀初。14-16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對兒童的認識和發現對兒童文學起到了催生的作用。到18世紀末期，歐洲兒童可以讀到的各種兒童文學讀物已達數百種之多，所以西方認定18世紀末期為兒童文學的發端期。19世紀，在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安徒生童話、《水孩子》和《愛麗絲漫游奇境記》的出版為西方兒童文學帶來新的突破。進入20世紀，西方兒童文學迎來了迅猛發展，體現出強大的創造力。相比較，中國的兒童文學發展進程落后于西方近一個世紀。專門為兒童創作的兒童詩、兒童小說、兒童戲劇等直到晚清才開始陸續問世，兒童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學門類出現于中國文壇也始于20世紀初期、“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可見，嚴格意義上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誕生于“五四”時期。伴隨著新文學的產生，兒童文學日益受到文化先驅與革命文學倡導者們的關注。他們對西方兒童文學進行了大量的譯介，為中國學者開展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和創作實踐奠定了基礎，同時也促進了中外兒童文學的交流與對話。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中，中國兒童文學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發展。兒童文學理論離不開“兒童問題”。一個民族要創造出歡樂游戲的兒童文學離不開先進的兒童觀念與兒童文學理論。英國浪漫主義時期就已經認識到兒童的精神價值與自由想象的力量，為“兒童的發現”與兒童文學發展成為獨立的文學類型奠定了理論基礎。

西方兒童文學觀把兒童看成一個有個性的完整獨立的個體，更加體現出人本主義。在表現方法上，語言大膽，富有實驗性，運用大量巧妙的文字游戲和雙關語，完全以兒童視角、兒童心理和兒童思維去看世界，注重游戲和娛樂精神，同時還滲透出樂觀、寬容、同情的品格傾向。小讀者們從閱讀中會了解到世界的多樣性，傾向真善美而拒絕邪惡與虛偽。然而，中國由于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兒童及兒童教育問題長期不受重視。在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關系制度下，兒童顯而易見地受到壓抑與忽視。在這種倫理觀影響下，兒童依舊被認為是“縮小的成人”或“成人的附屬”，不具有獨立的人格和精神。因此，中國兒童文學往往從敘述主體的敘述控制權的差異來表明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對教育功能的重視。成人視角往往貫穿于文本中，或明或暗，成人對生活和世界的態度多多少少會滲透到兒童敘述者的意識里。在這種情況下，兒童文學特有的趣味性和游戲性勢必會受到影響。到了“五四”時期，受到西方現代民主思想的影響，人的價值真正得到尊重，人的個性普遍得到張揚，一向被忽視被壓抑的兒童，作為人的生命的獨特形式受到重視與尊重。革命文學家們提出了“救救孩子”、“兒童本位”的思想。兒童觀導致建構兒童文學觀，兒童文學觀影響制約兒童文學的創作、批評與傳播。20世紀上半葉中國兒童文學理論尚未發展成熟，此期間也經歷了多種理論交鋒和大討論，促進了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發展與成熟。

20世紀早中期的兒童文學創作與觀念，主要直面的是成年人所關切的中國現代社會問題和歷史課題，圍繞著成年人的革命、救亡、戰爭、運動、意識形態等展開藝術實踐，從中展現出中國兒童的生存狀態與精神面貌。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中，伴隨著西方兒童文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中國兒童文學也出現了第一次創作高潮。在具體創作實踐中，中國作家靈活地運用西方兒童文學資源，從故事情節、藝術風格等方面獲得靈感，進行續寫、模仿或再創造。這一時期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顯示出明顯的開放性和民族性：開放性地接受和借鑒外國兒童文學，使之本土化的同時又不失兒童文學本原的審美價值；同時，中國兒童文學還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并從中汲取營養，從而構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兒童文學。下面從茅盾、陳伯吹、沈從文等作家的兒童文學改編與創作中分析西方兒童文學的影響。

