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覺意識藝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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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的文學理論(主要指新文學運動以來)歷經近一個世紀的滄桑，終于走上了學科化的軌道。但學科化并不是一個學科成熟的標志，學科成熟的標志是科學化。為使中國文學理論進一步由學科化轉入科學化，必須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獨立的文學基礎理論話語系統，使學人們增強話語獨立的自覺意識。中國文學理論在經歷了百年滄桑，尤其新時期的喧嘩與騷動之后，令人欣慰的走上了學科化的軌道。但是，我們應清醒地意識到，學科化僅只是起始，學科化并不等于科學化。學科化是學科成形的標志，不是成熟的標志，科學化是學科成熟的催化劑，即在科學的意義上對學科進行學術性的定位和規范，是學科本體自組話語系統的內調節。因此，文學理論實現了學科化，就必須考慮其科學化，這是學科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否則，只能停留在學語性的階段。就基礎理論而言，學古語、學西語，卻沒有編構起中國當代自己的學科話語系統，這種缺少鈣化根基的學科焉能走向成熟?當然科學化不是一蹴而就的，生長發育總離不開時間的鏈條。筆者認為，要實現中國文學理論的科學化，就必須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獨立的文學基礎理論話語系統，使學人們增強話語獨立的自覺意識。

一

學科的科學化要求學科話語獨立，顯而易見，沒有獨立的話語系統就不可能有話語的權力。因此，必須對學科定位，劃準邊界。

文學是意識形態，文學理論作為文本同樣也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概念是寬泛的，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之間是有區別的，意識形態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政治的主流意識形態。概念的含混不清，必然會產生相當程度的失語現象。把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都理解為主流意識形態，就斷送了不同意識形態應有的話語權力，所謂的話語只能是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詮釋與注解，話語的獨立性完全湮沒了。不可否認，主流意識形態對其他意識形態會產生重要的影響，但那是具有特殊性和階段性的。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言，以一個政治家的眼光，面對民族危亡的時刻，要求文藝從屬于主流意識形態是合情合理的，國難當頭，不知亡國恨的吟唱風花雪月，無疑是極不和諧的音調。此時，文學的宣傳功能被轉借和擴張，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論，《講話》的歷史地位也是無法否定的，即使在西方也同樣存在著這種現象。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現代主義在西方崛起且聲勢浩大，然而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現代主義的聲浪仿佛在一夜之間無影無蹤了，這種相似顯然不是偶然的。

當然，《講話》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理論文本，在深層的意義上政治的范式在起著作用，準確地說，《講話》是特殊歷史條件下對文藝提出的政治要求。因此，它并不是文論話語，而是政治話語，或者說是特殊條件下政治話語對文論話語的合理要求。本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理應歸還的文論話語，竟找不到了話語的權力。最后只能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嗚唱的合聲。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首先不排除政治話語的強制性，其次，學科本身不成形，再者學科不成形就不可能有相對獨立的話語系統，沒有獨立的話語系統，又何來話語的權力呢?所以，中國文學理論在實現學科化的今天就必須強調科學化，嚴格區分各種文本的話語性質，自覺地建立起相對獨立的話語系統，使各種不同的語碼回歸自己的母體，以有效地防止不應有的話語掠奪。

許明在《作為科學的文藝學是否可能》一文中說：“以政治替代學術的傾向雖然早已開始糾正，但許多人并沒有意識到；糾正以后眼前是一片空白。許多人在不以政治為惟一標準的原則確立以后，卻不會回到學術本身。直至90年代后期，我們仍擺脫不了這種發生在深層次的失語現象。”①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首先是學人們長期養成的對主流意識形態那集體無意識的訴求，又不適當地把文學和文論擺在同主流意識形態并駕齊驅的位置上，怎能不出現這種深層次的失語現象呢?文學理論話語應遠離中心找準自己的位置，學人們不應有走向邊緣的失落，文學也好，文學理論也好，不可能成為中心話語，文學理論雖是意識形態，無可否認，它不是主流意識形態。惟有找回自我，才能消除失語。話語掠奪是不正常的，配角充主角，躲在主流意識形態的衣襟下，從深層次上說是失語，從表面上審視恐也否定不了其話語變態的事實。

