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考察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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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縱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史，上海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歷史進程中走在全國前列的地區之一，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占據重要地位。近代經濟發展和政治斗爭傳統為早期傳播奠定了社會根基，特殊政治格局和移民城市特性為早期傳播營造了思想文化氛圍，知識分子集聚和工人隊伍成熟為早期傳播提供了主客力量，這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在上海早期傳播的時空境遇。報紙雜志“群集化”傳播馬克思主義，經典書籍“系統化”傳播馬克思主義，以及實踐活動“組織化”傳播馬克思主義，構成馬克思主義在上海早期傳播的主要途徑。馬克思主義在上海早期傳播的啟示在于：注重恪守主義本身，堅持與非馬克思主義交鋒；滿足社會需要，強化實踐支撐；構建話語體系，增進傳播效果。

［關鍵詞］ 馬克思主義 早期傳播 上海

上海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重要地區之一。馬克思主義在上海的早期傳播為先進分子救國救民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推動了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誕生，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曲折又輝煌的進程中占據著重要地位。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上海的早期傳播，追溯初心之源并深化上海所發揮獨特作用的認識，有助于在體現馬克思主義整體性要求的前提下豐富馬克思主義傳播史和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

一、馬克思主義在上海早期傳播的時空境遇

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體系在上海的傳播，究其實質是從一個文化場進入另一個新文化場的過程，具有理論自身內在的適應性和客觀環境需要的吸取性。正如馬克•布洛赫所言：“無論什么性質的社會，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制約、互相聯系的，政治、經濟的結構與信仰及思想最基本、最微妙的反映都概莫能外。”[1]馬克思主義在上海的早期傳播絕非偶然，需剖析當時上海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民眾心理、區位優勢等狀況，在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中探尋早期傳播的歷史條件。

1.近代上海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斗爭傳統為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奠定社會根基

社會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構成的具有復雜關系的結構，而政治經濟狀況乃是社會基本要件以及得以繼續衍化的根基，這是按照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理論所得出的必然結論。就區域而言，上海是近代中國經濟活躍區域和社會現代化的重要基地，是晚清以來各種政團競相活動的重要舞臺，優越的經濟支撐和舉足輕重的政治地位為其成為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重鎮提供了社會根基。開埠以后，上海從東南沿海的普通縣城發展為遠東第一通商巨埠、交通運輸的樞紐、對外貿易以及國內商業中心，成為近代以來崛起的新興城市，具有明顯的現代性與公共性。辛亥革命促進了民族工業的發展，積聚了相當數量的產業工人。20世紀20年代，上海業已成為中國經濟中心，其雄厚的經濟實力成為文化繁榮、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礎。上海早期工業化對于傳播媒介的發展有著極大的支撐，促進文化傳播樣式的重大革新，傳播媒介及所形成的網絡為新思想的傳播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條件保障，使上海成為近代中國思想輿論傳播的 重鎮。上海是近代中國政治斗爭的重要舞臺，具有政治變動路向標的典型意義。剖析馬克思主義在上海早期傳播的政治環境，需要從“政治舞臺”視域揭示其政治底蘊，如此方能看到政治變動給予思想文化的影響，進而觀照馬克思主義在上海早期傳播的政治前提。之后，光復會、同盟會等組織相繼在上海成立，城市政治色彩愈發濃厚。民國初年，林林總總的黨派團體在上海競相成立，如上海公民會、中國社會黨等30余個政治組織陸續在上海發展成員。作為資產階級力量最為集中的上海，亦成為資產階級立憲派活動的中心，預備立憲公會乃是國內成立最早、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立憲團體。中國教育會建立、南洋公學學潮以及愛國學社等，推動了上海的革命風潮，吸引著更多愛國人士匯集到黃浦江畔。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興起后，資產階級革命派選擇上海作為宣傳中心和集散地。對近現代中國政治影響最大的兩個政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均在上海創立，并以上海為活動中心，在近代中國政治變革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孫中山曾強調，在武昌起義之后，“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于全國最大者，厥為上海”。[2]隨著西方文化的傳入與引進，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政治思想一并傳入了上海。各類政治派別紛紛利用有利的區域條件和租界這一寬松環境，選擇上海作為政治活動中心或基地。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運動相繼在上海發生，極大地提升了上海的政治地位及其在近代中國政治變遷中的影響力。要言之，從革命思想萌發到中華民國建立，再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上海發揮了中國其他區域所無法替代的作用，其政治斗爭傳統為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

