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氏水師兼古代資本主義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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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以來，史學界對鄭成功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1這一領域研究的主要特點呈現為：在1960年代的時代氛圍感染下，學者們大致圍繞“抗清復明”、“驅荷復臺”兩個核心問題展開自己的選題，對有關人物、事件進行論述和細致的考證補缺。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對增強民族自信心，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起了積極的作用。1980年代后，一些學者感到鄭成功研究急需拓寬研究視野，逐漸側重于經濟角度，尤其注重對臺灣的經濟、文化開發、以及對東南亞等地的貿易、交往方面的研究，將鄭成功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也有一些學者從純軍事角度出發，主要專注于鄭成功戎馬生涯中的戰略戰術探討，或具體作戰過程之剖析，以及對有關人物、時間、地點進行考證補缺。

雖然以往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亦有明顯之不足，主要是研究視角大多局限于本民族史的范圍，而沒有把鄭氏集團放在世界背景中加以探討。無需回避，當時這方面的研究同任何一門人文社會科學一樣，在相當程度上受濃厚的意識形態傾向的制約。近年來，一些新銳學者借鑒西方史學方法，從更為宏觀的角度將包括鄭氏集團在內的明、清東南沿海商人群體的崛起，置于世界歷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研究的視野似有新拓展跡象。2本文從戰爭與文化的關系著手，通過中、西歷史比較研究，對鄭氏海上商業──軍事集團進行考察，試圖說明鄭氏海上軍事力量與中國傳統水師的性質區別，以及這一海上軍事力量同西方意義上的制海權的關系；并試圖指出這一軍事現像背后的更為深層的社會意義。為此，本文還將進一步探討鄭氏海上商業──軍事集團同中國古代資本主義萌芽的關系問題，并對傳統的“江南絲織業說”的論證方法提出質疑。

一、

水上武裝力量在西方謂之海軍，在古代中國則稱為水師。兩種不同的稱謂背后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傳統。西方文明基本上圍繞地中海沿岸發生，海上商業貿易是西方文明的主要傳統，它可遠溯到邁錫尼時代，那時克里特島上的居民就往來于亞、歐、非三大洲的沿海地區。3歷史上，地中海文明的特點之一是：當一個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商業貿易時，海上航線便成為自己生命線，當這些國家處于戰爭狀態時，控制海上航線便成了雙方勝敗存亡的關鍵。這種情形對軍事產生的直接影響是海軍的誕生和海權意識的早熟，從而成為古代地中海文明在軍事領域的象征。千百年來，地中海孕育了海軍的原始細胞——海盜和武裝商船，孕育了波斯腓尼基艦隊、希臘雅典艦隊、迦太基艦隊、羅馬艦隊、威尼斯艦隊、西班牙艦隊，培育出現代西方海軍馬漢（Alfred·Thayer·Mahan）的制海權理論。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地中海獨特的地理環境造就了一種跨越歷史時空、在本質上屬于商業殖民擴張的西方文明，海軍既是這一文明的產兒，同時也是這一文明拓張的利劍。

軍事學有海權和陸權之分。海權的重要性，以及海權對陸權的優勢，雖然在19世紀末被馬漢概括為系統的制海權（SeaPower）理論，但早在公元前五世紀，希臘人和波斯人就已認識到海權的重要性。當波斯帝國對希臘諸城邦國家尚未形成威脅時，希臘人崇尚斯巴達武士和由他們組成的步兵方陣，奉行“陸權主義”傳統。萊德島海戰（TheSeabattleofLade）和馬拉松會戰后，雅典人在波斯腓尼基艦隊的機動面前，感到防不勝防。他們毅然拋棄傳統，創建了雅典歷史上沒有先例的強大海軍。公元前480年，希臘海軍在薩拉米斯海戰(TheSeabattleofSalamis)中擊敗波斯艦隊。當時情形：愛琴海北半部沿岸地區呈已成為波斯軍的后方，希臘海軍可以在呈大圓弧型的海岸線上任意一點登陸，切斷包括赫勒龐斯特海峽（今達達尼爾海峽）在內的后方交通。波斯陸軍雖已占領雅典，但因海軍失敗不得不全面撤退。已經集結在薩拉米斯島上,正打算前往西西里島另建國家的雅典人回到雅典城，重建他們的城邦國家。

