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理論學理探源對社會性質戰有益成果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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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標題】AnIntellectualOriginoftheNewDemocracyTheory--TheAssimilationofthePositiveResultsfromtheDebateabouttheCharacteroftheChineseSocietyfromthe1920stothe1930s
【內容提要】如同歷史上經典理論起源都具有相應的學理基礎和實踐背景一樣，新民主主義理論的起源也有其必要的前提，這個前提大體上可分為三個層面：其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所提供的基本原則；其二，中國革命所提供的實踐經驗；其三，對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有益成果的吸收。在專門論及新民主主義理論形成的研究成果中，大都關注前兩個層面，而對第三個層面的討論，則較為鮮見。探究新民主主義理論起源，"論戰"是不應繞過去的，因為"論戰"有關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爭論在基本理論分析、理論研究方法、最終爭論結果等方面，都為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最后形成，提供了寶貴的學理資源。
【摘要題】共和國史研究
【英文摘要】TheoriginsoftheNewDemocracyTheorycouldbetrncedbackfromthreeaspects:first,thebasicprinciplesofMarxist-Leninisttheory;second,thepracticalexperiencesoftheChineserevolufion;third,theassimilationofthepositiveresultsfromthedebateaboutthecharacteroftheChinesesocietyfromthe1920stothe1930s.ThispapermainlydiscussesthethirdoneandindicatesthatthedebateprovidedvaluableintellectualresourcesfortheNewDemocracyTheory.
【關鍵詞】新民主主義理論/學理起源/"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
【正文】
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并取得勝利的基本革命理論，其形成經歷了較長的歷史過程。新民主主義理論最終能形成為一套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籌完整的革命理論體系，就其思想著礎而言，有其必備的學理起源。20世紀20年代末興起、熾盛于30年代上半葉、學術思想界展開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以下簡稱"論戰"）為其提供了寶貴的源泉。當然，僅就學理起源而言，構成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基礎是多方面的，但考慮到問題研究的針對性，本文僅以"論戰"為討論中心，而不及其他。
一、思想論戰與學理爭論雙重并行
按學術界大致認同的說法，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可分為三個方面，即起于1927年至1928年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起于1932年至1933年的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起于1934年至1935年的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總稱"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何干之曾說："社會史，社會性質，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可說是關于一個問題的多方面的探討。""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是總的論爭的核心。"這三方面的"論戰"期，分別代表著三個連續的思想學術論爭的流程，而這又與中國革命進程相銜接。因此，這場"論戰"的政治背景就很值得關注了，如何干之所說："革命的實踐，引起了革命的論爭，論爭所得的結果，又糾正了民族集團中的偏向，幫助了實踐的開展。"（注：何干之：《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86、183頁。）正是這場"論戰"的政治訴求所在。
顯然，20世紀20至30年代，中國社會急劇動蕩，政抬格局不斷變化。由此引起思想界的爭論，對"中國向何處去"的不同解答，就是這種"論戰"典型的表現形式。因主編《讀書雜志》而知名的王禮錫，在為其所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1輯所作的前言中就稱；"關于中國經濟性質問題，現在已經逼著任何階級的學者要求答復。任何階級的學者為著要確定或辯護他自己的階級的前途，也非解答這問題不可。"（注：王禮錫：《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1輯，神州國光社，1931年，第1頁。）1937年初何干之在總結這次"論戰"時，也強調說："在分析研究中國社會性質時，各黨各派就展開了各自的政治主張。在民族戰線內，各黨各派對革命所抱的態度，所采的策略，是有各種各樣的。有人主張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民主革命，有人主張反帝的民主革命，有人主張工人階級革命。這種不同的政治觀點，是由社會性質的分析不同而來的。"（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09頁。）可見"論戰"是有明確目的的。
