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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是將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結合的實踐者之一。少年在鄉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雙重熏陶下自覺地吸收了傳統文化,使之內化于人格中。青年在批判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主精華的同時形成了的民主觀。中國傳統文化是民主思想的一個重要淵源,它對民主思想的形成發展產生過極大的影響。
一、青年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里的民本思想
在早期的民主的思想里,既有近代民主觀念的痕跡,也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的火花,但更多是展現出的是中國古代“民本”的思想。民本思想或曰民本主義,就是以民為立國之本。民本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寶庫中重要的思想資源。它發端于商周時代,從“敬天保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老子認為,統治者須順乎民意,“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到儒家最核心的價值理念之一“民為貴,社攫次之,君為輕”這一千古不衰的命題。秦漢以來,歷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不斷豐富和發展,儒家的民本思想,經幾千年的發展流變,已經無孔不人地滲透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層面,深刻地積淀在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之中。中國傳統的佛教也講求“眾生皆苦”,主張“普渡眾生”。隋唐以后,民本思想已完全融人到由儒、道、佛等構筑的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作為深受儒家文化傳統熏陶的現代知識分子,相當自覺地繼承了古代優秀知識分子堅守民本主義的精神傳統。后來說:“我過去讀過孔夫子的四書、五經,讀了六年……那時候很相信孔子,還寫過文章。”在《講堂錄》中,將天命等同于人心,將民心視為社會興衰治亂的最高決定力量。“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命?何理也。能順乎理,即不違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抄錄了張載的著名格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并對“為生民立道”作了進一步的闡釋:“為生民立道,相生相養相維相治之道也。“仁政”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概念。孟子提出了“仁政”學說,反對“嚴刑峻法”,主張“以德服人”。“施仁政于人民內部”的命題以后成了共產黨及其政權的性質所在。正是批判地改造了儒家仁學與仁政思想,清除了“治人”,“治于人”這些術語,顛覆了封建的等級,“施”者與建設者是“公仆”與“主人翁”的關系,用“領導”取代了“統治”,這就是民主的仁政的思想的發源。
二、傳統文化中不畏強權反抗壓迫的斗爭意識對青年民主思想的影響
少年的從母親身上繼承了中華民族許多優秀的品質,在晚年,戲稱年輕時他身上有不少的“猴氣”。猴子,天生好動,不循規蹈矩。《西游記》里的孫悟空是“猴氣”的集大成者,敢于造反鬧天宮,把所謂的上天世界攪了個天昏地暗;晚年的年在《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還吟唱:“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由此可見孫悟空在心里地位與影響。在接受傳統教育的同時,絕不是一個苦讀死書的書呆子,他超過了同時代的其他的知識分子。他喜歡那些富有人民性的描寫造反故事的傳奇小說,對“里面沒有種地的農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員或者文人學士,沒有農民當主角”感到了相當的不滿。1919年11月14日,長沙發生了趙五貞因不滿父母包辦婚姻劉頸自殺的令人震驚事情。引起社會強烈反響,此事也激怒了青年,他在十幾天中,接連在湖南《大公報》等報章雜志發表了《論趙女士自殺事》、《改革婚制的一個先決問題》、(“社會萬惡”與趙女士)等9篇文章,猛烈抨擊傳統文化里那些吃人的封建舊道德、舊禮教的糟粕,急切的呼喚一種新文化、新風尚的到來。
正是產生這種朦朧的階級覺悟,青年毅然選擇了救國救民的道路。對普通勞動人民的真摯的感情正是這種樸素的民本思想在的心里生根與發芽。對農民起義的高度評價也正是他這種思想的延續。后來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熱情地贊美了中國的農民運動“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對明末李自成及其領導的起義,寄托了無限的感慨,一生數次提到李自成。除引做反面教材外,李自成的平民造反勇氣引起了深深共鳴,寄托了與李自成某種共同的反抗壓迫、反抗剝削的斗爭意識。
三、新文化運動中青年對傳統文化的反思
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平民”、“平民主義”等,代替往日的“君子”、“小人”、“王道”等,成為政治思想新的主題詞。這一時期的把“平民主義”的走向,視為整個社會發展的總體趨勢,視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在《湘江評論》的創刊宣言中,他曾提出: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提出,“克莫克拉西,’(民主)可譯為“平民主義”和“民本主義、民主主義、庶民主義”,這正可以作為青年思想意識上將泊來的民主的概念同中國的民本的思想相混淆,而正是這種混淆反映了的民主思想同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是緊密結合的。正如何顯明先生指出的:“中國古達的民本主義思想傳統,對及其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豐富的民本主義思想資源為他們迅速地接受民主主義思潮,架構了一座橋梁,使得他們在還缺乏較為系統的民主主義思想訓練的情況下相當牢固地樹立了主權在民,以及人民是國家的目的等價值理念;另一方面,由民本主義直接而迅速地轉人民主主義,又容易使他們從民本主義的似曾相識的親和感中,喪失對民本主義歷史局限性的警覺,甚至在現實的政治實踐中不知覺地沿用民本主義為民做主的運作思路,去完成民主政治的課題。