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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功過評價/方法論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4;D6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3815(2000)04-0025-07

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創立者、中國革命道路的開辟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探索者。他的歷史功勛卓著、思想影響深遠。但是，在晚年又犯了嚴重的錯誤，最嚴重的是發動了被稱為“”的政治運動，造成了十年之久的社會動亂，給黨、國家、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如何評價的功過是非，已經是、現在是、將來也仍然是同黨和國家的命運相關的重大政治問題。有鑒于此，在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指導和推動下，中共中央于1981年作出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經過20年實踐的檢驗，證明《決議》對作出的評價是科學的、正確的。但是《決議》的形成并不意味著黨內對的認識就已經基本統一了，更不能說社會上、海內外人士都贊同《決議》的觀點。本文認為：黨內、國內對功過的評價之所以存在著爭論，有其復雜的原因，但評價時方法論的不同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想提出幾個重大的辯證關節問題加以討論，試圖揭開對功過評價的分歧之謎。

一、關于“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

把中國共產黨近80年的奮斗歷程概括為兩次革命，是鄧小平首先提出來的。他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頁。）。對應地說，過去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在建國以后引導我國人民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就是第一次革命了。在黨的十四大上，對這兩次革命的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他指出：以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的第一次革命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的“新的革命，是在過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進行的，是在我們黨領導下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的。它不是要改變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它也不是對原有經濟體制的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注：《中共中央文獻匯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7頁。）。

由此可見，兩次革命是歷史地聯系著的。第一次革命是第二次革命的歷史前提和制度基礎，它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但沒有被否定，相反，得到了堅持和發展；第二次革命是第一次革命的繼續深入，它要解決第一次革命沒有解決好的體制創新問題。如果沒有第一次革命，就無所謂第二次革命，而如果沒有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的成果不但不能鞏固，還將毀于一旦。只有這樣地認識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歷史，我們才能對功大于過的歷史地位作出準確的分析和充分的估計。

現在黨內外、海內外、國內外否定的歷史地位或認定過大于功的人，他們同我們黨的分歧，主要不在于對“”的評價，我們黨對“”也是徹底否定的；也不在于對“”等“左”傾錯誤的評價，我們黨對“”、對自身的“左”傾錯誤作了深刻的批判。而主要在于他們對我們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隨后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偉大成就取漠視以至否定的態度。所謂“漠視”，就是在評價時不談他對第一次革命的卓越領導；所謂“否定”，就是不承認那一次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甚至根本不承認那是一場革命。對于這些人說來，談的功勞、談他的功如何大于過，是根本談不通的。對于蔣氏父子，能談通嗎？談不通。他們是反共的，自然會根本否定。對胡適那樣的自由主義者，能談通嗎？也談不通。他們根本不承認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不承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武裝斗爭，他們當然無從肯定的功大于過。對于現在力圖走“全盤西化”道路的人，能談通嗎？還是談不通。為了證明中國必須走全盤“西化”的發展道路，他們就得從根本上否定當年領導人民所走的道路。還有一些人，特別是一些受過“左”的錯誤路線迫害的知識分子，他們同上面所說的反共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不同，他們是善良的，同我們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主張取一致態度。他們受到晚年錯誤的嚴重損害，對晚年錯誤感受極深；同時，他們對領導人民革命的偉大功勛只有書本上的知識，缺乏像解放以前的工人、貧農和跟隨打天下的老同志那樣的切膚之感。二者相比，他們對持比較或過分嚴厲的態度就不奇怪了。

在科學認識“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的關系，從而正確評價功過的問題上，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無論在理論認識或者思想感情上都為全黨、也為人民作出了榜樣。鄧小平在理念上充分肯定領導第一次革命的蓋世偉功，認為“沒有，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頁。）鄧小平在感情上不受他在“”中兩次被錯誤批判遭到嚴重傷害的影響，與廣大普通百姓包括工人、農民、戰士同其愛憎喜憂。他語重心長地說到：“對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299頁。）陳云在評價的問題上同鄧小平有一樣清醒的理念和誠摯的感情。他充分意識到，肯定在建國前28年歷史中的偉大貢獻對于全面評價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他說：“建議增加回顧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段落。有了黨的整個歷史，解放前解放后的歷史，把同志在六十年中間重要關頭的作用寫清楚，那么，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被概括得更全面。”（注：《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頁。）他以自己的切身體會來談的功績及其影響，對于我們教育至深。

二、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現實合理性和歷史局限性

上面所說的“第一次革命”包括前后相繼的兩個階段：其一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其二是“進而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革命。對于這后一個階段的革命，存在著更多的爭論。全國解放以后，從1949年到1952年，我們經過了一個國民經濟的恢復時期，同時進行了全國范圍內的和鞏固新生人民共和國的一系列斗爭，為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創造了條件。1953年6至8月，提出了“一化三改”為主要內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

對于這條總路線和它實行的結果，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了總結。《決議》寫道：“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十九點六，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四點八。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比較協調”；“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注：《中共中央文獻匯編》，第47～49頁。）。

改革開放深入展開以后，許多人對上述《決議》所作的判斷提出了異議。從感性經驗層面來談，人們會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今日——我們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當初——我們何苦要實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呢？從理性思維層面來論，人們援引在《論聯合政府》中的論點：“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注：《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頁。）而在1953年，中國的資本主義并未比1945年多了多少，為什么就去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呢？

本文認為：評價47年前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必須放在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之下，“知其當初”，方能作出合理的判斷。離開歷史條件，抽象地討論問題，要求那時就“早知今日”，這不是正確的方法。

現代決策科學告訴我們：一項科學決策，一是來源于對客觀環境的正確分析，二是來源于主體對價值要求的清醒自省，二者結合，既有需要，又有可能，就產生應做而又可行的決策。就“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決策而言，客觀環境是什么呢？一方面，國外帝國主義的封鎖和侵略，國內舊政權的企圖復辟，資產階級對共產黨的不斷挑戰（“三反”、“五反”中揭露出來的“五毒”的事實說明了這一點），迫使黨不能不考慮著手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地位，而一旦有了這種主體地位，我國也就進入了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另一方面，國有經濟迅速發展，一部分私人資本主義開始向國家資本主義轉變，農村中之后生長起越來越多的合作組織，已經顯示出向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逐步過渡的趨勢。這就說明，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因時之需，因勢利導。當時的主體價值要求是什么呢？這就是剛剛翻身解放的工人、農民要求迅速發展經濟、要求做生產關系的主人。一方面，蘇聯的社會主義經過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和戰后經濟的迅速恢復，呈現出強勁的生命力，深深地吸引著世代受苦、現已擺脫了剝削的工人、農民；另一方面，在各種不同的所有制單位中工作的工人，都向往著像國有企業中的工人那樣做企業的主人翁，而一部分生產條件不足的貧苦農民確有組織起來的積極要求。對于這樣的價值要求，如果不考慮客觀條件的制約性，盲目加以追求，就會作出錯誤決策；但如果同時考慮可行性，那就具備了作出科學決策時必須予以重視的基本前提。

這條“過渡時期總路線”，不但是當時條件下作出的大體正確的決策，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論合理性。第一，它以國家工業化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相應地逐步改造社會生產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