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列寧晚期文化革命思想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略列寧晚期文化革命思想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正文】

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尤其是在列寧臨終前口授的“政治遺囑”中，文化建設業已成為列寧最后沉思中的一個中心問題。據擔任列寧口授速記的秘書沃洛迪切娃回憶，列寧在口授之前，有一個“自己擬定的文章篇目”，在初步擬定的四個題目中關于文化建設占了兩個，其中第一篇《日記摘錄》專門談了文化教育問題。可以這樣認為，在列寧晚期對東方落后國家社會發展道路的探索過程中，列寧是沿著“文化——政治——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思路進行思索的，其中文化建設無疑是這一戰略構想中的重中之重。在新的世紀來臨之際，為了把我國這樣一個文化落后的東方農業大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學習和研究列寧晚期的文化革命思想，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文化建設是鞏固新生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根據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不平衡規律，列寧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革命勝利論的重要思想，并以此為指導，領導俄國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但是，列寧作為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戰略家，并沒有被這種勝利而沖昏頭腦，他十分清醒地認識到，“如果出征的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的民族，出征的民族就強迫被征服的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會強迫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注：《列寧選集》第4卷第637頁。）列寧在《論合作社》中指出：“從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應該放在政治斗爭、革命、奪取政權等方面，而現在重心改變了，轉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上去了。……我們現在的工作重心的確在于文化主義。”列寧認為這一認識是“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的重要表現。

孟什維克的理論家蘇哈諾夫等人認為，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經濟和文化高度發展的基礎之上，因而十月革命不符合馬克思的學說。列寧在《論我國革命》中認為蘇哈諾夫和第二國際的“英雄們”不懂得辯證法，“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他們一點也不理解。馬克思說在革命時期要有極大的靈活性”，同時列寧又指出，蘇哈諾夫等人也不懂得俄國的政治和社會變革已成為文化變革、文化革命的先導，俄國完全可以“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達到一定文化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因此，列寧認為社會主義并不是不需要文化，恰恰相反，在奪取政權以后必須加快文化建設，這是因為社會主義不僅同物質的貧困不相稱，而且同文化的落后不相稱；經濟落后的社會主義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文化落后的社會主義也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所以列寧反復強調，“在一個文盲的國家里是不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注：《列寧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09頁。）要鞏固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必須進行文化革命。

文化建設是經濟建設的重要基礎和智力前提。在《日記摘錄》中，列寧忍著病痛從1922年莫斯科中央統計局國民教育統計處出版的《俄國識字狀況》中抄錄了1897年至1920年俄國居民的識字狀況。統計顯示，沙皇時代的1897年，每千人中識字人數為223人，到1920年為319人，在學齡兒童中，只有1／4能夠上學，一些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程度更低，文盲占了90％以上，在這樣的情況下，封建迷信嚴重影響人們的思想，所以列寧說，“我們的進步太慢”，“我們直到今天還沒有擺脫半亞洲式的不文明狀態，”而在歷史同期，德國、瑞士的文盲只占全國人口的1—2％，瑞典、丹麥已消滅文盲。因此列寧認為，如果說文盲現象同奪取政權的斗爭可以相容，那么同經濟建設的任務則是水火不相容的，他在1922年3月23日給莫諾托夫的信中十分焦慮地指出：“我們所缺少的主要東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領。……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證我們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問題‘只’在于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文化力量。”（注：《列寧全集》第2版，第43卷第63頁。）列寧十分擔心做管理工作的共產黨員缺少文化、不懂管理將會嚴重阻礙蘇維埃社會的經濟發展，因此，列寧“提出這樣的任務：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還是學習。”（注：《列寧選集》第4卷第699頁。）

