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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漢斯·亨利希·埃格布雷特在《西方音樂》一書中說道:“西方音樂主導原則的中心觀念是理性,這個詞包含并自身產生出的其他本質標志是:理論、記譜法、作曲、歷史性和可轉移性。理性也使得西方音樂歷史進行的速度如此快捷,革新的推動力如此持續、如此強烈。”之所以西方音樂有如此快的革新與發展演進,是因為聲音材料的理性滲透和控制,使革新有著可供支配的操作基礎。
“奏鳴曲”的形成與發展具有特定的歷史意義。它是以復調音樂為代表的巴洛克時展至頂峰時,所產生的一種新的以主調音樂為創作手段的產物。它高度體現了音樂中的統一與發展,也體現出人類理性思考在音樂實踐中的結晶。這一變化符合了當時人們的審美趣味與美學原則。18世紀的啟蒙思想運動反對超自然的宗教與教會,反對玄學,反對繁文縟節,贊成實際道德,贊成實用科學和社會學。啟蒙主義思想家的理性主義傾向迫切要求簡化和返璞歸真。相對18世紀下半葉啟蒙思想的理性主義來說,巴洛克時期和巴洛克時期以前則更注重感性。理性主義時代,不再滿足于巴洛克的美學觀點,它把整個理論分解為清楚的、典型的、單獨的、情感的,如,使用了許多感性術語“悲傷”“雅致”“歡快”“喜悅”“嚴肅”“新鮮”“崇高”等。這時這些術語被簡化、理性化地確定下來,以便演奏者根據風格加以運用。這類情緒在音樂上極其重要。另外速度標志也大大增加,如速度主要由音樂的圖像畫面所決定:音值若以大為主,樂章為慢速,若以四分音符及其他小音符為主,則要求演奏速度加快。譜上更多的標記有柔板、快板或行板,指定了樂曲的性格。由此可見,18世紀下半葉的時代精神是如此嚴謹,使用這樣的術語題示是理性主義的戰斗吶喊,即追求真諦。這兩種不同的傾向現在都十分明確了,巴洛克是一種客觀、不確定的,更接近于神靈的音樂,而古典時期則是一種新的自由,更穩定、更自我,與邏輯和嚴謹的規則聯系在一起。
另外,從風格與結構上看,古典時期(奏鳴曲成形時期)也與巴洛克時期有著明顯的差異,保羅·亨利·朗稱其“達到了音樂史上最大的風格分水嶺之一。”唐納德·杰·格勞特在《西方音樂史》中評價:“18世紀的新風格把注意中心放在旋律上,這導致一種線條式句法,與先前的連續不斷的動感變奏及其通奏低音伴奏都形成鮮明對比。”巴洛克時期音樂的旋律連續性是最大特點:一個體現基本情感的旋律、節奏主題,被展開后,終止式相對來說不常出現,并且通常不很明顯,而樂句的模進式重復則用作樂段內的重要發展手法,最終形成一個沒有鮮明對比、渾然一體的樂章。古典樂派則已經逐漸摒棄只有一種基本情感的主題方式,成為一種新的美的追求。在樂章的各個不同部分之間采用對比;而且,旋律不再是連綿不斷的展開,而是分成清楚的樂句、樂段,形成周期性的結構;和聲的功能性加強,有明顯的終止式。因此,我們再一次可以看出,古典時期已經通過將部分、各段落組合成封閉形式代替了巴洛克時期音樂彌撒性的綿延不斷;古典時期仿佛已經將作曲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模式,而不是巴洛克音樂那樣沒目的展開。古典時期的歷史,其實就是一個理性主義的發展歷史,“奏鳴曲”則是這一時期理性思維發展的最杰出代表。
一、早期奏鳴曲的理性觀念
奏鳴曲(sonata)在16世紀初泛指各種器樂曲,與聲樂曲的泛稱康塔塔相對。在奏鳴曲發展初期,作為一種當時尚屬新型的體裁,明顯與其他形式的體裁有著密切聯系。總之,此時“奏鳴曲”的每個樂段只有一個單獨的主題。它通過模仿和移位而發展,但又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而再度出現,節奏則始終變化多樣,并且所有的樂段都在同一調性內。
