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和猶太人一對一種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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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的是要研究一下一種歷史上的、政治上的似是而非的觀點的一個特殊方面，即猶太人對資本主義的態度問題。對下面這兩種論點加以證明是很容易的：第一，猶太人應該深深地感激自由企業與競爭性的資本主義；第二，至少就上一世紀來說，猶太人始終反對資本主義，并且在思想意識方面盡力地去破壞它。怎樣才能使這些論點一致起來呢？
我開始研究這一似是而非的觀點，部分地是出于明顯的個人原因。我已經習慣于作知識分子中的少數派，習慣于被同行知識分子指責為反動分子、辯護士或十足的傻瓜。然而我們中的那些身為猶太人的人，甚至更加嚴陣以待。他們不僅被看作是智力不正常的人，而且被看作是所謂的文化傳統與民族傳統的叛逆者。
下面這種希望又加強了我的這種個人興趣，即對這一特殊情況的研究，可能會為一種更具普遍性的、似是而非的現象提供一絲線索。這種更具普遍性的、似是而非的現象，以戰后的西德及其蒸蒸日上的資本主義為代表，在那里，猶太人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在那里，智力氛圍大致說來是集體主義的。不幸的是，這種愿是沒能實現。我相信：我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對猶太人中的反資本主義傾向予以說明，但這一說明中的最核心部分，是特別地針對這種特殊情況而言的，而且無法輕易地予以擴展。我指信以后別人會取得更大的成功。
猶太人從資本主義制度中所得到的利益
開始我先簡單地論證一下第一種觀點：猶太人應該深深地感激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制度中使猶太人受益的特點毫無疑問地是競爭。哪里存在著壟斷——不論它是私人的壟斷還是政府的壟斯——在壟斷受益人的選擇中，那里就存在著實行任意的選擇標準的可能性，而不管這些標準是膚色、宗教、國籍或其它難以歸類的東西。在存在著自由競爭的地方，唯有實際行動才能說明問題。市場是色盲的。沒有哪個到市場上來買面包的人，了解或者關心這麥子是由猶太教徒、天主教徒、伊斯蘭教徒，還是無神論者種植的；是由白人種植的還是由黑人種植的。那些希望通過僅向所喜愛的人購買來表示他們的個人成見的人，將處于競爭的劣勢，因為他拒自己于最廉價的資源之外。他可以表示他的成見，但他必須為此付出代價：接受比另一種情況將得到的較少的貨幣收入。
一次個人經歷明確地闡明了競爭的重要性。12年以前，我參加了在蒙特利爾舉行的國際貨幣會議。前來出席會議的人，一方面組成了這次會議的成員，其中包括世界上最主要的商業銀行的兩位首席董事；另一方面，又組成了象我一樣被邀請來作為小組討論的發言人或參加者的那些人們的行列。在場的一位美國銀行家講述了美國銀行界出現的反猶太主義的故事。同他的談話使我開始對這兩組人中猶太人所占的比例進行了大致的估計．在第一組當中——即在嚴格意義上的銀行家當中——我估計大約1%的人是猶太人。在人數較少的第二組當中——即在被邀請參加討論項目的人當中——大約25%的人是猶太人。
為什么會有這種差別呢？這是因為：在不存在著自由進入這一意義上說，今天的銀行界到處都存在著壟斷．政府的批準或政府所給予的營業特許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舉薦人們參加這種討論項目的那種智力活動，卻是一種高度競爭的行業，幾乎完全允許自由進入。
