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古代哲學反思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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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及政治影響巨大。知識界討論問題，必引徵“五·四”，奉為圭臬，以為真理不可易。但是，很多熱情、激烈的“五·四”觀念，其實經不住客觀和認真的考查。王元化先生在“關于五四再答客問”中中肯地指出：“我們頭腦中有很多既定觀念，日積月累，成為習慣力量。再估價（‘五·四’）就是重新認識這些既定概念，重新清理這些東西。……對‘五·四’的再認識，首先就是打破既定觀念。”在這些“既定觀念中”，王先生首先舉了“反封建”的例子。“救亡”和“反禮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大中心，三十年代以后改為“反帝”、“反封建”，成為中國現代化思維的出發點。但是，“反封建”的提法的確需要細致的分析。

中國封建么？

套用歐洲的史學范疇，把從秦到清這一段歷史附會成封建社會，把官僚、士大夫附會成貴族統治階級，這是幾十年來中國知識界不容置疑的定論。諸多對歷史、現狀和未來的討論，都以這個定論為出發點。

在歐洲，貴族是中世紀的領主。領主受封采邑，采邑中的自然資源為領主所有，采邑中的人民為領主的奴仆、附庸。領主又效忠于君王。采邑和封爵靠血緣世代相傳，政治和經濟上都有很大的獨立性。這種以領主和采邑為主體的制度，歐洲史學稱為Feudalismus（由拉丁文的Feudum——采邑一詞衍生而來）。武王革命，建立周朝，把國土分封給共同滅殷的諸侯、功臣和殷商的舊貴族，讓他們世代相傳，服事周室。各國除去向周室納貢，政治和經濟基本上是獨立的，甚至文字不同，車軌各異，度量衡和貨幣不相溝通。我們的史書把這段歷史叫做封建（夏、商兩代或許也是這樣，文獻不足，不能臆斷）。Feudalismus與此類似，因此把它翻譯成“封建”，是很恰當的。

幽王被犬戎所殺，諸侯立平王，東遷洛陽，周朝的封建制就開始動搖了。先儒說：春秋五霸，一霸不如一霸。這是因為，越后來的霸主，就越把自己勢力的擴張放在藩屏、維護周室之上。到了戰國時，大家干脆把日益衰弱的東周扔在一邊，互相兼并征戰，要一統天下了。所以，在記載戰國事跡的《國語》中，周僅僅是諸國之一。那時候的很多思想家，包括儒家的孟子，都在到處游說，鼓吹“王道”。天下統一，權力集中，實在是大勢所趨。秦滅六國，結束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國特有的中央集權政治。《史記·秦始皇本記》詳細記錄了秦王自稱皇帝，和大臣議論，反對封建的過程。漢初的大功臣，都被封了王爵和國土。但很快，高祖就把他們一一消滅，而把國封給了自己的兒子們。甚至與大臣誓約：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誅之。后來，中央向各王國派駐傅（老師）和相（行政總管），教導諸王，主持行政，大大削弱了他們的自主。景帝時，吳、楚七國叛亂失敗，諸王徹底失去了對自己領地的政權，實際地位降為臣子。賈宜的《治安策》就是勸文帝壓抑諸王的名著。從此，中國的封建制度徹底結束，開始了延續兩千年的中央集權政治，封土建國，血緣相傳，世襲領地基本上消失。這樣看來，在中國，封建制度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而貴族也隨之消亡。“反封建”與“反貴族統治階級”的口號，都是無的放矢。

但是，在歐洲文化中心論盛行的二十世紀，搬用歐洲的成論，比附、分析中國的歷史、政治，這種方法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直占據統治地位。新文化運動的大師胡適提倡：“大膽假設、細心求證”，無數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把它奉為座右銘。這樣治學，把結論放在證據之前，難免先入為主，曲解事實。很多人明明知道中國封建制度的始末，卻依然契而不舍地在秦、漢以后的歷史中，尋找封建制度的蛛絲馬跡。證據不足，就不惜把概念軟化，把封建制度改成“封建社會”、“封建主義”，模糊它的定義，擴展它的外延，以尋求符合。靠了這樣牽強的推導，商、周是奴隸制度；秦、漢到明、清是封建制度；晚清才剛剛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這個觀念一直沿用到今天，一切對它懷疑和批評的觀點都淹沒不張。

