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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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政治方面。主要表現在：

1.選擇馬克思主義和學習蘇聯經驗。對外開放思想在政治方面，首先表現在不拘泥于中國的傳統思想，選擇了產生于外國、卻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創建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開創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新階段。其次，認真學習俄國無產階級進行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堅持暴力革命的原則，結合中國國情，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勝利實現了中國革命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其三，建國以后，他堅持“社會科學，馬克思主義，斯大林講得對的那些方面，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學習。我們要學的是屬于普通真理的東西，并且一定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照搬，那就不得了”[1]。其四，建國后，借鑒了蘇聯、東歐政治體制，并加以改革，成為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如1952年6月20日，給斯大林電報說：“由于經濟建設即將成為我們國家的中心任務，我們擬參考聯共（布）中央的經驗，加強我們黨的中央機構，我們要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談話，以便他了解聯共中央這方面的經驗”[2]。在政權建設、發展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技術人才方面，努力向蘇聯學習，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決不能因為學習當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就全盤否定學習的成績。

2.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某些經驗和具體制度。1954年，為制定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除認真研究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外，也研究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他還要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和在京的中央委員“抽暇閱看”外國的憲法。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講話中說：“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先行的，英國也好，美國也好，資產階級都有過革命時期，憲法就是他們在那個時候開始搞的。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一筆抹殺”[3]。也曾指出，作為剝削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國家制度，我們不能學，但“西方社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夠使我們從不同方面發現問題”[4]。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具體制度也有可取之外。他在講到中央與地方關系時說：“這個問題，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很注意的。它們的制度和我們的制度根本不同，但他們發展的經驗，還是值得我們研究的”[5]。他正是研究各國在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之后，提出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強調“應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的觀點。[6]

（二）在經濟方面。主要表現在：

1.提出了如何吸收利用外國和華僑資金問題。首先，分析了吸收利用外資的先決條件。早在延安時期，當斯諾問及是否承認現有的外國投資和在什么情況下，外國商人能否在中國經營等問題時，明確回答說，“蘇維埃政府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中國過去未能利用外國資本使中國人真正得到好處，外國資本給群眾帶來很少好處，或者根本沒有好處。只有在中國取得真正的獨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資用于大規模地發展生產事業”。還進一步指出，“對中國人民和外國人民都有利的事業，中國在得到一個鞏固國內和平與國際和平，得到一個徹底的政治改革與之后，能夠蓬蓬勃勃地發展規模的輕重工業與近代人的農業。在這個基礎上，外國投資的容量將是非常之大的?！盵7]

其次，論述了利用外資的重要性。1944年，接見美國記者福爾曼時，直接了當地說明，我們需要外資并歡迎外國政府與外國資本家到解放區來投資。他說：“我們歡迎外國人及外國資本來中國作這些事。中國是落后的國家，所以我們非常需要外國的投資”。[8]“中國必須工業化”并且，“在外國資本幫助之下才能做到。[9]”

再次，認為利用外資是一個相當長時期內發展經濟的好途徑。在《論新階段》中明確指出：“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時不放松外援之爭取，才是正確的道路?！盵10]后來又作了進一步的論述說，為著發展工業，需更大批資本。從什么地方來呢？不外兩方面：一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借助于外援。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

建國以后，由于帝國主義的孤立封鎖，采取“一邊倒”政策，主要利用了當時蘇聯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資金。1950年2月14日經過與蘇聯政府談判簽訂了蘇聯給予中國援助的低利率貸款規定，蘇聯向中國貸款為3億美元，年息1%。五十年代蘇聯向中國貸款達14億多美元，用于新中國的經濟建設。1950年3月27日，中蘇兩國又簽訂了“關于新疆創辦中蘇石油股份公司協定，關于新疆創辦中蘇有色及稀有金屬股份公司協定，關于新疆創辦中蘇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協定”。《人民日報》在4月5日發表社論說，利用國外資金和技術發展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一件大事。1953年5月15日，中蘇兩國在莫斯科簽訂了《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發展中國經濟的協定》，規定到1969年為止，蘇聯將幫助中國新建和改建141項規模巨大的工程建設，按照兩國商定的援助項目總價值約30—35億盧布。后來建設項目擴至到156項工程。此外，還同波蘭，捷克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一些合資企業，如中波輪船公司等。