巴洛克早期的“奏鳴曲”與文藝復興時代的“奏鳴曲”不同。首先,“奏鳴曲”已不再局限在一首用樂器彈奏的“尚松”的意義上,而是取材廣泛,可由一個樂段或多個樂段構成器樂曲。巴洛克中期(17世紀后期),“三重奏鳴曲”發展接近了頂峰階段。當時,意大利負有盛名的音樂家科雷利(ArcangeloCorelli,1653—1713)在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貢獻。科雷利總共譜寫了47首“三重奏鳴曲”和12首樂器“獨奏奏鳴曲”。這些作品都屬于當時意大利室內樂之精品,并具有以下特點:“奏鳴曲”大多有四個較完整的樂章,四個樂章的速度分別以慢、快、慢、快更替。“奏鳴曲”音樂主題或素材結合對稱手法,在若干不同調上連續進行,通常類似以“五度循環”方式,使音樂在調性上具有較清楚的調性結構組織。音樂在樂章內的轉調,多數轉往屬調或關系調。在這個領域,科雷利之所以超越同時代人,不是因為他對形式的掌握或創意的特質,而是因為他在創建一種風格時的輕松自如。
通過上述作品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的“奏鳴曲”的理性特點就在于,復調音樂風格漸漸被主調音樂風格所代替,形成了主體與副題調性與材料的對比。
二、巴洛克后期與前古典時期奏鳴曲的理性觀念
巴洛克后期的1685年,意大利誕生了一位日后對鍵盤音樂發展產生舉足輕重作用的作曲家多米尼克·斯卡拉蒂。這是一位多產的作曲家,一生創作了555首單樂章的古鋼琴奏鳴曲,可以說他是第一位真正致力于鍵盤奏鳴曲創作的作曲家,是這一領域內的先驅,并取得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成就。
首先,這些樂曲因為基本具備了古典奏鳴曲的特征及創作手法,所以后來被稱作“奏鳴曲”。它是由二部曲式組成的雙主題奏鳴曲,樂曲分為前后兩個對等部分。兩者各自重復一次,第一部分含有兩個不同性質的音樂素材,并從主調走向屬調或關系大調。后段則是第一部分素材在近關系調上的模仿發展,或由此派生出的新曲調,并回歸至主調。斯卡拉蒂在作品中大量運用類似于動機的小樂句,并運用大量的注視和弦,這都體現了主調和弦的理性思考,而不是巴洛克時代的感性的線性運行。
因此,巴洛克后期的奏鳴曲與17世紀后期的奏鳴曲又有所區別。它不僅具備了樂章內調性結構安排的基本方面,還增添了奏鳴曲樂章內兩個段落劃分清楚以及音樂主題經過調性變換后在樂章第二段落主調上得以再現的特點。
C.P.E·巴赫(1714—1788)是羽管鍵琴演奏家。其所作的奏鳴曲顯示出對比調性的主題處理漸趨成熟,而古典奏鳴曲式即由此發展而來。古典奏鳴曲的特征在經過斯卡拉蒂、C.P.E·巴赫、薩馬蒂尼和施塔米茨父子等前古典樂派的嘗試之后,逐步得到了明確。其特性可歸納如下:
古典奏鳴曲是按照三段體對稱的結構形式,而并非按照組曲式的二段體以對稱方式構成。三樂章次序排列為:快——慢——快。第一樂章,開端的快板。本身分為三部分:(A)兩主題呈示,(B)間插段,(C)兩個主題的再現。第二樂章(行板,慢板或小廣板)是以歌曲體的形式或變奏曲的形式寫成。第三樂章(快板或急板)像第一樂章一樣,由雙主題和三個部分的形式組成,或者也可用回旋曲式。此外,在第二和最后樂章之間,人們常加入一段小步舞曲,或者選用詼諧曲。
在這種古典奏鳴曲中,發展部分成為了一種較以前遠為精致的藝術。主題被轉變成千百種的形式與片斷,并安排成另外一種次序;或把這些片斷分開使用,主題的分解將是各種新組合的出發點。因此主題的統一就變得越來越難以察覺。另一方面,整體的統一仍始終十分顯著,這種奏鳴曲可被視作一套轉調的程序,在一般的形式中,樂曲的進行由主調向屬調或關系調發展,之后回到主調。
可見前古典時期的奏鳴曲,主調風格已經確立并占有主要地位。復調風格的創作手法盡管沒有完全被拋棄,但已經處于從屬地位。音樂的旋律與和聲已經成為最突出的兩個重要因素。古典主義講求清晰和富有邏輯的音樂語言、勻稱的音樂旋律句法和段落結構,取代了巴洛克時期音樂旋律加花變奏裝飾性的旋律方法。奏鳴曲具有的辯證理性的創作因素,被以后的作曲家廣泛應用。
三、古典主義時期奏鳴曲的理性特征
從早期奏鳴曲到古典奏鳴曲的轉變,不僅是結構上,更是風格上的根本轉變。在C.P.E·巴赫等人的作品中,不僅“教堂奏鳴曲”與“室內奏鳴曲”日漸混為一體,音樂轉向主調風格,同時重奏也不再是最主要的演出形式,而常改用一件樂器獨奏或一件獨奏樂器與鋼琴合奏。而到了18世紀中葉,由羽管鍵琴改進而成的鋼琴,也在這時問世了。由于它能輕重自如地演奏音樂,具有豐富的表現力,一首鋼琴奏鳴曲所顯示的抒情功能與戲劇力量足以與交響樂并駕齊驅,并于18世紀最終取代羽管鍵琴,真正為鍵盤音樂打開了新局面。同時,濃烈的崇尚理性主義的古典派美學觀氛圍,也促使維也納古典樂派極大發展了古典奏鳴曲等大型曲式體裁。海頓、莫扎特、貝多芬將古典奏鳴曲結構完全定型,作為古典時期最具時代特征的奏鳴曲,其對比主題的呈示、展開與再現,充分展現了音樂領域中的理性辯證魅力。