中國落后么？

既然，歐洲主要國家兩、三百年前就已陸續進入資本社會，而中國還盤桓在封建社會，當然是落后了。把十八、十九世紀科學、技術、軍事、金融等方面與歐洲諸國的巨大差距，解釋為整個文明的差距，中國“封建”，中國“落后”，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主旋律。

科學、技術，有先進與落后之分，不同的文化傳統之間雖然存在著差異，卻沒有“先進”與“落后”的區別。但迷信歷史決定論和社會進化論的中國知識分子們，卻不是這樣看問題。一次交響音樂會后，一個北京大學的教授滿懷感慨地對我說：“人家兩百多年前的音樂就那么雄壯，樂器就那么先進。咱們中國怎么就沒有交響樂呢？落后啊！”首先，形式和風格不是判斷音樂質量的標準，樂器制造技術更不說明文化的“先進”與“落后”。十七世紀意大利藝人們制做的樂器，其音質飽滿瀏亮，富于特色，無與倫比。一只斯特拉迪瓦利琴，價值鉅萬，為全世界的小提琴大師們所珍愛。很多人使用最先進的聲學、材料學和計算機技術，企圖仿其萬一，都沒有成功。交響樂的創作在海頓、貝多芬、舒伯特的時代達到了高峰，以后漸漸蕭條下來。這些當然是我們的名牌大學教授不能或不愿意知道的。迷信歐洲“先進”，詛罵中國“落后”，“五·四”以來知識分子論斷荒謬，大抵如此。

西方人講現代政治，政、教分家是個大關鍵，因此，與鼓吹建立伊斯蘭圣國的宗本主義發生沖突。在中國，三千年前周朝建立時，就開始明確限制宗教對政治的影響。周朝的最高統治者自貶帝號，稱為王。帝是天帝；王是人王。這恐怕是世界上第一個實行政教分離的政權。從此以后，中國的政治哲學，特別是儒家、法家和道家等對政治影響深刻的流派所討論的，幾乎完全是人與人類社會的題目，是很徹底的人文主義哲學。中國的官僚行政體系，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高度成熟，高度實用，是諸多朝代長治久安、興旺發達的重要基礎。中國的仕進制度，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建制最完善的，培養、選拔、任用平民成為政治人材的制度。假如說封建比較“落后”，中國的封建制度早在兩千年前就結束了。中國的佛學，精深博大，應該是思辨趣味最高的哲學之一（希臘文“哲學”的本義為“愛智慧”）。中國文人豐富、精致的詩、詞創作，是世界抒情文學中最杰出的部分。閉眼不看這些事實，一味人云亦云，自我否定，把傳統中的一切，甚至很多不相干的東西，如裹小腳、抽大煙、留辮子、穿長衫，一概當作落后、不開化的象征。然后，痛哭流涕，慷慨激昂，要“救亡”，實在是人不亡國國自亡。

科學、技術等方面的落后，不說明整個文明、整個國家和整個社會全面落后。把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說得一無是處，遠遠落后于西洋，要徹底決裂，脫胎換骨，是“五·四”人偏見。

中國有貴族階級么？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流行的觀點，把中國社會劃分成統治與被統治、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兩個階級。一切官僚、文人、士大夫都是“高高在上”，不識耕種的貴族統治階級；農民則是“勞動人民”，被統治的階級；階級之間的劃分和矛盾極端深刻。

事實上，中國至晚在戰國時，世襲貴族的制度就開始瓦解了。燕昭王筑黃金臺招賢納士，漢武帝下詔求茂才異等，乃至于隋唐以后的科舉，是中國官僚制度從薦賢、貢舉到分科考官，逐漸成熟，逐漸制度化的主線。以唐朝的科舉制度為例：所有官員和農民的子弟，只要出身清白，沒有犯過法，都有機會進國家和地方政府出錢開辦的學校學習。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全國人口約八百多萬戶，而各中央、地方學校在校學生總計約七萬三千五百人。學成之后，依照品行的優劣，由鄰里鄉親推薦，地方長官核實，就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而科舉考試是獲得作官資格的最主要的途徑。另外，還有約六萬四千公共職員，也可以通過考核選拔，成為九品以上的正式官員（在唐朝叫做入流）。這些都明確記載在史書中，不能有什么懷疑。二千多年來中國官僚政治的原則，從來是任人唯賢，而不是任人唯親的！在中國，有貴人，而沒有貴族階級；有窮人，而沒有平民階級，那種與歐洲封建時代類似的階級劃分和對立，早就絕跡了，官、包括大官的來源幾乎全都是“勞動人民”。