對于"論戰"起因，目前學界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論戰"是由大革命失敗后所逐步形成的中國"托派"挑起的，另一種觀點認為是陶希圣于1928年10月在《新生命》上發表《中國社會到底是什么社會？》一文引起的。就中共內部的爭論而言，"論戰"是在大革命失敗，并由此導致共產國際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爭論的背景下發生的。它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從中國革命實踐的經驗而上升為總結中國革命理論的問題。具體而言，"論戰"的目的，在于通過分析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性質，檢討中國大革命失敗在理論上或政治上的原因。因此，"論戰"是以理論爭論為手段、以政治斗爭的形式表現的。1929年12月，李立三發表《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以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觀點，對中國"托派"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的觀點展開批判。隨后"新思潮派"（因1929年11月創辦的《新思潮》而得名）的王學文、潘東周、吳黎平等人也發表文章，分析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反駁"托派"的觀點。1930年5月中共領導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在其綱領中也明確提出理論爭論對于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限于理論的研究，無疑地應該努力參加中國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實際斗爭"（注：《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綱領》，《世界文化》創刊號，1930年9月10日。）。顯然，"論戰"對于中共黨內的理論爭論、對于中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與中國"托派"理論的爭論，都呈現出"實際斗爭"需要的政治訴求色彩。
但是從這場"論戰"的深度與廣度看，不僅僅局限在政治范圍內，而且引起當時學界的廣泛關注，這恰恰對新民主主義理論建構產生影響。從整個論戰過程看，從事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研究的學者們，均對中國歷史與社會問題產生濃厚興趣。因而，使得爭論有了深刻的學術思想背景，即便是以"提倡經濟學精深之研究"為宗旨的中國經濟學社，也在1931年9月召開的第九屆年會上關注"論戰"。《申報》對會議的召開連續發表時評，其中提出關于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研究課題的就有4項，即"中國經濟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之地位及其關系"；"中國經濟之變遷與現狀"；"中國經濟之特質"；"中國往何處去"（注：《中國經濟學當前之巨責（一）》，《申報》1931年9月3日。）。這幾點所討論的實際就是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問題。
如果說"論戰"第一階段主要圍繞政治思想問題而展開，那么第二階段有關中國社會史的論爭，第三階段有關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論爭，則較多地帶有學理之爭了。
中國社會史的討論，按何干之的概括不外乎三點："（一）亞細亞生產方式是什么？中國曾否出現過這樣的時代？（二）中國有沒有奴隸社會，中國奴隸社會與希臘羅馬社會是否完全相同？（三）中國封建社會有什么特性，封建社會的發生發展及其沒落是怎樣？"（注：何干之：《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65頁。）何干之甚至認為這三方面的研究，構成了"新史學"的基本思路。"新史學"對中國社會史問題的研究，解決了許多中國歷史難題，初步建立起中國史研究的學術范式，這是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最初學術成就，也成為判定中國社會史性質的學術基礎。
顧頡剛在1947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史學》中認為，在中國社會史方面取得較大學術成就的應以郭沫若、陶希圣為代表，他們是"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注：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1頁。）。陶氏在史觀上反對"中國封建社會說"，與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論持相反立場，此處姑且不論。郭沫若則因1930年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使得他成為"論戰"期間中國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最初代表。郭氏對"論戰"學術價值的最大貢獻，在于以扎實的古代文獻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社會演化階段在中國同樣存在，并對不同階段作出年代劃分。對此顧頡剛有相當高的評價，認為郭氏的研究"富有精深獨到的見解。中國古代社會的真相，自有此書后，我們才摸著一些邊際"（注：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第91頁。）。郭氏之后的史學家呂振羽，在1934年6月出版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中，同樣證實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說在中國適用的歷史根據，只不過呂氏與郭氏在年代劃分上存在差異罷了。
中國社會史論戰之后的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繼續將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擴展到農村社會，但這巳不是簡單地在政治意識形態層面上的論爭，而是在更為精確的社會學基礎上展開論證，其中以各種統計數據作為實證分析可以說明這一點。
