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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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在十五大報告中說：“在中國，真要建設社會主義，那就只能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不能從這樣那樣的外國模式出發，不能從對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個別論斷的教條式理解和附加到馬克思名下的某些錯誤論點出發。”所以，深刻理解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各行各業社會主義工作者的必要的理論修養。

馬克思、恩格斯怎樣劃分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歷史階段

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同各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從本國實際出發不斷探索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按客觀規律的要求制訂路線、方針和政策。在這里，真正認清本國的實際狀況，找準歷史定位，弄清楚自己在通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歷史過程中究竟處在哪一階段上是最重要的。

按照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設想，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要經歷三個歷史階段：①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②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時期）；③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設想，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將是很短暫的。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并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么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存在的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存在的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注：《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頁。）在馬、恩看來，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是很短暫的。因為，從生產力角度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已奠定了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物質基礎；從生產關系角度看，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城市和鄉村都已資本主義化了，全社會的生產資料都已集中在城鄉資本家手里，無產階級一旦取得政權，憑借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權力實行“剝奪剝奪者”，把資本家私有的生產資料變為全社會的公共財產，以全社會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便確立起來了。從上層建筑中國家這一最關鍵的政治組織來看，國家是階級對立的產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隨著全社會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實現，階級消滅了，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當然也就消亡了。這樣，消滅了剝削、消除了兩極分化的勞動者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社會就開始形成了。盡管馬、恩的設想最終還要有待于社會實踐來證實，至少從邏輯推理來講，他們的理論是完全能夠成立的。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首先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不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像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落后國家。當特殊的歷史條件使經濟文化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有可能取得政權時，當然不應該放棄機會，但在取得政權后如何確定自己的歷史定位，真正從自己的實際出發走向社會主義，應有別于馬、恩所設想的模式。

蘇聯和中國在歷史定位上的經驗教訓

十月革命誕生的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存在了74年，在1991年下半年突然解體，解散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執政的共產黨自動交出政權，選擇了走資本主義的回頭路，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前蘇聯社會主義大國突然崩潰，決非任何單一因素所造成，而是經濟的、政治的、思想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眾多因素中，有一個主要因素，即從斯大林開始的蘇聯領導人始終沒有找準自己國家的歷史定位，以致從超越歷史階段的錯誤觀點出發，作出超越歷史階段的錯誤決策，終于鑄成難以挽救的歷史性錯誤。 

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是一個較落后的國家。十月革命前俄國工業產值最高的年份是一次大戰前的1913年。這一年俄國的工業總產值只相當于美國的1／13，英國的4／10和法國的6／10。俄國農村在1861年才廢除農奴制，十月革命前，農村中是大海般的小農經濟。這樣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實行了土地國有化和工業國有化，是否已完成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了呢？

列寧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清醒的。他在1920年《論糧食稅》一文中重申他在1918年的一本書中提出的觀點：“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名稱是表明蘇維埃政權有決心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而決不是表明現在的經濟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注：《論糧食稅》，《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頁。）列寧指出，過渡時期從經濟上說，就是社會經濟結構中既有資本主義成分，又有社會主義成分，當時在社會經濟結構中占優勢的是小農經濟，小農經濟是不可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共和國的首要任務是恢復生產力，發展農業、工業和運輸業。”（注：《勞動國防委員會給各地方蘇維埃機關的指令》，《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6頁。）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就是要通過各種措施調動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資本家的積極性，發揮各種經濟成分的積極作用，使工農業生產恢復和發展起來，以便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條件。列寧認為，“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注：《偉大的創舉》，《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頁。）只有當社會主義創造出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的時候，才能說社會主義已取得了對資本主義的最終勝利。由于歷史定位正確，采取的政策（新經濟政策）正確，蘇聯的經濟得到了迅速恢復和發展。

但列寧在新經濟政策實行4年后就去世了。接班的斯大林在工業化取得了初步成就以及采用強制手段實現農業集體化后，在1936年中止了新經濟政策，宣布蘇聯的過渡時期已經結束，社會主義已經建成。后繼的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等在蘇聯的勞動生產率和人均國民收入還大大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條件下，（注：1975年蘇聯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如下：蘇聯1978美元，美國6345美元，日本3842美元，西德6228美元，英國3706美元，法國5639美元。見《國外經濟統計資料》（1949—1976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頁。）竟宣布蘇聯已經“進入”甚至“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社會，要向著“全面展開共產主義社會建設時期”邁進了。

