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晚期資本主義條件下解放議程晚期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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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借用特里·伊格爾頓的說法：如果不關注作品的歷史參照范圍，就很難公正地對待“書頁上的詞語”。（注：特里·伊格爾頓：《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頁。）這一點正是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解放政治的最基本的特征，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無論訴諸于什么手段的主體解放都是一種烏托邦空想。因此，當阿多爾諾說出：“站在救贖的立場上，按照它們自己將會呈現的那種樣子去沉思一切事物。知識唯有通過救贖來照亮世界：除此之外都是純粹的技術與重建”時，（注：阿多爾諾：《最低限度的道德》，轉引自馬丁·杰：《法蘭克福學派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頁。）經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也就終結了。《否定的辯證法》（1966年）只不過是阿多爾諾為即將粉墨登場的后現代剪了個彩。事實上，在它的前一年，阿爾都塞以其文集《保衛馬克思》已經開始系統地收拾主體解放的意識形態囈語并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演進的一個新傳統。差不多在同時，作為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肇始者的盧卡奇也在反思如何重新“面向馬克思”（《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70年代之后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獲得了多元的面孔，這種多元性在90年代甚至發展成每一個個體理論家都可能聲稱擁有作為個體理論家的馬克思，也可以存在沒有馬克思在場的馬克思主義（如德里達）。從思潮的角度看，如果省略去接近傳統（正統）馬克思主義立場的那一部分激進思潮，用張一兵區分出的“后現代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以及“晚期馬克思主義”三個術語來命名70年代之后的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大致是恰當的。但是如何定義這三種思潮或給出界定這三種思潮的理論邊界卻是一個必須深入討論的重大理論問題，因為，如果說安德森等人從西方地域范疇出發整合與東方（前蘇東、中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相左而事實多元的馬克思主義這一做法是可取的話，那么同在西方屋檐下的異質性理論認定就必須站到理論邏輯的邊界上。本文擬討論晚期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和特征。

第一個明確使用“晚期馬克思主義”（LateMarxism）這一術語的是杰姆遜，在《晚期馬克思主義：阿多爾諾，或辯證法的堅持》（注：FredricJamesonLateMarxism:Adorno,or,thePersistenceoftheDialecticLondon:Verso,1990.）這本書中，杰姆遜討論了阿多爾諾和后現代的關系，他并沒有簡單地將阿多爾諾視為后現代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中的一種，而是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如何致力于一種業已喪失了它的歷史當前性的活思想，在這一點上，他將阿多爾諾的馬克思主義看作是“我們當今需要的東西”。（注：參閱《時間川流中的阿多諾》，載《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張旭東編，三聯書店1997年版。）在這里，我們遭遇晚期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立場，即晚期馬克思主義首先強調經典（或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已經失去了其歷史語境而它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精神卻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獲得新生。這一立場在杰姆遜以及受其影響的德里克那里，也在有著獨立理論來源的世界體系論者（如華勒斯坦、弗蘭克等人）以及解構主義者德里達等人那里得到極為清晰的體現。可以說晚期馬克思主義者首先必須具備這樣的立場：堅持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有效性，但同時堅持馬克思的可錯性，即一種開放的和差異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事實上，這一立場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邏輯發展的必然，在這一點上，晚期馬克思主義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有著很大的繼承性，并且這種繼承性在其理論邏輯中也能容易地指認出來。這一問題筆者將在其它地方詳細討論。）

如果說，公開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能夠將晚期馬克思主義與已經公開站到反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某些“后馬克思思潮”（注：后馬克思思潮這一術語，可以與英文“Post-Marxism”對應，但是“后馬克思主義”這一術語出現較早，在它的較早使用中，如NormanGeras等實際地指稱了被我們劃入后現代馬克思主義思潮中的那一部分代表作者——歐內斯特·拉克勞和尚塔爾·墨菲等人，參閱N.Geras:"Post-Marxism?",NewLeftReview,No.163,5-6/1987.而N.P.Mouzelis則用之指稱更為廣泛的“非演繹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它囊括了包括布羅代爾等在內的一大批歷史學、社會學學者。參閱Post-marxismAlternatives:theConstructionofSocialorder.London:Macrnillan,1990,本文采取了與張一兵先生一致的視角。）明顯地區分開來的話，那還面臨一個問題：它與那些仍然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后現代的馬克思主義”（注：這一術語與張一兵使用的“后現代馬克思主義”有著一定差異，它既包括張一兵區分出的后現代馬克思主義、也指稱90年代前蘇東社會主義潰敗后興起的擺脫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又明顯地區別后現代論者而自稱“后現代馬克思主義”的那一部分學者，如RogerBurbach,OrlandoNunez,BorisKagarlistsky等人。參閱GlobalizationanditsDiscontents,London:PlutoPress,1997.pp3。）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因為，按照凱爾納觀點：只要我們繼續生活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馬克思主義就是和我們直接相關的，它仍然是能夠適應于今日社會理論和激進政治的一種重要的社會研究方法和一系列理論視角、概念和價值。他強調一種“重建的馬克思主義”，這種馬克思主義取消了承諾、目的論和種種原教旨，它將比傳統的版本更加開放、寬容、懷疑和謙虛。（注：BerndMagnusandStephenCullenbrg(eds):WhitherMarxism?London:routledge1995.pp26.）這一立場同樣也可以在后現代馬克思主義者那里得到。

