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改造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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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傳統個體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中，確定了個體農民通過勞動互助社經過合作社到這一組織制度創新環節，實現農業經營方式的轉變。盡管他在實踐中否定了家庭經營的特殊而有效的作用，但也為中國當代農業發展定下了集體經營和共同富裕的原則，找到了農業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成為我國農業制度發展的路徑依賴。
的農業改造觀，來源于馬列主義合作化理論和中國農民互助合作傳統，是中國制定農業政策的理論基礎。它包含了農業改造的目標、途徑、方式等內容，其核心是通過農業組織制度的創新，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經濟體制。對此進行研究，既有助于我們準確理解的農業改造思想，也有利于探索我國當代農業發展的基本道路。
一
盡管在民主革命時期對中國農業改造的論述比較零散，但他已定下農業改造的社會主義道路，指出了傳統農業改造的起點是個體農業，方向是集體農業。因戰爭影響而帶有軍事經濟色彩的勞動互助社，還僅是戰勝經濟困難的農民生產組織形式，但它已被確定為傳統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初始形態。
（一）勞動互助社為中心的合作社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他總結了根據地農民建立互助組織的經驗，提出勞動互助社“是解決勞動力問題的必要的辦法”，認為包括它在內的各種合作社經濟是農村根據地的經濟成分，“和國營經濟配合起來，……將對私人經濟逐漸占優勢并取得領導的地位”[1]（p132，133-134）。他還預示到“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2]（p1255）是中國農業改造的未來。
（二）傳統個體農業改造的方向。他認為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中國農業發展的第一個革命，會“造成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3]（p1074）。個體農業發展的方向和目標是現代化和集體化，集體化就是社會主義，在農民中建立以勞動互助社為中心的合作社經濟，現代化就是農業機械化。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要“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1]（p311）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工業化是中國發展的未來，必須與農業集體化進程相適應。
（三）勞動互助社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集體勞動互助組織，具有社會主義因素，是改造個體農業的方式。他認為無產階級實現了對農民的領導，使勞動互助社的“形式和內容都起了變化；它成了農民群眾為著自己的生產，爭取富裕生活的一種方法”[3]（p1078-1079），組織農民合作社“是走向社會主義的”[4]（p141），但還不完全是社會主義。這表明他把勞動互助社確定為傳統個體農業改造的起始形式。
（四）以勞動互助社為中心，包括信用、商業供銷社在內的合作社經濟的發展，將承擔起農村全面改造的重任。他把農民根據自愿互利原則組織的勞動互助社視為農業生產方式的變化，稱為“第二次革命”.它能將分散落后的農民組成勞動大軍，在生產工具不變的情況下，“生產就可大大提高”，“從到勞動互助組織兩次變化，這是生產制度上革命”[5]（p70，71）他研究了包容農村生產生活的延安南區綜合合作社，認為發展它“就是發展邊區人民經濟的重要工作之一”[6]（p16）。他設想到：個體農民經過說服、典型示范，只需幾年時間，就能把農民組織在集體勞動的互助社內，“不但生產量大增，各種創造都出來了，........生產工具也會有所改良”[3]（p1017），實現農村社會的全面進步，“將來可推行全國，在中國的經濟史上也要大書特書的”[5]（p71）。
二
曾確定我國農業經濟形態將是“長期的分散的”個體經濟。新政權的建立和全國的完成，為個體農業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提供了領導條件。但在實踐中，他卻改變了對長期性的認識，決定盡快實現對個體農業的全面改造，建立社會主義農業經濟。出現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一是判定后國內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效的解決方法是“在農村這個最廣闊的土地上根絕資本主義的根源”[7]（p196），實現農業合作化；二是后農村出現兩極分化的趨勢，“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盡管“只占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要吸取蘇聯允許富農經濟存在和發展，對集體化帶來阻力的教訓；三是對農民互助合作和個體生產兩種積極性的認識中，判定占全國農村人口的60-70%的貧下中農“有一種組織合作社的積極性”[8]（p437，429，427），他們是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動力；四是實現工業化是國家的最高戰略選擇，只有對個體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才能解決農產品供求、農業機械運用、工業化和農業發展需要的資金和提高農民購買力等工業化進程中迫切的現實問題。這些雖然使他改變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的正確觀點，使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出現了一些偏差。但農業改造觀的正確之處也十分顯現。