這一例子特別具有說服力。這是因為很難說銀行是一個象（比如說了鋼鐵工業那樣的、猶太人從未在其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領域。恰恰相反，幾個世紀當中，在銀行業中，特別是在國際銀行業中，猶太人一直是一支重要力量（如果不是一支起決定作用的力量的話）。但是，在那個時候，銀行是一種進入相當自由的行業。猶太人在銀行界的成功，除了歸于上述原因之外，還歸于他們所擁有的下述相對優勢：這一相對優勢既來自教會對高利貸的看法，又來自猶太人在世界各地的擴散。又來自他們對統治君主的可用性（這一可用性完全是由于猶太人與社會其他部分之間的隔離而造成的）。
軼事在很大程度上能夠說明歷史。在古代猶太國亡于巴比倫后猶太人在外散居的大約兩千年時間里，猶太人一再地受到歧視；在他們所能進行的活動方面受到限制，有時甚至整體地遭到驅逐，就象1492年被整體地逐出西班牙一樣，而且常常是他們周圍的人們的極端敵意的目標。盡管如此，但他們仍然能夠生存下來，是因為不存在極權主義國家，所以，總是存在著某些市場因素，總是存在著某些對他們開放的活動。特別是，分裂的政治結構與為數眾多的獨立主權，意味著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尤其逃脫了嚴密的控制，這正是猶太人在這一領域如此突出的原因。納粹德國這個極權主義最嚴重的社會，在過去的兩千年中，也提供了官方的、且實際的反猶太主義的最極端的例證，這決不是偶然的。
如果我們再來看一看更近一些時期的情況，就會發現，猶太人的發展最為成功的地方，恰恰是那些競爭性資本主義有著最廣闊的天地的國家：16世紀及18世紀的荷蘭，19世紀及2O世紀的英國與美國，19世紀晚期及20世紀的德國——當將這一時期與希特勒時期加以比較時，這種情況就尤為貼切了。此外，在那些國家當中，猶太人最為成功的部門，是那些進入最為自由，而且在這種意義上競爭性最強的部門。不妨對我所提到過的、猶太人在銀行業方面的經歷，與他們在幾乎一直是教科書中完全競爭與自由進入的典范的零售貿易方面的經歷作一番比較。或者，不妨對他們在大工業方面的較小作用，與他們在諸如法律、醫學、會計及類似的專業方面的杰出貢獻作一番比較。盡管在這些專業中也存在著進入的障礙，但一旦通過了最初的障礙，就會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對顧客的自由競爭。甚至這些專業中的差異也證明了我的觀點。在美國（我對這個國家了解得很詳細），很長時期當中，在醫學與法律之間存在著一種重大的差異，這種差異表現在國家開業許可證的發放成為進入的實際障礙的程度方面。出于一些與此處并不相關的原因，醫學界中存在著嚴格的進入限制，但法律界中的進入限制卻相當少。所以，成比例地，猶太人在法律界中的人數，遠遠地超過其在醫學界中的人數。
在美國，電影行業是一個新興的行業，而且由于這一原因，它對所有的人都是開放的。猶太人成了其中的主要分子，而且隨著收音機與電視機的出現，他們的這種主要作用又延伸到了廣播與電視領域。但是鑒于政府的控制與限制變得日益重要，所以，我有這樣一種感覺：猶太人在廣播與電視領域中的作用正在下降。
以色列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關于猶太人從競爭性資本主義中得到的裨益的例子，而且這一例證是有雙重意義的。
首先，如果沒有從世界猶太民族（主要來自美國，其次來自英國及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里得到的巨大貢獻，以色列恐怕很難存在下去．假設這些國家都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可以想象，這些假設的社會主義國家可能會為以色列出一份力，但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那么他們這樣做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而且有著完全不同的附加條件。比較一下蘇聯對埃及的援助（或美國對以色列的官方援助）與私人捐獻之間的差別。在資本主義制度中，任何集團（而不論它是一個多么小的少數派），都可以按照他們的愿望來使用其自己的資源，而不必請求或得到大多數人的允許。
