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的局限性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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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批判是考察中國社會的基本方法，文化批判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批判思想的當代價值體現在三個方面：對現實的敏銳洞察和深刻批判精神值得我們借鑒；文化批判思想所蘊含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具有當代意義；文化批判思想對當今全球化時代的觀照啟迪我們準確把握時代特征。文化批判思想的局限有：憲政武器的缺失；階級分析的泛化；批判方式的失當。

關鍵詞：文化批判思想；當代價值；憲政武器缺失；階級分析泛化；批判方式失當

文化批判是考察中國社會的基本方法，文化批判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雖然產生、形成于戰爭年代，而當代中國所處時代最典型、最突出的特征是和平發展以及經濟全球化。但綜觀中國近現代歷史，可以看出，后一個時代正是前一個時代歷史演繹的必然結果，前一個時代是后一個時代的邏輯奠基。因此，對于近代以來的中國而言，思想連接了這樣兩個前后具有邏輯與歷史關聯的時代。這就是說，雖然文化批判思想孕育萌芽和形成成熟的時代已成為逝去的歷史，但歷史的印跡還散發著新鮮的氣息。正如英國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朗西斯·馬爾赫恩所說:“過去是現在的前歷史，作為傳統，它本身又是現在這個舞臺上的演員;沒有歷史的理解，我們既無法解釋現在，也無法評價現在提供給我們的種種選擇。這也是我們認識和評價文化批判思想的基本立足點。

一、當代價值

文化批判思想的科學性決定了其當代價值。評價文化批判思想的當代價值，必須站在時代的高度，反映時代的要求，立足中國的實際，其標準應當是文化批判思想與當今時代主題和時代特征契合的程度，特別是其滿足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程度。

首先，我們應受到啟發的是對現實的敏銳洞察和深刻批判的精神。

任何科學理論都產生于一定的歷史條件，同時它又能超越時代。文化批判思想是在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土壤里播種、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疾風驟雨中孕育的。在當代社會，其批判的某些具體對象，可能已不存在或發生了較大改變，對它們的某些具體的批判內容或許已經不能適合時代的需要，但是，對現實始終保持敏銳洞察、清醒審視和深刻批判的精神是具有當代性的。文化批判思想涵蓋了三個維度，即對現實事物的批判;對將來的未生成的可能性疆域的批判;對主體自身理論和實踐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覺醒。這三個維度使得文化批判思想由于不斷關注和考問人的存在方式而獲得其當代性。的文化批判不僅指向舊的文化勢力，而且他還對自身一一新文化模式的主體進行了無情地剖析與批判。對中國農民階級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和自身弱點的批判，對無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中國共產黨始終進行著清醒的審視，這種審視最早的理論表達《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以及后來整頓“三風”的運動，無不給我們以警示，清醒地認識自身并且勇于把批判的矛頭指向自己，這是我們面對新的時代必須具備的品質。

其次，文化批判思想所蘊含的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仍具有當代意義。

文化批判思想中關于新文化實現的手段、道路、動力、對象等問題的論述，隨著時代的變換，已成為存留于歷史的珍貴遺產。但我們如果透過這個具體事實去探尋它背后的方法論基礎，就會發現所用的是從部分質變人手達到、促成整體質變的方法。今天我們回過頭去審視從1927年至1949年的中國歷史，可以看出，從部分質變到整體質變正是中國新文化重建的基本手段和基本路徑。的具體思路是，在當時舊的文化勢力強大的中國，整齊劃一地使新文化在“一個清早”就完全取代舊文化的變革，是不可能成功的，這已被實踐證明了。那么，只有首先建立起一塊或幾塊新的文化區域即紅色區域，保護它、發展它，這是未來新中國的原始細胞，經過艱苦努力，就會出現更多的小塊紅色區域，星星之火，最后將發展為燎原之勢，使全中國都變為新文化的區域，取得中國革命的整體勝利。這種思維方法在以后中國的發展和建設中不斷被繼承，成為一種解決中國問題的基本思路。從鄧小平著名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以及先在沿海城市搞改革開放試點，由這些試點一步步推進到西部開發，到建設和諧社會，這些方針的制定，都是對以點到面、由部分質變到整體質變的方法的繼承和發揚。

