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思想中西部開發觀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經濟思想中西部開發觀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正文】

中圖分類號：F091.9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8444(2001)02-0149-05

西部開發凝聚著我黨幾代領導集體的心血，其中包括作為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的，迄今雖未發現他對西部開發的專門論著，但其經濟思想中卻顯現出鮮明的彌足珍貴的西部開發觀。著力去挖掘、研究其西部開發觀，對我國正在進行的西部大開發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一、建設基礎設施是關鍵

基礎設施落后是西部地區發展的瓶頸，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中，加快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是關鍵。無論從改變西部地區基礎設施落后的現狀，促進西部經濟的發展需要，還是從推動全國國民經濟的增長看，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為此，視基礎設施建設為發展的“先決條件”、“基礎工作”、“根本工作”。

第一，興修水利，是基礎設施建設中的首要工作。新中國建立的初期，在談到我們的建設該如何入手的問題時說：“我們所接收的舊中國滿目瘡痍，是一個破爛攤子……我們不能隨隨便便地在破爛攤子上建設高樓大廈，那是不穩固的，必須打好基礎才行。”百廢待興，但又“不可能百廢俱興，要先從幾件基本工作入手”。“第一，興修水利。我們不能只求治標，一定要治本，要把幾條主要河流，如淮河、漢水、黃河、長江等修治好……我們今天必須用大力來治水。”[1](PP.43-44)這里，把興修水利視為新中國建設的基礎工作，第一位工作。

之所以強調興修水利在基礎設施建設中的重要性，在1951年1月12日關于水利工作的講話中指出：一是因為水源不足，“中國水少了，并不是自然水少了，而是可用水少了，無力蓄水以致用，只能泄水少災”[1](PP.86-87)。二是要興利除弊，即“增加水利時，同時要減少水害，只有這樣，才能達到用水目的”。也就是說，“從現在的防洪防汛，減少水害，提高到保持水土，發展水利”[1](P.87)。1959年10月13日，他在討論三門峽樞紐1960年攔洪發電后繼續根治黃河的問題時進一步指出：大面積地實施全面治理與修建干支流水庫要同時并舉。水土流失問題，必須做到三年小部、五年大部、八年完成黃河流域七省區的水土保持工程和其它措施，逐步控制水土流失[2](P.261)。三是綜合利用，即“水可以用以灌溉、航運，還可以發電”[1](P.87)。之前，他在談到治淮原則時，即強調要統籌兼顧，標本兼施。除了“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顧到，并且還應有利于灌溉農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發電，下游配合航運”[1](P.79)。1961年7月4日，他在接見越南水利電力部代表團時說：在計算水利資源時，有關的專業部門不能只算自己需要的那部分，要進行綜合計算[2](P.422)。1964年12月18日，他在治理黃河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水土如何綜合起來用，這不僅是戰術性的問題，而且是帶有戰略性的問題。”“總的戰略是要把黃河治理好，把水土結合起來解決，使水土資源在黃河上中下游都發揮作用，讓黃河成為一條有利于生產的河。”[1](P.557)總之，治黃也同樣存在灌溉、飲用、發電、航運等綜合利用的問題。這實際上提出了治水在發展農業、工業、交通運輸業等國家建設中的戰略地位。半個世紀過去了，西部的水利建設按照國家的總體規劃，有了顯著的進步，但仍然是當前西部開發的基礎設施建設中要著力做的幾件工作之一。

第二，發展交通運輸業是基礎建設的重中之重。認為，重視基礎設施建設，首先“交通運輸業要便利起來”，這是因為發展交通運輸業是國家建設、西部開發的“先行部門”、“開路先鋒”。而恢復交通運輸，“首要的是恢復鐵路。中國兩萬多公里鐵路，今年要恢復百分之八十，明年不僅要恢復余下百分之二十，而且要有新的發展”。為此，他進一步強調，鋼鐵工業、機械工業必須服從、服務于交通運輸的恢復，“先要為鐵路制造鋼軌、火車頭、車廂、車皮”[1](PP.14-15)。他在全國婦聯第三次執委會擴大會議所作的報告中，總結東北之所以較快恢復調整發展的經驗，就在于抓住了鐵路的修復。因此，“要發展西北，要幫助西北民族文化的發展，首先的問題是修鐵路，最大的目標就是跟新疆通起來，并和內蒙古貫穿起來”。西南亦如此，“不但成渝鐵路要修起來，漢東的兩條鐵路也要連起來，鐵路要通過去，通到貴州、云南，另外還要通到湖南、廣西，這樣把西北、西南貫穿起來，西北、西南才能發展”[1](PP.59-60)。

