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思想歷史進程及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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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A8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257-2826(2000)07-0057-06

思想有一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有不同的發展階段。與此相適應，思想的研究也有一個發展過程和不同的發展階段。就國內思想研究的歷史進程來看，自40年代開始的半個多世紀里，大致可分為四個歷史時期，其順序及大體起迄時間是：1941-1949年，思想研究的初始時期；1950-1965年，思想研究的發展時期；1966-1978年，思想研究的受挫時期；1979年至今，思想研究的成熟時期。以下就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研究狀況及其特點，作一概略介紹。

一、思想研究的初始時期(1941-1949)

一般而言，一種思想、理論產生之后，對這種思想、理論的研究將相伴而生。隨著思想的萌芽和形成，相應的研究也就逐漸開始了。

30年代后半期，有關的生平傳記問世，以口述、斯諾整理的《自傳》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傳略》最有影響。這些傳記文字，在介紹生平事跡的同時，不可避免地附帶論及的思想，或介紹或評論。當然，這種介紹、評論是零碎的而非系統的，個別的而非普遍的，更不是在“研究”思想的名義下自覺進行的。

真正意義上的思想研究，是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前期黨內黨外、國內國際環境推動下開始的。當時，的思想、理論的正確性為紅軍長征的勝利結束所驗證，本人在紅軍和中國共產黨內的領導地位完全確立并得到共產國際的承認。關于中國革命理論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論新階段》、《〈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文章的發表，說明了理論上的成熟，在理論上的威望也開始在黨內樹立起來。運動開始后，黨內興起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總結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高潮，許多黨的干部和理論工作者認識到，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典范，有必要給予恰當的命名和正確的評價。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軍事上展開攻勢的同時，開動一切宣傳機器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這樣，政治上樹立的領袖地位，思想上樹立的思想的權威地位，就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戰線上發起反擊、展開對國民黨宣傳戰的重要內容。此外，共產國際的解散對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觀上也有樹立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思想旗幟的需要。

上述情況表明，宣傳和的思想理論的主客觀條件日趨成熟，思想概念的提出和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已是水到渠成。40年代也因之在思想宣傳和研究進程中顯得極為重要。

1941年初，黨的理論工作者張如心發表《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從個人的思想的角度，較早使用了“同志的思想”、“思想”這樣兩種含義相同、提法有別的措詞。盡管把思想等同于個人的思想不甚妥當，但作者明確提出學習的著作、“研究同志如何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則到中國環境中間來，如何發展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問題，表明理論工作者對思想的學習、研究和宣傳有了理性的認識和初步的自覺性。

運動使黨內對思想有了更多的認識。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肯定“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中國的現實，積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實際經驗，經過了黨內黨外曲折斗爭中而形成起來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并進而論述了什么是思想及思想是怎么產生的，肯定了思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性質，明確提出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命題，表明王稼祥對思想的理解和理論提煉，上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這篇文章雖然也在同一個意義上混用思想和的思想，但把思想與“中共二十二年的實際經驗”相聯系，又含有新意。可以說，這篇文章對思想的宣傳、研究具有開拓意義，給后來者以極大的啟示和影響。

中共七大在思想研究進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七大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而劉少奇在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則以“關于黨的指導思想問題”一節，集中闡述了思想的有關理論問題，包括思想的含義及基本內容，思想產生的必然性，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思想的社會基礎和理論來源，為什么能夠創造科學的中國革命理論，思想產生、成熟的重大意義等。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諸如“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中國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國理論”這樣的評價，充分肯定了思想的普遍意義和實踐意義；關于“出色地成功地”進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這樣的論述，解決了為什么中國革命的理論以的名字命名的問題；對于思想具體內容和基本構成的概括，不僅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第一次，而且九個方面的歸納相對于當時思想的具體內容而言，基本上是全面的，達到了相當的水平；向全黨發出學習、宣傳思想的號召并提出相應的措施，有助于推動思想的研究、宣傳、學習和普及。至于思想是個人的思想或是全黨集體的思想，劉少奇在兩方面都曾論及，但總體上仍視為個人的思想。這是40年代及其以后相當一段時間思想研究的普遍現象。