第二，在以色列，不管中央控制的各種輿論如何，但真實情況是；迅速的發展主要地是私人創造力的結果。在幾十年以前我對以色列的第一次持久訪問之后，我得出結論說：在以色列，有兩種傳統在發揮著作用。一種是古老的傳統，可以追溯到幾乎兩千年以前，即在政府的限制中尋找出路。一種是現代的傳統，可以追溯到一個世紀以前，即對“民主社會主義”與“中央計劃”的信念。對以色列來說幸運的是，與第二種傳統相比，第一種傳統已經被證明為更加強大有力。
概括起來：除了猶太人對其有用的那些個別君主偶爾施予的保護以外，猶太人很少從政府對其行為的干預中得到好處。只有當存在著公眾對非干預這個一般性學說的普遍接受，從而大規模的競爭性資本主義及對一切群體的很大程度的寬容占主導地位時，猶太人才能得到成功。由于人們對非干預的普遍信仰比歧視猶太人的個別欲望要更為有力，所以，盡管存在著連續的、無所不在的反猶太主義的偏見，但猶太人仍然興旺昌盛。
猶太人的反資本主義思想
盡管有著這樣的經歷，但就上一世紀而言，猶太人一直是反資本主義情緒的大本營。從卡爾·馬克思到利昂·托洛斯基，到赫伯特·馬庫塞，革命的反資本主義的文章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猶太人寫的。各國的共產黨（包括業已在俄國取得革命勝利的共產黨，以及目前西方國家的，特別是美國的共產黨），幾乎不成比例地一直是由猶太人來管理并控制的——盡管我又趕忙補充說：僅有極少部分猶太人曾經是共產黨黨員。不論是作為社會主義文獻的創造者、還是作為領導活動的參與者，還是作為成員，猶太人在所有國家中的那些不那么革命的社會主義運動方面，一直是同樣積極的。
再來看一著更接近于核心階層的情況：在英國，猶太人的選票與參加，在工黨中是居支配地位的；在美國，猶太人的選票與參加，在左翼中是占絕對優勢的。在以色列，所謂的右翼黨的建黨綱領，可以被看作是經濟學意義上的“自由主義的”，這種情況幾乎比比皆是。這些現象是如此地眾所皆知，所以幾乎不需要詳盡的闡述與論證。
為什么會存在反資本主義思想呢？
如何才能將我的那兩種論點一致起來呢？為什么盡管存在著競爭性資本主義曾為猶太人帶來好處的歷史經歷，盡管在最遲自亞當·斯密以來的所有自由主義著作中，都存在著對這一現象的、隱含的或明確的、理智的說明，但猶太人仍然一直不相稱地反資本主義呢？
我們可以從一些簡單的、然而是不充分的答案入手。勞倫斯·富克斯在一篇題為《美國猶太人的政治行為》的相當膚淺的分析中，提出了這樣一種看法；猶太人的反資本主義思想，是來自于猶太人的宗教與文化的價值觀念的直接反映。他甚至進一步說明：
如果從某種意義上說共產主義運動是一種基督教的異端邪說，那么它也是猶太人的正統觀念——不是指世界共產主義的極權主義方面，或革命性方面，而是指一種通過社會行動對社會正義的追求。
勿庸贅言——這一點我在后面的其它問題中還會談到——富克斯本人是一個美國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他將猶太人的這種意義上的政治自由主義看作是一種美德，所以迫不急待地將這種自由主義看成是猶太人在學習、慈善事業、以及對這個世界中的歡樂的關注等方面的價值觀念的合理產物。他甚至從未認識到（更不用說討論）這樣一個關鍵問題：“通過社會行動而得到的社會正義”這一道德結局，是否與中央政府的政治手段相一致。
這種解釋可以排除了。猶太人的宗教與文化可以追溯到兩千年以前；而猶太人對資本主義的反對及對社會主義的依戀，最多不過是兩個世紀以前的事情。這種政治態度的的確確只是在啟蒙運動之后，而且主要是在那些脫離了猶太教的猶太人中間出現的。沃納·松巴特在他的那部題為《猶太人與現代資本主義》（第一次出版于1911年）的重要的、且有爭議的著作中，提出了這樣一種更為有力的看法：猶太人的宗教與文化意味著一種資本主義的觀點。他的這種看法，比富克斯所論證的、猶太人的宗教與文化意味著一種社會主義的觀點的看法，要更為合理。松巴特寫道：