薩拉米斯海戰不僅如德國海軍史學者H·帕姆塞爾(Helmut·Pemsel)所說：“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戰而影響了歷史進程”4的海戰，也是歷史上最早顯示海權勝于陸權的經典戰例。這次海戰的另一個歷史啟示是：在國家的強大過程中，往往伴隨著從陸權走向海權的現象。希臘人可謂世界史中第一個范例，后來的羅馬人、奧斯曼土耳其人、和近現代英國人、日本人、美國人都可看成“希臘劇”的翻版。

考察內陸農耕型社會，生存和發展依賴土地耕作，極強的土地意識（表現在對陸地生存空間的維護和擴張）派生出軍事上的陸權主義傳統，以及規模龐大的陸軍和步兵兵種。中國和近代的俄羅斯、普魯士都是這方面的代表。尤其是中國，為有效應付長期的水患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脅，被迫采取嚴格的指令性社會管理方式，并以儒家、法家等學說作為意識形態，來論證這種社會管理的合理性，以強化指令性管理。由于自由貿易和市場原則本質上構成對指令性社會秩序的威脅，因而商業活動自古以來受到嚴格限制，商業經濟只是農業經濟中的一種必要的補充部分，至于商業精神則在意識形態領域更無立椎之地。另一方面，中國雖然擁有18000公里的海岸線，卻不像地中海文明所表現的那樣，國家完全和部分地依賴大海而生存，因此以商業經濟和海上貿易為基礎的海軍和海權意識，很難在中國社會萌發出來。

在古代，中國農耕文明的生存狀態不僅排斥海軍軍種和海權意識的誕生，同樣也排斥游牧文明的派生物──騎兵兵種。在農耕文明圈內大規模發展游牧文明的兵種，歷史證明后果是災難性的。漢武帝曾建立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騎兵部隊，在大規模反擊匈奴侵略的戰爭中獲得成功，但“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5歷史學家剪伯贊指出：“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在完成了輝煌事業的同時，也耗盡了文、景以來庫府的余財，”6這無疑給后世留下深刻影響，以后兩千多年里，再沒看到漢武帝時代具有戰略規模的騎兵部隊。7在我們傳統的農業社會里，要維持一支規模上能與北方草原民族相抗衡的騎兵，意味著大量農業生產性人口變為單純消費性人口，大量的耕地荒蕪。歷史的經驗是：要維持一支能與北方草原相匹敵的陸軍雖然也是一個負擔，但可通過“寓兵于民”、“兵民合一”、“募兵制”（招募剩余農業勞動力）、軍隊屯田和完善的動員體制等措施，減輕國家負擔，使維持一支戰略規模的陸軍，遠比維持一支戰略規模的騎兵要容易的多。8

民國時期軍事學家蔣百里曾對一個民族的生存狀態與軍事力量之間的關系，作過一個精辟的論斷：“我于世界民族興衰，發見一條根本的原則，就是生活條件與戰斗條件一致者強，相離者弱，相反者亡。”9海軍的戰斗條件與海上貿易的生存條件相一致，騎兵的戰斗條件與草原游牧的生存條件相一致，這二者的戰斗條件與農耕文明的生存條件不僅相離，甚至相反。所以，在古代由騎兵兵種和近代由海軍軍種主宰戰爭舞臺的時代里，游牧民族和航海貿易民族總是處于優勢主動的狀態，而農耕民族似乎注定了劣勢被動的局面，在軍事戰略上只能取防御性姿態。