以中共七大正式確立思想的指導地位為標志，完全自覺的、全面系統的思想研究正式開始，并成為黨的思想理論界的一大熱點。而劉少奇的報告既反映了思想研究的新進展，又推動了思想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在此前后，、博古、鄧小平、陳云、等黨的領導者也對思想作過闡述。同時黨的理論工作者紛紛撰文著書，從不同角度宣傳和論述思想，影響較大的著作有：張如心的《思想與作風》，黃淺的《思想的政治思想》和《思想的思想方法》。從1944年開始問世的《選集》也越來越多地被出版、翻印，且隨著解放戰爭的順利進展流傳和影響至全中國。

這個時期的思想研究有以下特點：(1)從研究進程看，隨著“思想”作為概念的使用，作為指導思想地位的確定，對思想的研究從不自覺走向自覺，從零散走向系統，從個別人的行為走向全黨的集體行為。(2)從研究內容看，感性認識多于理性認識，雖然開始注重探討思想的理論問題，但側重于從政治上和理論上肯定與宣傳思想，中心是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意義。(3)從研究成果看，史料價值多于理論價值，雖然專論專著開始問世，但一般篇幅較小，涉及面也不寬，基本上集中于總體把握和政治思想、思想方法，專題研究不多，但政治影響很大。(4)從研究對象看，由于認識不足和政治需要的雙重因素，基本上將思想看作個人的思想。(5)從研究目的看，著眼于樹立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思想旗幟，樹立思想在黨和人民思想意識中的主導地位。

二、思想研究的發展時期(1950-1965)

這一時期思想研究的發展，是中國革命在思想旗幟下取得勝利的必然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與社會制度發生質的變化同步，社會精神文化領域開始除舊布新，全面重構社會意識形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自然要將自己的指導思想作為新中國、新社會的指導思想，以保證新中國按照自己的愿意設計和建設；經濟上翻身、政治上解放的中國人民，把和共產黨當作自己的大救星，真誠地信仰思想，愿意了解和學習思想。這就為思想研究提供了極好的社會條件。另一方面，由于40年代各個解放區出版的《選集》存在著體例雜亂、文字錯訛等缺陷，不能滿足新中國系統、準確地學習、研究和宣傳思想的需要，從1951-1960年，經本人審定的《選集》1-4卷陸續出版，收入了在民主革命時期的重要著作。與此同時，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一些論著、講話也不斷在報刊發表或有單行本面世，著作的專題性匯編也先后推出。這又為干部群眾學習思想，理論界、學術界研究思想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料。正是在這些綜合因素的作用下，新中國成立后的最初17年里，思想的研究較40年代大大地發展了，并成為宣傳、學習思想熱潮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思想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陳伯達的《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合》，張如心的《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貢獻》、《同志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貢獻》等，均有較大影響，是建國初期研究思想的代表作。 

思想研究的大發展，一方面表現在研究論著的數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表現在研究的面大大拓寬。思想各個具體部分的研究迅速展開，專題性研究的論著比重逐漸增大，主要涉及哲學、文藝、軍事、教育、經濟、政治等領域。哲學思想研究主要圍繞《矛盾論》、《實踐論》展開；文藝思想研究主要圍繞文藝服務的對象及文藝評論的標準進行；軍事思想研究的中心是人民戰爭思想和戰略戰術；教育思想研究主要論及教育觀；經濟思想研究側重于新民主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的理論；政治思想研究側重于人民民主專政、兩類社會矛盾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論。

這一時期，思想的研究呈現以下特點：(1)研究的目的主要是為思想的普及服務，因而以大規模的通俗化宣傳為主，相當部分論著是談論如何學好著作之類的普及讀物，為思想的家喻戶曉、深入人心做出了貢獻。(2)研究成果的種類增加，篇幅有所擴大，但以學習體會式的、注釋解說式的小冊子、論文集居多，學術性的、個人的著作相對較少，對經典文獻的引證多于論述。(3)隨著50年代后期國家政治生活產生“左”的傾向，思想的研究也趨于“左”傾，對階級斗爭理論的渲染逐漸強烈，學術界、理論界的忌諱、禁區也多起來，難以真正達到科學研究的境界。(4)個人崇拜在思想研究中有所表露，尤其是60年代強調“活學活用”之后，出現了學習背警句，研究走捷徑的簡單化、片面化趨向。總而言之，這一時期的思想研究，與科學的、成熟的學術研究還有距離。