文化建設是政治變革、鏟除官僚主義的重要條件。政治體制問題是列寧晚期經常思索的又一個核心問題，在《給代表大會的信》中列寧明確提出：“我很想建議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對我們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變動”，這一“變動”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克服官僚主義，密切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聯系。然而列寧清醒地認識到，十月革命后的俄國仍然是一個“半文明”的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蘇維埃不具備直接民主的條件，“不識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識字只能有流言蜚語、傳聞偏見，而沒有政治。”（注：《列寧全集》第1版，第33卷第59頁。）雖然“官僚已被打倒，剝削者已被鏟除，但是文化水平還沒有提高，于是官僚們占據了原有的位置。”當全民的文化素質提高以后，才能實行直接民主，“才能徹底進行反官僚主義的斗爭，才能完全戰勝官僚主義”。（注：《列寧選集》第3卷第789、788頁。）簡言之，列寧認為“文化上的落后限制了蘇維埃政權的作用并使官僚主義復活。”（注：《列寧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50頁。）官僚主義“這種毒瘤”不能用軍事上的勝利和政治上的改造來醫治，它只能用提高文化來醫治。

由于列寧所理解的“文化”，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既包括“純粹文化方面”，又包括“物質方面”，大到科學技術、國民教育，小到掃除文盲、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等等，所以使得列寧晚期關于文化革命的思想內容十分豐富。這里，僅對列寧“純粹文化方面”的思想作一簡要的闡述。

第一，文化建設必須從普及工作抓起。

十月革命以后，列寧領導俄國人民進行了3年艱苦卓絕的國內戰爭，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下，列寧仍然十分重視國民教育，1919年12月26日，列寧簽署了《關于掃除文盲》的法令，規定“共和國全體居民年齡從8歲至50歲，凡不能讀不能寫的，必須學習識字。”但是，列寧對掃盲工作的進展情況非常不滿，在《日記摘錄》中列寧指出，“我們距離普遍識字還遠得很，……這說明我們還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達到西歐一個普遍文明國家的水平。”由于俄國是一個半文明的小農國家，決定了俄國的文化建設必須從最基本的掃盲工作做起。列寧在《日記摘錄》中指出：“在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國家里，還有很多經費可以而且應當節省下來用以發展國民識字教育”，對于廣大老百姓來說，首先應當學會文明生活，學會認字，防止頭上生虱子，床上長臭蟲，養成工作后吃飯前勤洗手的習慣，等等。列寧曾經提出，在偏僻的農村設立兩三所小學，要比在展覽會上展出一件最出色的陳列品更合我的心意。這說明在列寧看來，俄國的國情決定了文化建設必須從最基本的文化素質抓起。

第二，文化建設的重點應該放在農村。

20世紀初的俄國，還是一個介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東方落后國家之間的小農國家，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82％，因此，列寧認為，要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質，重點應該放在農村。在《論合作社》中，列寧提出了“兩個劃時代的主要任務”，“第一個任務就是改造我們原封不動地從舊時代接受過來的簡直毫無用處的國家機關”，“第二個任務就是在農民中進行文化工作”。

合作制理論是列寧晚期思想的重要內容，在《論合作社》中列寧指出，“合作制在我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這是因為“我們通過合作社，而且僅僅通過合作社……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但是列寧又十分深刻地指出，如果“沒有一場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所以，文化建設的重點應該放在農村，“在農民中進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經濟目的來說，就是合作社。”這是因為合作社的主要對象是農民，為了使廣大農民人人參加合作社的業務，必須使他們能夠識字，必須使他們能夠懂得參加合作社的一切好處，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僅有”的一件事情就是“需要一場變革，需要有全體人民群眾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個階段”。由此可見，要通過合作社建成社會主義，必須在廣大農村進行文化革命。

列寧在《日記摘錄》中還進一步探索了在農村中進行文化革命的基本方法，這就是“必須在工廠工人中組成許多以經常幫助農村發展文化為宗旨的團體（黨的、工會的、個人的）。”列寧還提出建議：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給各農村的支部，使城市工人的支部經常注意利用一切機會、一切場合，來滿足農村支部的各種文化需要，“使城市工人真正成為在農村無產階級中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人。”列寧還提醒大家，對于下農村這樣的措施，不要舍不得花錢，但要注意決不能“把純粹的和狹義的共產主義思想帶到農村去。在我們農村中奠定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之前，這樣做對共產主義可以說是有害的，可以說是致命的”。