茅盾對外國民間童話進行創作性的加工，使之更加富有藝術魅力，對中國兒童更富有時代和社會意義。《格林童話》中的《布勒門鎮上的音樂家》是一篇二千字左右的機智、幽默小故事，茅盾改寫成四千余字的《驢大哥》，從中掘出了在自力更生的路上共同努力和相互幫助的含意，與當時提倡的奮斗自立的時代精神相吻合。這篇童話通過言語、行動和心理活動的生動描繪，塑造出“驢大哥”的鮮明形象———一個頭腦清醒、足智多謀的自立謀生的帶頭人，寄托了茅盾的人生經驗和對下一代的希望。《蛙公主》的教育意義和情節的曲折有趣也遠遠超過原作《青蛙王子》。原作是常見的破除魔法后公主與王子結婚的故事，茅盾卻把結尾改為小公主得到了一個好伙伴，青蛙最后不是變成王子而是變成十一二歲的小女孩，把全部情節建立在糾正小公主任性自私的壞毛病之上，教育孩子們謹守信用、尊重別人。茅盾從教育出發改寫外國童話的苦心也反映在《飛行鞋》中，這篇童話的主人公“小王瓜”比原作的”小拇指”更可愛。茅盾舍去了小拇指穿上飛行鞋到妖精的妻子那兒騙取錢財的情節，而改寫為小王瓜拍著那雙飛行鞋對年老窮苦的爸媽說：“我有這寶貝，好替人送信，就好賺錢了。”思想境界高出一籌，小主人公純真的胸懷和志氣躍然紙上。茅盾對捷克斯洛伐克民間故事《十二個月》的改寫是最成功的范例。原作的情節比較簡單，小女孩只到森林中去過一回，在三月神的幫助下采到了雪花。茅盾在童話《十二個月》中，寫小女孩到森林中去了三回，先后求助于三月神、六月神、九月神，采到了紫羅蘭、野楊梅、蘋果，對春、夏、秋三個季節不同的童話場景都有生動的描繪，更加突出瑪羅希珈的善良和海良娜的邪惡。這一則童話足以與二十余年后蘇聯著名兒童文學作家馬爾夏克的童話劇《十二個月》相媲美。茅盾在對寓言進行再創造時，不僅以原作為骨架，用血肉充盈其間，而且使其帶有強烈的現實感。試以關于《獅子和蚊子》的寓言為例。在《伊索寓言》中，題為《蚊子和獅子》，教訓是“這故事適用于那些打敗過大人物，卻被小人物打敗的人”。在《克雷洛夫寓言》中，題為《獅子和蚊子》，教訓是“要和氣對待弱者，要把欺凌弱者看做丟人的事，弱者的報復常常十分厲害，所以不要妄自尊大，不要以為威力就是一切”。在《拉封丹寓言詩》中，把蚊子改為小蒼蠅，題為《獅子和小蒼蠅》，教訓“一是在我們的敵人里，最可怕的往往是那些最微小的，二是人們能躲過一些巨大的危險，卻在很小的事情上遭到毀滅”。在《萊辛寓言》中，題為《獅子和蚊子》，蚊子成為嘲笑對象，一個狂妄自吹的角色，它并不能動獅子的半根毫毛。在茅盾的《獅受蚊欺》小故事中，獅子是個倚勢逞強侵犯蚊子住所的來犯者，蚊子不是一只，而是成千成萬，合群自衛，終于打敗獅子。很清楚，這個故事含有團結一致、抵抗侵略、保家衛國的主旨，把當時中國受到列強欺負的社會現實寫了進去，產生出鼓舞愛國熱情的藝術力量，這當然已與《伊索寓言》的本意大相徑庭，放出了自己的光彩，與《克雷洛夫寓言》、《拉封丹寓言詩》、《萊辛寓言》一樣都是創造性的改寫，各有千秋。