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時期，不僅進一步強調交通運輸作為經濟基礎建設中的先行部門、開路先鋒的特殊地位，而且指明發展西部交通運輸業的具體目標。1953年9月8日他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專題報告中指出：“交通運輸是建設中一種先行部門，不發展交通運輸業，工業也無法有大的發展。當前特別是要把西南、西北和華北之間的鐵路連結起來。”[1](P.142)接著，他在談到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務時再一次指出：“如果不把西南、西北、華北貫穿起來，那么，新的工業基地就不能建設，城鄉物資交流就不能發展，全國經濟還是一個發展不平衡的狀態，這是不行的。”[1](P.162)一直關注西部交通運輸業的發展。1954年11月1日，他會見班禪時說：一俟康藏公路修通，即著手勘察修建拉薩到日喀則的公路。同年12月17日，他致信王首道說：修建拉薩到日喀則的公路的路線有兩條[3](P.424)。1955年3月9日，他在國務院第7次全體會議上說，西藏是個寶庫，以后可以大發展。要發展，就需要修路[3](P.456)。為了完成鐵路的西北大通道，他有三個建議，一是把包蘭線鐵路修起來，包頭到蘭州線鐵路修成了，這就有了第二條從北京到西北的鐵路通道；二是要從武威修到烏魯木齊，這樣，這條線以后陸續修到烏魯木齊；三是再修一條鐵路，接一條國際的通道，修到阿拉山口，這樣，西北的鐵路大通道就完成了[4](P.626)。

重溫的這些論述，應該說他的西部開發的思路是清晰的、明確的，即必須著力發展以交通運輸業為核心的基礎建設。僅就鐵路而言，因為政府對西部地區鐵路建設的重視，50年來，相繼建成了成渝、成昆、貴昆、川黔、蘭新、寶中、南昆、南疆等20多條鐵路，對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畢竟路網單薄，標準較低，與東部的通道較少，仍然不能適應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按照的觀點，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仍然是西部大開發的當務之急。國家應加大投入，集中人力、財力，抓好交通、水利、電力等基礎工程建設，以此推動經濟的全面發展。

二、發展科學教育是根本

早在1957年3月，即指出：“將來發展工業、擴大農業，都要大力開發少數民族地區，都需要把地大、物博和人口眾多、經濟文化發達結合起來。”[5](P.340)如今，少數民族居住比較集中的西部地區大開發正在進行。這項世紀工程的完成，需要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需要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具有現代勞動管理技能的專門人才。簡而言之，西部大開發首先要開發的是人力資源與人才資源。比較而言，無論歷史還是現實，西部地區的人才都是相對缺乏的。西部開發，首先應該是人力資源和人才資源的開發。如何開發人力資源和人才資源呢？認為根本途徑有兩個，一個是發展科學，一個是發展教育。他說：“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不可能設想不產生廣大的建設人才，問題就在于我們抓好科學、教育這一環。所以，發展科學、教育，也是現在一個中心任務。”[1](P.407)就西部開發而言，發展科學、教育，無疑是最根本的任務。

第一，要發展科學。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的科學文化力量目前是比蘇聯和其他世界大國小得多，同時在質量上也要低得多，這是同我們六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的需要很不相稱的。我們必須急起直追，力求盡可能迅速地擴大和提高我國的科學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長的時間里趕上世界先進水平。”[1](P.233)認為，之所以要強調發展科學，“這不但因為科學是關系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而且因為世界科學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別巨大和迅速的進步，這些進步把我們拋在科學發展的后面很遠”[1](P.234)。1962年12月24日，在冶金、水利、水產、華僑農場、手工業、共青團中央、華北山區工作等七個專業工作會議上講話，再次闡述了發展科學技術力量的重要性。“技術力量在建設中對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都起很大作用。這不僅因為過去我們落后，而且因為時代不同，任務也不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十七年中，原子、電子、超音速，其發展速度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快，比過去一個世紀還快，可以說日新月異。要趕上去，就要做艱巨的工作。這就需要重視科學、重視實踐和重視技術人才。”[1](P.500)幾十年過去了，我國的科學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就總體水平而言，我們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的差距。就國內東西部而言，科學技術的差距亦很大。西部大開發要有較高的起點，就必須下大力氣去發展科學。