第三，文化批判思想對當今全球化時代的觀照。

當今時代，“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得政治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問題凸顯，網絡的普及導致強勢國家、民族與政治團體之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輻射效用劇增。在這種情況下，相對弱勢的國家與民族，一方面必須主動實行對外開放，以積極應對全球化之大潮，從而通過跨越式的發展來趕超現代化的先發國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力圖主導的全球化中被‘邊緣化’，淪為大國的附庸，并導致與發達國家差距的進一步拉大’。我們需要拒斥的“被邊緣化”，不僅體現在經濟上，而且也體現在文化上。不難看出，近代以來現代化進程中的后發外生型國家在對外開放問題上所面臨的兩難抉擇，在現時代并沒有終結的跡象。對于中國而言，這一現象表現得尤為突出。而文化批判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拒斥中國半邊緣化即半殖民地化與“衰敗化”的革命過程中形成、發展起來的。現時代，中國已成功地阻斷了其近代以來被邊緣化的進程，由被動卷人現代化浪潮向主動進行現代化建設轉變。這一進程中，文化批判思想所表現出的對西方文化批判吸收的開放態度，應成為我們正確對待西方國家文化滲透的價值導向。因此，文化批判思想對于我們正確面對當今社會文化現實是有借鑒意義的。對當今社會的流行文化、大眾文化、封建文化、消費文化等，我們都應保持清醒的批判態度。

二、偏差與局限

馬克思曾經引用過黑格爾的深刻論述:“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這是說人們在既定的時代條件下創造歷史，但始終無法規定歷史的內在矛盾，人們的主觀意愿并不總是與客觀結果成正比。黑格爾公正地指出:“一個‘世界歷史個人’不會那樣有節制地去愿望這樣那樣事情，他不會有許多顧慮。他毫無顧慮地專心致力于‘一個目的’。他們可以不很重視其他偉大的、甚或神圣的利益。這種行為當然要招來道德上的非難。但是這樣魁梧的身材，在他邁步前進的途中，不免要踐踏許多無辜的花草，蹂踴好些東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民族悲劇中，導演了氣壯山河的歷史喜劇，卻又在社會主義的歷史喜劇中，導演了‘史無前例’的民族悲劇。“我們今天的研究應當是理性的、嚴肅的，因而就不能不直面文化批判思想的偏差與局限。

首先，憲政武器的缺失。

構成文化批判思想底色的，根深蒂固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川。由于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道德、倫理哲學，缺乏憲政民主的文化資源。對于西方文化，雖然曾廣泛涉獵過，但“從中西文化對比的角度觀察，人們很容易發現:崇尚我國傳統文化，對接觸甚少的資本主義文化一般采取虛無蔑視的態度。甚至可以說，他對中國典籍的熟悉程度遠遠超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熟悉程度。也就是說，對西方文化缺少完整的研究和內在的認同。青年時代的固然是“大雜燴”，但建國后，也沒有把西方文化的新觀念真正融貫到他的整個思想之中，更沒有思考過這些新觀念如何在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具體落實。所以，西方的憲政民主文化資源自始至終都沒有在的思想中真正扎根。正如楊奎松在《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所說:雖然認識到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存在著值得借鑒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現象生長的某些長處，卻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樣的問題，用不著對自己進行監督和限制。過分的自信，使他明顯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可能重視那種建立在嚴密的法律制度之下的社會監督體制。因此，他堅決反對任何企圖在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學習的想法。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專制統治傳統和影響久遠的專制觀念，對文化批判思想影響甚深。早期文化批判思想中對傳統倫理文化、教育文化的批判是深刻而精彩的，但對傳統政治文化、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批判內容較少，其深刻程度也遠不及前二者。在以后的文化批判中，批判封建專制主義多數時候僅限于其對農民的壓迫，對專制集權政治制度的批判不多。雖然，在延安時期表述了對待傳統文化的正確態度，應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而“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反對“頌古非今”和“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但一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主因素實在不多，二來由于我們很難“樹立起區分封建性毒素的客觀標準，因為某些封建觀念我們已經習以為常而難以覺察，有些甚至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下面得到新的生存和發展機會。真正落實這一方針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本人而言，一方面他強調群眾路線的重要性，并將其上升到黨的認識路線、組織路線的高度。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曾問，歷史上許多政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形成了一種周期率，共產黨執政后有沒有跳出這個周期率支配的新路?答道:“我們己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計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一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但另一方面，的思想中又有許多或許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對于民主與集中的錯誤觀念，如他曾說過:“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這種觀念無疑是片面的，作為共產黨的領導方式和組織方式，民主和集中應該是相輔相成、合理統一的兩個方面，而不能用“尤其要集中”來概括民主集中制。對民主和集中關系的這種理解在以后進一步發展為獨斷專行。《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就曾多次提到“獨斷專行”的問題。《決議》指出，在前的十年內，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在分析發生的原因時，《決議》又指出，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可見，文化批判思想中民主憲政武器的缺失，也是導致個人所表現出的某些錯誤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階級分析的泛化。