在許多世紀當中，猶太人一直擁護著爭取經濟活動中的個人自由這一事業，而與當時占統治地位的觀點相對抗。個人不應該為任何限制所牽制……我認為：猶太教有著與資本主義相同的指導思想……整個宗教體系實質上并不是什么別的東西，不過是耶和華與他所選擇的人民之間的一種契約……上帝保證某些事情并賜予某些東西，而好人必須獻給上帝某些東西作為回報。的確，在上帝與人之間沒有哪種一致利益不能通過這種形式來加似表述——即人履行某些為基督教《圣經·舊約全書》開頭五篇所贊賞的職責，同時從上帝那里得到補償。
松巴特繼而討論了《舊約全書》與《新約全書》中對富裕與貧窮的態度問題。
（在《舊約全書》及猶太教法典中）你會發現這樣幾個段落：在這些段落當中，貧窮被作為某種比富裕更為高尚、且更為崇高的事情而得到贊美。但是另一方面，你會碰到數百個這樣的段落：在這些段落當中，富裕被稱作對上帝的頌揚，而只有對財富的濫加使用或由此而來的危害才受到警告。
作為對照，松巴特提到了《新約全書》中的一個著名的段落：“讓駱駝穿過針眼要比讓富人進入天堂容易得多。”他評論說：
富裕在（新約全書》中受到的詛咒，與它們在《舊約全書》中得到的贊美一樣多……基督教徒的宗教，妨礙了他們的經濟活動……而猶太人從來面臨過這樣的障礙。
他總結到：自由貿易與產業自由，與猶太人的法律相一致，從而與上帝的意志相一致應該說，不論是在經濟歷史學家（一般地）當中，還是在猶太知識分子（特別地）當中，松巴特的著作都是很不受歡迎的，毫無疑問，人們將某種帶有反猶太主義氣味的東西歸到了它的身上。雖然許多批評似乎是合理的，但這本書的本身并不存在任何足以使反猶太主義的指責得以成立的東西——盡管幾十年之后，這種東西明確地存在于松巴特的行為與著作中。的的確確，如果說這本書流露出了某種傾向的話，那么我將它理解為親猶太主義的傾向。我將猶太知識分子對這本書的強烈反應本身，看作是猶太人反資本主義思想的證明。
與富克斯的論斷及松巴特的論斷相比，內森·格拉澤提出了一種更為公允的判斷，對此我完全贊同。他寫道：從這些態度中很難看出與猶太人傳統之間的直接聯系……有一件事情是明確的：因為猶太人的先知們早在2500年以前就曾對非正義進行了譴責，于是就說東歐的猶太人變成了社會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這是一種惡劣的過分簡單化做法……猶太人的宗教傳統可能確實以某種微妙的方式而使猶太人傾向于自由主義與激進主義，但是，要想在當今猶太人的社會態度中找到猶太教的遺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種簡單的說明是：猶太人的反資本主義思想不過是反映了知識分子反資本主義的普遍傾向，以及猶太人在知識分子中所占的不成比例的多數。例如，內森·格拉澤說道：對“知識分子中的主要部分對左的東西的依戀”這一現象的一般性說明．已經是人人皆知了。一旦擺脫了保守的、傳統的思想的束縛，知識分子覺得更容易接受革命的思想，即攻擊政治、宗教、文化及社會方面事務的業已建立起來的秩序……這就是影響了知識分子，也影響了猶太人的某種東西。
然而，格拉澤對一些對猶太人與其它知識分子有著不同影響的因素的引證，極大地限制了這種解釋。與富克斯的對反資本主義與猶太人的宗教及文化的簡單認同相比，這種解釋無疑地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正如前面提到過的西德的例子所說明的，非猶太知識分子能夠占絕對優勢地成為集體主義者。而且毫無疑問，格拉澤所提到的那些理性的力量，在影響非猶太人的同時，也影響到了猶太知識分子。然而，這種解釋在兩個方面似乎是非常不完善的。第一，我的印象是：與非猶太人相比，猶太知識分子變成集體主義者的百分比似乎要大得多。