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是因王宜昌于1935年1月26日在天津《益世報》上發表《農村經濟統計應有的方向轉換》一文引起的，贊同王氏觀點的文章常發表于鄧飛黃主編的《中國經濟》雜志上，故被稱為"中國經濟派"。此派基本觀點是認為中國農村的中心問題不是土地問題，而是資本問題，中國農村社會巳不是封建性的社會，而是帝國主義殖民體系下的資本主義社會。對這種觀點進行反駁的，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一批社會經濟學家，如陳翰笙、錢俊瑞、薛暮橋、孫冶方等人。他們因以1934年創辦的《中國農村》月刊為論戰陣地，故被稱為"中國農村派"。該派雖然宣稱"對于中國農村社會性質問題的討論，目的不在學院式的爭辯，而在根據具體的事實跟經驗，決定目前中國農業改遣運動或農民運動的任務與性質"（注：陶直夫（即錢俊瑞）：《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與農業改造問題》，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新知書店，1936年第3版，第3頁。）。這種為"現實真理而戰"并不影響他們在"論戰"中的學術成就，他們所進行的一系列農村社會的調查結果經過統計數據而實證的結論，都是經由嚴格學術規范寫成的專業性極強的論著而體現出來的。可以說，"中國農村派"是在學術層面上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中國化"了，由此在客觀上為中共所領導的農村土地革命提供了學理依據。
由上觀之，"論戰"的參與者有的是以不同政見的理論家姿態出現，有的是以政治宣傳家的姿態出現，而更多的則是以學者的身分參與論爭，這批學者大都經過現代學術的嚴格訓練，在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等方面，都有相當的造詣。因此"論戰"不完全像顧頡剛所說的那樣："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傳家，而缺少真正的學者。"（注：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第91頁。）不可否認，"論戰"存在"宣傳"的意味，這是當時政治現實所要求的。但同時"論戰"之所以能夠在諸學科上展開，則在于它有相應的深厚學術底蘊作基礎，而這點恰恰是它對新民主主義理論建構有所貢獻的地方。也就是說，"論戰"的政治訴求，對新民主主義理論提供了思想的"合理內核"，而"論戰"在學術上產生的有益成果，則在學理上為新民主主義理論提供了一個"知識庫"。新民主主義理論對中國歷史及社會性質、社會形態的分析與年代劃分、帝國主義入侵與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狀況與作用、農村社會的土地問題與階級關系等方面，都從這一"知識庫"中得到必要的學理根據。
二、"論戰"與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科學定位
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經過思想界的論戰，使得持不同政見的黨派及其代表不能無視這個問題對于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而經過一批學者的深入討論，使得它在一些重要的概念上得到科學界定，主要體現在對"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概念作包括政治學的、經濟學的、歷史學的、社會學的等學科在內的現代社會科學論證。
"論戰"中使用的概念可謂繁多，其中最重要者是關于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析與界定。"論戰"中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或傾向于這一立場的學者，大體贊同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性質屬于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當時主編大型理論刊物《理論與現實》而主張"學術中國化"的學者沈志遠就說："現在你隨便拉住一個稍稍留心中國經濟問題的人，問他中國經濟性質如何，他就毫不猶豫地答復你：中國經濟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經濟。"（注：《新中華》第3卷第13期，轉引自《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87頁。）至少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概括中國社會性質的概念，經由一批持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學者的深入研究，基本已成為一個闡釋中國社會諸問題的科學概念。
中共早期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核心概念"半殖民地半封建"并沒有作出系統的分析，僅在有關文件或文章中有過個別的提及，這點在等中共領導人早期的文章中都有體現。作為中共的正式文件，黨的二大通過的《關于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中已有"半殖民地"的提法。較明確地將中國社會性質作出定性的，是中共六大。六大的《土地問題決議案》中認為："現在的中國經濟政治制度，的確應當規定為半封建制度……土地關系底特點，很明顯地是半封建制度。""農村的封建關系之余孽，還有帝國主義壓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維持它。"（注：《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32頁。）首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完整提法的，是1929年2月3日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號--農民運動的策略（一）》（注：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第17頁。）。所有的這些涉及中國社會性質的概念，在學理上都缺乏充分的論證，只是到了"論戰"時期，這個概念才以學術理論形式被較為充分地論證。
"半殖民地半封建"最終成為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是在抗日戰爭前期發表《戰爭和戰略問題》、《〈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名文章中明確而科學地界定的。那么，新民主主義理論對中國社會性質的闡釋與"論戰"之間存在什么關聯呢？這就需要將"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概念的演變加以歷史地考察。
