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確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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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思想/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60X(2000)04-0040-07

一

1943年7月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的時候，《解放日報》上出現一個新概念——思想。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思想被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是全黨的共識。這一共識來之不易。

早在大革命時期，就明確指出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斗爭的極端重要性，以及對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要時常加以提防。這些思想并沒有引起當時黨中央領導人應有的重視。大革命失敗后，成功地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并在實踐中逐步制定和實行了一整套保存、恢復和發展革命力量，使革命轉敗為勝的路線、戰略和政策。這一切又遭到來自右的特別是“左”的錯誤路線的否定。

“左”傾路線的代表者不了解中國革命的基本特點和基本規律，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實質是農民革命。他們低估農民反封建斗爭在中國革命中的決定作用，低估開展軍事斗爭特別是農民游擊戰爭和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極端重要性，相反，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以城市工作為中心，幻想通過發動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達到所謂“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形成所謂的全國革命高潮和全國勝利。其結果，首先造成城市工作的失敗，而后使鄉村工作的絕大部分也遭到失敗。

“左”傾路線的代表者不了解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界限，急于求成，幻想超越民主革命去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他們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時還主張反對整個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在農村則強調反對富農。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的階級關系發生了明顯變化，中間階層以至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地方集團都可能參加抗日，這時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仍無視已經變化了的形勢，依然實行極“左”的關門主義政策，從而使革命勢力被孤立，使紅軍運動遭受挫折。

“左”傾路線的代表者不了解正確的軍事策略必須以正確的形勢分析為前提，不了解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開展人民戰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們不去客觀地考察敵我力量的對比，不去正確判斷革命形勢的高潮和低落。因此，在應當防御的時候由于盲目實行所謂“進攻路線”而失敗；在應當進攻的時候又由于不會組織正確的進攻而失敗。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企圖用“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他們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致使革命陷入絕境。

中國共產黨人是在血與火的戰爭中，在成功與挫折、勝利與失敗的鮮明對比中認識到一系列決策的正確性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喪失了全部中央根據地，不得不踏上長征之路。長征途中在遵義會議上才糾正了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左”傾路線，確立了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從此，在的帶領下，紅軍勝利到達陜北，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再次實現國共合作，開創了抗日戰爭的新局面。

中國共產黨人是通過學習的科學著作，學習馬列主義，總結自己的歷史經驗認識到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的正確性。延安時期在科學研究和理論創造方面取得豐碩成果，發表了一系列科學著作。在這些著作中，馬克思主義被系統地中國化了。一方面，他不僅使馬克思主義從歐洲形式變成中國形式，而且還大膽地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中某些過時的、不適合中國具體情況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代之以適合中國社會發展和中國革命需要的新原理和新結論。另一方面，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來觀察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特點，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總結中國近百年，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展3次偉大革命戰爭的經驗，經過深入分析、高度概括和多方面展開，創造了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徹底勝利的系統的科學理論。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抽象原理，通過的科學著作成為中國人民容易理解和便于掌握的思想武器，成為中國共產黨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理論、路線和政策。這極大地提高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有效地促進了全黨在思想上的統一。

1943年7月6日劉少奇在《解放日報》上撰文指出：“在22年長期艱苦復雜的革命斗爭中，終于使我們的黨、使我國的無產階級與我國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同志。”[1](P291)他認為，我們黨最重要的一條歷史經驗是，必須區別真假馬克思主義。一切錯誤路線實質上都是假馬克思主義，而則代表著真馬克思主義。因此，我們的干部黨員都應該用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用同志的思想體系去清算黨內的錯誤思想。接著，王稼祥在1943年7月8日《解放日報》上發表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明確提出了“思想”這個概念。他說，以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中國的現實，積蓄了中共22年的實際經驗，經過了黨內黨外曲折斗爭而形成起來的。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它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布爾什維主義。

思想的提出是歷史的必然。在此前后，、陳云等黨的領導人也曾使用的旗幟、路線、方向等術語來表達與思想同樣的內容。而且早在1941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者張如心就使用過“同志的思想”這一提法。思想概念提出后，1943年11月鄧小平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指出，遵義會議后，黨的事業完全是在“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即思想的指導之下”勝利地發展著。為此，我們每個同志都感到很幸福，同時也深感三風不正的危害和整風的重要。[2](P88)

通過，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思想被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黨章的總綱中明確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偏向。在黨章的條文上還規定：努力地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基礎，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義務。當時，劉少奇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說：“我們的黨，已經在中國革命的長遠道路上，在中國革命的這些特點中，在思想指導下，發展了與鍛煉了自己。我們的黨，在今后的長時期中，還要在繼續深入地認識與利用中國革命的這些特點中，在思想指導下，去為達到自己目標而戰斗，并繼續發展自己與鍛煉自己。”[1](P341)這是全黨的共識，是全黨和全國人民審慎選擇的結果。

二

思想的提出和確立具有深遠的意義。從實踐上看，它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凝聚了全黨的力量，從而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從理論上看，作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領域。

馬克思主義產生于19世紀40年代的歐洲。唯物史觀是馬克思最偉大的科學發現之一。馬克思發現唯物史觀之后，立即把它運用于對現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規律的研究。這一研究取得的成果使唯物史觀獲得科學的證明。后來，馬克思又依據人類學和歷史學提供的新材料進一步探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直到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發展，不斷拓展唯物史觀應用發展的新領域。這些新領域的開拓反過來又繼續證明、補充和完善原有的科學結論。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從來就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不斷吸取實踐發展和科學進步提供的新經驗和新材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之所在。

然而，馬克思主義仍有尚待開拓的領域。由于馬克思從事理論和實踐活動的地域主要在歐洲，他自然對西方資本主義有更直接、更深切的了解。盡管他作為科學家曾敏銳地觀察到東西方社會之間的差異，作為革命家又理智地關注著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暴行和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但是這種遠距離的觀察和關注只能是概括性的、原則性的。他雖然一般地提出了“東方問題”，卻沒有也不可能具體展開和深入實際地解決，更不可能創造關于中國歷史、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系統理論。

列寧主義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時代特征和俄國社會，解決俄國革命問題并取得成功的光輝典范。這一典范使馬克思主義由科學變成了現實。中國人正是通過這一典范認識了馬克思主義。盡管共產國際曾經給予中國革命許多具體指導和實際幫助，但是由于缺乏對中國社會歷史及現實情況的深入了解和對中國革命特殊性的準確把握，有些指導是行不通的，有些幫助是錯誤的。盲目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結果只能給中國革命造成嚴重災難。因此，俄國的經驗不一定適合中國，也不應該原封不動地照搬到中國。中國革命需要自己的理論。

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和中國命結合起來，科學地分析了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貧窮落后的東方大國的歷史和現狀系統地闡述了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路線和政策，成功地解決了中國革命的諸多復雜問題。這一理論成果再次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普遍意義，同時也為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形態的學說和社會革命的理論增添了新內容，為研究東方社會和解決“東方問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實例。

新中國成立前夕，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3]這段話同時也說明了思想對于傳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意義。使馬克思主義適合中國社會的需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并且為中國人民所掌握，這正是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發展作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