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用農業生產合作社形式將個體分散的農業逐步改造為社會主義集體農業。他認為解決農民貧窮的根本辦法是動搖土地私有制，實行集體經營。他以西方工場手工業階段依靠分工形成新的生產力為由，參照出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的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9]（p191）；互助組因土地等生產資料私有而不能統一經營，還不能阻止農村兩極分化的發展，有必要組織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的初級社；又因初級社存在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分紅，仍然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在社內社會主義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解決的方法是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7]（p120-121，187），建立高級社。這表明他找到了以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推動生產關系變革為核心，通過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的三個步驟，對個體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這些步驟在理論上是正確的，在初期執行時也是成功的，但在后期卻違背了“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以連續躍進的方式快速完成，出現“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以致于在長時間遺留了一些問題”[10]（p170）等弊端。
（二）初步設計了中國農業改造的藍圖，提出逐步改變農業落后面貌的農業經濟發展戰略。他首先主張在集體經濟基礎上發展農業技術，最終對農村進行全面改造。1953年他就要求“使這些好事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7]（p120），確定了在農業集體化進程中改造農業生產技術的基本觀點，認為中國需要20到25年時間才能完成農業機械化的重任；他還把提高農業技術和農民收入視為鞏固合作社的條件之一，還“應當同消滅文盲相結合”[11]（p165），消滅文盲“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經營”才能解決工業化與農業落后的矛盾；其次提出了辦大社、否定家庭經營的設想。他認為互助組不能阻止農民賣地，小社也不能解決土地出租買賣及鰥寡孤獨問題，更“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經營，不能使用機器”[7]（p255，181，257），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只有辦大社，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進行規模經營，才能解決上述問題。因而在實踐中要把農業經濟由個體家庭經營推向到全面公有的集體經營。最后還設計了合作社的經營模式。確定了合作社計劃管理、綜合經營的原則；要建立由鄉村到省的農業規劃，包括副業、手工業、多種經營、綜合經營......技術推廣站等等內容；以增加生產和不死牲口為合作社的質量標準；合作社要有機動權，應設立貧農基金，成立社務管理委員會，組建互助合作網和會計網，開展政治思想工作，擴大生產規模，發展農林牧副漁綜合經營的合作社等。
三
是建大社、盡快過渡思路發展的必然結果。他的基本思路是通過它建立理想的社會主義農業模式，用辦法發展農業經濟，最終完成傳統農業由家庭經營到集體經營的改造，在高度集中的內實現農民共同富裕和農業現代化。他以為代表的農業改造觀的發展和實踐，與他的趕超戰略思想和社會主義觀念有關，實行了以“高、快、純、平、群”為特征的農業經濟政策。
（一）體現了社會主義農業生產關系.“一大二公”是他對社會主義農業生產關系的總概括。公社集中了生產生活資料所有權，統一了經營、核算和分配權，實行工資和供給相結合的分配制度，甚至向共產主義過渡。他雖然傾力調整公社規模及經營體制，實行三級所有、三級核算、隊為基礎的管理體制，但認為公社已經是“社會主義大集體所有制”，即“小全民所有制”[12]（p514），因此公社長期未能脫離“一大二公”的窠臼。他以公社人口眾多，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人多勢大來認同“大”的特點，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人與人的關系和分配等方面識度“公”的特點，認為“公”是群眾自發的。他還把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視為資產階級法權，說“的建立，就是進一步的破壞”[13]（p743），平均主義不一定出懶漢。他又認為公社“四化”（組織軍事化、勞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家務勞動社會化）是共產主義的萌芽，“一大二公”可以破除家長制和資產階級法權思想，還“是婦女徹底解放的道路”[12]（p433）。把農民組成產業大軍，“可以增產，可以改善生活，可以學文化，可以搞軍事民主”[13]（p744）。雖然他也曾懷疑過公社的過渡問題，提出要清理公社化中的錯誤思想，也承認“在公社所有制問題方面，前進得過遠了一點”，但缺點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而已。他堅信“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單一的公社所有制，由一個把較窮的生產隊提高到較富的生產隊的生產水平的過程，又是一個擴大公社積累，發展公社的工業，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實現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的過程”[14]（p74，68-69），這就能最終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實現農業現代化。