第一，從"論戰"的演進過程看，對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作過較全面的學術研究的，首推"新思潮派"。1930年4月，《新思潮》月刊在第5期推出"中國經濟研究專號"，發表王學文、吳黎平、潘東周、李一氓等中共理論家論證中國社會性質的文章，其中王學文的《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前途》與潘東周的《中國經濟的性質》兩文對"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盡管他們在論證"中國主要的經濟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經濟"，資本主義"并不是代表中國經濟的主要特征"（注：高軍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0、192頁。）；"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時（注：高軍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上），第203頁。），是從"全面地分析中國社會的生產關系"，而不是從生產力著手，但他們研究的積極意義，正如何干之在總結這場"論戰"時所肯定的那樣，是"在中國思想界最先規定中國社會為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而"所謂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半殖民性半封建性社會的定義，在此已有了一個雛形"（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10、211頁。）。
第二，中國社會史的討論，將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從學術層面上升華了一步。也就是說，通過中國社會史的討論，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判斷，已有可能建立在嚴格的歷史學基礎上，從而使得中國有史以來的社會形態劃分及其相應社會性質的確定有了豎實的史學基礎。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依據中國歷史文獻與考古文獻，第一次證明中國也曾經歷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所強調的社會形態有規律地遞替階段，不但反駁了"新生命派"與中國"托派"的"空白奴隸制"說與中國"國情不同"說，而且為新民主主義理論在劃分中國社會發展階段提供了必要的史學依據。與此同時，呂振羽的史學論著也明確提出"由鴉片戰爭到現在，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的論點（注：呂振羽：《中國社會史綱》（本書為原《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的增訂本），"原版李序"（即李達序），耕耘出版社（上海），1949年，第2頁。），這也體現了它在新民主主義理論形成中的重要性。
第三，"中國農村派"對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探討，基本上與前期兩次"論戰"同時起步''''，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更具有科學性和說服力。《中國農村》上刊載的大量研究中國農村社會問題的學術論文，表明"中國農村派"已建立起分析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基本學術框架。1935年間，錢俊瑞發表《現階段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任務》，孫冶方發表《農村經濟學底對象》，陶直夫（即錢俊瑞）發表《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與農業改造問題》，薛暮橋發表《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方法問題》，等等（注：這些專業性極強的論文，1935年9月收入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上海新知書店出版的《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一書中。）。通過對中國農村生產關系、土地問題、帝國主義入侵與中國農村資本主義關系問題等方面的實證性研究，令人信服地得出中國農村社會性質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結論。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經過幾番，"論戰"，到1937年已有了一個基本的結論，這體現在前述的何干之的總結性評述之中。1937年，何干之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兩書的相繼出版向人們表明，經過"論戰"，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已被當時進步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史學家所接受，可以說他們在思想學術上已形成了一個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共識。他們當中有些學人后來奔赴延安，這對于中國共產黨人建立起完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無疑有著重要作用。