第二，（而且也是更為重要的），這種解釋并沒有對不是知識分子的廣大的猶太人及非猶太人的不同態度予以說明。要想對這一差異作出解釋，我們還需要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第三種毫無疑問他具有某些合理性的簡單說明，反映了對我們當中的所有人而言的一種自然傾向：將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好事情看作是必然存在的，但卻把所有的壞事都歸咎于壞人或壞的制度。競爭性資本主義允許了猶太人在經濟上與文化上的興旺發達。這是因為它阻止了反猶太主義者將他們的社會準則強加于別人頭上，并阻止了反猶太主義者以別人的犧牲為代價所進行的歧視猶太人的活動。但問題的另一方面是：它同時也保護了反猶太主義者在他們的個人行為中所表現出的反猶太主義，而只要他們這樣做是以他們自己的犧牲為代價的。所以，競爭性的資本主義并沒有消除社會性的反猶太主義。作為競爭性資本主義的天然伴侶的思想意識方面的自由競爭，同時也可能帶來興趣與社會準則方面的變化。從而得以消除社會性的反猶太主義，但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保證這種情況的發生。正如《新約全書》所指出的：“上帝的殿堂中有許多大廈。”毫無疑問，猶太人所作出的反應的一部分，是將殘余的歧視歸咎于“制度”。但是，這很難說明為什么應對這種歧視負責的那部分“制度”是“資本主義”。為什么不是19世紀英國的國教；為什么不是19世紀及20世紀德國的官僚政治；為什么不是20世紀美國的社會法規（而不是經濟法規）呢？畢竟，猶太人的歷史確定無疑地提供了足夠充分的證據：反猶太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沒有特殊的聯系。所以，這種解釋也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現在我要來討論兩種在我看來更具有根本性的說明．第一種說明必須涉及的是歐洲19世紀的特殊情況。我把這一說明歸功于沃納·科恩在他那篇關于“美國猶太人的自由主義根源”的、尚未發表的博士論文中所作的極為精辟的分析。科恩指出：
從法國大革命時期開始，歐洲的政治陣營沿著非宗教主義之爭這條中心線而分裂為“左”、“右”兩派。右派（保守派，保皇派，“教士派”）認為：在社會秩序中必須為教會留有一席之地；左派（民主派，自由派，激進派）認為：根本不應該存在任何（公共）教會……
將左派從右派中分離出來的這一中心線，也構成了猶太人政治介入范圍的自然界線。正是左派，在其關于公民的、新的、世俗的思想下，完成了這一解放，而且也只有左派，才能夠為猶太人在社會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歐洲，沒有哪一個保守黨——從俄國的最構敵意的君主政體擁護者，……到英國的溫和的托利黨黨員——能夠將其本身與完全的猶太人的政治平等協調起來。這樣一來，猶太人之所以擁護左派，不僅是因為他們已經變成了這次解放運動的堅定不夠的支持者，而且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僅就左派的內部生活而言，這次解放運動從未發生，而且基督教保持了政治介入的先決條件。
在這一問題上需要指出的是：僅有的兩個有著猶太血統的保守黨主要領導人——英國的本杰明·迪斯雷利，德國的弗里德里克·朱利葉斯·斯塔爾——都宣稱信奉基督教（迪斯雷利的父親皈依了宗教，斯塔爾在19歲時接受了洗禮）。
科恩進一步地對左派思想的兩個組成部分作了區分：“合理的”或“理智的”，與“激進的”。他評論道：
激進的左派思想……是自羅馬帝國時代以來唯一的政治思想運動，而在羅馬帝國時代，猶太人能夠成為非猶太人的智力兄弟……。至少就能夠認識到”宗教的”與“世俗的”之間的差別這一意義上說，理智的左派思想還是一種基督教的思想，然而激進的左派思想——特別是末世學的社會主義思想——開始自命為一種新的宗教信仰，在這種宗教信仰當中，神與世俗之間的任何分離都是不能容忍的……（理智的左派思想）為猶太人提供了一條通往更廣闊的社會的、完全合乎情理的、完全表面化的道路；（激進的左派思想）為猶太人提供了真正的精神同一的尺度。