第三，文化建設必須注意汲取全人類的文化成果。

文化，作為人類智慧的積淀，具有歷史的繼承性，所以列寧在1920年《青年團的任務》中曾經提出：“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注：《列寧選集》第4卷第348頁。）推而廣之，只有繼承全人類全部優秀的文化遺產，才能建設社會主義，才能建成社會主義。所以列寧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對待傳統文化必須采取兼收并蓄、批判繼承的態度。

在這個問題上，關鍵是如何正確對待資本主義的文化、資產階級的文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認為，任何勞動過程、勞動產品都可以區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勞動的物質內容，另一方面是勞動的社會形式，這一形式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列寧借鑒了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理論，運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資本主義文化的二重性。列寧認為，資本主義的文化、資本主義的文明，一方面是與資本主義階級關系、剝削制度、社會本質相聯系的社會關系，這些方面實質上是“野蠻的文明”、“吃人的文明”，必須摒棄；另一方面是與社會化大生產相聯系的物質基礎，這些方面必須作為珍品加以繼承，尤其作為俄國來說，由于在十月革命前資本主義并不十分發達，因此，應該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的文化來克服封建主義的文化。在《論糧食稅》中列寧曾經深刻地指出：“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同中世紀制度、同小生產者渙散性引起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則是幸福。”因此，“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對于如何對待資本主義文化，列寧曾經與以波格丹諾夫為首的“無產階級文化派”展開了持久的爭論。

“無產階級文化派”不顧俄國國情，強調“文化”的獨立性，以虛無主義的態度否定并排斥以往的一切文化，否認舊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1922年9月27日，“無產階級文化協會”主席普列特涅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在意識形態戰線上》一文，該文提出要“創造新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文化”，列寧看后在旁邊批了“哈哈”兩字。列寧認為，在俄國這樣一個文化落后的國家里，不應該奢談“無產階級文化”，“在開始的時候，我們能夠有真正的資產階級文化也就夠了，在開始的時候，我們能夠拋掉資產階級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極的文化，即官僚的或奴隸制等等的文化也就好了。”（注：《列寧選集》第4卷第698頁。）所以，在列寧看來，資產階級文化并非都是糟粕，它高于奴隸制的文化和封建制的文化，而對于俄國來說，首先要掌握資產階級文化，并充分利用資產階級的文化來建設社會主義。

第四，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文化建設的重要條件。

曾經在歐洲9個國家生活14年、能熟練掌握4個歐洲主要國家語言的列寧，深受歐洲文明的熏陶，對科學知識、對掌握科學知識的知識分子懷有深厚的感情。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寧就指出，知識分子之所以叫知識分子，就是因為他們最有意識、最徹底、最準確地反映了整個社會階級利益的發展，沒有知識分子，也就沒有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運動，科學社會主義就是工人階級和進步知識分子相結合的產物。1902年在《給弗·亞·諾斯科夫的信》中列寧指出：“我們的土地遼闊富饒，但是很紊亂。應當尋找人才，因為人才還是有的，——但是必須象愛護眼珠一樣地愛護人才”。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列寧又進一步認識到，沒有知識分子就沒有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由于知識分子是文化產品的創造者和傳播者，因此，要開展文化革命，必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不斷提高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待遇。在《日記摘錄》中列寧指出：“我們沒有關心或者遠沒有充分關心把國民教師的地位提到應有的高度，而不做到這一點，就談不上任何文化，既談不上無產階級文化，甚至也談不上資產階級文化。”因此，列寧在生命的垂危時刻發出呼吁，“應該把我國國民教師的地位提到資產階級社會里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列寧要求把通過精簡機構以后壓縮出來的款項，轉作教育人民委員部的經費，并提出在糧食已經勉強夠吃的情況下，不要再舍不得增加教員的面包配給額了。在經濟困難的條件下，凡是能夠替知識分子做到的事情，都要替他們做。

