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美文學創作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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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不同，描寫內容不同
《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麗，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戰爭小說中是絕無僅有的，它以戰爭為背景，描寫了部隊一個年輕的通訊員與一個才過門三天的農村新媳婦之間近于圣潔的感情交流，表現了戰爭中令人難忘的、而且只有戰爭中才有的崇高純潔的人際關系，與通過這種關系體現出來的人性美和人情美。《邊城》描寫的是一個簡單、優美又充滿憂傷的故事，由四川到湖南一條官路上一個叫“茶峒”的地方，生活著一個以擺渡為生的老人及其相依為命的外孫女翠翠和一條黃狗。年幼孤苦的翠翠情竇初開，對當地船總的二兒子儺送的愛深情而真摯，然而純潔的愛情在故事的結尾并沒有圓滿的結局。《邊城》中作者寫了親情、鄉情、愛情三種人情關系，并把這三種人情美與自然景物的美，邊城風俗的美渾然一體，以清新明麗的色調寫出邊城兒女們的人性美。
二、時代不同，作者的創作目的不同
短篇小說《百合花》寫于1958年初春，當時正是“反右”斗爭的高潮時期，許多知識分子都經受了不同程度的打擊，作家本人在當時的時代環境里也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抑，在高度政治化的氛圍中，人與人的關系也變得緊張起來，相比之下，戰爭硝煙之中的純樸真摯的人際關系則更加令人懷戀。“戰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會，但是戰爭卻能使人深交。有時僅幾十分鐘，幾分鐘，甚至只來得及瞥一眼，便一閃而過，然而人與人之間，就在這個一剎那里，便能夠肝膽相照，生死與共。”作者的寫作動機是想借對戰爭年代圣潔的人際感情的回憶和贊美，來表達對現實生活的感慨。它顯然是一篇不合時宜的作品，由此它在問世前的曲折遭遇也就可以理解了，當茹志娟把《百合花》寄給許多刊物時，一再遭到退稿，其理由是“感情陰暗，不能發表”這樣幾經周折，終于發表在《延河》雜志上，后經時任文化部部長的茅盾的贊揚，才開始受到評論界的重視。《百合花》所表示的感情也是在政治壓迫下的感情。如文章寫到坐下休息的時候，通訊員要背對著“我”坐，是因為“我”是一個女同志，還有后面的婦女們不肯給傷員解開衣服，為他們拭去身上的血跡。因為在當時，男女有別的思想還明顯地存在。
而《邊城》則拋開了社會、政治經濟的因素，從文學本身的自然魅力出發。作品“以其獨到的思想認識和藝術表現方式，繪制了一部本世紀(指20世紀——作者注)第二個十年中國社會生活的恢宏畫卷”。作品中那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異的湘西邊陲，作為構筑善與美的“神廟”的基地。人性，作為文學創作的永恒主題在沈從文筆下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因為在沈從文看來：“一部偉大作品，總是表現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故表現人性便是他創作的中心。沈從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牽的原始古樸的人性，他創作時往往去除現實生活中嚴酷的政治經濟關系，而在古老的生活節奏與情調中塑造一系列不帶社會階級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謳歌一種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種“優美、健康”的生活。故而，他的作品游離于當時的社會背景，在文學的大道上另辟蹊徑，以抒寫自然的人性為題材，從而寄托作者對社會、人生的反思。在創作中，他一直在尋找著對生命力的揭發，對人性，人的價值和道德觀的批判，表達了他張揚人性之美和重建精神與美德的愿望。所以，沈從文的《邊城》把人性美表現得更加酣暢淋漓，它完全是一種接近原始而又古老淳樸的人性之美。
三、線索不同
《百合花》以一條棗紅色的新被子為情節紐帶，以純潔的百合花為人物思想，精神風貌的象征，把作品中的兩個人物藝術的連接起來，反復出現，既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寄托者，又是作者展開情節內容的憑借。將全篇各部分有機的串起來，構建了小說藝術事、情、理溶為一體的整體效果，使作品充滿詩意的內涵，產生較強的藝術魅力。
小說《邊城》以撐船老人的外孫女翠翠與船總的兒子天保、送的愛情為線索，表達了作者內心的追求及與這追求相乎應的田園牧歌情調。這種情調若和當時由卑鄙的人渣組成的動蕩社會相對比，簡直就是一塊脫離塵寰的“世外桃源”。在這塊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們充滿了原始的內在的“愛”。正因為這“愛”才使得湘西小城、西水岸邊茶峒里的“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得的一分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小說《邊城》正是通過抒寫青年男女之間的愛情、祖孫之間的親愛、鄰里之間的互愛來表現人性之美的。
四、表現方式不同