2.上海特殊政治格局和移民城市特性為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營造思想文化氛圍

近代上海取得了國內其他城市無法企及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與租界及其政治格局緊密關聯。工部局、公董局和華界地方政府并存的特殊政治格局，使上海被劃分為公共租界、法租界、華界三大地區，為先進知識分子開展政治活動提供了相對安全的“縫隙”，“為各種政治力量表達政見提供了比較合適的空間”，[3]為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各種思想在上海的傳播提供了土壤。租界中外國人開辦書店和出版機構，出版銷售包括馬克思主義著作在內的書籍報刊，便于國人了解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馬克思主義傳播動態。租界實施的政治制度與上海區域本身制度之間的差異性成為上海歷史衍化過程中的重要特征，對近代上海社會變遷尤其是文化傳播產生了巨大影響，為上海區域政治斗爭以及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創造了條件。作為移民社會的上海，其思想文化呈現動態衍化的圖景，顯示了駁雜而多樣并存、流動而相互作用的顯著特色。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內外移民聚集在租界，歷經思想交流與碰撞、理念交匯與啟發，形成特殊的思想場域和精神面貌，促進了上海區域文化的繁榮以及民眾思想的自由。作為近代中國對外交往的重要窗口，上海中外思想文化交流程度較高，且外國學者和文化人士頻頻對上海訪問，促進了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互動交流。1919年4月，正值新文化運動宣傳科學主義之勢，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在上海的演講反響熱烈，“一時青年思想頗受其影響”。[4]上海在受到各種新思想、新文化輻射的同時，也將自身思想能量向其他地區輻射，國內移民則通過老鄉會等方式將新思想、新文化從上海向全國輻射。綜上，在近代中國社會變遷中，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持守與變革、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等多元觀念、思潮、文化在上海陸續出場，彼此交融交鋒，逐漸使上海形成“海納百川、兼容并包”的“海派文化”，催生了奮斗進取、自由對話、崇尚創造、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生態，為馬克思主義傳播營造了開放包容的思想文化 環境。

3.上海知識分子集聚和工人隊伍成熟為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提供了主客力量

歷史是由人創造的，社會現象演變是人的歷史性活動的結果。恩格斯指出：“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5]作為新知新學引進、生產和傳播的重鎮，上海不僅有大批進步的、革命的知識分子集聚，工人階級也最為集中，為馬克思主義傳播提供了人才儲備和受眾力量。與同時期其他地區相比，上海知識分子在數量上更為龐大、區位上更為集中、理念上更為先進，他們思維活躍、視野寬闊、學識淵博，基本都接受過新式學校和傳統文化的雙重教育，能結合中國實際把握世界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與潮流，具備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較強的政治參與意識，在救國救民和“睜眼看世界”的時代語境下，紛紛踏上追求救國真理的征程。在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各種思潮中，上海知識分子皆是重要的傳播力量。上海是留學生的“中轉站”，從1919年3月到1920年12月底，有近1600名學生從上海出發，遠涉重洋留學國外，其中包括、鄧小平、蔡和森等。部分留學生學成歸來后，留居上海從事思想文化工作，完成由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主體力量。總之，知識分子集聚所形成的人才優勢是上海的顯著特色，馬克思主義傳播事業在上海展開正是在人才集聚的基礎上波瀾壯闊地前 進的。階級意識的增長源自階級的成長，而對歷史使命的認知和生存狀況的態度乃是階級意識的重要表征。階級思想意識及其覺悟程度以階級的存在和發展狀況為前提，正如“一定時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階級的存在為前提的”。[6]首先，上海是近代中國工業發源地和工人階級發祥地，“1919年前后，上海已有近20萬工人，還有萬余交通運輸工人，20多萬手工業工人，工人總數達50余萬人，約占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7]就產業結構而言，上海產業工人集中在紡織、造船等大型企業，集中化程度高，為在工人中傳播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便利。其次，上海工人階級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多重壓迫，生存狀況悲慘，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均被剝奪。1920年的上海，“機械工人每日工作8—16小時，手工業工人10—15小時，服務性工人9—18小時”，[8]且“工價之廉，尤為世界各國之所無”。[9]上海植樹工人劉朗山訴說境遇：“所居者破屋茅篷，所食者大餅面食或臭爛不堪之物，所穿者無論男女僅可遮羞。”[10]由此可見工人生存狀況之悲慘。工人階級為了擺脫殘酷的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多次自發組織反抗斗爭，僅在1914—1919年，上海產業工人就組織罷工運動80余次，其中不乏規模較大、影響較廣的罷工運動。概言之，慘烈事實決定了上海工人階級富有革命的堅定性和徹底性，卑微凄慘的現狀為日后斗爭覺悟的激發埋下了伏筆。隨著馬克思主義傳播以及工人階級隊伍壯大，日漸增多的反抗斗爭使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和斗爭水平日漸提高，在上海出現工會組織萌芽并涌現大批投身革命的先驅者，為馬克思主義傳播準備了受眾群體并奠定了階級基礎。

