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致命理論錯誤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話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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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
“這本書的基本缺點，是不承認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認社會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不承認他們國內還有階級斗爭，還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不敢像我們這樣大講階級斗爭，大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印，第800頁。以下引此書只注頁碼）
的這一批評，“提綱而眾目張，振領而群毛順”。
40多年過去，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蘇聯之所以在1991年“輕易地自取滅亡”（前美國駐蘇大使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其理論根源，正是當年指出的這樣一個錯誤。跟著蘇聯跑的歐亞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紛紛被葬送，也莫不如此。
列寧早就說過：“這種理論上的混亂是決不能容忍的。我們要是在我們的軍事活動，我們的國內戰爭這一基本問題上發生一點點這種理論上的混亂，那早就被人打垮了，打垮也活該。”（《列寧選集》第4卷第122頁）
慘痛的歷史經驗充分證明，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無產階級政黨，如果違背了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堅持錯誤，執意不改，就必然致命，必然葬送社會主義事業，葬送自己。
前車之覆，后車之鑒。重溫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有關批評，實可使我們“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
（二）
中國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傾其晚年全力于研究和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死而后已。
說得對：“世界上沒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也還是沒有什么‘先知先覺’。……開始我們也不懂得搞社會主義，以后在實踐中逐步有了認識。認識了一些，也不能說認識夠了。如果認識夠了，那就沒有事做了。”（第382頁）
在肯定這本教科書關于過渡時期經濟的基本矛盾的提法之后，坦率承認：“我們在一九五六年八大第一次會議的決議中說，主要矛盾的實質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提法不對。半年以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矛盾，突出起來，我們很多同志就覺悟了，并且采取了正確的辦法解決這個矛盾。”（第121頁）
這種覺悟，集中顯現于的光輝著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們必會注意，這個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正是總結了蘇共二十大以后，特別是波、匈事件之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鮮經驗，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別是擊退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之后的新鮮經驗，作了重要修改，于1957年6月19日才正式發表的。
在這部著作中，強調了要運用對立統一規律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確的方法處理這種矛盾。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劃時代地第一次系統、明確地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問題，提出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的問題，特別是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針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說中國“‘誰戰勝誰’的問題有利于社會主義地解決了，……在政治思想戰線上也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批注曰：“當時我們自己也只是說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第295頁）還指出教科書有關段落“只說經濟生活的一切領域中展開誰戰勝誰的斗爭，這是很不完全的。我們的提法是，在經濟、政治、思想三個戰線上，都要進行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第121-122頁）諸如此類的認識，顯然都是從新的實際經驗中獲得的。
所以，在讀這本教科書時，把他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論述方面，是自然而然的。也正是借此進一步思考和闡發了這個根本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三）
從方法論而言，批評這本教科書，沒有運用對立統一的法則“這樣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分析事物。”（第423頁）
他指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生產關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產關系，就必須一方面聯系研究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系研究上層建筑對生產關系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第422頁）就是說，“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得分家。”（第170頁）“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第803頁）
