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偏軌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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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50年代中后期60年代初期，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開始了改革的探索。然而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導致的改革探索逐漸偏離了正確的軌道：首先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比較偏頗；其次，快速趕超發達國家的發展戰略為改革的偏軌埋下了隱患；第三，階段斗爭觀念的影響，導致其對改革存有疑慮；第四，復雜的國際環境使擔心改革會導致修正主義的危險；第五，高度集中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使在改革探索中出現的錯誤傾向未能得到有效防止，改革探索最終偏離了正確的軌道。

作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拓者，同時也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奠基人。面對“蘇聯模式”不斷暴露出的問題，以為代表的黨和人民開始了改革的探索，試圖尋求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1956年到1965年這十年中，對改革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見的思想。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方面，他提出了要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適當擴大地方權限；正確處理國家與企業的關系、增強企業的獨立性；改革企業內部管理體制，提出“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思想；以及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經驗提出試辦托拉斯、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的思想。所有制改革方面，針對“三大改造”即將結束時出現的新問題，提出了“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一點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思想；針對運動中的失誤，提出了建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新型所有制形式。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方面，突破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觀點，在繼承列寧和斯大林探索成果的基礎上，對商品經濟提出了新的認識，并提出要尊重和利用價值規律。他還對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進行了探討，初步提出了利益兼顧，堅持按勞分配等思想。他的探索和這些思想的提出引發了新中國經濟史上第一次改革的起步，促進了經濟建設的發展，為新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完善打開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新中國的經濟體制本可以平穩地在改革道路上逐步完善。但探索者的道路從來是不平坦的，總的來看，在的改革探索中始終存在著正確與錯誤兩個不同的發展趨向，這兩個趨向往往相互交織、滲透，有時是這種趨向比較占優勢，有時又是那一種趨向比較占上風，甚至出現不同的趨向在不同領域同時并存的情況。從1957年起，隨著反右派斗爭和1959年反“右傾”運動擴大化而滋生出的“左”傾錯誤日增，雖也提出了不少經濟體制改革的正確思想，但其在實踐中越來越向錯誤的方向發展，并最終導致“”十年浩劫的大悲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探索偏離了正確的軌道，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嚴重受挫。筆者認為，造成經濟體制改革探索偏離正確軌道是在各種復雜的原因共同作用下產生的。

（一）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比較偏頗

對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來說，資本主義是一條邪路，已經是一條不容置疑的定律。但是，“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1](p137)作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社會主義的一生。他為了讓中國人民擺脫貧窮落后、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為了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純潔完美的社會主義耗盡了心血。對于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應該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進行了深入思考，他為中國人民設計了一幅理想的社會主義藍圖，希望建立一個生產資料、甚至部分生活資料純粹公有的、消滅商品貨幣關系、實行產品經濟的，分配大體平均、“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理想社會。在這個社會里，所有制成份單一，消滅了私有制，因而保證了社會主義的純潔性；社會分工模糊，消滅了各種差別，因而很公正；產品并不很豐富，但分配平均，因而很公平。可以說，這幅社會藍圖是他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解的濃縮，是他魂思夢想、試圖親手建成奉獻給中國人民的偉大事業。

的這種理想社會主義模式本質上是屬于馬克思主義的。在社會主義歷史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使無數人們追求的社會主義理想由幻想的天國降落到嚴酷的現實中，他們站在唯物史觀的堅磐基石上，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剖析，提出了未來社會的設想。他們的理論成為各國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科學指導思想。有著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造詣，他一生為追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世界的實現而奮斗，但問題是他在改革過程中存在著某些教條化的理解，沒有真正認清社會主義的本質。這就使他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時始終難以擺脫那種兩難的境地。當總體上按照馬克思主義設想而形成的蘇聯傳統經濟體制模式照搬到中國后，在實踐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種種弊端，帶來了不利的影響，促使對這種模式進行反省，并提出了許多改革的思想。但他并沒有真正從理論上認識蘇聯模式的總體框架有什么問題，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只是“方法有所不同。”[2](p369)就拿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來說，在改革過程已經涉及到這一層面，提出了許多新穎的思想，但由于受理想社會主義模式的支配，只有當經濟遇到困難時，他才想到利用它，認為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而當經濟形勢一好轉時，他對此認識總有反復，用理想模式和“社會主義原則”的固有觀念來看待商品經濟，把它和資本主義聯系起來。因此，他總是用警惕的眼光來加強對商品交換的限制，直至企圖加以取消。他的這些教條化的理解其實是他向往理想社會主義的表現，其主要點在于沒有認清我們的社會主義并不是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對理想社會的向往和追求并沒有什么不好，但如果沒有注意現實國情，而一味試圖把理想變成現實，其結果卻是一場悲劇。正如我黨資深理論家胡繩所說：“如果根據一般規律而設想出‘純潔’的、‘完美’的社會主義，從‘純潔’‘完美’的抽象概念出發，就只能得出脫離實際的指導方針，就只能把本來可以做好的事情做壞。”[3]因此，盡管試圖突破蘇聯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模式，但由于他對社會主義的這種認識，又使他在實踐中自覺不自覺地趨向重新肯定這種模式。