在新文化運動中,極力地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的轉換。他要求拋棄以“服從”為最高的價值觀念,樹立國民自我主宰的價值觀念。這既是打破家族主義、專制主義的需要,又是建立人民政治、民主政治的需要。革命之后,他在此基礎上提出打倒封建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的口號,以后又進而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最高宗旨,提倡干部當群眾的勤務員,要為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奮斗。這是他民本主義思想的升華,實現了由民本思想到人民思想的轉化。
四、對傳統文化中等級制度的批判
中國的傳統文化有精華,但也有糟粕,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由于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而影響深遠的等級思想。中國傳統文化的奴隸主義特征,是中國人惰性、奴性、和宿命論思想嚴重的原因。歷經了幾千年的中國文化的沉積,中國傳統文化的奴隸主義特征,是中國人惰性、奴性、和宿命論思想嚴重的原因。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剝削階級舊觀念,使勞動人民在思想上、在文化意識上成為社會主義的新人的障礙。在中國的封建文化中不可能有發展自我和個人權利的觀念。傳統文化中反映封建宗法制度的舊意識,予以猛烈批判,用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批判“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宇宙觀,指出這種形而上學的思想長期地為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服務。對于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剝削階級舊觀念,多次批判。在對文化的審視與批判中,與魯迅,中國現代兩位偉大的人物,兩位佇立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山上的人物,仿佛是站在不同的峰巔上,遙遙相望卻心心相印,似乎心有靈犀,《魯迅全集》是一生讀的最多的書之一,他們兩人對中國歷史和現狀的認識,對傳統思想道德的批判的相通共鳴。
在建國以后,并沒有放棄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在他看來,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實現,不僅僅是在經濟上、政治上獲得的解放,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意識上的獨立自主。建國后,黨所面臨的首要的任務就是勞動人民的思想的改造,樹立勞動人民的主人公意識,實現人民的真正的解放。建國以后,國民性改造一直是是關注的部分,也是發動文化批判的最終的目的。在看來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共產主義理想是最高的奮斗目標,新社會的公民更應具有共產主義的道德,而順民賈桂之流的“奴性”及“孔乙己”的迂腐是中國封建專制文化的惡果。到了晚年,的這種文化批判的思想變得尤為強烈,他在晚年對衛生、文教部門的猛烈抨擊,戲稱文化部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衛生部為“城市老爺衛生部”,可以體會到他晚年那種對許多共產黨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藝術”的憤怒心情。
五、的民主觀是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超越
批判地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是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強調在對傳統文化的繼承中的批判態度,他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對于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進中國的新文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強調了繼承與批判相統一的原則,他說:“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鑒。有這個借鑒和沒有這個借鑒是不同的”。依據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正是從古代民本思想中吸取了大量人民性、民主性精華,并立足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加以揚棄和綜合創新,把中國民本思想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早在1939年5月,在《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講演中就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主義制度”的設想。此后不久,他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中進一步提出,新中國應當“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這些論著的發表,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關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體系的形成。的民本主義思想隨著他探索中國革命的歷程不斷地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與升華。的民本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民民主的思想,是其民本思想的奠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