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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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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存在著一個正確把握馬克思文本的思想內容的問題。正確理解馬克思文本的思想內容,對于堅持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重大意義。在進行馬克思文本研究時,需要認真清理幾個前提性問題。

          【關鍵詞】馬克思/文本研究/解釋學/馬克思主義哲學

          【正文】

          正確把握馬克思文本的思想內容,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前提之一。馬克思文本研究在中國尚屬于新興的研究領域,但它卻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極力推崇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它使人們看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新的生長點。筆者擬就在從事此項研究中所想到的幾個問題談點個人看法,以求教于方家同仁。

          問題一:為什么現在需要大力開展馬克思文本研究?

          根據當代法國著名哲學家保羅·利科的理解,所謂文本就是通過書寫固定下來的任何話語。馬克思的思想是通過馬克思的文本來理解的。但什么是馬克思的文本,實際上并不是一個確定無疑、無需反思的簡單問題。一定的文本的存在,對于讀者當然是確定的,但文本所表達的內容具有什么樣的思想性質,卻并不是對于所有讀者都是一樣確定無疑的,因此,馬克思的文本肯定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由此可見,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學界出現的“回到馬克思”、“重讀馬克思”熱,從理論上說,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作為解釋學所積極提倡的一種研究方法,文本(text)研究所極力強調的是解讀文本,努力做到對文本的正確理解和避免誤讀。馬克思文本研究是西方“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開展的一項研究工作,但對于中國來說,這項研究才剛剛起步不久,而且從事這項研究的原因也是較為復雜與特殊的。

          第一,公允地說,在中國,倡導讀馬克思原著并不是現在的首創,我們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曾經大力號召大家讀馬克思原著。但是,由于當時的重點只是強調帶著問題去讀,力求在讀中做到活學活用,因此,盡管這種“讀”也是解讀文本的一種形式,但它卻帶有較大的局限性,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談不上對馬克思文本的正確理解,其所產生的消極影響也是極其明顯的。而正是以往的這種“讀”的局限性,使得我們看到目前大力開展馬克思文本研究的必要性。在今天,這項研究的必要性之一就在于,力求在開展馬克思文本研究的過程中,糾正以往在解讀馬克思文本中出現的問題。但是,我們也不必糾纏過去的問題不放,讓過去的問題捆住了我們的手腳。對于過去的問題,我們可以在深入開展馬克思文本研究中加以糾正。這個過程既是一個“張揚”正確理解的過程,也是一個“糾正”以往錯誤理解的過程。

          第二,我國學界最初一些人提出應當“回到馬克思”、“重讀馬克思”,主要因為他們認為馬克思的著作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文本,他們開展重新研究馬克思文本的工作就是為了得到本來意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于是,隨之而來的是,根據馬克思文本中的不同內容,一些人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道主義,或“超越”的實踐哲學;而另一些人則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唯物主義,或歷史唯物主義;有些人甚至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哲學人類學,等等。很顯然,目前對馬克思文本的理解是雜亂的,甚至有些結論是迥然相異的,但是它們的存在卻促使我們看到了在今天深入開展馬克思文本研究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第三,對于中國來說,馬克思文本研究之所以必要,還在于這是由馬克思思想的發展與傳播特點所決定的。馬克思思想的主要特點是:第一點,馬克思思想有一個逐漸形成、發展與完善(甚至改變)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就值得我們從文本上不斷地反復推敲;第二點,馬克思思想的形成、發展與完善是與恩格斯在思想上的幫助分不開的,對此,我們需要在不斷的區分中弄清事情的真相;第三點,對于中國來說,馬克思思想是經過“中轉站”(先是日本、歐洲,后是蘇聯)傳播過來的,由此我們實際上所獲得的是“打了折扣”的真相。因此,正是基于馬克思思想的這些特點,在中國,馬克思文本研究有著其特殊的重要意義。我們只有通過文本研究,才能真正做到正本清源。