（二）趕超戰略的影響

強國富民是中國共產黨人為之流血奮斗的經濟理想。然而，中國是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盡管建國初期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一五”計劃勝利完成，但畢竟起點低，國家工業化還剛剛起步，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還遠遠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經濟落后，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4]（p350）這是立志要徹底改變中國貧窮落后面貌的共產黨人的共同感受。因此，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迅速改變“一窮二白”面貌就成了億萬人民的強烈愿望。正如說：“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這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象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4](p89)現實的落后狀況以及資本主義的強大壓力使得中國共產黨人產生了這樣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希望充分發揮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和現有的物質技術基礎條件，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把社會主義建設搞得更快一些，這在當時來說是很有必要，也是能夠做到的。

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時間和速度問題，1958年前進行過長時間的思考，認為要使我們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并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根本改變貧窮落后的狀況。然而，到了1958年左右，社會主義建設就被看成是輕而易舉的了。當然，在這段時期里，不光，黨和政府領導人中、廣大人民群眾中，都普遍地存在這樣一種心理，全國人民都有一個共同而急切的心愿，迅速趕超英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快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為了達到趕英超美的目標，1958年5月黨的八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提出的以“速度”為靈魂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黨中央在制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后，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便輕率地發動了以大煉鋼鐵為主要內容的“”運動；并在生產關系的變革方面，掀起了大辦的高潮。“以大辦為主要內容的盲目的經濟體制的變動，取消了八大前后黨中央關于經濟體制的正確設想。”[5](p179)在此前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思想基本付之東流。在“”這種趕超戰略受挫以后，黨中央和都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在糾正錯誤的同時提出了一些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正確思想。然而，他并沒有真正放棄高速增長的趕超戰略，終其一生，他并沒有放棄對總路線、、的信念，也不允許否定這“三面紅旗”，這就為在其它因素作用下使改革發生偏軌埋下了隱患。

（三）階級斗爭觀念的影響

三大改造基本結束后，國內大規模的群眾性階級斗爭已經結束，階級斗爭已經不是國內的主要矛盾，這在八大上已成為全黨的共識。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開辟自己建設道路的征途中逐步前進。然而，在現代化建設順利展開的同時，黨內關于階級斗爭的認識也在逐漸發生變化。蘇共二十大后，西方國家掀起的反共逆流、“波匈事件”以及國內大鳴大放引起的政治波瀾使黨在階級斗爭問題上逐漸改變了原本正確的認識。如認為“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6](p323)因此，我們要避免此類事件的發生，就要依靠群眾進行階級斗爭。這就把本已放松的階級斗爭之弦又繃緊了。盡管這個時期已經提出了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理論，加強經濟建設的同時也在著手加強民主政治建設。但是面對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階級矛盾和非階級矛盾交錯的局面，黨的指導思想發生了迷誤。在1957年10月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否定了黨的“八大”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正確思想，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繼續認定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自此以后，黨的指導思想就沿著階級斗爭不斷擴大和升級的歧路走了下去，階級斗爭愈演愈烈。

從歷史根源上說，我們黨長期處于革命戰爭和激烈的斗爭環境之中，一生大都在農村進行革命斗爭，對于戰爭，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他熟悉階級斗爭，重視生產關系的變革，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甚少。在特別需要經驗而又缺乏經驗的情況下，人們很容易向后看，從自己過去熟悉的特別是曾借以取得勝利的那些經驗中去汲取力量。因此，當社會從革命時期向和平建設時期轉型的最初過程中，就難以使革命家斷然不再繼續沿用一些革命手段去處置社會事務時，對國內國際形勢的錯誤判斷誘發他強化階級斗爭觀念，重新用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解決社會問題。由于階級斗爭觀念的不斷增強，對社會中出現的問題總是用階級斗爭的觀點來觀察、分析、衡量，對原有體制的任何改變都被看作是對社會主義原則的背離，是資本主義的復辟，因而在改革探索中提出的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利潤、按勞分配、托拉斯等也因被認為與資本主義有聯系自然就成為矛頭所指。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四）復雜國際環境的影響