沒有獨立的話語系統也是造成這種失語現象的重要原因。話語不獨立，就使文論話語缺少起碼的穩定性，于是就增加了轉借的隨機性和隨意性，誠如錢中文在《文學理論的自主性問題》一文中所言：“五六十年代，前蘇聯的文學理論成了我們的文學理論，八十年代，美國人的文學理論中的種種概念，又成了我們文學理論中的常用語。這并不是說外國的不能用，因為它們確實具有使對象獲得科學說明的能力，但我們自己在哪里?我們是否能在文學研究中形成自己的話語?”②形不成自己的話語，我們就時時面臨著使我們不得不正視的文論殖民化問題，以及文論的復古問題，更避免不了其他意識形態的掠奪問題。所以，必須要建立文學基礎理論話語系統，沒有相對獨立的話語系統，就喪失了中國文論科學健康發展的基本前提，沒有了根的浮萍，又何談中國文論的自主性。

二

建立中國文學理論獨立的話語系統，不僅要防止話語掠奪，還要防止話語擴張。自我膨脹也會招至話語變態，當文學理論的建構沒有了邊界，即會出現出賣話語的尷尬，這就要求學人們首先要對概念和范疇進行科學的學理化界定，建立一套屬于自己的科學游戲規則。例如對“典型”概念的界定就是文學理論明顯的話語擴張，它超越了自身的游戲規則，已不是文學理論話語而是哲學話語。即“典型”就是“共性與個性的統一”，黑格爾的游戲規則，使我們陷入了哲學的范式而不能自拔，而且竟讓我們痛苦地研究了一百年終不得要領。由于哲學范式的作祟，什么“類型說”、“階級說”、“必然與偶然說”、“中介說”、“特殊說”等等，都是他說，不是我說。文學理論所操持的已不是自己的話語，都是他者的話語。哲學是宏觀的，包羅萬象的，它的抽象與空洞掩蓋不了對具體問題界定的空泛。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是共性與個性的統一，而文學典型是什么呢?哲學什么都說了，也什么都沒有說。不進行哲學的還原，我們必然要走入數學化的哲學公式，失語就成了必然，起碼也會造成語境混亂。

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我們把文學最終界定在了“反映”上，反映——能動反映——審美反映。在“反映”這個語碼前面無論加多少定語，還是哲學的話碼，如此語境混亂，怎能使話語獨立呢?難道文學就找不到自己的話語方式嗎?宗白華先生在他的論著《意境》中有一句眾人皆知的名言，“沒有想像就沒有藝術創造”。即藝術所以謂藝術，是一種想像性的創造。文學是語言藝術，同樣也是一種想像性的創造。這是對文學恰如其分的定位。無庸諱言，文學是用語言塑造藝術形象，表達思想感情的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科學地說，它不是社會生活的反映，而是對社會存在的一種合目的的想像性創造。誠然，理論是抽象的，但理論間的層次是不同的，因此，要建立中國文論獨立的話語系統位置非常重要，尤其在各種學科交叉多元探索的今天，方位感的錯離，話語的無度擴張，必然要帶來話語系統的變態。

童慶炳先生在他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中，就文學理論的形態問題進行了基本的概括。他說：“文學作為一種極為復雜的、廣延性極強的事物，決定了文學研究視角和方法的多樣性。視角和方法的多樣性使文學理論呈現出不同的形態。文學哲學、文學社會學、文學心理學、文學符號學、文學價值學、文學信息學和文學文化學等是文學理論的基本形態。”③從廣義上說，這種概括是合理的，多元的探索對于文學理論的發展也是重要的。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多形態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狹義的文學基礎理論的建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廣義的形態應稱為文學理論的研究形態，對各種研究形態的把握，稍有不慎就會導致話語擴張，我們不能使文學基礎理論話語成為各種話語雜糅的大拼盤。因此，在研究過程中對于概念和范疇要進行學理性的定位。哲學的、美學的、政治的、道德的等等不屬于文學理論的概念，不能進入文學理論的話語系統。