最近這兩千年，中國的“窮人”與“貴人”之間的關系，遠比我們所想象的親密得多。歐陽修的《相州晝錦堂記》有一段精彩的開端：“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厄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于其嫂，買臣見棄于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后，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車塵馬足之間。”對窮人與達官之間的關系，摹寫、論述之確當，古今中外，無與倫比。歐陽修自己就是這樣一個“窮人”出身，而成了名滿天下、身踞要職的人。他很小的時候，父親就死了。母親沒有改嫁，而是帶著年輕的歐陽修艱苦度日。歐陽修學寫字，家里買不起紙、筆，就在沙土上劃。后來，歐陽修不僅作到參知政事（副總理）、樞密使（國防部長），而且成了一代文壇的領袖，開創了有文人特色的宋朝詩、文和詞的風格。“勞動人民”入仕作官，致仕（退休）之后，又回家去種地，這是絕大部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履歷。嫂子不肯煮飯給他吃的蘇秦，和被妻子唾罵出門的朱買臣，是兩千年前的例子，而《紅樓孟》中的賈雨村和《儒林外史》里的范進，是晚近的故事。

“五·四”時的那些有良心、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們，把社會的不公平現象歸納起來，編出一部“中國階級斗爭史”的劇本，為的是給自己安排一個英雄角色：挺身而出，以被統治、被剝削、被壓迫的“勞動人民”的監護人自任，保衛他們的利益，捍衛他們的文化，抱怨他們的愚昧，為他們啟蒙。這種令人陶醉的自我升華是他們生存的意義和戰斗的動力，是自我激勵的心理療法，而階級對立的理論正是其中的興奮劑。為此，他們無視中國農民與士大夫的密切關系，無視社會道德共識的形成與發展，無視士大夫文化的來龍去脈，不惜刪改事實，曲解歷史，拿來做行動的依據。我們把這種歷史觀叫做“平民主義”，這個“平民主義”至今毒害著眾多善良的知識分子。

文言文、繁體字是貴族文化么？

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是“五·四”人最大的敵人。他們不僅把《詩經》、漢賦、唐詩、宋詞看成統治階級的壟斷文學；把社會的道德共識看成是壓迫人民的工具；甚至連語言、文字都被認為是專門用來愚弄、難為老百姓的。陳獨秀提出要推倒“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和“山林文學”；胡適把兩千年的文學成就斥為“用死的語言做的死的文學”。

語言、文字是文學的載體。中國人讀書學文。孔子說：“何莫學夫《詩》”，說：“不學《詩》，無以言”。學好了，入仕作官，富貴顯達。所以，與其它民族不同，中國古代的文學大家很多都是朝廷大臣。這是中國的制度對政治家的素養要求特高，鼓勵天下人學習文化的結果。并不是先有一個貴族階級，然后才有貴族文化。更談不到貴族階級故意把語言、文字弄得艱澀難懂，把文化據為己有，壟斷起來，不讓老百姓學習、創作。文學是這些政治家的業余創作：他們得官在位，居廟堂之高，則或描寫官宦生涯，或時而反映國家大事；去官歸隱，處江湖之遠，則或抒發個人情感，或依然拳拳顧戀中央政治，憂國憂民。至于他們對市井田里的普通人的命運和日常生活描寫不夠，最多只能算作不足，可以補充，不能一概“推倒”，是不言而喻的。

中國古代，有“文人的文學”和“非文人的文學”，卻沒有“貴族的文學”和“平民的文學”！話本和戲劇是非文人文學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而這些話本和戲劇的主要體裁，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被病詬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這些作品中常常帶著明確的道德判斷；含著做好事、受曲折，會有好報應的愿望，正是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東西，古今中外，沒有很大的差別。好萊烏那些頂叫座的片子，無非如此。