列寧不但是這樣說的，而且也確實是這樣做的。1919年12月23日列寧簽署了《關于改善科學家的生活狀況》的法令，1921年8月25日，列寧再次簽署法令，規定知識分子有權多分配一間住房，以便在家中從事專業工作。在列寧的倡導下，蘇維埃俄國成立了“全俄科學家生活改善委員會”。在工資待遇方面，十月革命以后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的每月薪水在500—800盧布（列寧當時每月的薪水只有500盧布），而專家的薪水則遠遠超過這個數目，最高可達3000盧布。為了給專家提供良好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在蘇維埃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1921年1月24日列寧簽署了人民委員會的一項決定，給巴甫洛夫院士享受“兩份院士的口糧”，該決定“責成彼得格勒蘇維埃保證巴甫洛夫教授及其妻子所居住的住宅歸他們終生使用”，并要求在巴甫洛夫的住宅、實驗室里安裝最好的設備，國家出版局要找最好的出版社用精裝本出版巴甫洛夫的著作。列寧還認為，對于那些知識分子政策落實得不好的單位，必須追究領導的責任。1921年，莫斯科一家自來水廠的總工程師自殺，經調查，自殺原因是由于這位工程師的工作條件極其惡劣。列寧得知后非常氣憤，認為這是“由于黨支部委員以及蘇維埃政權機關的不內行和不可容許的行為造成的”，“如果我們的一切領導機關、無論是共產黨員、蘇維埃政權或工會不能象我們愛護眼珠那樣愛護一切真誠工作的、精通和熱愛本行業務的專家（盡管他們在思想上還同共產主義格格不入），那么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注：《列寧選集》第4卷第591頁。）1922年1月4日，列寧就這一自殺案致信俄共中央政治局，建議將自來水廠黨支部全體人員交付法庭審判，并且審判要聲勢浩大，要公開進行。

列寧還認為，對知識分子不但要生活上關心，還要在政治上信任，要不斷提高他們的政治地位，把那些具有理論知識和豐富實踐經驗的教育家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讓專家們參與決策、參與立法，并“擔任地方的特別是中央的負責工作”。

第五，文化建設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由于俄國是一個半亞洲式的小農國家，小農經濟的思想意識以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種種惡習時時刻刻侵襲著年輕的蘇維埃的肌體，再加上“文化任務不能象政治任務和軍事任務解決得那樣迅速。……在戰爭中幾個月就可以取得勝利，但是在這樣短的時期要取得文化上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根據它本身的性質，這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注：《列寧全集》第1版，第33卷第60頁。）所以，列寧認為，“在文化問題上，急躁冒進是最有害的。”（注：《列寧選集》第4卷第698頁。）蘇維埃俄國需要經過頑強繁重的工作，“才能達到西歐一個普通文明國家的水平”。在《論合作社》中列寧還指出：“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了。但是這個文化革命，……對于我們來說，都是異常困難的。”根據列寧的推測，“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度過這個時代也要一二十年。……需要整整一個時代。”所以，列寧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一方面，對社會主義事業充滿必勝的信心，認為一國不但可以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且通過新經濟政策和合作化的道路，在沒有其它發達國家幫助的情況下，一國完全可以建成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列寧又深深地感到，文化的落后嚴重阻礙著蘇維埃社會主義的發展，由于文化革命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因此，要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

雖然列寧離開我們已經有70多年，雖然蘇維埃俄國發生了重大的歷史劇變，但是，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處于關鍵時刻的今天，學習和研究列寧晚期的文化革命思想，對于我們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無不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方面，文化建設必須與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相適應，尤其對于我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來說，文化革命應該成為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項極其重要的戰略任務，不然，文化建設的滯后將嚴重阻礙經濟、政治的發展。如果說列寧當年強調文化建設對于全面實施新經濟政策具有重大意義，那么在世紀之交的今天，我們強調文化建設對于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步伐無疑具有重大意義；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地域遼闊，文化發展極不平衡，因而文化建設也必須堅持“兩手抓”的戰略，既要抓高科技的發展，又要抓全民文化素質的提升，這樣才能使我國真正沿著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道路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