在進行文化批判的過程中非常重視階級分析的方法，階級分析是認識中國國情的基本手段。民主革命時期，在文化批判中對階級分析方法的運用是成功的。但在社會主義時期，在進行文化批判的過程中，恰恰在他最擅長的階級分析問題上出現了失誤。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關于哲學問題的講話中提出，有階級斗爭才有哲學，研究哲學的人，第一位不是哲學，是階級斗爭，不搞階級斗爭，搞什么哲學。他還要求理論工作者分期分批下去，參加階級斗.爭。這種說法是欠妥的。哲學思維萌芽于無階級的原始社會，在階級社會中，哲學發展的主要動力是生產和科學，而不是階級斗爭。新中國成立后，在文化批判和改造的進程中，對于知識分子這個文化創造的主要力量，的判斷也是有偏差的。知識分子被不加分析地納人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范疇，這從根本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是一個經濟范疇的觀點。1956年中央曾提出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個提法曾讓許多知識分子感動至深。但很快，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后，這個論斷在事實上被改變了。1958年，知識分子被劃人“兩個剝削階級”之中。所謂的“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余和資產階級右派，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在中，知識分子更是被排在地、富、反、壞、右、叛、特、走資派后面的“臭老九”，得不到社會的尊重。這種泛化階級分析的傾向，還使得晚年在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大力提倡所謂的“破四舊、立四新”，把眾多的傳統文化、外來文化等一概視作“封、資、修”而加以批判。列寧早就說過，馬克思主義不是遠離人類文明大道而蝙狹發展的東西。這樣做的結果，有著幾千年文明傳統的華夏大地，卻出現了極為嚴重的精神空虛。

再次，批判方式的失當。

文化批判和建設遠比政治斗爭復雜得多，不能簡單地用政治運動、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代替。進行文化批判的方式，大多數時候是采取政治運動和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在革命戰爭年代，在革命的主力—中國農民的政治素質和文化修養普遍低下的情況下，這種文化批判的方式與當時的革命環境是高度契合的，也符合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需要。“作為置身于小生產者的大海的政治家，尤其是一個曾受到濃厚農民文化熏陶的政治家，又不能、也不會對農民文化采取基本否定的態度，他必然要務實地表現出一些靈活性來，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要去適應和遷就農民文化在短時期內難以克服的局限性，否則，他就根本無法想象對農民進行廣泛而有成效的社會政治動員，很難為先進文化在中國農村文化土壤上的傳播和運用拓展契機。從20世紀20年代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到延安新文化的建設，基本上都是圍繞有三分之二文盲的農民展開的。從政治上大規模地發動農民，這是在戰爭環境下進行文化批判的必要手段。在和平年代，依然習慣于借用這種密節奏、高頻率的政治運動和群眾運動方式來進行文化批判，這顯然是不合適的。比如，在1957年的整風反右運動中，主張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等形式，并認為，這“四大”形式最適合發揮群眾的主動性，提高群眾的責任心。據官方公布的統計，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逝世的26年間，僅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就有70多次，平均每年2.5次強，而地方一級的運動要超出這個數字的1。倍陽二。歷史已證明，“”、“”這類大規模的以“反對群眾腦子里的敵人”為前提的文化批判工程，其消極意義遠大于建設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