應該說，晚期馬克思主義并不是一個十分規范的概念，按照一般理解，它對應于晚期資本主義（注：晚期資本主義這一術語對本文的討論邊界有重大影響。本文將這一術語所指稱的歷史時段定位于70年代之后。但是這一術語本身，以及資本主義進入晚期的思想則出現較早，最早可以追溯到桑巴特，霍克海默在1937年發表的《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一文中也使用過。它的含義是指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已經過去。曼德爾在1972年用這個術語作為自己著作的標題是在同樣的含義上使用的，只不過他強調了這一術語所反映的內容應該在列寧“帝國主義論”基礎上來理解。有關這一問題本文作者將在其它地方討論。）條件下的馬克思主義的版本。之所以取用杰姆遜的描述性定義，在于1984年他以《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一文公開亮出了對后現代的批評立場。（這種立場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后現代論者的理論批判，二是對當代資本主義進行“后現代”時期定位的批判，這兩個立場在大多數后現代批判理論家那里并沒有嚴格的界限。）這一點正是晚期馬克思主義者們幾乎另一個共同的特征（除被西方學術界公認的后現代大師德里達外），如凱爾納、伊格爾頓、大衛·哈維等人。正是在后現代背景下，晚期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意義才充分凸現。也因此，晚期馬克思主義存在著與西方主流學者（包括后現代作者）在時代命名權上的競爭，杰姆遜的晚期資本主義只是沿習了比利時左派馬克思主義學者曼德爾的做法，而大衛·哈維則提出彈性生產時代、伊格爾頓強調后資本主義、德里克命名為全球資本主義等等。因此，晚期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邏輯是與晚期資本主義這一歷史參照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在這一點上，雖然他們也廣泛地注意當下資本主義與馬克思所處的歷史時代的差異性，但是他們與后現代論者不一致的是，他們都堅持從資本邏輯分析生產方式和意識形態的立場。因此，他們在解放議程上所提出的終結方案與后現代論者明顯不同。在這一意義上，晚期馬克思主義是適應于晚期馬克思主義的解放議程。這樣，在90年代為適應全球資本主義變化而不斷進行理論提升的更具傳統色彩的左派學者也可以列入這一思潮，如弗蘭克、阿明等人，這些學者的理論觀點在當前與前面提及的一些學者在許多重要觀點（特別是在資本主義替代方案設計）上都已經接近。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在這一前提下，我們可以展開對晚期馬克思主義具體代表人物的討論。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由于多元立場的強調，即使在晚期馬克思主義范圍內，立場和觀點完全一致的學者極為少見。無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問題和理論的看法，還是對后現代主義的批判，以及具體解放議程的提出，眾多的理論家的討論并不是同質的。事實上，幾乎每一個被列入晚期馬克思主義范圍的學者都是不同學科具有創見的人物。如杰姆遜的文學研究、伊格爾頓80年代的文化研究、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哈維在地理學中的杰出貢獻等等。正是由于背景的差異，他們在提問和回答的方式上往往大相徑庭。如在訴諸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替代上，伊格爾頓普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某個個體的一摞著作，而是屬于一個更廣大的運動，那就是社會主義運動。（注：《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欲》，第119頁。）顯然將社會主義作了寬泛的理解，而德里克、阿明等人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則要狹窄許多，更接近于傳統。在實現社會主義或抵制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方式上，杰姆遜、德里克等人強調“飛地抵制”，尋求一個不是資本主義的立足點，弗蘭克和阿明等人也指望一個與資本主義脫鉤的社會主義世界，而哈維等則強調，不可能離開資本主義現實來談論當代社會問題，雖然它的解決必須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內進行，因此他肯定了后現代主義“揭示出（并且應當提示）當代社會理論的特征”，將工作的重點放在與后現代論者對當代社會解釋的競爭上。德里達則很玄乎地談論馬克思主義，將之視為一種與資本主義共在的批判的“幽靈”。

正是存在著種種差異與分歧，我們可以大致地將他們歸類為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與后現代馬克思主義思潮相近的激進的批判立場，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學院化”，突出強調實踐；無論是伊格爾頓的積極的文化研究，還是德里克的后殖民批判，都顯現出較大的理論意義。另一種則是“學院化”的消極的理論，他們僅僅強調一種與資本主義不認同的“批判”精神，如德里達。由于實際的立場分歧與觀點對立，在我們所指認的晚期馬克思主義內部也存在著激烈的理論斗爭，如伊格爾頓批評德里達的“投機性”與“折衷性”等。在這樣的條件下，晚期馬克思主義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進行著與馬克思主義有關的理論演出。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發現正如西方馬克思主義這一術語的含混性，晚期馬克思主義也并不是一個統一的理論學派，而只是對理論旨趣或立場、觀點相近的一類學者的指認，事實上，能夠被列入這一標貼之下的人物，大都已經溢出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解釋框架。1993年于加州河濱分校召開的“馬克思主義往何處去”國際研討會展現了當代討論的四個特點：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復數名詞（即馬克思主義的多元可能性）；在復數形式上共產主義不再等于馬克思主義；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都由特定的傳統和歷史來歷史地定位、改變和仲裁；在某種意義上，正確的“馬克思”名稱是完全地無法回避的。（注：BerndMagnusandStephenCullenberg(eds):WhitherMarxism?London:routledge1995.ppx.）應該說，這四個特點都可能成為晚期馬克思主義的形式特征。正因為如此，用一句話來概括，即晚期馬克思主義是適應于晚期資本主義條件的解放議程，這一術語隱含的前提是馬克思主義必須修正其時空前提的局限性以滿足變化了的資本主義條件。最后要說明的是，在使用解放議程時，我們可能將這一思潮的實際邊界縮小了，因為晚期馬克思主義陣營也應該包括那些雖然部分地拋棄了馬克思的結論但確也內在地部分地堅持馬克思的基本方法進行理論建構的那一部分學者。當然，在這里，我們無法一一羅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