我贊同格拉澤對這些段落的看法：“我認為任何人都沒能出這些段落的作者更接近于問題的實質。”科恩的論證進一步地說明了猶太知識分子在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重要作用；說明了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歐洲的猶太人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幾乎普遍的接受（特別是那些移居到巴勒斯坦的人們）；說明了19世紀中期移居到美國的德國-猶太移民的社會主義情緒，及本世紀之初東歐猶太人的聲勢更大的泛濫。
然而，單單就其本身而言，很難將科恩的觀點作為對猶太人反資本主義思想的全面的說明而加以接受。在美國，從一開始，教政分離就是為人們所接受的、符合憲法的學說。的確，最初的上層階級是基督徒及新教徒，但對于整個人口來說這一點仍然是正確的。的的確確，清教徒成分的精華（如果存在的話）是親猶太人的。正如松巴特在將他的關于猶太人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作用的論題，與馬克斯·威伯的關于“新教徒的倫理道德”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作用的論題予以協調時所指出的那樣，新教徒（特別是清教徒）回到《舊約全書》上來尋求他們的宗教啟示，并將他們自己仿造成古代猶太人。松巴特斷言：“清教徒的習俗與教義，完全是對猶太風俗（或儀式等）的遵奉。”科恩也十分注重這一現象，著重指出了殖民地時代清教徒對猶太人的容忍，而他們對其它宗教派別普遍地是毫不容忍的。
再來看著更為近期的美國情況，西奧多·羅斯福在猶太人當中享有崇高的聲望，這部分地是因為他愿意公開反對俄國的集體迫害。在20世紀20年代首先是艾爾·史密斯，后來是弗蘭克林.迪拉諾·羅斯福帶來了右派與左派向黨員的大規模轉變之前，紐約那一結合緊密的社會主義團體之外的大部分猶太人，可能都是共和黨黨員，而不是黨員。左派的這種轉變，預示著歐洲影響的消弱，而不是歐洲影響的證明。然而，盡管歐洲影響在日益減弱，但美國的猶太人社會（現在基本上是由第二代、第三代或更后來的美國人所組成），依然保持了它的左派特色。
最后這種說明自稱是對科恩的闡述的補充，然而卻與科恩的闡述南轅北轍。為了證明其正確性，反猶太主義不僅大肆宣揚猶太人在基督死難問題上的所謂的責任，而且還塑造了這樣一種猶太人現象：嗜錢如命，是一群將商業利益置于人類社會準則之上的商人或放債者，是一群唯利是圖、狡詐、自私、貪婪的商人或放債者，是一群殺價購買，并且堅持要得到他的那鎊肉的商人或放債者。猶太人可以以如下兩種方式來對待這一形象：一、接受這種描述，但是拋棄那種將這些特性當作應受譴責的品質來看待的價值觀念；二、接受這種價值觀念，但否定這種描述。如果猶太人采用的是第一種方法，那么他們可以強調指出商人與放債者所帶來的好處。他們也許可以回憶一下本瑟姆的評述：放債者的業務……不論在哪里，不論什么時候，都不是一件受人歡迎的事情。那些決心要為了將來而犧牲現在的人，是那些為了現在而犧牲將來的人的天然嫉妒目標。巳經把自己的蛋糕吃掉了的孩子們、是那些仍然留有蛋糕的孩子們的天然的敵人。在希望得到錢的時候，而且在真的得到錢之后的短時間里，借錢給他的人是朋友，是恩人；然而到了錢花完了的時候，到了該算帳的不幸時刻，突然發現恩人已經改變了性質，已經扮演了惡霸與壓迫者的角色。收回自己的錢是壓迫；而從別人那里拿走錢卻不是壓迫。
同樣地，猶太人還可以說明：一個人的自私自利同時也是另一個人的自食其力；一個人的狡詐同時也是另一個人的智慧；一個人的貪婪同時也是另一個人的節儉。