薩拉米斯海戰還將西方歷史上后來不斷重復的另一個重要特征凸現了出來：海軍艦隊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家、民族的命運。10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類歷史進程。波斯帝國的衰退和希臘人的崛起都是從薩拉米斯海戰開始的，埃克諾姆斯角海戰成了羅馬強大和迦太基衰亡的起點，11勒潘托海戰則是奧斯曼土耳其人衰落的先聲12而西班牙無敵艦的沉沒，“好像是一個耳語一樣，把帝國的秘密送進了英國人的耳中，”13從而開創了“日不落帝國”時代。

中國古代水師從生存狀態和文化類型上看，根本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地中海型”的海軍，姑且稱之為“東方亞細亞型”的海軍14，同西方海軍的根本差異在于：它以大河流域灌溉型農業為生存之基礎，15與農耕生活方式不構成相互依賴之關系，其性質是文化傳播和政治炫耀，是傳統禮制觀念和中央極權在海上的軍事兌現。西方海軍與其國家生存構成相互支撐、相互依賴的關系，是國家商業行為在軍事領域的延續。

比較古代中國水師和西方海軍，還有一個明顯的差異：西方歷史上的強大艦隊大都在對抗中被殲滅，直接的后果是國家或民族的衰敗。但是中國古代的強大艦隊，不是在同對手的決戰中消失的，而是被農耕社會自身對海軍天然的“排斥性”給毀滅的，并且無關社稷盛衰。例如西漢、隋、唐三代征高麗、元代征日本、明代鄭和下西洋、施瑯收降臺灣鄭氏集團等，都屬中國古代水師的黃金期，但同西方相比較，大都曇花一現，一旦海上有事則偶爾為之，動用農業社會的資源，勃然興起，一旦事平，即消聲匿跡。這一現像也說明：農耕民族和農耕社會缺乏發展海軍持續而根本的動力，因為持續的航海貿易是發展海軍最根本、最強大的動力。

二

在初步考察了西方地中海文明的興起同海軍、海權的關系后，將古代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水師與之比較，便會發現：鄭芝龍、鄭成功家族的海上武裝力量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鄭氏水師的社會經濟基礎是海上商業貿易，16鄭氏水師的性質是一支維護海上貿易的軍事力量，從海盜船、武裝商船發展成規模巨大的海軍，這和古代希臘乃至近代英國所發生的情形性質十分相似，它的生存狀態、經濟運作和社會功能同傳統意義上的水師有質的區別。可以說，鄭氏水師是中國古代唯一的西方意義上的海軍，16

從軍事學角度看，鄭氏海上力量能先后與大陸的明廷、清廷相抗衡，并且一度使大陸軍事力量對之無可奈何。清王朝在很短的時間里，將李自成、張獻忠、李定國、吳三桂、耿精忠等消滅，但同僅控制東南一隅水域的鄭氏集團相持了23年，最后清廷被迫大規模營造水師，啟用原鄭氏集團的降將施瑯，經過海上會戰，占領澎湖列島，控制了臺灣海峽的制海權，才迫使鄭氏集團投降。17這一現象的軍事學意義是：一、海權比陸權重要的戰爭規律并非西方地中海文明之特產，在中國本土亦能自發地誕生。二、鄭氏水師是中國古代海權意識代表。18三、用現代軍事學眼光看，鄭成功的部隊屬于數量龐大的海軍陸戰隊，公元1657年，鄭成功北伐路線和鴉片戰爭時英國海軍的路線如出一轍，補給于舟山群島，扼長江口而據天下之險，溯江而上軍鋒直逼南京，以動搖江南半壁。這表明：海權意識制約下的戰略戰術具有一致性。