海頓對奏鳴曲的主要貢獻為:(1)音樂主題的器樂化。從海頓開始的古典主義時期,音樂創作逐漸脫離了宗教的影響。對完善鋼琴的技巧發揮了重要作用;(2)使展開部成為一個獨立的段落。海頓將展開部發展為一個獨立的段落,擺脫了古二部曲式,使之成為具有完整的三部結構的奏鳴曲式;(3)展開部運用主題分裂的手法。在展開部中運用主題或副主題的最有特點的動機,在不同的調性上以片段的形式進行各種變形與分裂,十分有效地加強了樂曲的統一性。
莫扎特的創作對奏鳴曲式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主要是:(1)音樂主題優美,富于歌唱性。由于奏鳴曲式的需要,主題必須具有可分割、展開的屬性。莫扎特是唯一一個將歌唱性主題用于奏鳴曲式的作曲家。在他的奏鳴曲中常常能聽到歌劇戲劇性的沖突。莫扎特音樂的歌唱性不僅使奏鳴曲的表現范圍更加寬廣,同時也為鋼琴演奏提出了新課題,極大地豐富了鋼琴的觸鍵感覺和音色范圍。(2)再現部導入副部主題時具有新的思路。為了使調性關系取得完美的平衡,在再現部的主、副部之間取得呈示部那樣的對比效果,當再現部的主題呈示完畢后,音樂轉向下屬方向,使副主題在主調出現時避免了呆板而充滿動力,這一獨特而別致的手法進一步促進了整個曲式的對稱與平衡的關系;(3)莫扎特的19首鋼琴奏鳴曲反映了他的不同歷史階段的音樂創作的不同風格。特別是旋律的寫作,時刻反映著他的思想情緒。莫扎特的鋼琴奏鳴曲,將節奏的嚴謹性與起伏多變的旋律之間的結合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節奏韻律富于音樂的動力與自由旋律的結合達到了高度平衡,對后人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使鋼琴奏鳴曲的藝術性得到了新的發展。莫扎特的鋼琴奏鳴曲,為鋼琴音樂增添了燦爛的篇章。
貝多芬把奏鳴曲式發展到了頂峰,發展成為一種可以從多方面表現音樂形象、表現矛盾沖突的大型戲劇性篇章。
貝多芬的貢獻在于對曲式內部結構的改革與創新。他擴大了引子的規模,使它越來越被重視,有幾部作品的引子格外引人注意。在他的創作中,大大擴展了主部主題與副部主題的篇幅,使二者的矛盾沖突幅度得以強化,對比也更加鮮明。早期的古典奏鳴曲是一種非對稱結構的曲式形式,呈示部分較長而展開部分較短,這種傳統形式在貝多芬奏鳴曲式中有了很大改變。貝多芬大大擴展了展開部分,有時甚至超過了呈示部分的規模,這種規模之大歷史少有。隨著篇幅的擴大,展開部分的和聲功能相應擴大,同時力度也產生了強烈對比,最終使其發展成為奏鳴曲式中矛盾沖突最尖銳、戲劇性最強的中心段落。這種擴張在貝多芬第二時期的創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它加強了奏鳴曲式結構內部的對比因素,擴大了展開部分的矛盾沖突和發展動力。在創作中貝多芬將尾聲部分大大擴展,使其長度往往可以與展開部分相媲美,甚至有時具有展開的性質,像作品的第二個展開部分。此外,在尾聲的調性上開始,最終在主調主題上,或采用主屬調相互更替的手法來達到高潮,這是貝多芬在探索奏鳴曲式新的道路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手法。
結語
奏鳴曲是西方音樂中最重要的音樂表達形式之一,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西方嚴肅音樂風格與技巧的理性發展。奏鳴曲到了古典主義時期達到了它的頂峰,隨后就漸漸地被浪漫主義各種有標題的音樂形式所取代。而奏鳴曲這種無標題音樂的性質是依賴音樂的本體來加強音樂的統一性的,在創作中,它利用音樂本體中的邏輯貫穿來組織音樂,音樂內部充滿張力,表現的思想和刻畫的藝術形象都極為深刻,因此易于產生大型作品。奏鳴曲具有表現長篇復雜的音樂結構、容納深刻的哲理與理性思辨的特點,可以說,奏鳴曲的發展是西方音樂史中最具有理性色彩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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