防止話語擴張，要注意命題的科學性。就文學的起源問題而論，由一尊的勞動說到上世紀80年代的巫術說、摹仿說、心靈表現說、游戲說各有道理的肯定，以及圍繞著勞動所展開的各種說，使勞動說本身發生了動搖，事實亦正是如此，把文學的起源歸之為勞動不無牽強，勞動說和圍繞著勞動見仁見智的各種說法，都脫離不了“勞動創造了人”的先驗假設。勞動——人——文學所組成的派生式因果鏈條，使這一命題總給人一種立論的虛假性，假使文學起源的根本原因是勞動，那么導致文學產生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從科學的意義上來講，這一命題忽視了主體在文學創造活動中的支配地位。魯迅在假設基礎上的推論，普列漢諾夫對原始部落精心的現象描述，無一例外地忽視了主體的內在活動。外在的研究的確需要，但最終應回到主體本身，否則，我們無法走近文藝本體。尤其對于具體的創作活動，現有的發生命題似乎是一個毫不相干的命題。我們必須把研究的重點放在直接原因的探索上。文學是人創造的，只有回歸到人，才能搞清文學發生的直接原因。在現實的存在中，人與動物最顯著的區別是：人做為一個完整的社會存在，既是現實的，也是精神的，豐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是人區別于其他動物的顯著標志。精神的張力場擁有無限的張力度，這種張力就與現實形成了一個悖論。簡言之，現實是有限的，人類的精神需求是無限的，現實的有限性，常常使人類無限的精神需求陷入困境，于是人類那不滿足的精神世界，就會對現實困境行使超越。聯想、想像、幻想等都是為超越現實所采取的心理自救的途徑。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對現實無奈的超越，兒童從安徒生的童話里所尋求的也是對現實無知的超越，金庸的武俠小說所以受到人們的青睞，也是滿足了人們超越現實的愿望。當然，人類心理世界那強烈的超越現實困境的愿望是分層次的，有知與無知的，成熟與不成熟的。這里面也包蘊著一個背反，即對現實愈無知愈不成熟，他的超越愿望愈強烈顯著。正如馬克思所認為的，神話只能產生在原始的不發達階段，這是因為：“神話不過是通過人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改造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④面對原始生產力低下的狀況，神話便成了原始人類超越現實困境的形式。從邏輯上去認識“勞動創造了人”，只意味著勞動創造了創造文學藝術的主體，并沒有創造文藝，換言之，文學藝術不是勞動創造的，而是人創造的。如果把文藝的起源歸之為勞動，就等于取消了創造文藝的主體，不著邊際的追溯擴張，只能導致科學意義上的痛苦。

三

學科的科學化要求學人們增強學科話語獨立的自覺意識，話語獨立意識的自覺與否，將直接影響文論話語的科學化進程。學科話語系統的建構，要從該學科的特殊性入手，不能簡單照搬，誠如“藝術概論”對“文學概論”的訴求，“文學概論”對“美學”的訴求等，都缺少基本的話語獨立意識。于是就造成了“美學”對“文學概論”的掠奪，“文學概論”對“藝術概論”的掠奪，尤其“藝術概論”幾乎成了“文學概論”翻版。造成這種學科話語的變態，有主流話語的強制問題，治學心態問題，學風問題，學科年輕不成熟問題等等，更有缺少學科獨立意識的問題。我們狂熱地訴求各種話語，卻很難忍住寂寞，在科學化的軌道上通過學理性的研究建構自己的話語體系。

建國以來，學人們對政治話語那帶有集體無意識的心理訴求，常常使我們拋開自身應有的話語，圍繞著政治話語，甚至操持著政治話語去研究文論問題，致使各種文學觀念的論爭都伴隨著濃烈的火藥味而游離出文學本身。這的確是缺少話語獨立意識的悲哀。誠如上面所舉：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現代主義突然湮沒，而當大戰結束，現代主義的聲浪再發而不可收。這種自覺意識和我們伴隨《講話》走了半個世紀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然，我們不能脫離中國特有的歷史條件去認識問題，但是，我們也不能回避我們在學科意識自覺上的差距。

學科話語的獨立，不能只在自發的盲目狀態中進行，必須要有話語獨立的自覺意識去制導。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對故有命題的求證，卻很少懷疑故有命題，在虛擬的正確前提驅使下，采用同化的心理機制去牽強地求證，謬誤自然百出。再就文學作品內容與形式關系而言，我們用對立統一法則去套化，得出的結論仍是一個哲學公式的再書寫，內容決定形式，形式為內容服務，形式有相對的獨立性，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將內容與形式推至審美的統一，以減輕正常思維情況下的痛苦，斯大林的某些看法，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內容和形式的關系在馬、恩的思維框架里不是對立統一，而是“同一”，“同一”的不可分割被人為地撕裂為二元對立，致使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時痛苦不堪。我們為什么就不能繞開這個二元對立的怪圈，從“同一”的角度去認真地思考一些問題呢?就文學作品內容與形式要素的劃分而言，完全沒有必要進行內容與形式的歸屬區分，如果將諸要素統稱為構成文學作品的因素，操作起來豈不更接近創作實際?要增強學科獨立的自覺意識，就必須要修煉出科學的懷疑精神，世界上本沒有絕對永恒的真理，更不需要人為地制造出非科學的“理念”，不斷地求異和否定是科學歷史的真諦，所以恩格斯指出：“科學的歷史，就是把這種荒繆思想逐漸消除的歷史，就是以新的然而較少荒謬的荒謬思想來代替它的歷史。”⑤無庸諱言，學科自覺的獨立意識，離不開開拓創新否定原有“真理”的過程。