但是很難期望這樣的對待方法會真的得到實現。我們中沒有誰能夠逃進我們所呼吸的理智空氣，沒有誰能夠免受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的價值觀念的影響。當猶太人離開了封閉的猶太人區及猶太村社，開始與世界的其它部分進行交往時，他們最終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并贊同那個世界的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鄙視“單純的”商業活動，并且用輕蔑的眼光來看待放債者。猶太人最終會這樣對自己說：如果猶太人真的是那個樣子的話，那么反猶太主義是正確的。
另一種可能的對待方式，是否定猶太人真的是象所描繪的那種形象，同時試圖說服他們自己（順便也說服那些反猶太主義者）：根本不是什么唯利是圖的、自私的、冷酷的，猶太人實際上是熱心于公益事業的、仁慈的、關心理想的（而不是關心物質產品的）。這樣做，比對依賴貨幣價值和不受感性影響而作交易的市場進行攻擊和贊美政治程序，并把按著善良的人們為了其同胞的利益而管理的國家奉為理想，能好到哪里去呢？
是我在以色列的經歷，最先把我引到了關于猶太人反資本主義思想的這種說明上來。在以色列逗留了幾個月之后，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要想對關于以色列的價值觀念問題的任何方面予以概括，最快的捷徑就是先看一下在古代猶太國亡于巴比倫后猶太人在外散居的日子里，與猶太人相符合的真實情況如何，然后再反其道而行之。
在古代猶太國亡于巴比倫后猶太人在外散居的日子里，猶太人是從事商業活動的城市居民，而幾乎從未從事過農業生產；在以色列，農業出商業享有更高的聲望。
在古代猶太國亡于巴比倫后猶太人在外散居的日子里，猶太人避開某一方面的兵役活動；以色列人高度重視軍事，并且已經顯示出了不同尋常的軍事力量。
上面這兩種逆轉可以很容易地解釋為需要的產物，但是請讓我繼續分析下去。
在古代猶太國亡于巴比倫后猶太人在外散居的日子里，意第緒語或拉地諾語是猶太人所使用的語言；在以色列，這兩種語言都受到蔑視，而希伯來語是國語。
在古代猶太國亡于巴比倫后猶太人在外散居的日子里，猶太人重視智力活動，而卻極端鄙視體育運動；在以色列，對體育運動的注重是空前的。
而至于下面這一似乎是毫不相干的、然而卻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在古代猶太國亡于巴比倫后猶太人在外散居的日子里，猶太人被稱為優秀的廚師；在以色列，家庭、旅店、餐館中的烹調通常是非常遭糕的。
難道不應該把這一記錄解釋為這樣一種（毫無疑問完全是下意識的）企圖：向全世界證明眾所接受的猶太人形象是錯誤的嗎？
我就是以這種萬式來理解威爾遜與斑菲爾德所提出的如下論證的：猶太人（及“楊基佬”）傾向于接受一種出干公共利益的“社會服務觀念”，并且以比其他大多數團體較大的比例來投票反對他們自己的、直接的個人利益。
我同樣也是這樣來理解富克斯將猶太人的“自由主義”追溯到猶太人的價值觀念上來這一嘗試，以反猶太評論家對松巴特的著作的這種消極反應。如果你們也象我一樣，將競爭性資本主義看作是一種對個人自由，對科技及人文學科方面的創造性成就，對為一般人所提供的可能的最廣泛的機會來說，看作最為有利的經濟制度，那么，你將會把松巴特賦予猶太人的、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看作是一種崇高的贊譽。你也會象我一樣，把他的著作看作是親猶太人的。另一方面，如果你是在盡你的最大努力來表明；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猶太人致力于無私的公益服務；商業及貨幣貸放是他們的不利環境強加于他們身上的活動，而與他們的天然喜好是完全不相干的。那么，你將會把松巴特看作是一個反猶太主義者，他的著作恰恰是要加重你們正與之戰斗的那種形象。以這種腔調，《世界猶太人百科全書》在其關于松巴特的文章里會這樣說：“他指控猶太人創造了資本主義。”（著重點是我加上去的）。