17世紀以來，西方的海外貿易、殖民、海軍強盛以及制海權理論的出現，與近代資本主義的崛起是密切相關的，西方國家尋求廉價勞動力、原料、商品傾銷市場的政治經濟行為，貫穿于整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要做到這一切，就必須依賴海上武力。英國近代的海軍為其資本主義打開了通道，資本主義能在歐洲最先發展起來而言，是以歐洲擁有強大海軍、和在制海權方面對世界其他地區占有絕對優勢為前提的。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歷史景像：一方面：西方的近代海軍、海權意識、制海權理論和貿易、殖民、尋求海外市場、原料一樣，構成了資本主義的重要內容；18另一方面：歐洲近代海軍成了近代資本主義的開路先鋒，也可以看成是海軍為商業開道的古代地中海傳統的現代版本。西方文明特征的海軍和海權意識居然在中國本土自發地產生，這足以激起我們進一步思考。顯然，鄭氏水師的意義已超出純粹的軍事學范圍，我們應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范圍加以討論。鄭氏集團是從傳統農耕社會分離出來的另一種社會類型，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海上商業活動，而非土地耕耘。既然商業經濟構成這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必然派生出與之相適應的組織管理、價值觀念、人生信仰、群體心理、道德倫理、行為規范，于根本上同傳統農業社會格格不入。19由于依賴大海而生存，在軍事領域也就合乎邏輯地派生出旨在維護這個社會根本利益的軍種——海軍。所以，鄭氏集團所代表的、后來半途夭折的社會，其性質同古代希臘和迦太基、以及代表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崛起的荷蘭、英國有著驚人的相似。

美國學者麥尼爾(WilliamHMcNeil)認為：近代資本主義崛起的關鍵是市場原則突破指令性社會結構并凌駕上，軍事領域是最關鍵的突破口。20軍事對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著無法替代的作用。這樣我們不得不將鄭氏集團同中國古代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聯系起來。在展開新一輪討論前，先對過去的討論思路作一簡單評述：

以往史學界在探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時，往往局限于經濟范圍，如許滌新、吳承明在問題展開前就先認定：“資本主義萌芽是一種社會經濟現像，”21用經濟分析代替社會分析的思維方式完全主宰了當時的史學界，已成為人們共識的觀點──明末清初的江南蘇、杭地區絲織業中的生產關系代表著古代資本主義的萌芽──既是這一思維方式所導致的主要結果。筆者認為：資本主義與其說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不如說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更準確，客觀地講，過去的討論屬于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討論，不能代替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關于后者，應在社會整體上進行綜合考察。例如，馬克斯·韋伯就從精神領域探討資本主義的發生，認為清教禁欲主義是其進行中的關鍵因素；泰格（MichaelE·Tigar）和利維(MadeleineR·Levy)從法律體系進行考察；黃仁宇先生則從“數目字管理”上分析資本主義的社會管理特征。這些多角度考察之重要性不亞于經濟學。

基于以上立場，筆者認為：研判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不僅包括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確認，還包含對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判定，這就必須超越在經濟范圍內確立標準的傳統作法，到包括社會其他重要方面確立新的標準。在軍事領域，進行這種嘗試顯然是合理的。

恩格斯說過：“火器的采用不僅對作戰方法本身，而且對統治和奴役的政治關系起了變革作用。……，火器一開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為依靠的新興君主政體反對封建貴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貴族城堡的石墻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貴族的統治跟身披鎧甲的貴族騎兵隊同歸于盡了”22從西方近代史看，只有當工商資本培育出自己的軍事力量時，才能對傳統的經濟體系和政治體系發起有效的沖擊，才能促成封建社會全面徹底地向資本主義轉型，無論是農業社會的法國還是商業社會的英國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資本能否“孵”出自己的軍事機器，似可作為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標志，似應成為衡量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

江南絲織業處于傳統社會嚴密控制下，建立在暴力機器之上的封建專制政治的重要職能，是決不允許商業經濟發展到足以動搖傳統經濟基礎、進而造成其上層建筑崩潰的規模。中國歷史表明：在嚴密控制商業勢力、防止商業資本培育出軍事機器方面，歷代王朝因奉行“重農輕商”原則，無意中做得非常成功（劉濞是個特例，后面將討論之）。和軍事構成互動關系的商業和沒有這種關系的商業，其規模和性質上的差距是不能相提并論的。若無外部世界的介入，江南絲織業的工商資本能否孕育出能與傳統社會暴力機器相抗衡的軍事力量？就象克侖威爾的模范軍、法國大革命的民軍？歷史已無法提供答案，但鄭氏海上商業資本已孕育出強大的軍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護著前者。二著構成了相關互動的關系（如前面所論述的那樣，這種關系是古代和近現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鄭氏集團不僅在經濟結構上、而且在軍事上以及二著關系的特征上，遠比江南絲織業更接近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模式，它的資本主義發育程度遠比后者成熟得多。