二、馬克思主義在上海早期傳播的主要途徑

任何理論流布于社會、彰顯其價值、發揮其影響，總是通過一定的途徑，從而深入民眾并為其所掌握。馬克思主義在上海的早期傳播途徑大致分為兩種：一是書面或文字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傳播，主要通過報刊、書籍、書信等途徑；二是實踐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傳播，主要通過社團、工會、學校、紀念活動等途徑。多種途徑彰顯了早期傳播多管齊下的磅礴之勢，使馬克思主義在與各種思潮的競爭中呈現出強勁的傳播態勢，成就了馬克思主義在上海乃至全國發展的演進圖景。

1.報紙雜志“群集化”傳播馬克思主義

報紙雜志是馬克思主義在上海傳播的重要途徑。列寧指出：“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11]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上海廣泛深入傳播，除了自身的真理性優勢，很大程度上與近代上海發達的新聞報刊業、出版業等大眾傳播體系有重要關聯。“大眾傳播因時效性強，發行量大，信息傳播快，讀者面廣，宜于閱讀與保存等優勢，頗受社會歡迎，成為宣傳新文化、馬克思主義的主陣地。”[12]就資產階級革命派而言，《民報》率先開始對社會主義思想的譯介，《星期評論》關注工人運動并積極參與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建，《建設》宣傳孫中山三民主義，同時介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和唯物史觀，《民國日報》報道十月革命，其副刊《覺悟》初步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探索中國革命問題。中間立場群體創辦的期刊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影響力，如研究系以《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以及《解放與改造》為陣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為宣傳基爾特社會主義服務。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共產黨人創辦的報刊政治立場鮮明，刊物功能明確，著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介紹與研究、中國革命主張政略的宣傳教育以及將理論與革命活動結合的闡發，為馬克思主義在上海早期傳播作出卓越貢獻。在上海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勞動界》《共產黨》《向導》等刊物有著共同價值取向，承擔著宣傳普及馬克思主義、提高群眾思想覺悟等任務。《新青年》率先宣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勞工神圣思想，與非馬克思主義思潮展開思想論爭。《勞動界》通俗化地對工人進行革命啟蒙教育，有力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在社會底層群體中的傳播。《勞動周刊》作為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創辦的第一份全國性工人周報，向讀者揭示了工人在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資本家三重壓迫下的生存現狀，報道各地工會活動和工人罷工情況，力求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人大眾生活實踐相結合。《共產黨》月刊高舉“共產黨”旗幟，為各地籌建共產黨早期組織提供思想武器。此外，基層黨組織創辦的革命刊物為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道理發揮了積極作用。概言之，報刊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群集效應尤為顯著，發揮了“啟發無產階級去認識他們所擔負的先進的革命任務”[13]的重要作用，實現了對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進步青年的塑造和凝聚，引起民眾對馬克思主義的關注與討論、接受與認同。

2.經典書籍“系統化”傳播馬克思主義

任何思想的傳播絕不僅僅是內容傳布，還需借助一定的物質載體方可產生影響。有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著述文本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最基礎、最可靠的文化載體。”[14]隨著馬克思主義日漸產生更廣泛的社會影響，早期傳播者更加注重馬克思主義內容的選取與社會變革結合的現實化，而這種認同以及革命形勢發展催生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出版，即更大規模、更加系統的傳播呼之欲出。作為出版重鎮的上海，多個出版機構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并經由其發行網絡擴展到更為廣闊的內地，為馬克思主義系統化傳播創造了條件，使各地進步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洗禮。據統計，1919—192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馬克思主義書籍20余種，且“商務印書館的郵售措施已經相當完善”，[15]便捷的郵遞條件使馬克思主義著作實現了傳播地域上的轉移，延伸了馬克思主義著作傳播觸角。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依托各類出版機構，出版發行馬克思主義書籍，有效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宣傳范圍。誠然，馬克思主義書籍的出版受到經濟、政治、文化、學術等不同因素的影響，而無論出版機構初衷如何異同、對馬克思主義理解正確與否，但都促進了當時社會對馬克思主義話題的討論，引發了時人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思考，為馬克思主義傳播以及新的社會思想文化形成作出了積極貢獻。商務印書館、廣智書局、又新印刷所、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等一批出版發行機構所構建的立體式傳播網絡及其發行渠道，為馬克思主義在上海乃至全國的傳播提供了便利，幫助進步民眾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進而找到社會革命的思想武器。有研究者認為：“經典文獻的編譯和傳播，既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建設的基礎工程，又是推動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實現徹底變革，從傳統形態向現代科學形態轉變的關鍵環節。”[16]雖然不同出版機構對馬克思主義類書籍有著不同表征，或視其為外來思想文化的介紹，或將其作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鑰匙，有的則視作學術研究資料，但無論何種表征，都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流通和傳播，幫助進步民眾加深對救國救民問題的思考以及方案的尋找，在社會思想文化變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馬克思主義著作在上海的出版，將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剩余價值學說等理論以著述的名義系統闡釋并傳播至中國其他區域，緩解了理論傳播不平衡狀態，真正意義上揭開了馬克思主義系統傳播大幕，為馬克思主義更廣泛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