我相信，最后這兩種說明的互補性質是十分清楚的。將對蕓蕓眾生的服務置于對個人、及對個人親密的家庭的關心之上——將政府工作置于私人業務之上——將政治活動置于商業活動之上——將對人類的博愛置于對個別人的愛之上——將社會責任置于個人責任之上。這樣的價值結構從何而來呢？很大程度上來自于為猶太人所極大地促進的（出于科恩所提到的那些原因）那種集體主義思潮。
現在暫時地來考慮一下某位熱衷于本瑟姆功利主義的、19世紀英國的哲學激進分子——大衛·李嘉圖，詹姆士·穆勒，甚至托馬斯·馬爾薩斯——對這種反猶太主義的形象的反應。他們中有誰會把猶太人創造了資本主義這一斷言稱之為指控嗎？他們會把這一斷言稱作崇高的贊譽。他們會把對合理的利潤計算的普遍重視，看作是為促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所必需的東西。他們會把對個人（而不是對社會）的注重，看作是信仰自由的必然結果，等等。
結論
綜上所述，猶太人反資本主義思想的幾種主要原因是：（1）19世紀歐洲的特殊環境，正是這種特殊的環境將贊成市場的政黨與國教結合起來，從而使猶太人站到了左派方面。（2）猶太人要向他們自己及全世界證明那種反猶太主義的形象之不正確性的、下意識的企圖。毫無疑問，這兩種主要力量又為猶太人的歷史與文化遺風所加強，而且猶太人的觀點的轉變，也是在他們的歷史與文化遺風的作用下具體地進行的。猶太人的歷史與文化遺風，使得他們對非正義的事情特別敏感，同時對慈善事業特別盡心。這兩種力量同時也為那些使得知識分子事先傾向于左派的任何因素所加強。
不論這一解釋對于作為我的出發點的那一似是而非的問題來說，是否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但這一點仍然是正確的：猶太人的思想方式一直是，而且仍然是與他們的自身利益相對立的。這一沖突幾乎一直是潛在的，而不是真實的。在西方社會中，只要大規模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那么。促使猶太人改變其命運、提高其經濟與社會地位的經濟動力，就絕不會為作為一種理想的、社會主義的說教所阻礙。他們可以在享受由反抗那種反猶太主義的形象而獲得的愉悅的同時，從那種形象所描會的那些特征中得到好處。從一種更為微妙、別且更為復雜的角度來說，他們是處在那種富有的、只會高談闊論而無實際行動的祉會主義者的位置上——在所有的種族與宗教背景中——通過一方面享受由他們的資本主義遺產所帶來的愉悅與舒適，一方面又指責資本主義制度，這些空談的社會主義者陶醉于偽善的美德之中。
隨著政府規模的日益擴大，隨著集體主義思想的日益深入及其對社會結構的影響，這一沖突已經變得非常真實了。我已經著重指出了以色列的這一沖突，它導致了賦予市場力量更大的作用，而遠遠超過了早期領導者的思想意識所預期的程度。這一沖突最近在美國的出現，使我感觸頗深。這一沖突是針對參議員麥戈文，以其倒運的總統候選人身份所提出的一些建議而產生的。他的關于確定遺贈的最高限度的早期建議（后來撤消了），在某些原可期望為他的最有力的支持者、或者已經是他的最有力的支持者的人們那里立刻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他們了解到；他的措施——與他們所宣稱的思想意識完全一致——將極大地妨礙社會的與經濟的向上流動性，而他們很久以來一直是這種向上流動性的受益人。
也許，這一沖突的真實存在將會結束（至少緩和）作為我文章題目的那種似是而非的問題。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那么它將是具有侵蝕性的集體主義烏云中的一點小小的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