三、思想研究的受挫時期(1966-1978)

這一時期思想研究遭受挫折，是由對個人的神化、對個人思想的絕對化所引發的。

“”開始后，由于政治生活、政治理論的極左化，帶來了價值取向、思維方式的極左化，再加上個人崇拜意識的彌漫，使思想的研究出現了極不正常的現象，陷入了非理性的狂熱之中。其基本狀況是：(1)對思想的研究基本上被政治宣傳所取代，而且規模浩大，充斥于各種媒體、會議、大字報、傳單甚至人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有關思想的文字，很多是出自工農兵之手的“活學活用”著作的心得體會以及粗制濫造的輔導材料。(2)幾乎沒有嚴肅客觀的科學研究論著，思想的“研究”和宣傳多是教條化、形式化、庸俗化的，唯心主義、實用主義充斥其間。其典型表現為：熱衷于對著作尋章摘句、斷章取義，儼然“句句是真理”；對的語錄要求“隨身帶”、“天天讀”；對的思想要求“活學活用”、“立竿見影”。這種幾億人口舉國一致的行動，足以令任何一種宗教崇拜相形見絀。(3)思想的學習和宣傳與“”的實際運動及其進展緊密聯系，“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被視為思想的新發展。思想的研究、宣傳成為、集團搞個人崇拜、陰謀奪權的工具。

1976年10月，“”結束，但思想的研究仍舊受到來自兩個方面的干擾：一方面，個人崇拜的影響仍未消失，“兩個凡是”論正當其時，因而及其思想的研究仍未從教條主義、唯心主義的禁錮下解放出來；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少數人對及其思想不恰當的貶低或基本否定的傾向。這對恢復思想的本來面貌、實事求是地研究思想極為不利。

四、思想研究的成熟時期（1979至今）

雖然對思想的介紹、宣傳和研究已歷時半個多世紀，但真正將其作為一門學問來進行科學研究，則主要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這個時期關于思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是思想研究的撥亂反正階段。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批判了“兩個凡是”論，要求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思想的科學體系。這既是思想理論界從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全面撥亂反正的開始，也是思想研究走出誤區、進入撥亂反正階段的開始。但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來得及具體解決如何評價及其思想的歷史地位、如何界定思想、如何看待晚年的錯誤、如何理解的著作和言論與思想的關系等重大理論問題。因此，這個階段的思想研究僅僅是重新起步，有創見的學術性、理論性、綜合性著述尚不多見，能見到的多為一般政治性評論、生平介紹類讀物、紀念回憶類文字、單篇著作單個觀點的闡述。

2.從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至199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是思想研究的開拓性發展階段。 

1981年6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對思想的第二次概括。它科學地評價了的功過及歷史地位，在原有基礎上說明了思想是“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集體智慧的結晶”，精辟地闡述了思想的理論體系。這既是指導全黨正確認識和思想的政治文獻，也是思想科學研究的一個重大理論成果，又為此后思想研究的突破性進展開拓了道路。自此，思想研究步入開拓性發展階段，并形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第一次思想研究熱：關于思想基本理論問題的概括性研究著作大批出版，如馬齊彬、陳登才的《淺談思想》、熊復的《思想淺釋》、中共中央黨校的《思想原理講話》等，都是最初兩年間出版的重要著作；思想發展史的研究成為熱點，并且形成了一個新的分支學科，這方面較早的著作有鄭德榮等人的《思想史稿（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思想史稿（社會主義時期）》，劉夢義的《思想發展簡史》；思想各個組成部分的專題性研究全面啟動，過去鮮有涉獵的研究領域如經濟思想、黨建思想、統戰思想、新聞思想、倫理思想等都有論著發表，而始終占據領先和主導地位的哲學思想研究更是成果豐碩，冠名以哲學思想“研究”、“概論”、“簡論”、“新論”、“教程”、“發展史”、“史綱”的著作不勝枚舉；研究思想的專業刊物、學術機構和團體相繼創立，1980年創刊的《哲學思想研究動態》、1983年創辦的《思想研究》、1988年出刊的《思想論壇》均有較大影響。社會科學研究系統和高教系統的研究所（室）以及全國性、地方性學術團體組織的學術活動日趨頻繁。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這個階段的研究特點是：(1)以《〈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為代表的闡釋性著述較多，圍繞著歷史決議有關及其思想的概括、評價展開論述，成為思想研究的基礎工程之一。(2)綜合性著述較多，對思想某個方面或整體構成的研究，逐漸由點到面、由零到整、由解析到合成。(3)隨著、劉少奇、、鄧小平、陳云等人著作的相繼出版，對領袖群體研究的著述較多，深化了對思想是集體智慧結晶的理解。(4)以施拉姆著《》為代表的國外研究譯著逐漸增多，有助于理論界開闊視野，了解國外研究動態和信息，在更大空間開展學術交流。(5)對的研究全方位展開。在深入研究其正確思想的同時，也開始對其錯誤思想進行研究，重心移向對現實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和借鑒意義的社會主義時期的思想理論。(6)一些學者從政治視角與文化視角的結合，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對思想的影響，注重說明思想的民族風格和中國氣派。