有論者認為，"中國共產黨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表述、理論建構，在1935年實際已經成熟、完成。"（注：雷頤：《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與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雷頤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05頁。）這一觀點值得討論。因為作為政黨最高意識形態的理論體系的成熟，必須以其政黨的政治綱領或該政黨領袖人物的理論觀點的正式發表為標志。因而，作為中共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理論體系，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成熟，當以等中共領袖人物關于該理論基本觀點的系統闡述和正式完整發表為標志。僅就關于新民主主義理論中有關"半殖民地半封建"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加以表述的，則是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報告。1939年10月4日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明確地稱"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注：《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4頁。）。而體現這一概念經典表述的，則是1939年12月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
新民主主義理論固然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但無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在闡述新民主主義理論中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觀點時，其學理資源可以說是來源于"論戰"的積極成果（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并非忽視在此之前所作的艱苦理論探索）。這可以從當時參與"論戰"的學者在延安的學術活動，以及關注他們的學術活動的史實中得到印證。
其一，新民主主義理論中以歷史學角度論證中國社會性質的，主要體現在1939年12月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一章中，而這一章是他人撰述經由修改而成的，無疑認同了其中的基本觀點。參與這一章撰述的有、李維漢等（注：參見張靜如主編《中國共產黨思想史》，青島出版社，1991年，第230頁。），而則直接參與了"論戰"。1931年6月，用劉夢云的筆名寫成《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的長文，刊登在《讀書雜志》第1卷第4、5期合刊上，以評"托派"理論家任曙的《中國經濟研究》一書為主要內容。在駁論中，從帝國主義入侵后中國社會經濟變化的兩重性、社會經濟中的商品關系與剝削關系、對外貿易所表明的中國經濟性質、中國農村經濟中的土地問題等方面，論證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并沒有資本主義化，而是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之中。此文的基本觀點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一章中得到相當程度的反映。
其二，何干之關于中國社會經濟性質的觀點，以及前面提到的兩本對"論戰"的總結性著作，在延安學術界及對本人都產生過積極影響。何干之1937年8月赴延安（10月初到達），任陜北公學理論教員及陜北公學下設的"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何干之因將準備撰寫的中國民族文化史的計劃函告，毛回函給予肯定（注：：《致何干之》，《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6～137頁。），并在函中向何干之索要他即將出版的兩本新書，其中一本就是《中國社會經濟結構》。書中從農業經濟、工業經濟、金融財政等方面論證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經濟的特點"（注：《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69頁。）。何干之關于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分析，對不久之后全面闡述新民主主義理論，應有諸多幫助。
其三，"論戰"期間在"新思潮派"中起重要作用的王學文，在："論戰"中從學術理論的高度論證中國社會性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是出于"根據黨的指示"（注：王義為：《王學文傳略》，晉陽學刊編輯部編：《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3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頁。）進行的。王學文1927年春由上海到延安后，相繼任中央黨校教員、馬列學院副院長兼教務主任，繼續從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與教學。、劉少奇、、陳云等都到馬列學院作過報告。在該院任教的吳亮平也直接參與過"論戰"。1930年他在《新思潮》第5期上發表《中國土地問題》，文中論證的結論是："現在中國農村租佃制度下的剝削關系，是封建式的剝削關系。"并且在注文中進一步辯證地指出："我們并不否認中國農村中也存在著資本主義的剝削。不過這種剝削的范圍和封建剝削比較起來，真是微乎其微。"（注：高軍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上），第245頁。）王學文、吳亮平等中共黨內理論家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學術研究，是延安時期理論界有關這方面的基礎性研究。
其四，史學家呂振羽的研究工作，同樣受到的關注。呂振羽關于"西周封建論"、中國社會形態發展規律、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問題等觀點，都與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基本觀點有吻合之處。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尤其受到的重視。該著的學術批判性主要是針對"新生命派"和"托派"的歷史觀，尤其是對陶希圣同名著作《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批判。曾詢問過這部著作的撰寫情況（注：朱振惠：《論呂振羽史學》，《歷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60頁。），可見對呂振羽的學術活動始終是關注的。
總之，上述有關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思想論戰與學理爭論雙重并行，以及參與論戰的一些主要的進步學者紛紛奔赴延安，他們將"論戰"的積極成果潛移默化地傳播給共產黨人，成為建構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學理源泉之一。