          第四,從當前的國際環境來看,馬克思文本研究之所以必要,在于這是回應一些挑戰的重要手段。在馬克思主義創立的一百五十多年間,馬克思主義受到了來自許多方面的挑戰。過去這種聲音主要來自西方世界,而自蘇東歐解體之后,這種聲音主要出現在俄羅斯等國。應當說,目前在俄羅斯等國出現的對馬克思挑戰的聲音具有更大危險性,因為這是從熟知馬克思思想體系的人們的內部發出的反面聲音,這些人深知馬克思思想體系中的問題所在。在俄羅斯,1992年出版了《馬克思主義:反對與贊成》,1999年又出版了《馬克思與現代哲學》,這些著作都是直接針對馬克思思想體系的。我們只有深入開展馬克思文本研究,才能積極回應其中的挑戰。

          第五,從目的的角度來看,馬克思文本研究之所以必要,就在于這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需要。“馬克思主義是與時俱進的”這一提法使我們看到了與時代保持同步發展這一硬道理。馬克思主義只有不斷地與時俱進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競爭中贏得發展,與時俱進解決的是生存與死亡的問題,即適者生存的問題。但是,馬克思主義如何才能與時俱進呢?其實,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主要依據除了在時代中尋找之外,還應該在馬克思文本中去尋找。馬克思主義必須是一脈相承的,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并不會在與時俱進中變得面目全非,這同時也表明我們必須注重在馬克思的文本中去尋找其與時俱進的重要依據,而不是打著馬克思主義應該與時俱進的旗號而把一些非馬克思的東西(甚至是反馬克思的東西)硬塞到馬克思主義之中,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喪失其本質,失去其本來面貌,丟掉其科學性。

          問題二:中國學者以中國的話語形式與語境能夠正確解讀馬克思文本嗎?

          應當說,倡導開展馬克思文本研究,無論是主觀愿望還是實際意義,都是無可厚非的。這里的問題是,我們以中國的話語形式與語境能夠正確地解讀馬克思文本嗎?馬克思文本研究難道只是我們的一種良好愿望嗎?

          作為解釋學的先驅,施萊爾馬赫曾經對正確地理解文本提出了較為苛刻的條件。他認為,在語言方面必須做到:(1)結合作者所處的具體條件來理解文本的意義(歷史性原則);(2)在與周圍其他語詞構成的意義整體中,也就是在一定的語境中去理解每個語詞的意義(整體性原則)。而在精神方面,他所提出的條件是:理解者必須走出自己的內心世界,進入作者(創作時)的精神境地,即回到作者的思想源頭,才能重新體驗或再現作者的原意。施萊爾馬赫的解釋學被稱為客觀主義解釋學,他所強調的是解釋的客觀性。而以他所提出的條件,我們要想正確地解讀馬克思文本是有相當大的難度,并且這種難度是我們無法克服的,因為無論從話語形式還是從語境角度來看,中國學者都不具有正確理解馬克思文本的優勢。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效果歷史意識作具體說明時,作為現代解釋學的代表人物的伽達默爾曾經明確說道:“效果歷史意識首先是對詮釋學處境的意識。”“處境這一概念的特征正在于:我們并不處于這處境的對面,因而也就無從對處境有任何客觀性的認識。我們總是處于這種處境中,我們總是發現自己已經處于某個處境里,因而要想闡明這種處境,乃是一項絕不可能徹底完成的任務。這一點也適合于詮釋學處境,也就是說,適合于我們發現自己總是與我們所要理解的流傳物處于相關聯的這樣一種處境。對這種處境的闡釋,也就是說,進行效果歷史的反思,并不是可以完成的,但這種不可完成性不是由于缺乏反思,而是在于我們自身作為歷史存在的本質。”(P387)正是從伽達默爾的有關論述中,我們不僅看到了他的現代解釋學對施萊爾馬赫的傳統解釋學的巨大修正,而且也看到了中國學者正確理解馬克思文本的可能性與優勢所在。伽達默爾所提出的效果歷史意識展示了一種開放性的邏輯結構,他極力強調的是,我們總是處于某種處境中去實現對文本的理解的,而這種理解實際上就是在過去與現在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因此,盡管中國學者在馬克思文本研究中不具有話語形式與語境方面的優勢;但是,中國學者卻擁有另一種優勢,這種優勢就是中國現在所在進行的這場蓬蓬勃勃的社會主義實踐。對社會主義的科學預見是馬克思文本的主要內容,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是與我們所要理解的流傳物(對于我們來說,即是馬克思文本,引者注)相關聯的這樣一種處境”(P387)。這個“處境”是一種價值連城的“饋贈”,是以十幾億的中國人所開展的社會主義實踐作為基礎的,它使中國學者有了在理論與實踐的對比中正確理解馬克思文本的可能性。西方學者之所以十分關注來自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聲音,就在于他們缺乏中國學者的這種處境優勢,這種優勢甚至可以幫助中國學者彌補話語形式與語境方面的不足。當然,可能性是一回事,現實性又是另一回事。雖然從現代解釋學的角度來看,中國學者已經擁有了正確解讀馬克思文本的優勢,但是,要把這種優勢變成現實的存在,尚需要中國學者的共同努力。

