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為摘掉‘馬列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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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自從1999年10月28日《中國合作新報》（以下簡稱《新報》）發表一篇題為《’99〈辭海〉重新評價》，1999年11月4日《報刊文摘》又詳細摘載該文以來，對于新版《辭海》重新評價，特別是“為摘掉‘馬列帽’”問題，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很多讀者給辭海編輯委員會和上海辭書出版社去函、去電，提出質疑。這正表明，對于的評價確實是個原則問題，誰貶低，誰就會受到人民的譴責。

那些主張“為摘掉‘馬列帽’”的人，究竟有些什么“理由”呢？根據初步了解，他們大致有下列三條所謂的“理由”，請大家共同評析之！

一、刪去“偉大”是出于體例的需要嗎？

有人說，由于《辭海》釋文力求簡明扼要，因而刪去“偉大”之類的形容詞，是出于體例的需要。這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事實是，《辭海》1979年版和1989年版，均稱孫中山是“我國偉大的革命先行者”，1999年版則稱之為“中國近代偉大的民主革命家”。新版對前兩版的修改是：增加了“近代”兩字，并把“革命先行者”改為“民主革命家”。但不管怎么改，對“偉大”這個形容詞始終沒有變，這說明對孫中山是不能不稱其為“偉大”的。新版“辭海”稱孫中山是“中國近代偉大的民主革命家”，而稱廖仲愷、黃興等人為“中國民主革命家”，這是非常恰當的，也是符合我們黨對孫中山的一貫評價的。如果在“孫中山”詞目中刪去“偉大”，把孫中山和廖仲愷、黃興作完全相同的評價，那就會貶低孫中山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突出的地位和作用。這就說明，對于“偉大”不能亂用，但該用的時候還是要用，不能以所謂“體例”問題為借口，去貶低某些杰出的偉大人物。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奇怪的是，新版《辭海》可以稱孫中山為“中國近代偉大的民主革命家”，為什么就不可以根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呢？《辭海》1999年版前言說：條目的修訂，“主要是反映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和文化科學技術的發展，彌補缺漏，糾正差錯，精簡少量詞目和釋文。”從這個修訂原則來看，在“”詞目中刪去“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既不屬于“彌補缺漏”，也不屬于“精簡釋文”（因為在這個詞目中又增加了許多新的文字），那只能是“糾正差錯”。請問是什么樣的“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和文化科學技術的發展”，需要把“”詞目中的“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作為“差錯”來“糾正”呢？如果為了迎合那種否定馬列主義、思想的錯誤思潮，來進行這種所謂的“糾正差錯”，那只能越糾越錯。

二、刪去“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對“更加崇高的評價”嗎？

新版《辭海》編者說：“‘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適用范圍較廣”，“將‘’條頭銜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改為‘思想的主要創立者’，是為了具體地表明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是對更加崇高的評論”。又說：“該條頭銜還新增加了‘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等語，從而，較之過去版本更加全面”。認為刪去“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倒是“對更加崇高的評價”，這真是“奇妙”的邏輯！

從三個版本的《辭海》來看，并不是像新版《辭海》的編者所說的那樣，真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適用范圍較廣”，而恰恰是“適用范圍”極小的。在第一版中只有對、、劉少奇用了“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第二版中只有對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在第三版中連也不能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了。只有對，從第一版到第三版，均稱之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這種情況，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適用范圍是極小的，對于我們這個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辭海》第一版最多也只用于四人，現在只用于一人了。第二，你們既然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適用范圍較廣”，怎么可以把這個具有廣泛性的一般化的頭銜加之于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呢？按照你們所說的“理由”，新版《辭海》只稱一人是“馬克思主義者”，那不是故意貶低嗎？

事實上，能稱得上“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確實是極少的，能稱得上“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那只能是個別杰出的偉大人物。而《辭海》的編者卻把這個對共產黨人的最高評價，說成是“適用范圍較廣”的一般化的評價，這完全是混淆視聽！新版《辭海》把對的最高的也是最重要的評價刪去之后，即使加上再多的一般性評價，也不是“對更加崇高的評價”。三、“思想主要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嗎？