1922年，由我國語言學家趙元任翻譯的《阿麗思漫游奇境記》出版。趙元任以新鮮活潑的白話口語為試驗，將一部公認難譯的英語文字游戲集大成之作，出色地融入中文世界。《阿麗思漫游奇境記》一出版即受到讀者的廣泛關注。但相比之下，該譯本在中國作家中產生了更大的轟動和更為深遠的影響。周作人曾專門寫文章進行評介和推薦，他不僅發現了該書“沒有意思”的意味，還進一步指出：“就兒童本身上說，在他想象力發展的時代卻有這種空想作品的需要，我們大人無論憑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國家呀的神圣之名，都沒有剝奪他們的這需要的權利……所以我推舉這部《漫游奇境記》給心情沒有完全化學化的大人們，特別請已為或將為人們的父母師長的大人們看，若是看了覺得有趣，我便慶賀他有了給人家做這些人的資格了。”深受愛麗絲故事的吸引，沈從文和陳伯吹分別創作了長篇小說《阿麗思中國游記》和童話《阿麗思小姐》。沈從文原打算寫給他的小妹看并說給生病的母親聽，使老人開心。但后來文章的初衷發生了變化。他在后序中寫道：“我不能把深一點的社會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種純天真滑稽里，成為全無渣滓的東西，諷刺露骨乃所以成其為淺薄……”他的激憤郁結投射到小說中成為強烈的諷刺和批評。《阿麗思中國游記》于1928年分一、二卷出版，是沈從文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現代中國兒童文學史上最早的長篇童話。這部童話敘述了阿麗思從游歷奇境后又和兔子紳士約翰•儺喜來到中國漫游的故事。在古老神秘的中國，他們遇到了各種會說話的動物，觀察到令人驚奇卻又無法理解的種種怪現象：村民在集市上買賣小孩；乞丐請求阿麗思與儺喜殺了他，這樣就不必為考慮活下去而發愁；中國民間崇拜鬼神、熱衷占卜；儺喜受到崇洋媚外的上層社會的歡迎……在目睹了種種悲慘景象后，她決定離開中國。陳伯吹的《阿麗思小姐》最先連載刊登于《小學生》雜志，后于1932年正式出版。該書同樣是寫阿麗思在中國遇到的種種怪事奇聞：法官是個昏庸無能的瞌睡蟲；米蛀蟲可以毫無顧忌地偷吃糧食；糖果店蜜蜂老板變著法子欺騙顧客；大蟒皇帝率領各種害蟲和寄生蟲耀武揚威；楊柳詩人蟬兒肚里空空卻宣揚八股教條；最后，阿麗思與蚱蜢率領的憲兵進行堅持不懈的斗爭，最終獲得勝利并撕毀金鐘兒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陳伯吹更加重視對兒童心理的刻畫，力圖在情節、場景、語言上模仿卡洛爾。阿麗思恢復了在原著中所具有的活潑、好奇、正直、禮貌，包括粗心、性急的小毛病。語言力求活潑、口語化，并穿插了不少童謠，具有一定的可讀性。

20世紀初中國對西方兒童文學譯介的熱潮揭開了西方兒童文學作品及創作理論在中國的接受及影響進程。在此后的半個世紀中，中國兒童文學逐步走向自覺和成熟。我國作家從西方兒童文學理論與作品中獲得靈感，在創作實踐中進行改編、模仿和再創造。在這一過程中，異文化文本質素在接受主體視野中產生了一定誤讀與變形，形成了中西兒童文學在創作動機、故事情節、人物形象、藝術風格上的明顯差異。這種差異根源于接受主體具有不同于異文化文本的社會歷史背景、文學訴求與旨趣以及兒童文學觀念等。然而，從總體上來說，正是中國作家對西方兒童文學資源的充分發掘與利用，才使得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從一開始就具有了開放性和先進性。他們在使西方兒童文學資源本土化的過程中又不失兒童文學本原的審美價值。此外，中國兒童文學有必要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并從中汲取營養，從而構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兒童文學。

作者：夏玉玲趙亞珉李雪峰單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

第五篇

一、“懲惡揚善“與”公平公正“的法主題文學作品分析

眾所周知，人類社會中存在的較為普遍的矛盾中便包含著“善”與“惡”，我們所常見的文學作品大都包含著對“善、惡”的表達，對“善”的推崇和對“惡”的厭惡是中外文學典籍中的精華所在。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尤其以“公案文學”為代表，大量突出了法主題。更為經典的作品包括了《趙氏孤兒》《張文祥刺馬案》等，還有很多的文學作品諸如《搜神記•三王墓》、《謝小娥傳》、《韓非子》、以及唐宋時期很多都是以法為主題。不僅東方文學作品如此，西方文學作品以法為主題的作品更加多見。從古希臘作品、莎士比亞戲劇至今，其作品中都大量存在法律方面的內容，著名的作品有《復活》《罪與罰》《悲慘世界》等等。

在西方眾多文學作品中，對于此類主題的表達源自于古希臘文學和歐洲的戲劇，這也成為了西方文學法主題素材的創作原型。十四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許許多多的文學作品更是以此類主題為主要表達思想，這其中尤以莎士比亞戲劇為代表。如諷刺小說《威尼斯商人》，其中的內容就是淋漓盡致地表達了“懲惡揚善”的主題，內容表達的形態主要是以“復仇”類的文學為主，在這些內容中，通過正義和邪惡的較量對比，傳遞給讀者強大的正能量，更容易突出“善”，摒棄了“惡”。西方著名的文學作品中以此為主要內容和題材的代表作品有古希臘時期的《阿伽門農》、十四世紀歐洲著名的劇作家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近現代最為著名的以復仇為題材的小說有《基督山伯爵》和《凱旋門》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不論是中國古代文學還是西方文學作品中一直擁有著“懲惡揚善”的共同主題，也一直在用各自的文學作品描述和表達這個主題。中西方文化差異沒有影響到文學作品對“公正與平等的追求”，所以提倡法律公平與平等是中西方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許多中西方文學作品都通過塑造人物來反映當前社會的弊端與黑暗，從而抒發作者對“公正與平等”的追求。比如：據龔克昌的《兩漢賦評注》記載，有關法主題并有姓氏記載的古代詩詞作品一共有75首，但是現在僅存有27首以法主題的詩詞篇目與殘句。