          問題三:怎樣開展馬克思文本研究?

          現代解釋學意義上的馬克思文本研究在中國尚屬剛剛起步的事業,而在西方,這項研究已經存在了很長的時間。盡管我們可以借鑒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阿爾都塞、哈貝馬斯等)和一些當代西方學者(如德里達等)在這項研究中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但是,在中國我們更應該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展開研究。

          第一,絕不能教條式地理解馬克思文本。長期以來,教條式地理解馬克思文本的現象在我國較為嚴重,與此相關的事例俯拾即是。例如,在哲學領域,我們有照搬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四章二節的傳統;在經濟領域,我們曾經照搬前蘇聯計劃經濟的模式。作為馬克思文本研究的開創性人物之一,阿爾都塞的斷裂說和依據癥候閱讀法給近幾十年世界范圍內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他曾經深有感觸地說,一方面斯大林體系的教條主義,另一方面蘇共二十大以來的非斯大林化,兩次沖擊把我們推到了理論的死胡同,而為了從中脫離出來,我們就必須探索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力圖按照馬克思的思想而思想。阿爾都塞還認為,馬克思的哲學并沒有隨教條主義的結束而過時,相反它們仍然作為我們的問題而存在。在阿爾都塞看來,教條主義的結束使我們面對以下的現實:馬克思通過創立他的歷史理論,奠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但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們去做。因此,首先的任務是要我們直接閱讀經典著作作好閱讀方法前提的批判。阿爾都塞明確提出,要真正歷史地進入到馬克思自身的問題與思想深處,回到馬克思當年思考與提出革命性理論的具體語境——經濟學與社會主義、歷史研究等等中去,研究馬克思如何從當年強大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唯心主義襁褓中掙脫出來,走向現實的科學的視野,阿爾都塞還主張,必須承認真實歷史對意識形態本身的影響,而不能內在目的論式地研究馬克思(P1-63)。從這些論述中,我們看到只要我們盡力杜絕教條式的理解馬克思文本,那么我們就既不會因為教條主義而被推入到理論的死胡同,也不會因為教條主義沒有結束而無法真正歷史地進入到馬克思自身的問題與思想深處(P1-63)。第二,胡亂地、毫無根據地把自己的思想附加到馬克思身上的文本研究,是絕對不可取的。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進程來看,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存在著較為嚴重的“附加現象”。也就是說,許多研究者常常把自己的思想附加到馬克思身上,從而使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曲解。其實,人們現在之所以總在質疑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體系,就因為其中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附加現象”。我們知道,伽達默爾曾經把海德格爾的“理解前結構”稱為先人之見或偏見,認為它們是任何理解的出發點或前提。他明確說道:“一切詮釋學條件中最首要的條件總是前理解……正是這種前理解規定了什么可以作為統一的意義被實現,并從而規定了對完全性的先把握的應用。”(P378)正因為理解和解釋的前結構或前理解對理解和解釋的影響是在所難免的,所以,在馬克思文本研究中出現“附加現象”也是難以避免的。不過,“附加現象”的難以避免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胡亂地、毫無根據地將自己的思想附加到馬克思文本研究,致使這種研究結果不僅不對馬克思主義研究進程產生幫助,反而會起到極壞的影響。