總之，盡管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還很簡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還不成熟，現在就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定限制，但是方法必須對頭。“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第422頁）
而問題也就在于：“列寧死后，蘇聯的辯證法少了。是說少了，不是說沒有。他們有時強調斗爭不講統一，有時強調統一不講斗爭。這兩種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學，都是缺少辯證法。他們不承認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認矛盾的發展和轉化，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還是矛盾，怕講社會主義社會有階級斗爭。這本書的缺點就在這里。”（第742-743頁）“這本書雖然有些地方也承認矛盾，但不過是附帶地提起。說明問題不從分析矛盾出發，是這本書的一個特點，一個最大的缺點。當作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為科學。”（第712頁）
如，“這本教科書，只講物質前提，很少涉及上層建筑，即：階級的國家，階級的哲學，階級的科學。”（第170頁）“這本書提到了國家，但沒有加以研究”（第422頁），等等。
這樣，這本教科書的一系列理論錯誤，它的論述經不起實踐的檢驗，也就是勢所必然的了。
（四）
從社會主義社會的具體矛盾而言，批評了教科書中“只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是‘團結一致，十分穩定’，不說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說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國家強大的社會發展動力，不說社會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鮮明地指出：“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第273頁）
教科書說，在蘇聯，“‘誰戰勝誰’的問題，無論在城市或農村中都‘完全地、永遠地’、有利于社會主義地解決了。”批注曰：“說得太死，不合乎實際。”（第260頁）至于說：“在國內，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后根源被消滅了。”則批注曰：“完全不對”。
指出，斯大林“他曾經說過，搞得不好，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可以發展到沖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發生沖突。斯大林的這些話，講得好。教科書比斯大林退了一步。”（第346頁）
根據蘇聯的實際經驗，特別是我們自己的切身經驗，除了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有敵對勢力以外，還特別反復強調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對人的改造問題。他指出：“任何新的東西出來，或者因為不習慣，或者因為不了解，或者因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抵觸，它總是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阻礙。”（第373頁）“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每個時期都會有一部分人力求保存落后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第341頁）
指出，“‘機器拖拉機站是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工具’。教科書在很多地方都是這樣強調機器對社會主義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農民的覺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機器，怎么能行？”（第227頁）“教科書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余尚未完全克服。這么多年了，老是不‘克’，怎么能‘服’呢？”（第429頁）“重要的問題，是要把社會主義革命搞徹底，堅持反對資產階級影響的斗爭。……我們對資產階級的影響，資產階級的殘余勢力，批判得愈徹底，就愈能使人民群眾從它的威脅束縛下解放出來。”（第718頁）“搞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也是不知道怎樣革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使我們搞出了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提法。現在看來，這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第719頁）
總之，認為，“教科書說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說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都說得不完全，都沒有提到對敵人的鎮壓，也沒有提到階級改造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第97頁）“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還有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還有保守的階層，還有類似‘既得利益集團’，還存在著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城市和鄉村的差別，工人和農民的差別。要解決這些矛盾，消除這些差別，不經過斗爭是不行的。”（第341頁）
概而言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問題，用社會主義思想訓練人和改造人的問題，在我國是個大問題。”（第227頁）
（五）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涉及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時，提出了高薪階層——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