自覺的獨立意識還體現為自覺地吸納和轉化。實現真正的吸納和轉化，首先要保持良好的學術心態，克服由急功近利所帶來的浮躁心理。積極拓荒且精心耕耘，我們既需要治小學的嚴謹，也需要治今文經學的奔放，無論嚴謹和奔放，只有用學理性的絲線，才能放飛出科學的風箏。

廣泛吸納古今中外合理的東西，有意識的充實和完善我國文論的話語體系，必須要作到學習深入、消化得當。20世紀的后20年，西方大量的文論引進中國，使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回顧來路，我們究竟消化掉多少呢?生吞活剝，淺嘗輒止，非驢非馬令人啼笑皆非者多。就“意識流”而言，無論中國文論界，批評界，電影理論界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消化不良問題。例如把意識流手法等同于意識流牽強附會，于是王蒙的作品被稱為“意識流”作品。“意識流”的創作原則，不等于“意識流”具體的創造手法，借用了“意識流”的手法和技巧，并不意味著照拓了“意識流”的原則。王蒙在20世紀80年代的無奈，說明了王蒙的清醒和理性上的自覺。電影理論界亦然，籠統地把“時空交錯”界定為“意識流電影”的標志，只觸其表，未得其核。于是《小花》、《天云山傳奇》被譽為“意識流電影”的代表作。相對于《廣島之戀》等真正的“意識流電影”，我們實在有指鹿為馬的悲哀。在電影的表述話語中，“意識流”必然會產生時空交錯，但時空交錯并不等于“意識流”。傳統的敘述話語如“倒敘”、“插敘”等同樣會產生時空交錯，但它不是“意識流”，即使在電影里偶爾采用了“意識流”的手法，只要沒有跳出理性的規范，怎么可以稱之為“意識流電影”呢?所以《小花》、《天云山傳奇》根本不是“意識流電影”。

再如對解構主義的認識，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解構主義被介紹到中國，于是解構這個概念很快成了文壇上的時髦用語，然而真正理解它實質和內涵的人并不多，一陣風刮過，留給我們的僅只是一個“解構”的概念。我們且不論解構主義的產生背景，也不論解構主義自身的缺陷，我們也深知國外五光十色的任何一種主義和體系，都不可能被我們照搬而按圖索驥。但是，我們也確實不能把介紹當成弄潮，需要冷靜下來作扎實地吸納和轉化工作，應主動地吸收解構主義當中合理的東西。就“解構”而論，解構是一個打碎重組的過程，是為消解由二元對立所造成的相互壓迫采取的否定形式。而否定的結果是通過斷裂——碰撞——顛覆的過程來實現的。可以說這是一種考慮問題的新思路，若借以發揮，完全可以為我所用。對待文學遺產，核心是推陳出新，我們的思維定勢是傳統——繼承——創新。我們所有教材都無一例外地認為，繼承是基礎，革新是目的。從文理上說是無懈可擊的，但事實是，面對傳統的厚勢，不繼承也要繼承，不繼承就好比拔著頭發要離開地球。傳統的思維流程從邏輯上說，就成了繼承的繼承，創新就成了隔靴搔癢，創新的所謂目的其實就成了一個“理念”式的不存在。而繼承在這種情況下則既是基礎也成了目的。按照傳統的思維習慣，我們無法解決這個問題，而借助解構的方法則可以使我們耳目一新。面對繼承與創新的二元對立，毫無疑問繼承壓迫了創新，若行之顛倒，創新又壓迫了繼承，于是顛倒之后，就要改變原有的“繼承”概念，如果將“繼承”更換為“對話”，我們就完成了解構的過程。于是就產生了新的思維流程，即傳統——創新——對話。這里消解了“繼承”的概念，但繼承的意義仍然存在，所不同的是消解了繼承對創新的壓迫性，使“繼承”從顯在的統治性地位轉化為隱在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的自然地位，突出了“創新”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達到“創新”的目的，實現“創新”的意義和價值。

建立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獨立的話語系統，應把重點放在基礎理論的研究和界定上，要把古今中外的各種概念和范疇進行學理性的清理和轉化，并使之在科學的意義上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務必要清醒地意識到，這種獨立的話語系統，既不是西方話語，也不是中國傳統的話語，而是既接續了傳統又廣泛吸納各種營養，具有當代中國時代特征和文化底蘊的，屬于中國文論獨有的話語系統，而不是其他。慶幸的是，中國現當代文論歷經百年，終于走上了學科化的軌道，為進一步走向科學化提供了前提，只要我們增強話語獨立的自覺意識，有效防止話語掠奪和話語擴張，我們就一定能在世界文論的萬花園中獨樹一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