          第三,歷史地研究馬克思文本,而不能斷章取義。盡管施萊爾馬赫的客觀主義解釋學在整體上受到了伽達默爾的質疑,但是,他的“歷史性原則”并沒有被否定。正因為結合作者所處的具體條件來理解文本的意義(歷史性原則)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馬克思文本研究中,我們一定要努力做到歷史地研究馬克思文本。客觀地說,對于中國學者來說,要想真正按照歷史性原則研究馬克思文本,是有一定的難度的;這主要是因為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那段歷史畢竟是西方世界的歷史,為此,想要超越地域、文化與歷史所帶來的距離而把握馬克思文本的本來意義,肯定是十分困難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放棄按照歷史來研究馬克思文本的原則。如果我們放棄這個原則,那么,只意味著那種斷章取義地研究馬克思文本的做法可以大行其道。在歷史性原則上的任何退讓,都有可能給那種斷章取義的做法大開方便之門。

          第四,馬克思文本研究應與研究馬克思文本相結合。從廣義上看,文本研究所包括的內容較為廣泛,它不僅包括對文本本身的考證研究(傳統意義上的文本學),而且包括對文本意義的理解與解釋。而就此而論,文本研究與研究文本之間構成的是包容關系。也就是說,研究文本構成文本研究的內容,人們談論文本研究時是不能將研究文本排斥在外的,而且人們甚至可以說文本研究中最見功夫的是版本考證。不過,倘若從狹義上看,文本研究實際上與研究文本之間并不構成包容關系。從狹義上說,所謂研究文本的研究對象是文本本身,這種研究是帶有文本考證性質的,版本考證是屬于它的研究內容之一;而所謂文本研究則專指一種解釋性與理解性的活動,這種研究的研究對象是文本的意義。當人們以“回到馬克思”、“重讀馬克思”為主旨展開研究時,這種研究是狹義上的文本研究,因為它所真正關注的并不是文本本身,而是文本的意義,它所希望的是理解本來意義上的馬克思。當然,應當看到,盡管文本研究與研究文本存在著區別,但是它們之間也存在著不可否認的聯系,這種聯系使它們之間形成了互補關系。很顯然,馬克思文本研究并不可能是憑空進行的,它的根據仍然是文本。正因如此,研究馬克思文本所獲得的成果對于馬克思文本研究是十分重要的。研究文本過程中所獲得的成果,可以幫助人們更加深入而科學地把握文本的意義。倘若忽視了這些成果,可能會對文本研究的深度與廣度產生一定的影響。目前國內學術界正在熱炒《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第二版(MEGA2),其實這種熱炒所真正表明的是,人們已經較為清醒地認識到借鑒研究文本的成果,對于深化文本研究是極其重要的。當然事不遂人愿,MEGA2在西方目前只出了54卷,原計劃出版114卷,而且它被譯為中文尚需要一段過程,因此,MEGA2真正能為我們所用尚需要一段時間。

          第五,與“問題視域”聯系起來進行馬克思文本研究。在對處境的進一步解釋中,伽達默爾鮮明地指出:“我們可以這樣來規定處境概念,即它表現了一種限制視覺可能性的立足點。因此視域(Horizont)概念本質上就屬于處境概念……誰具有視域,誰就知道按照近和遠、大和小去正確評價這個視域內的一切東西的意義。因此,詮釋學處境的作用就意味著對于那些我們面對流傳物而向自己提出的問題贏得一種正確的問題視域。”(P388)在這里,伽達默爾不僅明確地提出了“問題視域”概念,而且還強調只有取得某種問題視域,才能理解文本的意義。

          既然問題視域如此重要,那么,在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釋者就不應該忽視它的存在,而應該在爭取贏得問題視域的基礎上理解文本的意義。客觀地說,解釋者只有帶著自己的問題視域進入到所要理解的文本的問題視域中,才能在與馬克思文本的問題對話中達到“視域融合”,在兩個視域的遭遇、交融與溝通中發現并揭示馬克思文本的新的意義。過去我們讀馬克思原著所提倡的方法就是帶著問題去讀,但其讀出來的結果卻有將馬克思思想歪曲化、庸俗化的傾向,而現在我們則強調“問題視域”的重要性,這之間有區別嗎?其實“問題”與“問題視域”是有區別的:“問題”是實在性的,而“問題視域”則是看視的區域,它包括了從某個立足點出發所能看到的一切問題,是由文本的“問題視域”與解釋者的“問題視域”兩方面組成的。在具體性問題的引導下解讀馬克思文本,勢必會使解讀的結果過于針對性,而使理論喪失其一般性的意義;但是圍繞“問題視域”所談論的解讀馬克思文本,這種解讀是以與文本的問題對話作為其存在形式的,其結果是達到“視域融合”,實現對文本意義的新的解答。由于中國的現實的社會主義實踐有著太多的新問題等待著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加以解決與回答,例如勞動價值問題、全球化問題等等,因此,就當前而言,與“問題視域”聯系起來進行馬克思文本研究,是極其重要的。馬克思創立其文本時所擁有的問題視域與我們目前所擁有的問題視域,顯然是有所區別的;但是,通過在問題對話中實現“視域融合”,我們便有可能在揭示馬克思文本意義的同時拓展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