3.從199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至今，是思想研究的深入發展階段。

以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70周年，特別是以誕辰一百周年為契機，理論界形成了新一輪熱，思想研究進入深入發展階段。

從研究的資料來看，個人的思想資料得到更加系統的整理，《建國以來文稿》、《文集》、《軍事文集》等多卷本文獻集相繼出版，更多的老一輩革命家的著作也先后推出，為思想研究提供了直接依據和便利條件。從研究的層次看，在前些年研究積累的基礎上，出現了一批有較高理論價值的論著，以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為代表，有關黨的兩代領導集體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貢獻的研究上了新臺階。石仲泉的《的艱辛開拓》在90年代兩次增訂，其中的新見解受到學術界廣泛關注。中央文獻研究室的編年體著作《年譜》(1893-1949)，將資料性、學術性、傳記性相統一，多側面、多角度地反映了的科學思想體系，包括理論觀點、戰略思想、政策和策略以及關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論述等，展示了思想的發展軌跡。從研究的熱點看，關于思想體系的討論吸引了眾多學者的注意，在原來“六個理論一個靈魂”框架的基礎上，90年代又有各種新的說法，提出了重新概括的問題；探究思想的理論來源是學術界的又一個興趣所在，目前有一源說、二源說、三源說之爭，多數人已經認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思想的來源之一；思想新發展的研究也是熱門話題，鄧小平理論研究的勢頭正猛，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晚年的理論與實踐成為研究熱點之一，主要涉及“晚期思想”的提法、晚年失誤的動因、的社會主義觀及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從研究成果的形式看，綜合性研究朝著辭書、叢書和大部頭、多卷本、系列化的方向發展，雖不免有淺層次的、缺乏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社會責任感的拼湊、平庸之作，也不乏具有較高理論價值、兼顧學術性與可讀性的嚴肅著作和工具書，陳至立主持的七卷本《思想研究大系》、鄭必堅主編的《思想的拓展與勝利叢書》、李君如的《研究三部曲》等頗引人注目。從研究的領域看，著作的版本研究開始起步，一方面，編輯出版者在出版著作的過程中，注意了版本的考察、比較和選擇，使的著作更多地保持了歷史的原貌；另一方面，研究人員開始從各個角度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實踐論》、《矛盾論》等進行版本比較研究，從而使的著作和思想，尤其是思想發展史的研究更加科學，劉躍進的《著作版本導論》是這方面的新作。從研究的特點看，更為注重比較研究，不僅就和第一代領導集體其他成員的思想觀?點作橫向比較，就和鄧小平分別代表的兩代領導集體的理論和實踐作縱向比較，而且在與中國歷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國外的著名馬克思主義者之間進行更大時空范圍的比較研究，通過同異分析，拓展對及其思想的認識。

總的來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思想的研究開始打破禁區，開拓新領域，并成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超過了以往各個時期的總和，在研究的廣度、深度、力度、角度和高度，以及研究的視野、方法、成果和影響諸方面，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過去那種研究少、宣傳多、學術色彩弱、政治色彩濃的局面有很大改觀，淺顯簡單的注釋、解說正在讓位于深層次的研究，并且逐漸走向世界，成為國際文化交流的一個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二十多年是思想研究的成熟時期。

［收稿日期］2000-03-0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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