三

借鑒西方學者威廉H·麥尼爾關于近代資本主義產生于“軍事──商業復合體”的觀點，就會發現以往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時，鄭成功海上商業──軍事集團的歷史意義遠遠被低估了，就會更加意識到它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意義。

麥尼爾主要觀點可以概括為：市場原則凌駕于君權和指令性社會結構之上是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壯大，并最終將封建社會逐出歷史舞臺的必要條件。中國落后的關鍵并不在于沒有發達的市場經濟，而是市場原則始終無法突破君權和指令性社會結構。23他指出：歐洲封建社會的裂變發生于11世紀左右的“軍事——商業復合體”的萌發。歐洲長期政治分裂，迫使從事長距離貿易少數商人和小販組織有效的武裝護送。這樣歐洲社會除了騎士武裝外，出現了第二支武裝。這就是公元11世紀，在歐洲出現的“軍事——商業復合體”的萌芽，其社會管理性質是現代社會管理性質的最初源頭，其運作特征是政治、經濟、軍事互為動力源，互相支撐、擴張著形成一種“社會回路”。歐洲資本主義歷史在本質上是“軍事——商業復合體”不斷膨脹的歷史。24麥尼爾的另一結論是：“軍事——商業復合體”在海上的生存發展能力比內陸強得多。威尼斯、米蘭等資本主義發源地在地理上都背靠海洋，近代資本主義的先鋒型國家荷蘭、英國也屬于海洋國家25這是因為海上貿易比陸上費用低、利潤大、成本計算明確，所以財富和軍事在海上結合要比陸地容易得多。

不難發現，鄭氏集團是中國古代最典型的海上“軍事——商業復合體”。它最初由海盜性質的武裝商船發展而來，最后割據臺灣，在其實際控制區域建立地方政權，具有“準政府”的性質。在其后來的事業發展過程中，政治、經濟、軍事三者之間相互支撐、擴張、形成反饋回路同歐洲所發生的情況性質是一樣的。

鄭氏“軍事——商業復合體”崛起的背景同歐洲有些類似，即長距離貿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遠距離的東南亞、日本進行貿易，用巨額商業利潤來支撐政治、軍事的運作，有別于中國歷史上大多數政治──軍事集團依賴傳農業稅收的現像。國內政治方面，李自成起義、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棄強硬措施，實行招安政策，使鄭氏勢力乘機得到發展。然而大陸一旦政治統一，鄭氏集團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

透過政治、軍事對抗的表面現像，從社會轉型的角度看，鄭氏集團是向傳統指令性社會結構發起強有力沖擊的一股社會力量，是中國歷史上最典型的市場原則的代表。鄭氏集團覆沒的重要歷史意義在于：中國古代社會內部自發的市場原則，在企圖突破指令性社會結構的嘗試中遭到了慘敗。當然，根據北方少數民族一旦進入中原農耕區域便被同化的歷史現像，來自海上的鄭氏集團如果接過大陸王朝的遺產后，是繼續奉行市場原則？還是被迫修復指令性社會結構？卻是一個無法解答的難題。

漢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吳王劉濞發動“吳楚七國叛亂。對這一事件，我們似應給予重新研判。西漢初期，商業勢力十分強大，史書載：“……而富商賈或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給焉。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26這條史料反映出當時的實際情況是：中央王朝一方面財政處于困境，另一方面對大量的社會財富、和掌握這部分財富的商業勢力是失控的，而這也就意味著對社會的部分失控。但更不妙的是：商業勢力已經控制了地方封國諸侯，或同劉濞這樣的地方政治勢力合流。如果任其發展下去，中央政府也將仰其鼻息。當時人們的共識是，商業勢力一旦控制整個社會，中央王朝政治運作和整個農業社會正常運作就會崩潰（今天看來農業社會向商業社會轉型雖有暫時的麻煩，但前景未必如此糟糕）。