3.實踐活動“組織化”傳播馬克思主義

實踐活動是上海“組織化”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途徑。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以后，以創辦學校、指導工會、開展紀念活動等途徑，深入民眾宣傳馬克思主義，啟發工人覺悟，動員革命力量，組織工人階級為自身利益而斗爭，培養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在“組織化”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是創辦各式學校，培養馬克思主義者，激發工人覺悟，凝聚革命力量。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并參與領導了多所培養不同類型人才的學校，培養馬克思主義者、工人運動骨干以及革命干部等。鑒于“95%的工人沒有文化，在這種情況下宣傳品的效果當然很差。這就是為什么各小組的工作任務之一就是要為勞動人民及其子女辦學”[17]等情況，上海地區創辦平民學校、工人夜校為工人大眾教授文化知識并灌輸馬克思主義，“找工人的先進分子加以馬克思主義的教育”，[18]提升工人無產階級覺悟，激發斗爭意識，促進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外國語學社作為第一所培養革命干部的學校，成為培養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要基地。平民女校致力于“養成婦運人才，開展婦運工作”，成為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推進婦女運動實踐的嘗試。上海大學在學生中開展共產主義教育，引領學生投入革命洪流，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培養革命人才的搖籃，其課程講義經過出版，形成更廣泛的傳播效應。楊樹浦平民學校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滬東創辦的一所面向工人的學校”；[19]民智平民學校“用馬列主義和革命道理啟發工人覺悟”；[20]滬西工人半日學校通俗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培養工人運動骨干，實現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綜上，各式學校的創辦為馬克思主義“組織化”傳播創建了平臺，使馬克思主義傳播更為系統，較好地提升了工人的思想覺悟和理論素養；使各類學校成為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大課堂，成為團結動員工人以及參與領導工人運動的重要場所；使一大批得力人才和革命干部迅速成長，為馬克思主義傳播創造了主體條件。

二是新式工會組織激發工人階級意識，推動馬克思主義扎根工人群體。激烈頻繁的勞動爭議以及勞工問題促成工會組織的誕生，以滿足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對抗資本家的需要。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還開始嘗試建立工會，即真正工人的組織，不同于當時已有的受工廠主和秘密道會門等控制的‘工會’”。[21]上海機器工會、印刷工會、紡織工會、中國勞動組合書記處以及上海總工會等在工人中宣傳與實踐馬克思主義，取得了良好效果。作為黨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處在上海創辦《勞動周刊》，開辦工人補習學校，用馬克思主義學說啟發工人階級意識，領導工人參加反帝反軍閥斗爭和罷工斗爭，有力促進了工人運動實現新突破，逐漸“由過去自發的散漫的罷工轉向有領導有組織的新階段”。[22]上海總工會組織和領導全市工人同盟大罷工，創辦《上海總工會日刊》，在楊樹浦、浦東等地設立辦事處，加強各工廠區罷工領導，推動了工人斗爭規模化發展。據統計，“上海罷工中建立的工會有117處，會員約20萬人”。[23]總之，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引領下，工人有意識地加入工會組織，對自身所遭受的境遇有更加清醒的認識，由此產生的團結協作意識逐漸上升至階級意識，朝著共同目標組織開展活動，推動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階級中 扎根。