他說：“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消滅了舊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影響還會長期存在，階級意識形態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每一個時期，總會有這樣一部分人，保持舊制度對他們有利，用新制度代替舊制度對他們不利。他們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變這種制度。……任何一種新制度的建立，總要對舊制度有所破壞，不能只有建設，沒有破壞。要破壞，就會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觸。
蘇聯有個高薪階層，在農村中還有富裕農民階層。對這些人來說，保持和擴大物質刺激，對他們是有利的，取消物質刺激對他們不利，他們就會進行抵抗。”（第276-277頁）
深刻地指出：“赫魯曉夫完全沒有辯證法，只有形而上學。社會原因，是他們那里的生產關系、社會制度停頓的時間太長，多年來已經形成一個高薪階層，農村中出現了富裕農民。因此必然有反映這種社會基礎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世界觀和方法論。形而上學，就是這些人的意識形態。”（第743頁）“蘇聯的社會科學不大講辯證法，斯大林的后期，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就沒有多大發展。赫魯曉夫上臺以后走下坡路，滑到修正主義那邊去了。”（第744頁）
他把問題提到了政權性質的高度。他批評教科書“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里，由誰來發議論，都是屬于權利的問題。……人民內部有各個派別，有黨派性。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對于保證人民的權利問題，關系極大。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里，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利就有保證了；掌握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們就可能變質，人民的權利就不能保證。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第275-276頁）
他特別強調了教科書中有一段對修正主義的批判是不正確的，指出：“現代修正主義者，他們不是不要國家機器，他們要自己的國家機器可厲害呢，他們所仇視的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他們所謂反對國家對經濟的領導，實際上是一種欺騙。他們的目的是用這個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產階級專政。”（第350頁）
同時，深諳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看得極其深遠。他尖銳地指出：“事情要從兩方面看。既有高薪階層，就一定有低薪階層，既有富裕農民，也一定有非富裕農民，而且后者總是占多數。有低薪階層、非富裕農民，必然會有反映這種社會基礎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世界觀和方法論。
因此，兩種世界觀、方法論的相互斗爭，是必不可免的。辯證法代替形而上學，也必不可免。我們對蘇聯的前途是樂觀的。蘇聯是列寧主義的故鄉，是十月革命的產物，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聯共黨是第一個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黨。現在，他們完全走到了形而上學，將來一定會從形而上學走到它的反面，回到辯證法。低薪階層、非富裕農民總是要起來代替高薪階層、富裕農民。辯證法總是要代替形而上學。
一種上層建筑如辯證法，代替另一種上層建筑如形而上學，一種社會制度代替另一種社會制度，一個社會階層的統治代替另一個社會階層的統治，就要革命。總的趨勢是這個革命必不可免，但是目前革命的條件還不成熟。”（第743-744頁）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這正是石破天驚之論！
先前，同是讀這本教科書，曾經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有革命，也有技術革命、文化革命。（第341頁）但這里的論斷，顯然大不相同了。這一情況，如果不是表明他在進一步思考之后修改了他以前的看法，至少也是表明了他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是有反復的吧？
總之，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我們還要看到這么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社會里的高薪階層是有危險性的，……。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警惕，如果我們及早注意，是可以解決的。”（第742頁）
這是他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的“畫龍點睛”之筆。這正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的核心所在，要害所在。
（六）
涉及社會主義社會的外部矛盾，指出：教科書的增訂本“說現在蘇聯已經不再受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了。這個說法有使人睡覺的危險。”（第265頁）他列舉眾目昭彰的事實后問道：“能夠說，現在蘇聯已經不在導彈的包圍之中嗎？社會主義陣營已經不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之中嗎？”（第266頁）
針對著蘇共二十大以后日益膨脹的和平發展的幻想，用了很大的篇幅論述了和平與戰爭的問題。他說：“最近，一九五九年，歐洲十幾個國家共產黨的會議中說，現在出現了永遠消滅戰爭的可能性，出現了把一切物力、財力利用來為全人類服務的可能性。這種說法，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階級分析，沒有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區別出來。戰爭是階級沖突的一種形式。有階級就一定有階級沖突。一般沖突方式解決不了的時候，就必然要用戰爭的方法來解決。不消滅階級，怎么能消滅戰爭？世界大戰打不打，不決定于我們。我們不是艾森豪威爾的參謀長，不是麥克米倫的參謀長，我們說了不算數。世界大戰還是有兩種可能性。即使簽訂了不打仗的協定，戰爭的可能性也還存在。帝國主義要打的時候，什么協定也不算數。至于打起仗來用不用原子彈、氫彈，那是另一個問題。曾經有了化學武器，但是打仗的時候沒有用。經過極大的努力，簽訂打仗的時候不打原子彈、核武器的協定，打起仗來大家都還用常規武器，這種可能性是有的。即使兩個陣營不打仗，也不能保證資本主義世界內部不打仗。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可能打。帝國主義國家內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可能打。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現在就在打。