（二）是建成社會主義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組織方式。他從意識形態和農村經濟發展戰略認同了，認為“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和在一起，便于領導”[15]，是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他在對五斗米道的解讀中，把與古代大同思想等同起來，認為它能將政社、政經合一，把個體農民組織起來，既是大規模農業生產所需，“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前人的‘烏托邦’想法，將被實現，并將超過”[13]（p732-733），因而是建成社會主義的“三大法寶”之一，不容許對其作根本的動搖和否定。就建立來看，由于合作化后期農業經營規模較大的弊端，他說到“許多曾經被認為辦不到的事情現在也可以辦了”[16]（p2），對合作社中還存在“私”的殘余，可通過這一生產生活組織形式盡快克服。他又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沒有隔著也不允許隔著萬里長城”[7]（p607），要實現趕超戰略和為共產主義創造條件，“把小型的合作社有計劃地適當地合并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18]（p15）。因此，就是發展農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最好組織形式，“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實現兩個過渡的最好組織形式”[12]（p515），應該普遍推廣。就公社的發展鞏固來看，因農業生產的特殊性應在公社內實行各種生產責任制，但他認為農活可以包工，但不能包產，說包產到戶等于單干，“是瓦解集體經濟，是修正主義”[13]（p1086），會把農民變成小資產階級，把它作為資本主義道路進行批判，采取了整社和社教運動方式來鞏固，來解決農村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在黨內要整“走資派”。“”期間，“抓革命、促生產”，以革命代替生產的農業發展思路存在于農業學大寨運動之中，他希望以運動方式在發展農業生產。公社實行了禁止農民棄農經商、副業單干、自由種植、包產到戶、擴大自留地和飼養禽畜等適應家庭經營的政策，并用思想批判、階級斗爭等手段加以遏止。這些思路和政策的出發點就是鞏固。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模式在實踐中表現為：生產隊內部的社員間存在勞動平等關系；在“隊為基礎”的集體經濟模式下，按勞分配就是評工記分與按人口分配相結合，實質上是共同守窮的分配制度；合同式的產品交換僅在集體與國家間進行，這就完全否定了農業的產業特點和農業家庭經營的適應性，使農民在公社中喪失了生產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的農業生產方法，在實踐中表現為急于求成、高指標、浮夸風的錯誤，未能促進農業生產在技術、產量上的提高。這就使農業生產遭到了巨大破壞，致使我國農業發展長期緩慢。
四
的農業改造觀是用馬列主義合作化理論解決我國“三農”問題，改造傳統農業，以期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理論。其探索與實踐，成為了上世紀后半期我國推進農業現代化的主題。通過從勞動互助社到，建立社會主義農業組織，是農業改造觀發展和實踐的主線。由上可知：
（一）實質是把農民統一在集體經濟組織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此解決個體經濟與規模經濟的矛盾，實現農業規模經營。他一貫關懷農民的貧困問題。就革命來論，他認為貧困是農民革命的原因；從農業現代化來看，這是中國推進現代化的基礎和條件。他指出農民貧困的原因是個體生產，解決的唯一辦法是“逐漸集體化”，組織勞動互助社是農民“爭取富裕生活的一種辦法”。建國后面對工業化與農民貧困的矛盾，他強調工業化與合作化的協調性，但更重視合作化，把合作社的作用突出為把個體農民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誠然，馬克思認為協作“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19]（p362），但農民使用簡單落后的農具，只能是簡單勞動協作，提高農業生產也是有限的。事實上，小規模的農業家庭經營并不等于小農經濟。因此，農業改造觀在實踐中，明顯表現為不斷在集體的規模、內容和范圍上做文章，最終發展為，讓農民在集體經濟組織內同期同步富裕。這就否定了農業家庭經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也忽略了農業經營的自然特點。
（二）目的是建立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集體經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農業經濟體系。任何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都面臨土地再分配和變更農業生產方式的問題，我國也不例外。土地農戶所有制是過去中國社會動蕩的經濟因素，也是現代化的制約因素。他把視為農業改造的“第一個革命”，把農業集體化作為“第二個革命”，其目的就在于此。為實現這一目的，他選擇了農業經營制度創新的方式，把傳統農業改造的目標定位于社會主義制度。其改造路徑是以解決土地問題為基點，先打碎封建土地制度，再組織農民建立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把農民固定在集體經濟組織中，確定了土地所有權、占有權與經營權相統一的社會主義農業經濟體制。他認為的首要任務是滿足農民個體所有的習慣，但土地集體所有、集體經營才能解決農民占有土地不公、農戶家庭分散經營的弊端。這既體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原則，又根除了個體農民貧困“輪回”的根源，更符合當時我國對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理論的理解。他還根據農村人多地少的特點，確定了不能用歐美方式發展個體農場，也不能如蘇聯建立集體農莊的方法，只能通過農業經營組織的不斷升級，改土地農戶經營為集體經營，改土地農戶所有為集體所有，將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土地再分配和農業生產方式鞏固化在這一目標體系內，使農業生產關系進步為社會主義性質。