三、新民主主義理論對"論戰"積極成果的吸收
新民主主義理論無疑是中國革命實踐的理論總結，是實踐經驗的理論升華。新民主主義理論作為一種較為完備的革命理論形態，是建立在對已有知識積累基礎上的學說。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學理來源，既有域外的，如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也有本土的，如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果、"五四"以來新文化的積極成果。通過以上論述，可以證明于新民主主義理論也吸收了"論戰"的積極成果，其中比較典型的是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定位。
"論戰"中被討論得最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詞，在延安時期的學術理論界，成為一種被較為普遍采用的概念，在的文章中也多次使用。然而，就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而言，一個概念的使用并不足以支持該理論的體系結構框架，因而新民主主義理論作為一種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形態，它的建構完成是充分吸收了各種學科各方面知識的精華的。"論戰"的積極成果是構成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這并不表明后者的理論內在知識因素完全移植于前者，只有在有助于構建分析中國社會經濟的歷史與現實基本特征的層面上，前者才有可能成為后者的學理起源。近代以采中國社會史基本性質的論定，是構成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歷史基石，"論戰"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學者們，為此作出了極有價值的理論貢獻。
第一，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由于帝國主義的入侵，內部政治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導致對其基本性質的確定顯得相當困難，表現在：帝國主義的入侵所帶來的資本主義因素是否改變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也就是說，中國是否已資本主義化了，抑或是屬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930年4月，"新思潮派"的王學文從"全面地分析中國社會的生產關系"入手，論證中國的"交換經濟"在"廣大的自給自足經濟中，只不過是較小的萌芽形態，并不能占主要的支配的地位"。農村中只有"稀有罕見"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城鎮手工業中有著無控制的"勞動剝削"，農村中地主對農民的地租形式的剝削，都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經濟關系存在于中國的具體的表現"。至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中國僅是"小小萌芽"，在中國廣大經濟區域中，"只不過（是）發展初期的萌芽狀態，并不能占得主要的地位"。因此中國社會經濟的基本特征"實在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經濟"。（注：高軍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上），第180、187、189、191、190頁。）
"新思潮派"的潘東周，在批評中國社會是所謂"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封建殘余"已實際不存在的觀點時，強調說，"商業資本主義是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他并不代表一個經濟制度"，"所以商業資本的長期發展，并不能推翻中國社會的封建關系"，而帝國主義與封建制度的勾結，則造成了"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注：高軍編：《中曙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上），第199、201、203頁。）
"新思漸派"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正如何干之所評價的"確有了劃時代的貢獻，有極大的歷史價值"（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14頁。）。后來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也同樣強調了這種觀點，指出："自從一八四零年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注：《選集》第2卷，第626頁。）
第二，如何正確看待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后所帶來社會變化二重性，是"論戰"所爭論的另一個問題，新民主主義理論對此問題也有較全面的分析。
"論戰"中"動力派"學者大都持中國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否認中共領導的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其中在"帝國主義"問題上作文章是一個典型。嚴靈峰以"生產技術"作為"測驗社會經濟結構"的方法，用1913年至1921年中國進口工農業機器數量的增長數字，"證明中國社會之如何迅速地采取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而中國雖然"受帝國主義束縛日益堅固……然而，中國社會經濟資本主義化的過程，還是有蒸蒸日上之勢"。（注：高軍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上），第348～350頁。）任曙則將對外貿易當成中國經濟的"中心問題"，認為"近代資本主義在中國農村經濟中取得支配的地位，以及在全部中國經濟生活中取了決定意義……是因為帝國主義向中國輸入商品的關系"（注：高軍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2頁。）。"動力派"完全否認了帝國主義使中國社會經濟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的事實。