這27首詩詞中包括抒發懲惡揚善的文學作品：賈誼的《吊屈原賦》、董仲舒的《士不遇賦》、東方朔的《答客難》、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揚雄的《逐貧賦》、劉欲的《遂初賦》；以及托物抒情、采用借代、比喻等描法側面地表達出作者對社會不滿之情的名作揚雄的《甘泉賦》《河東賦》、賈誼的《旱云賦》等。所以說法主題是古代詩詞特別是漢賦中較為常見的主題。與此同時，在我國古代小說當中也有許多利用人物塑造、故事情節設置等方式揭露社會不平等現實的作品，比如《京本通俗小說》中記載的《錯斬崔寧》等話本小說，表面上是對古代冤案的記載，實際上是為了揭露當時社會法制的落后，批判當時社會黑暗，引發世人思考。關漢卿的《竇娥冤》是揭露社會法制落后的經典之作，可見古代人利用漢賦、小說、戲劇等題材全面且深刻地體現出“公正與平等”的主導觀念。而在西方文學作品中，也有許多類似的主題。特別是在歐洲文藝復興的時期，為了展現個性，突出人人平等的觀念，主要利用小說的文學表達形式來表達精神。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斯洛文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的《自由的深淵》、《歡迎來到實在界這個大荒漠》、雨果的《悲慘世界》以及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都從不同的側面描寫了當時世界的種種現象，抒發了作者對“公正與平等”的追求。特別是批判文學的頂峰之作——雨果的《悲慘世界》，利用豐富、深廣與復雜的內容、多變的心理描寫、獨特的對照藝術表現手法完美地表現了“追求公正平等”的法主題。小說當中刻畫出身世悲慘的冉阿讓來側面地反映出社會的不公正與不平等。其中讓•瓦爾讓和沙威成為整篇小說的點睛之筆。改惡從善的罪犯與執法過嚴警察的對照藝術，將公正與否的結論權利交給了讀者。這些對照超越了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明顯的美與丑的對照，集中體現出了對制度不平等的批判主義。

三、中西方文學中法主題創作差異

從上面論述我們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學作品中存在著很多的主題，但是經久不衰的法主題中對“懲惡揚善”的推崇和“正義公平”的思想卻是更多的內容表現，很明顯，這也是人類對于美好和善良的永恒追求。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價值取向不同，但是追求的內涵卻是相同的。即使我們認為中西方文學作品中的法主題從內容方面存在著很大的相同，都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對“懲惡揚善”的推崇和對“正義公平”的追求，但是地域和文化的差異仍然使得作品的表現形式上有所差異，刻畫人物對于法這一主題的追求過程是有所不同的。例如中國古典名著《水滸傳》對林沖心理變化的描寫，從不敢反抗、也不愿反抗到不得不反抗這個過程的轉變完成，是靠外在的矛盾沖突推動的必然結果。但是，相同的人物經歷，在西方文學的大背景下，主要是通過對人物本身內心心理斗爭的刻畫來表現人和社會的矛盾。比如著名的批判小說《罪與罰》表現人物的手法，就是對拉斯科爾尼坷夫的心理活動細致的描寫。整個小說大篇幅地對拉斯科爾尼坷夫的心理活動進行敘述，給讀者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清官是以法主題為主的中國文學作品中常常要去刻畫的人物。在《包公斷案》等著名的文學作品都著重刻畫出了清官的大義之道。與此同時，豪俠也是中國文學作品當中常常出現的人物素材，比如四大名著之一《水滸傳》等。可見，西方法主題的文學作品與中國有所不同，西方主要采取了感化的藝術表現方式，而中國以法主題為主的文學作品則采取塑造典型，改變藝術素材的藝術手法。

作者：鄭磊孫丹單位：張家口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