的經濟體制改革探索偏離正確軌道，與當時復雜的國際環境也是分不開的。胡喬木在分析這段歷史時說，當時國際環境的惡化和對國際環境的過火反應，是造成當時失誤的一個重要原因。[7]由于新中國的成立違背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意愿，他們加緊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對新生的人民政權進行壓制、封鎖、威脅；帝國主義的反華浪潮使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處于嚴重的對峙狀態。進入60年代后，這種狀況并沒有根本改變，兩大陣營的冷戰對峙仍在繼續，美國侵略越南的戰火日益擴大，美國在日本、朝鮮等地駐有重兵，新中國仍深處帝國主義的包圍之中。這一切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仇恨，把許多并非資本主義本質的東西本質化，泛化了資本主義的概念、夸大了資本主義的負面效應。這些同樣影響著。然而，對影響更深的是，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陣營也在悄然發生變化。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提出把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作為蘇聯對外政策的總路線，要通過和平的經濟競賽來戰勝資本主義的“和平過渡”觀點；并在會上作了清算斯大林錯誤的秘密報告。對于建國初期深受帝國主義的戰爭威脅、面臨帝國主義越來越明顯包圍的中國人民來說，和平過渡的觀點是很難接受的；而以秘密報告方式批判斯大林，對國際共運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亂，相當一部分人對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產生了懷疑，又使“一則以喜，一則以憂。”[4](p370)他對國際共運中正在發生的這些變化產生了一種越來越明顯的不祥的預感，增強了他捍衛無產階級革命、捍衛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使命感。因此，匈牙利事件發生后就明確地提出反對修正主義的任務。國際共運中也于1957年再次掀起批判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的浪潮。此后，中蘇關系不斷惡化，蘇聯在臺灣問題上的出爾反爾、在中印邊境沖突中的不公正立場、在長波電臺、共同艦隊問題上的無理要求、撕毀中蘇新技術協定、戴維營會談后要求中國的外交政策服務于蘇聯的全球戰略、以及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分歧的不斷加深、中蘇論戰直至中蘇兩黨關系的中斷，這些事情使對俄國革命的發展從根本上重新評價，由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到蘇聯的“修正主義”，由國際“修正主義”到國內“修正主義”，的“反修防修”意識逐步形成并不斷強化，一種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推進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使命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即使全世界都“黑”了，中國也要讓它“紅”起來。

在這種復雜的國際環境以及由此發展的“反修防修”意識支配下，形成一種“對著干”的思維方式，這就增強了經濟體制改革探索偏軌的可能性。在親自指導的、以中蘇論戰為核心的所謂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中，很多他以前提出的改革思想因為同樣被“修正主義”所采用而重新否定。例如，認為南斯拉夫實行“工人自治”的企業改革使全民所有制企業完全脫離了社會主義經濟的軌道，蛻化為資本主義經濟，從而否認了對企業管理體制改革的必要；把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是否存在，當作判斷一個國家是“朝社會主義方向發展，還是朝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據”，實際上否認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適當發展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必要補充的客觀必然性；把利潤和競爭當作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不相容的資本主義經濟原則；把物質利益原則看作是與按勞分配相對立的修正主義政策，否認了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物質利益原則和收入分配中的合理差距，把按勞分配看作是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8](p682-684)這些觀點把蘇聯東歐國家對原有經濟體制的改革嘗試統統認為是修正主義、是在復辟資本主義，甚至連他們使用過的語言、口號也要反其道而行之，不承認對方有任何正確合理的東西，不是批判的吸收而是絕對的排斥，其結果必然導致對原來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拋棄。

（五）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存在不足

鄧小平在談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問題時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于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9](p333)由于當時的領導制度、組織制度方面存在著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而又缺乏有效制約等問題，雖然在經濟體制改革探索中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但這些存在問題的制度卻把他推向了另一面。

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很長時間里，他都能夠保持謙虛謹慎、尊重集體領導、發揚民主作風，沒有濫用領袖的權威。中國人民也從長期的革命和建設中深深地認識到他的英明正確，衷心地愛戴他、信任他，把他看作真理的化身。“但是，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一系列的勝利，由于國內國外的種種因素，加上他個人不像過去那樣謙虛謹慎了，也不像過去那樣盡量傾聽各方面的意見包括不同意見了，于是主觀主義的東西和個人專斷的作風就日益發展和嚴重起來了。”[10](p1293)從1958年批評反冒進、1959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這些不正常現象不斷滋長，與全黨以及其他領導人之間逐漸形成了領導與服從、指示與執行的不正常關系。當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逐漸暴露出來時，他希望通過改革、繞過蘇聯走過的彎路；而對社會主義的偏頗認識、對人民群眾的熾熱感情，又使他希望加快建設速度、迅速趕超發達國家。當他的良好愿望多次受挫以后，也只有他才能提出糾正某些缺點和錯誤；然而在復雜的國際環境和階級斗爭觀念的作用下，他又開始過高地估計階級斗爭的形勢，并把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與修正主義、與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聯系起來，認為社會主義中國面臨蛻變為修正主義或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他試圖通過推行個人崇拜、增進個人權威來堅持和捍衛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無情的歷史說明：沒有監督、制衡的民主機制，個人迷信、個人崇拜的后果，就是說一旦領袖犯了錯誤，就必然導致全黨跟著犯錯誤，造成長期的全局性的錯誤。”[11](p332)

然而，改革是空前的事業，書本上沒有現成的答案，歷史上沒有完全成功的先例；改革既然是一種歷史的創造活動，就不可能不出現一些難以避免的失誤。的經濟體制改革探索盡管最終偏離了正確軌道，但走出新路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在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上所做的艱辛探索為其后繼者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如鄧小平所說：“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9](p30)從──鄧小平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歷程中，可以透視出歷經磨難中的中華民族如何從東南西北悲壯奮起的宏大歷史場面、領悟到一個古老民族何以能復興于當代世界的全部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