《百合花》取材于戰爭生活而不寫戰爭場面，涉及重大題材而不寫重大事件。戰爭中的槍林彈雨只是為了烘托小通訊員與新媳婦之間的詩意化的“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通過生活中的側面寫生活中的普通人，寫日常生活中的“家務事”、“兒女情”，這是茹志娟一生尾數不多的短篇小說的重要特點。《百合花》是他早期作品，雖然寫的是戰爭，卻已經包含了刻畫普通人的感情世界的美學追求。
小說《邊城》正是通過抒寫青年男女之間的情愛、祖孫之間的親愛、鄰里之間的互愛來表現人性之美的。主人公翠翠是一個迷人的形象，是全書之魂。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兒。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后來，翠翠路遇了剛剛在劃船比賽中中了頭獎的送，兩顆年輕的心靈撞擊在一起，那種朦朧的愛意便在翠翠心中萌發。從此她覺得自己感情上有了一種新的需要，但又不好意思說出來。翠翠與送這對深深愛著對方的年輕人既沒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壯語，也沒有離經叛道的駭世之舉，更沒有充滿銅臭味的裙帶交易，有的只是原始鄉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樸素純情，有的只是“遵從古禮”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蘊的東方傳統美德。作者著重表現了他們行為的高尚和魂靈的美。在作者的筆下，翠翠是個天真無邪的山區女孩，她聰明、美麗、乖巧、純樸、善良。難送是個童稚無欺的鄉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熱情、勤勞。在這人杰地靈的偏僻之地，兩顆年輕的心靠攏了，他們按照自己的標準同時選擇了對方，一切顯得那么自然，而在這自然之中卻顯示了“人性”在這塊尚不開化的山村的永久魅力。作者正是通過這一對青年男女的愛情反映了人性美。
作品展現人性美的第二個方面是通過老船夫對女兒、對孫女的摯愛來體現的。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說中盡力刻畫的另一個人物。在作者的筆下，他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勞、樸實、憨厚、忠于職守、克盡本分，凡是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化身；他對女兒、外孫女無私的愛仿佛就是我們炎黃子孫祖祖輩輩、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緣紐帶。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純樸的人性之美。小說正是通過老船夫這個典型人物的描述展現親子之愛的人情美。《邊城》中的人性美還表現在鄰里之間的互愛中。船總順順便是這一類的總代表。他“大方灑脫”“喜歡交朋結友，慷慨又能濟人之急”。者正是通過老船夫對子女的摯愛親情，去和當時社會的你爭我奪、弱肉強食形成對照，去呼喚那久已失去的“善良人性”，去追求那“無悔無憂”的遠古社會，去保存那“遵從古美”的美德。
五、藝術特色不同
茹志娟認為，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必須是能夠站得起來的藝術形象，然后才談得上是不是“英雄”。如果把小通訊員當作“英雄”來寫，那就得寫他的英雄事跡，突出他在戰場上勇猛的一面，小說敘事者只能與“英雄”的同行，不斷發現他的優秀品質，也只能成為“唱頌歌、受教育”的機會，而且，按當時審美習慣，作家是不可以讓新媳婦順便笑話“英雄”的，雖然“英雄”可能有暫時的失敗(如借不到被子)，但受到嘲笑卻會有損“英雄”形象。所以，作家有意回避對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只是為了堅持自己的美學風時左右，這正是娟的可貴之處。
在《邊城》中，作者描繪了一個理想化的完美社會形態，這里沒有繩墨規矩的束縛，也沒有法律和道德的制約。這個社會的人和事都是那質樸、單純，雖然也有貧富等級之分，但人們都在一種淳厚古樸的人情中享受著一定的人格平等，富人也與窮人一樣的豪爽，慷慨和救人之急，他們的心靈同樣單純、溫存、善良。邊城人的身上都閃爍著人性美的光彩。而且，作者把親情、鄉情、愛情這三種人情美與自然景物的美，邊城風俗的美渾然一體，以清新明麗的色調寫出邊城兒女們的人性美。
六、結語
人性，是對社會和他人具有的某種意義和作用上，顯出強弱和美丑的。孟子說，人之初，性本善；而荀子卻說，人之初，性本惡。這是古人對人性的探討。人作為社會的主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復雜微妙的，人的內心深處是變化難測的。不管人性作怎樣的變化，我們的古人已將它做了大致的劃分，便是善與惡的劃分。文學給我們打開了認識人生和自然的天地，展示鑒賞真、善、美的審美領域，創設了陶冶情操、完美人性的藝術環境。讓我們在文學的殿堂去發掘生命的真諦。
參考文獻：
[1]茹志娟.百合花.延河，1958，(3).
[2]茹志娟.我寫《百合花》的經過.青春，1980，(11).
[3]陳思和.戰爭小說與人性美：《百合花》.中國當代文學史.
[摘要]文學是人學，表現人性、人道、人權和人生，而人性則是文學創作的永恒主題。本文擬從比較研究的角度出發，對兩部作品所表現的人性美進行闡釋，以期發現二者的獨特之處，并尋找文學作品中對人性呼喚的深層文化動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