這就能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形式，把我國不利而巨大的農業資源整合到現代化進程中。因此，農業改造觀在發展中表現為：勞動互助社是走向社會主義農業組織形式的起點；互助組能動搖土地私有的基礎；初級社和高級社僅僅是土地和勞動相結合的合作制而已；才是以公有制為基礎、集體經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農業組織。據此，就必須加快農業集體化進程，推動勞動互助社向的快速發展，但在實踐中“由于過高估計了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忽略了農民追求私有的合理性”[20]（p44），把“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整個心理和習慣，這件事需要花幾代人的時間”[21]（p53）大大縮短，使農民在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內喪失了生產勞動的積極性。
（三）原則是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同時并舉。工業化是現代化的一個方面，但它對農業發展具有“雙刃”作用，能推動農業生產技術的改良，但又與小農經濟發生天然的排斥作用。的農業改造觀也反映了這種矛盾。他一則認為個體小農經濟不能解決工業化發展而引發的糧食供求矛盾，強調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要注重農、輕、重的比例平衡；工業化要與農業發展相協調，為農業提供機械等，實現農業現代化；農民是革命和建設的主力軍，工業化不能犧牲農業，剝奪農民。但又認為勞動互助社在工具不變的條件下也能增產并能改良農村社會；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有必要以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為基礎；強調農業為工業提供糧食、資金和市場；農民是小生產者，有著濃厚的落后觀念。這些思想與現實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的農業改造觀也強調了與工業化的結合，盡管這種結合不是完全協調的，農業集體組織內存在嚴重的平均主義，但這不是其原義，也不是他曾批判過的脫離工業、搞絕對平均主義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在實現以工業化為特征的現代化，在工業落后、對農業援助有限、進展緩慢的現實選擇中，他認為“互助合作、糧食征購（對農民的改造）”[8]（p295）是國營經濟的一翼，特別主張先合作化后機械化的農業改造道路，以政府力量動員工業為農業提供機器、技術和資金等“反哺”措施來解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22]（p812）問題，實現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推動農業現代化進程.在集體組織中發展工業、教育，實現農業機械化，期望使農民成為亦工亦農、能文能武的社會主義成員。以雙向互動原則來解決農業落后與工業化的矛盾，完成中國傳統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原則從理論上看是合理的，但在實際中因不協調而難以成功。
的農業改造觀在實踐中突出表現為通過勞動互助社到的農業經營組織的創新發展。其基本內容可歸結為：以農業經濟組織為中心，通過土地公有代替私有，集體經營代替個體家庭經營，實行農村工業化，培育農民集體協作精神，使農民共同富裕，最終完成對傳統農業和農民的改造，實現農業現代化。從勞動互助社到的發展過程來看，的農業改造觀在實踐中用階級斗爭和群眾運動方式動員農民參加集體經濟，既忽略了對農民特點的分析，也輕視了家庭經營的優點，強調農業經營組織的頻繁升級，嚴重超越了農業組織形式衍變的內在因素和經濟條件。其結果是建立了單一而高度集中的農業集體經濟組織體系；在集體經濟中實行低級的平均分配政策，把共同富裕變成了共同守窮；使用了“左”的經濟政策，最終把經濟范疇的農業經營組織固化為產業觀念和社會形態模式；把農業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理解為統一集中經營，在農業集體經營體制中否定了家庭經營層次的有效性和客觀性。這不僅抑制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強化了農民的傳統惰性；也弱化了農業市場化和產業化發展，強化了農民的封閉觀念。這就對傳統農業改造和現代化進程帶來了不良影響。產生這些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當時我們對社會主義和農業經濟原則認識不清,對私人資本主義和個體農業的誤認。我國農業經營制度的改造“假使當時不搞得那樣匆忙，多花一點時間探討社會主義改造的多種形式，情況可能會要好些”[9]（p430-431）.
的農業改造觀，為中國傳統個體農業改造確定了基本道路。其實踐也推動了我國農業在上世紀后半期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在我國農業發展史上是一座思想寶庫。它為中國農業發展確定了社會主義的道路及其集體經濟體制、農民共同富裕兩項基本制度。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這一道路和基本制度下實行兼容性和靈活性強的家庭和集體雙層經營體制，區分先富后富，輔以城鄉交流，推廣農業科技，發展農村教育，調整農民就業和農業結構，發展小城鎮和鄉鎮工業成為了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中最適當的制度選擇和農業政策。這都是對農業改造觀的繼承和揚棄。由傳統農業到現代農業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動態過程，它為中國農業發展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仍在我國農業發展中起著不容忽視的戰略作用，是我國農業制度演進中典型的路徑依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