對蘇聯所處歷史階段的超前錯誤定位，必然導致超階段的錯誤政策。斯大林晚年已考慮通過以產品交換代替商品交換的辦法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為全民所有制，企圖使全民所有制成為蘇聯惟一的所有制形式。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從蘇聯已處于發達社會主義社會時期出發，認為已可“全面開展共產主義社會建設”。超前的歷史定位，不僅不能促進生產力發展，反而會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使人民生活難以迅速提高，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難以顯示。而這種狀況，又被別有用心的人用來作為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借口。蘇聯亡黨亡社會主義的慘痛后果，同斯大林以來歷屆領導人超前的歷史定位有著密切的聯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把人民民主革命勝利后的中國社會定性為新民主主義社會，認定新民主主義經濟的5種主要經濟成分是國家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指出“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其它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1429頁。）由于歷史定位正確，據此制定的戰略方針正確，因此中國從1949—1952年的國民經濟迅速得到恢復發展，1953—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勝利完成。在這期間，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提高了城鄉人民的生活水平，初步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但是，就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節節勝利的進程中，開始逐漸離開他自己原來的正確判斷。1953年批判劉少奇等人提出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就是一個錯誤的開端。中國的革命要分兩步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的社會將是新民主主義社會，這本來是自己提出來的，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新中國成立后，他不僅自己再也不提新民主主義社會，反而批判別人提新民主主義社會；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本來是歷史唯物主義兩個不可分割的觀點，但建國后實際上只講不斷革命論，不講革命發展階段論。就農村來看，以后提出“趁熱打鐵”，不停頓地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農村，1958年8月29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問題的決議”中，不僅認為“的集體所有制中，就已經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而且認為“將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歷史定位如此地超前與混亂，在革命和建設的決策上也必然出現超越歷史階段的“左”的錯誤，最終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重大意義

1976年10月粉碎“”，“”宣告結束，中國面臨著糾正長時期來“左”的錯誤和撥亂反正的任務。按照什么樣的指導思想來撥亂反正呢？1977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提出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好傳統，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來指導撥亂反正，糾正“左”的錯誤。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要求一切從中國當前的實際出發，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制訂出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方針政策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為糾正過去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傾向，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決定恢復和擴大農村社隊的自主權，恢復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實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多元化經營。這些政策措施，大大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使城鄉經濟呈現欣欣向榮景象。然而，這些正確的方針政策卻遭到了有些人的非議，認為對于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中國農村來說，這不是前進而是倒退。

為糾正長時期來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左”傾錯誤，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逐步貫徹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方針。這是適應我國多層次生產力水平和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所有制結構。然而，這一正確方針也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議，認為公有制已經在一切領域占絕對統治的社會主義社會允許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恢復和發展是十足的倒退。

為糾正長時期來閉關鎖國的“左”傾錯誤，實行對外開放，中國政府在1980年決定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允許特區經濟發展的資金可以利用外資為主；在全國還主要是實行計劃調節的時候，特區的經濟活動可以實行市場調節；在稅收、土地使用費、出入境管理方面，對前來特區投資的客商給予特殊的優惠和方便；國家給特區比較多的經濟活動自主權，以讓特區在利用外資、外國先進技術和管理知識等方面先行一步，為全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一些經驗。但這又惹惱了一些人，以為這是在為資本主義復辟開辟陣地。

總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的每一個新政策，每一個步驟，都會發生原則性的爭論，出現重大的意見分歧，究其思想根源，就在于對我國的基本國情，對我國在社會主義前進道路上的歷史定位還沒有統一的認識。正是由于這種客觀形勢，促使鄧小平提出了他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鄧小平在黨的十三大前夕接見外賓時說：“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么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階段。一切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則。”（注：《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頁。）

黨的十三大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初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這是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后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經歷一個很長的初級階段，去實現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歷史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我國從五十年代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都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黨的十三大還指出，黨在社會主義階段的基本路線，是由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主要內容組成的，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堅持全面改革，通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自我完善以解放生產力；堅持對外開放，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逐步縮小同發達國家的差距；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經濟，要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各種經濟成分，在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前提下實行多種分配方式；必須以安定團結為前提，努力建設民主政治；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努力建設精神文明。

鄧小平完全肯定了十三大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表述，在1992年的南方講話中，鄧小平又一次提醒全黨必須重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歷史現實，他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280頁。）

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在歷史定位上使我們從超越歷史階段的“左”的判斷中解放出來，實事求是地回到歷史現實中，而從中國實際出發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在經濟建設中則發揮了巨大的威力，帶來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

在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論上，鄧小平提出了一個與馬克思不同的模式。馬克思的模式適用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即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經過短暫的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然后再發展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鄧小平的模式適用于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即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后，建立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地位的所有制結構。進入社會主義后，要經歷一個很長歷史時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趕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創造出高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只有這樣，才能說真正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經濟文化落后國家的具體情況不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時間也必然不盡相同，在這一歷史階段中，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各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訂出適合本國國情的路線、方針、政策，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國家的綜合國力，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顯然，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對經濟不發達的第三世界各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21世紀中葉的長達100年左右的時間中，中國都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在這漫長歷史進程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情況必然會有變化。我們只有從初級階段中變化了的具體實際情況出發，從各地區各部門所面臨的新形勢出發，堅決按照“三個有利于”原則辦事，才能加速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伐，盡早使中國富裕和強盛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