城里說書，講的是三國演義、封神榜，下邊座無虛席，聽眾如醉如癡；鄉下演戲，唱的是張生、鶯鶯、杜麗娘，農民拖家帶口，騎驢撐船，爭著來看。“五·四”人以為這些都要不得。他們批判話本，寫小說；鄙夷戲曲，編話劇。以為只有舶來的形式，老百姓才喜歡；非要講破落小人窮困潦倒的故事，老百姓才覺得有認同感。其實，哪個老百姓會自愿去同那些生活中失敗的角色認同呢？分析心理中的陰暗面，把普通人見不得人的東西拿來曝光，斥為“民族劣根性”，正是“精神貴族”們的愛好。偶爾在網上看到一個報導，說魯迅成了現在學生的“公敵”。大家一致認為他的東西難懂、偏激，遣詞造句亦頗可非議，其中以“狂人日記”和“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為尤。魯迅小說中的人物雖然因為被放在中、小學課本里，成了人人必讀的東西，而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但《傷逝》拍成電影，就是不叫座。假如有人鼓起勇氣去拍阿Q，一定不如那些講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宣揚統治階級糜爛生活，陳舊腐朽的“楊貴妃與唐明皇”、“還珠格格”、“楊家將”一類受人歡迎。“五·四”知識分子以使命自任，強迫老百姓合上他們的口味，不合他們的口味，則或者是“歌頌統治階級”，或者是“低級趣味”。

深刻、揭露的文學不是不好，不是沒有價值，只是不能神化，不能硬說老百姓喜歡，否則就是強奸民意了。

和而不同——自信與寬容

古人說：大道和而不同。所謂“和”，是了解世界的多樣性，尊重不同的觀念和行為，以自己的條件和經驗為出發點，考查、借鑒他人的優劣、得失，取長補短。這樣，自身可以得到不斷的充實、完善，又給予他人生存的空間，所以能夠即自信，又寬容。所謂“同”，則是以為世界上只有一個真理、一個規律、一個高尚的道德、一條正確的道路。于是，狂妄的人則將自己的一管之見強加于人；而自卑的人則放棄自我，一味追求與眾人相同。結果是：或者剝奪他人自立的權力，或者犧牲自己的優點與特長；或者剛愎自用，強暴專橫，或者朝秦暮楚，隨波逐流。唯有見識廣，閱世深，勤于思考的人，才能明白“和”的道理。而孤陋寡聞，愚鈍懶惰的人，見到一樣，嘗到甜頭，立即奉為至寶，無暇旁顧。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人類社會是復雜、多樣的。隨著地理、宗教、文化傳統、特別是政治體制的不同，每個民族都經歷自己的命運，創造自己的歷史。總結一個地區——比如人口不多、地域不廣的歐洲——的經歷，推廣來解釋整個人類的歷史，斷定人類社會的進程必有固定不爽的軌道，一切國家、一切民族不能例外，以為找到了這個規律，就把握了“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把人類歷史比作單軸坐標系，把不同的文明拿來排隊，以判斷它們的“先進”與“落后”，“優秀”與“低劣”，這是因為，持歷史決定論和社會進化論的人們不懂得“和而不同”的原則。迷信這樣狂妄寡陋的成見，以為歐洲的文明才是唯一優秀、唯一先進的文明；把西方文化懸做標準，自己對號入坐，緊跟在人家屁股后邊，生怕追得不快、學得不象；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則深惡痛覺，必欲徹底砸爛而后快；史書記載有合不上那些成見的，就搜求野史、傳說，曲為解釋；有人批評這種盲目，就罵做腐朽頑固；老百姓不理解，就是昏睡未醒。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毒害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做人、做事、做學問，常常如此。這是要滅絕國家民族的文化傳統，不是救國，而是禍國。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很多干將去過日本，認為日本學西洋學得特別到家，是其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可日本并不曾詛罵、拋棄自己的傳統啊。看見鄰居門上春聯子寫得好，回來就把自家的房子拆了，打成廢墟，要照著人家的樣子，徹底重蓋。就算你花了十年心血，蓋得跟人家一模一樣，說不定人家又起新房子了。這樣邯鄲學步，刻舟求劍，踩著人家的腳印子，亦步亦趨，難怪折騰了百十年，還是落在人家后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