第二，要發展教育。如前所述，要解決國家發展、西部開發人才匱乏的問題，既要充分發揮現有科技人才的作用，更要大力培養新的科技人才。而大量具有創新精神與現代知識的科技人才，要靠教育來培養。為此，在不同場合講到教育對人才培養的重要性，對教育予以極大的關注。1952年10月24日，他在主持政務院第156次政務會議時指出：我們要建設，干部、人才就成為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其它條件都具備，缺乏干部、人才也不行。而培養干部、人才，是文教部門最主要的任務。要進行經濟建設，文教工作就必須加強，決不能削弱[3](P.265)。具體途徑是：一要向外國學習。為了適應今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就培養人才問題一事，致函、劉少奇、、陳云，報告準備派遣學生和干部赴蘇聯學習。二要改革。他主持討論了《政務院關于改革學制的決定》，并根據決定精神，著手進行全國高等學校院系的調整。強調：“為了擴大我國的科學文化力量，首先必須按計劃增加高等學校學生的名額，還必須注意培養現有的一般知識分子，不斷地提高他們的業務水平。”[1](P.240)同時，積極關心中等技術學校的調整。三要加大投入。他明確提出：“今后教育事業要有很大發展，我們對教育事業的投資要超過任何一個工業部門。”[1](P.116)四要支援西部。1955年3月9日，他主持國務院第七次全體會議，會議通過了《國務院關于幫助西藏地方進行建設事項的決定》，指出要將西藏軍區干部學校改為西藏地方干部學校，并予以擴建，以加強培訓藏族及其它民族的干部工作；擴建日喀則小學校舍，以滿足擴招學生的需要。1957年6月4日，在國務院召集的有關各方討論交通大學問題的會議上提出，總的原則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的方針不變。內蒙古大學籌建期間，批示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遣調一百多名教師并調撥圖書資料、儀器設備予以支援[2](P.82)。誠然，因為中央和政府的重視，西部的教育有了較大的發展，但與東部相比較，仍有較大的差距，而且這種差距正在制約著西部的開發。為此，我們必須加深對發展科學教育的理解，進而認識發展科學教育在西部開發中的戰略意義。無論是從世界科技教育發展的大勢看，還是從西部開發的實際困難看，大力發展科技教育，提高人力、人才素質，都是西部大開發的根本條件，只有人才的優勢，才有可能將自然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優勢；只有人才的優勢，才有西部開發較高的起點與可持續發展的后勁。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三、保護生態環境是基礎

保護生態環境，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21世紀全人類面臨的共同課題，亦是西部大開發的必然選擇。

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當西方發達國家環境問題日益嚴重、我國環境污染問題亦開始暴露之時，即以戰略家特有的洞察力敏銳地認識到，環境保護是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社會發展的大事，反復強調要正確處理工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切不要做竭澤而漁、貽害子孫的蠢事。

第一，他指出保護環境的目的是為了造福人民。他說：“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1](P.195)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維護人民的利益，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這是人民政府一切工作的出發點。為此，他特別強調環境保護的意義。

首先，是以人為本，立足于保護人民的健康。1969年6月26日，他對衛生部軍管人員講，講“預防為主”，要包括空氣和水。如果污水、污氣解決了，人民的身體健康了，就什么財富都可以創造，這是最大的財富[6](PP.305-306)。1970年10月9日，他在陪同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參觀北京東方紅化工總廠時，指示陪同的北京市和該廠負責人，應該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危害工人健康的黃煙污染[6](P.488)。1974年3月21日，他主持中央專委會會議，聽取“七二八”秦山核電站工程技術情況匯報時強調：核電站的設計建設，必須絕對安全可靠，特別對放射性廢水、廢氣、廢物的處理，必須從長遠考慮。一定要以不污染國土、不危害人民為原則[6](P.659)。

其次，是以可持續發展為本，立足于維護人民的長遠利益。1971年4月5日，在談到環境保護問題時指出：“在經濟建設中的廢水、廢氣、廢渣不解決，就會成公害。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公害很嚴重，我們要認識到經濟發展中會遇到這個問題，采取措施解決。”[5](P.528)同年9月8日，他在邀集國家計委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參加的會議上談到治理“三廢”問題時指出：“我們一定能夠解決工業污染，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在搞經濟建設的同時，就應該抓緊解決這個問題，絕對不做貽害子孫的事。”[6](P.549)1975年8月29日，躺在病床上的他仍然對西藏的環境保護問題牽腸掛肚，特意囑托準備參加西藏自治區成立10周年慶祝活動的中央代表團團長同志，到了西藏，要告訴那里的同志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還要注意保護好森林和各種資源，造福于我們的子孫后代[6](P.718)。這一囑托既是對生態環境保護意義的深刻闡述，也是對西部大開發最珍貴的遺囑。