歷史的規律是，只有經過革命戰爭才能消滅階級，只有消滅了階級才能永遠消滅戰爭。不進行革命戰爭，要消滅階級，我們不相信。沒有消滅階級，要消滅戰爭武器，這不可能。……當然我們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戰的，我們是希望和平的。我們贊成用極大的努力來禁止原子戰爭，并且爭取兩個陣營簽訂互不侵犯協定。爭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們最早提出的主張。如果能夠實現這個主張，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是很有利的。”（第262-264頁）
他洞察至遠至深：“只要階級斗爭存在，戰爭總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全世界范圍內，局部戰爭沒有斷過。美國帝國主義現在的戰略是，在準備大戰的條件下，搞局部戰爭，連鎖反應，一個一個地吃掉我們。”（第797頁）
他還指出：“在兩個經濟體系之間，其實不只是競賽，而且有激烈的、廣泛的斗爭。”他批評“教科書避開了這種斗爭。”（第784頁）
他認為：“根本的問題是制度問題，制度決定一個國家走什么方向。只要還是社會主義制度，就決定社會主義國家總是要同帝國主義國家相對立的，妥協總是暫時的。”（第775頁）
根據這些客觀情況，強調：一是要搞實力地位。“世界上從有歷史以來，沒有不搞實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階級、任何國家，都是要搞實力地位的。搞實力地位，這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軍隊是階級的實力。只要有階級，就不能不搞軍隊。”（第263頁）二是要善于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斗爭，列寧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說這是革命的間接后備軍。中國革命也吃這一碗飯。我國過去存在著地主買辦階級各派的矛盾，這個矛盾同時反映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正因為他們內部有這樣的矛盾，我們善于利用這種矛盾，所以直接同我們作戰的，在一個時期中只是一部分敵人，不是全體敵人，而我們常常因此得到了回旋的余地和休整的時間。”（第798頁）
批評了修正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社會中有社會主義因素、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或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等等謬論。他尖銳地指出：“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說話、寫文章都盡量合乎帝國主義和敵人的口味。其結果是敵人舒服，自己的階級被蒙蔽。這是欺騙群眾和欺騙各國共產黨的行為。”（第96頁）
他矛頭直指赫魯曉夫，深刻地指出：“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堅決同帝國主義斗爭。他們把自己和斯大林區別開來，是要得到帝國主義的賞識。赫魯曉夫訪美，他和艾森豪威爾都給對方臉上擦粉，但比較起來，美國人倒是有原則、有分寸些。赫魯曉夫得意地說什么‘戴維營精神’的劃時代意義，但是一九六○年二月三日艾森豪威爾在記者招待會上卻說，他不知道‘任何戴維營精神’。赫魯曉夫和王明一樣，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門去，結果被人家一個巴掌打了出來。
擦粉、和平過渡這一套有欺騙性，但要長期維持也困難。因為帝國主義、壟斷資產階級的策略可以改變，而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只有經過革命推翻它，打倒它。”（第797頁）
（七）
讀過近時出版的吳冷西同志的新著《十年論戰》，我們就可以清楚地覺察到，《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實是“十年論戰”中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準備，是公開大論戰前的厲兵秣馬，箭在弦上，彎弓待發。
正是讀教科書后不久，大論戰公開爆發了。
1960年6月25日下午，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指出：
“現在我們跟赫魯曉夫的分歧，根本的問題是全世界除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問題，屬于社會主義國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繼續革命的問題，這是兩條路線分歧的根本問題。赫魯曉夫是代表老板階級，代表資產階級，不要革命，不要繼續革命，不要共產主義。”（《十年論戰》第290頁）
回眸四十年，歷史更清楚。
重溫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批評，我們可以看到，盡管正如生前反復講過的，他并非圣人，他講的并非句句是真理，并非是絕對正確的終極真理，難免偏頗有誤，但從整體而言，他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在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中，在開創和領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實踐過程中，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給后人留下了無可估量的精神財富。
我們看到，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蘇共領導背離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向帝國主義討好求賞，又堅持錯誤，執迷不悟，最終導致蘇聯解體，歐亞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崩潰，恰如當年所預料，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就我們中國而言，如果當年不是這樣砥柱中流，力挽狂瀾，領導我們全黨與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毫不調和的堅毅斗爭，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堅持馬列主義、反對和平演變和走中國自己的路的教育，今天將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也是不言而喻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