關于為什么要“為摘掉‘馬列帽’”問題，《新報》那篇文章認為，“這一變化，也許與學術界近年發現無論藏書與讀書，最多的并非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與《資治通鑒》等中國書——思想主要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因而“為摘掉‘馬列帽’”，是“更徹底地表達了人們對思想的新認識”。《新報》在這里用了“也許”這個不確定的詞，那就是說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究竟是不是，這只能由新版《辭海》的編者們出來回答了。

《新報》既然認為“思想主要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這是“對思想的新認識”，我們就有必要看看這種所謂的“新認識”究竟是什么貨色。這實際上是80年代初出現過的那種認為馬列主義中國化就是“封建化”的觀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惡性“發展”。我們知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雖然有其“民主性的精華”，但就其思想體系來說，則是封建主義的。說“思想主要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也就等于說思想主要來源于中國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而同馬列主義不是一脈相承的統一的科學體系。這就是他們的所謂“新認識”。這種“新認識”，從根本上否定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可見，新版《辭海》“為摘掉‘馬列帽’”的錯誤做法，不管是出于什么動機，其后果是十分嚴重的。這應該引起該書編者們的深思！

說“思想主要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這是不值一駁的。思想作為馬列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當然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可能不帶有中國的民族特色。但是，就其根本理論內容和思想體系來說，完全是直接來源于馬列主義的。在1937年撰寫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明確指出：“由于中國社會進化的落后，中國今日發展著的辯證唯物論哲學思潮，不是從繼承與改造自己哲學遺產而來的，而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而來的。”這就說明，中國雖然具有優秀的哲學傳統，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條件下，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都很落后，不可能在這種土壤上直接產生出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哲學，它只能來源于馬列主義。中國哲學是這樣，整個思想也是這樣。

說“無論藏書與讀書，最多的并非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與《資治通鑒》”，因此，“思想主要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這種邏輯是不能成立的。

大量事實證明，是一貫重視研讀馬列主義著作的。他研讀較多的馬列原著，就有《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列寧選集》、《列寧關于辯證法的筆記》、《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斯大林選集》等等。對于這些著作，他反復研讀，作了批注和勾畫。他大量批閱哲學著作，收入《哲學批注集》的就有十本哲學著作的批注，他還研讀了大量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對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批注勾畫過的本子就有三種。他在1958年11月，還對讀該書發表了長篇談話。他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組織幾個人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大家邊讀邊議，在談話中闡明了許多重要思想，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可能分為不發達和比較發達兩個階段的重要理論觀點。正因為這樣大量地深入地研讀馬列著作，掌握了馬列主義的真諦，并把它運用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才能創立思想，豐富和發展馬列主義。任何人妄圖否認、抹煞這個歷史事實，貶低、歪曲思想，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除了讀馬列著作以外，確實讀了大量的中國歷史古籍。但是，他讀史書絕不是照單全收，而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以分析批判。蘆荻在《讀二十四史》一文中，記載了對《二十四史》的看法：“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謂實錄這類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為大半是假的就不讀了，那就是形而上學。不讀，靠什么來了解歷史呢？反過來，一切信以為真，書上的每句話，都被作證實的信條，那就是歷史唯心論了。正確的態度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他、批判他。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洋洋4000萬言的二十四史，寫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將相，人民群眾的生產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寫了些，也是籠統地一筆帶過，目的是談如何加強統治的問題，有的更被歪曲地寫了進去，如農民反壓迫、剝削的斗爭，一律被罵成十惡不赦的‘匪’、‘賊’、‘逆’……這是最不符合歷史的。”正因為讀史時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所以他能夠給農民起義很高的歷史地位，認為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在談到《資治通鑒》時說：“《資治通鑒》這部書寫得好，盡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我們可以批評地讀這部書，借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他認為“治國就是治吏”，是最重要的經驗教訓。可見，讀史，確實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分析、批判和借鑒，決不是原封不動地以中國傳統文化來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因此，認為“思想主要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完全是信口雌黃的胡說。我們希望新版《辭海》的編輯者和出版者們，本著對黨和人民負責的態度，就“為摘掉‘馬列帽’”的問題，作出公開的說明，采取補救的措施，用實際行動來改正錯誤，以挽回不良的政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