三是利用紀念活動等方式，多樣化推動馬克思主義普及。紀念活動作為優質政治資源，蘊含政治追求、文化意味和教育價值，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在上海，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圍繞國際共運、中國革命重大事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重要歷史人物逝世紀念日等開展紀念活動，通過舉行集會、演講、出版紀念專刊、設立報刊紀念專號等多種形式，普及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黨的政策主張，介紹經典作家生平事跡和歷史功績等，增進民眾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認同與接受，彰顯紀念活動政治動員、政治主張表達等功能，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上海的傳播。瞿秋白為此表態：“中國革命運動紀念日的歷史上的意義，處處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經濟、哲學及政治學說，證明馬克思主義正在指導著中國革命行向勝利的道路。”[24]綜觀在上海的紀念活動，在成為革命動員和形象建構載體的同時，使黨員和工人階級主體聚焦事件本身，達到傳播馬克思主義“鼓舞動員”的目的，紀念活動中的演講、集會使馬克思主義深入社會各階層，吸引更多民眾參與到革命行列中來，保存并強化了對紀念對象的歷史記憶，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扎根，成為“組織化”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途徑。

三、馬克思主義在上海早期傳播的現實啟示

“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25]馬克思主義在上海的早期傳播歷程，極大提升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影響力，促進了上海乃至全國工農學運動發展，集聚并培育了一大批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為黨團組織的成立創造了條件，初步建立了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引領并影響中國其他地區馬克思主義傳播進程，為中華大地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于深入推進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具有重要啟示。

1.恪守主義本身，堅持與非馬克思主義交鋒

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26]在上海，馬克思主義先后戰勝了實用主義、改良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等，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陳獨秀、李達、李漢俊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積極參與論爭，《新青年》雜志專設“討論無政府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欄目，集中刊載參與論爭的文章，使馬克思主義在論爭中彰顯科學性和真理性，獲得眾多知識分子與民眾的擁護和信仰。歷史證明，只要社會存在不同的階級或利益集團，思想領域的較量與斗爭就會存在。當今中國，各種社會思潮交織多變，馬克思主義與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交鋒較量經常發生。在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不同社會制度的意識形態的相互碰撞斗爭不會終結，面對自由主義思潮、思潮等多種思潮入侵以及“過時論”、“無用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詰難，須澄清模糊認識，批判錯誤觀點，理直氣壯地與各種形態的非馬克思主義思潮交鋒，使馬克思主義在論辯和斗爭中提升對話能力并展示其真理力量，進而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及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2.滿足社會需要，強化實踐支撐

馬克思主義來源于實踐并指導實踐發展，在滿足社會需要中展現理論魅力。“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27]中國的先進分子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上海早期傳播的目的是為了尋找救亡圖存的方法和路徑，運用工人階級作為先進階級的優勢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以理論指導革命，以革命實踐反哺理論發展，具有強烈的實踐性，即“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百余年來，人們充分運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的實踐品格，將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28]馬克思主義被先進分子所接受并取得如此大的社會效應，根本原因在于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革命的理論，契合救亡圖存的實際需要，能夠解決諸多現實問題，恰如“因為他能夠圓滿解決我們底問題，能于我們有益 處”。[29]由此觀之，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傳播要圍繞社會工作重心，依托人民群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動實踐，與社會需要相結合，從而擴大傳播范圍、增強傳播力度，進而在更高層次、更廣范圍擴大傳播影響。

3.構建話語體系，增進傳播效果

話語體系建構對社會實踐以及社會關系有著深刻的影響力，在一定條件下可發揮改變社會現實和社會關系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在上海早期傳播進程中，先進分子初步建構了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經典論述為基礎的，符合中國文化表達方式的革命話語體系，為此后中國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建構奠定了基礎。中國共產黨在《關于教育宣傳問題議決案》中對《前鋒》《向導》等報刊提出共產黨員都是宣傳者，要“使用口語，求其通俗化”，并在“平常口語之中須時時留意宣傳”[30]的要求，規范提出理論宣傳通俗化和生活化要求。推進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融入人民群眾的生活世界，引導其在現實生活中增強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同和接受；生活化表述理論中的原理、概念、范疇等，不斷拓寬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人民群眾生活之間的對話語境，引導大眾在社會熱點和價值沖突中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判斷思考、分析解決現實問題，以此塑造和提升政治思想和道德水平；注重實現政治話語、理論話語向大眾話語的轉換，在貼近人民群眾思想實際、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以及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基礎上，針對不同群體因材施教，切實提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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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施存統.我們底大敵，究竟是誰呢？[A].見：朱維錚.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695.

[30]“二大”與“三大”——中國共產黨第二、三次代表大會資料選編[Z].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248.

作者：孫珊 單位：上海工程技術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