對于"動力派"的觀點，專門發表《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予以駁斥，文中指出，任曙"只看見商品關系，而不看見剝削關系"，是"做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辯護士的工作！"文章以許多實證數據，如海關進出口數據、國外投資數據等，論證了帝國主義將中國變成其附庸，"不但不能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而且阻止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他不但不消滅鄉村中間的封建式的剝削，而且加緊了這種剝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只能使中國的經濟殖民地化，而不能使中國的經濟獨立發展。"指出，正確理解中國經濟性質，是正確理解中國革命性質的前提。"土地革命的主要內容，是在打倒帝國主義與消滅封建剝削。"而"目前中國的革命還是民主資產階級性的"。（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1輯，第3、14、44-45、70、72頁。）
據曾參與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朱伯康回憶，劉夢云（即）文章發表后，"讀者反映良好，都認為這是解決中國革命理論問題的佳作"（注：朱伯康：《往事回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44頁。）。況且作者后來直接參與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建構，其這一觀點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與《新民主主義論》中進一步被完善地表述。
第三，從生產關系入手剖析中國農村社會的性質，是"論戰"在方法論上的一個重大突破，它為新民主主義理論關于中國農村社會階級關系的分析提供了有益的理論借鑒。
中國農村經濟在20世紀30年代幾乎瀕于破產，因而有1933年開始的所謂"復興農村、救濟農村"的社會改良運動，但"中國近來流行的''''復興農村改良技術''''的口號，宣傳得怪好聽，實際上未見有若何改進之處"（注：褚匯宗：《國際經濟戰爭與中國》，上海黎明書局，1936年，第257頁。）。農村社會經濟的變革，顯然不是一個生產技術的問題。對于這一點，在"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中，"中國經濟派"的王宜昌、張志澄等人犯了一個基本理論錯誤，即認為"技術即生產力"，而忽視了生產力中勞動對象--人與人的社會關系。
對此，"中國農村派"的錢俊瑞、薛暮橋、孫冶方等作出了有力的辯駁。錢俊瑞在《現階段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任務》的文章中，開宗明義地稱："研究中國農村經濟者的研究對象，是中國農村的生產關系，或是在農業生產、交換和分配過程之中人與人間的社會關系，而不是別的。"。而農村生產關系的核心問題是土地問題。因為"（一）土地是農業生產最主要的生產手段"，而據統計"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農貧農和雇農，卻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二）中國目下農村資金的累積與剝奪，主要以，土地所有''''這一種財產關系為根據"；"（三）農村勞動力的荒廢起因于農民的失地"（注：《中國農村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第73頁。）。薛暮橋也認為，盡管不能否認農業生產力中的技術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還有社會的一面"，即"人和人的社會關系"。以研究農村生產關系為重點的方法，可以避免"離開了社會生產關系，而把''''機器生產當做決定資本主義社會的直接因素''''"的錯誤。薛暮橋還指出，不能夸大資本主義生產技術在農村經濟中的作用，因為從農村生產關系上看，"在中國農村中間，一方面可以看到農民底向兩極分化，另一方面又可看到整個農村經濟底衰落、崩壞；在這情形之下，貧農底增加，遠比資本主義經營底發展來得迅速。"（注：《中國農村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第50、54、56頁。）由此證明，雖然有資本主義生產因素的生成，但中國農村社會并沒有資本主義化，而仍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
總之，"中國農村派"主張"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上之特定的生產關系中來把握生產力"（注：《中國農村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第90頁。），才能科學地確定中國農村社會的性質。這種研究中國社會性質的方法，在新民主主義理論中同樣體現著，如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關于"農民階級"的分析，以農村土地占有及使用、農村中階級關系、農村經濟剝削形式等方面入手，確定不同階層的農民在中國農村社會中的地位，以及農民對中國革命的態度與作用等等就是例證。
以上三個方面論爭所得出的關于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結論，是"論戰"最富積極意義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在理論學術源流上，構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學理基礎。此外，在社會史方面，史學家郭沫若、呂振羽等學者關于中國社會發展形態的觀點、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劃分的觀點，呂振羽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觀點、關于允許資本主義在中國一定程度發展的觀點，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構建，同樣起著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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