關于利用華僑資金問題。1956年6月11日，聽取中共廣東省委匯報時，再次指示“要吸收海外資金”。當時一些華僑怕回國投資后，會遭到共產，因此，一方面不敢回國投資，另一方面，將已經在國內的投資轉向香港。針對這種情況說：“要有積極政策?！薄案郯娜A僑在一定期限內（例如1年）他們可以拿外匯來，一年后隨時可以拿外匯走，這樣就可以來來往往了。股息多少，股息給不給外匯，這個問題是可以研究”。后來國家制定了《華僑投資興辦學校辦法》和《華僑投資于國營華僑投資公司的優待辦法》鼓勵和爭取華僑回祖國投資。并且強調“華僑投資20年、100年不要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11]

利用外資的思想不是直線上升的，因為當時主要是利用蘇聯的資金。一五之后，中蘇關系趨于緊張，蘇對華援助不再積極了，到60年代中期，我國在渡過經濟嚴重困難時期之后，利用外資、華僑資金，主要是采取延期付款的形式。另外，為購買成套設備與技術，也利用了中國銀行在海外，如新加坡、香港、澳門等外匯存款這一形式。1971年8月11日，接見資本主義國家來賓時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既然叫社會主義，就不應該要求你們搞經營，這個道理很清楚。”[12]實際上，引進外資的工作基本上停頓下來了。

2.主張同外國人“做生意”，發展對外經貿關系。早在根據地時期，就指出“我們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的對外貿易，”[13]還設立了對外貿易局，已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愿與友好國家進行經濟交往的愿望。他說，如果中國真正贏得了獨立，外國人在中國的合法貿易利益不僅不會受影響，而且“將會有比過去更多的機會”。[14]并在中共中央政府通過的經作過多次修改和補充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第21條規定，“在尊重中國主權與尊重政府法令的原則下，允許任何外國人到邊區游歷，參加抗日工作或在邊區進行實業等”。還特別提到愿與美國進行合作的可能性和互補性。我們應采取和美國及英法各國實行通商經濟合作的方針，“在兩利的原則下，我們政府，及商業機關應和外國商人以及外國政府直接訂立了一些經濟契約，吸收外資來開發出山東富源，建立工廠，發展交通，進行海外貿易與提高農業和手工業”。[15]我們必須盡可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關于做生意，那是沒有什么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16]。還明確指出，“生意是要做的，我們只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并不反對任何人”[17]目的在于“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于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盵18]

建國初期，訪蘇從王稼祥處得知，波捷意等國要與中國發生通商貿易關系消息后，即電告中央，“在準備對蘇貿易條約應從統籌全局的觀點出發，蘇聯當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美日英等國做生意。”[19]“關于出口貿易問題，務請注意統籌蘇、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緬、越、羅、澳、加、日美各國在1950年全年出入口的種類和數量，否則將陷入被動”[20]。關于易貨問題，“在一般不許易貨的原則下，準備允許冷貨易貨與不通匯國家進行易貨。這在爭取進口物資上是有利的?！盵21]并設想開放漢口港。這時，由于我國實行政策“一邊倒”，主要是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做生意，積極發展同這些國家的經貿交往。同時，也和經濟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做生意，發展經貿關系。1954年9月會見艾德禮為團長的英國工黨代表團時，提出了“一要和平，二要通商”。對日貿易，表示“對個別生意可以考慮做一點，以支持某些日本中小企業?！盵22]他在會見秘魯議員時，他反復強調在經濟方面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在《論十大關系》中說資本主義“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該有原則地好好學來，以利于改進我們的工作。”[23]

總之，積極實行南北開放的策略，對外經濟合作重點轉向蘇東，進而利用西方國家的矛盾，與北歐一些國家（如瑞典、丹麥、芬蘭）建立了經貿關系。同時，以香港為基地與美國、西歐的一些國家進行經濟合作和開展貿易往來。1951年我國進出口達19.6億美元，同資本主義國家貿易額達9億美元。并提出了“對日五年一億英鎊貿易問題”[24]的設想。

3.學習外國的科學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認為“科學本身是沒有國界的”[25]，他十分贊成“向外國學習”的口號，特別是自然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面。他特別強調4點：一是要重視學習具體的科學技術知識，也“要向外國學習科學的原理”[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