從20世紀70年代算起，30年來，西部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但長期以來，西部地區主要沿用以大量消耗資源為特征的粗放型工業發展模式，不僅投入產出關系不理想，而且造成了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使生態破壞和工業環境污染的問題愈益突出，對可持續發展構成巨大的威脅，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必須引起足夠重視與反思。誠然，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長江、黃河等重要江河中上游地區的環境保護、水土根治、退耕還牧、退耕還林，這與西部地區現時的發展是有矛盾的，但認真學習的有關論述，不難發現解決這一矛盾的思路與原則又是十分清晰的，即以人為本，以可持續發展為本，在堅持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的前提下，自覺地調整發展的戰略規劃。

第二，他指出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途徑是植樹造林。如何保護生態環境？認為一是治水，二是造林，這是他最關注的兩件事。他語重心長地說：“工業犯了錯誤，一二年就可能轉過來，林業和水利上犯了錯誤，多少年也翻不過身來。我最擔心，一個是治水治錯了，一個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錯了，樹砍多了，下一代也要說你。”[1](P.588)除了發展水利，保持水土，重要的就是植樹造林，平衡生態。建國伊始，百廢待興，特別關注我國林業的發展。對森林防火、水土保持、群眾育林、護林等作了一系列的指示。1950年4月14日，主持第28次政務會議，在討論董其武《關于綏遠情況的報告》時即闡明林業與農業相互依賴的關系，強調保持水土的重要措施就是植樹[3](P.34)。同年5月16日，他又和林業部部長梁希聯名簽署了《關于林業工作的指示》。鑒于我國當時存有的森林面積已經很小，而全國“大部分地區對森林的破壞和濫伐行為，迄未停止”這一情況，《指示》明確了林業工作的具體方針和任務[3](P.41)。1961年4月中旬，他在陪同緬甸總理吳努到西雙版納自治州訪問期間，強調保護森林資源、保護生態平衡問題的重要性。他對在西雙版納自治州工作的植物學家蔡希陶說：這是富饒美麗之鄉，如果破壞了森林，將來也會變成沙漠。我們共產黨人就成了歷史罪人，后代就會罵你。并囑咐：一定要研究這個問題，要解決好合理開墾，保護好自然資源，改造好大自然。二屆人大一次會議期間，他對江西省委負責人說：解決興國的淤沙，一要挖沙筑壩，二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嚴禁濫砍濫伐上游的森林，大力植樹造林，搞好水土保持，固位泥沙不下流。造林是百年大計，黃河可以造林固沙擋風，江西山區多，我們不能光采伐不造林育林，光吃祖宗飯，造子孫孽[2](P.697)。1966年2月，他指出：“我國森林覆蓋率只有百分之十多一點。十六年來，全國砍多于造，是虧了。二十世紀還剩下三十幾年，再虧下去不得了。”“西北黃土高原搞了多少年造林啦？勞大功小，要很好總結經驗。陜北防沙林帶有人煙，地下水淺，就可以造林。靖邊、定邊高原上水位低，不容易成林。要有選擇、有陣地地前進。”“西北局要搞一個領導小組，管農墾、水土保持。農村互相支援有好處。植樹造林是百年大計，總得堅持到二十一世紀。”[1](PP.588-590)

痛定思痛，重溫有關植樹造林、平衡生態與保護環境的論述，倍感親切、深刻。我們在討論西部大開發這個熱門話題時，應切實關注脆弱的生態環境的承受力，退耕還林，退農還牧，防風固沙，節水節能，實施“綠色工程”，治理水土流失，恢復林草植被，堅持走低能源、低消耗的發展道路，將可持續發展戰略落到實處。

總之，視發展科學教育為根本、生態環境建設為基礎、基礎設施建設為關鍵的開發觀是十分鮮明的、深刻的，這對找到西部開發的突破口，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價值。其意義正如朱róng＠①基總理所指出：“下大力氣把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建設和科技教育這三方面抓好了，西部大開發就會有較高的起點，就會有扎實的基礎，就會有可持續發展的后勁。”[7](P.42)

收稿日期：2001-02-28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經濟文選[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年譜(1949-1976):中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年譜(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4]周爾均，周秉德．百人訪談[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

[5]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統一戰線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年譜(1949-1976):下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7]朱róng＠①基總理在新疆考察工作[J].新華月報，2000,(10).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