          問題四:如何深入開展馬克思哲學文本的研究?

          馬克思哲學文本是馬克思文本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很顯然,深入開展馬克思哲學文本的研究從方法論上講有其特殊性。

          目前,與經濟學等領域有所不同的是,在開展馬克思哲學文本研究的過程中,人們首先會遇到那些長期以來已經形成的較為固定的思想模式,這些模式的存在使得人們在馬克思哲學文本研究中每走一步都十分艱難。當然,也正因為這種困難的存在,在我國學界出現了多種研究思路并存的局面,例如,哲學體系重建模式、對話比較派研究范式以及語境回歸派等等。客觀地說,哲學體系重建模式是與傳統的固定的思想模式直接對抗的結果,它的主要特點是強調在對抗中取代;對話比較派研究范式與語境回歸派所選擇的路徑則是在回避中生存。因此,這三種思路都具有其可取之處,但又都不盡如人意。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了“問題視閾”在解讀文本過程中的重要性,因此,要使馬克思哲學文本研究真正深入下去,我們仍然需要重視問題視域的特殊意義。這就是說,我們應該把圍繞哲學所特有的問題視域而展開文本解讀作為深入開展馬克思哲學文本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應該說,馬克思對哲學所作出的解釋,是由他所擁有的哲學問題視域所決定的;因此,我們絕不能脫離他所擁有的哲學問題視域來理解他的哲學的性質。當然,人們之所以對馬克思哲學的性質有多種理解,也是與他的哲學問題視域分不開的。馬克思生前未能留下完整的專門的哲學著作,因此,人們只有從他的哲學問題視閾中去尋找他對哲學的理解以及對他的哲學定性。“回到馬克思”的作者帶著自己的哲學問題視閾而深入到政治經濟學領域這個馬克思所擁有的特殊的哲學問題視閾中,從而將馬克思哲學解讀為(廣義的)歷史唯物主義;“重讀馬克思”的作者帶著自己的哲學問題視閾深入到關于實踐問題的理解這個馬克思所擁有的特殊的哲學問題視閾中,從而將馬克思哲學解讀為實踐唯物主義……這些多種多樣的解讀結論的出現,只能說明馬克思的哲學問題視閾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化的。正是這種多元化的哲學問題視閾,造成了人們對馬克思哲學的解讀的多樣性。由此可見,對于馬克思哲學解讀結論的多樣性,我們一定要統一到馬克思的哲學問題視閾的多樣性上來,而且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順我們的思路。

          每個問題視閾所能看到的問題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說,包括在每個問題視閾中的問題都是有所不同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應該注意到以下兩點:第一,處于某個特定的問題視閾的人們不要過于熱切地企盼處于其他問題視閾的人們也能看到自己所看到的問題,甚至得出與自己相同的結論。第二,處于一定問題視閾的人們尊重持有其他問題視閾的人們的問題。當前,哲學界存在的體系之爭,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就是因為許多人沒有認識到這些癥結的存在。由于主張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體系的人與主張實踐唯物主義體系的人所處的問題視閾是不同的,因此,他們所看到的問題是不同的,他們得出的結論也是不同的。倘若他們互相不承認對方的特殊的問題視閾的存在意義,甚至對于對方沒有看到自己所能看到的問題感到不可思議,那么,最終只會出現互不相讓,甚至兩敗俱傷的局面。這種狀態顯然是不利于對馬克思哲學文本的深入解讀的。

          【參考文獻】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卷[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