晁錯主張削藩的理由是劉濞“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命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27平心而論，劉濞叛亂的動機至少一半是朝廷促成的。冶鐵、煮鹽、鑄錢未必將來一定作亂，但按正常邏輯推論，誰控制了社會經濟命脈和社會財富，誰就在政治、軍事斗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中央王朝出于政治上的萬全之計，以及維護農業社會正常運作（這點常常使中央王朝打擊商業勢力的行為在道義上站住腳），只有選擇削藩，并且晚動手不如早動手容易。劉濞或許起初并無叛逆之心，只想聚財，但朝廷卻按政治運作的邏輯來理解和推理他的經濟行為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并根據推理結果采取削蕃措施。準確地說，朝廷先把劉濞當叛逆對待，終使后者扮演起朝廷預先想像中的角色。

現在問題已經清除了，根源來自經濟領域。在這一政治、軍事斗爭背后，是一場無法調和的經濟利益的沖突，即地方自由貿易與中央王朝壟斷貿易的對抗，從根本上看，這是一場市場原則同指令性原則在商業領域的沖突。據史書云：“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奸人，故相率以反。”28剔除其中的貶義傾向，說明劉濞“叛亂集團”代表著從事商業貿易活動人們的利益。借鑒麥尼爾的觀點，劉濞的“叛軍”和“鑄鐵煮鹽”的工商業可能是我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規模較大的“軍事──商業復合體。現在我們提出同樣的難題，如果劉濞叛亂成功，完成了由地方諸侯向中央集權制皇帝的角色轉換后，難道不會像漢武帝哪樣，對商業勢力采取一連串抑制措施嗎？

這一設問并非毫無意義，種種跡象表明，遏制商業勢力，是中央極權統治的經濟、軍事和政治的需要。例如國家對鹽鐵業的壟斷經營，在財政上保證了對匈奴大規模作戰的軍事行動。“漢連出兵三歲，費仰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29“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愿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弘羊難，以為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30可見國家對鹽鐵的壟斷經營是西漢對匈奴長期作戰的財政基礎。

也許歷史已經證明：指令性社會結構和管理方式是中原農耕文明對來自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挑戰的必然回應，31國家對鹽鐵的壟斷經營和對商業勢力強有利的遏制，正是這種必然回應在經濟領域的體現（宋代則是一個很好的反證。宋代商業發達卻無法有效應付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這同漢代商業受摧而軍事強盛形成鮮明對比。過去常把宋代積弱的原因歸咎為防止唐代藩鎮割據重演，朝廷對軍人采取種種肘制，導致社會性“重文輕武”現像，這種解釋非常膚淺。筆者看法是：宋代社會已大規模商業化，但市場原則尚來不及將社會進行重新整合，而同時中央王朝的指令性社會管理已嚴重失調，故不能有效調動社會資源進行長期戰爭。明代似接受了宋代教訓，明顯地向指令性傳統回歸）。討論至此，我們發現對外戰爭在中國和西方歷史上具有不同的社會整合功能。在中國，對外戰爭直接或間接地強化著指令性社會結構，壓抑著中國古代市場原則的崛起；在西方，對外戰爭迫使君權和指令性原則向市場原則屈服。

與劉濞相比，鄭氏集團更接近西方“軍事──商業復合體”模式，也符合海上比陸地更容易發展的西方情形。參考西方市場原則首先在軍備生產領域突破的事實，鄭氏海商集團失敗的原因在于：在主、客觀兩個方面，都沒有條件使自己成為封建王朝必不少的依賴性因素，形成類似于歐洲君主國必須依賴列日等軍火制造業城市那種關系（這是歐洲君主們致命的弱點，也是市場原則坐大的主要原因）。鄭氏海上“軍事——商業復合體”的覆滅說明，以大河流域灌溉型農業為基礎、以不斷得到強化的指令性原則為社會管理基礎的傳統農業社會，具有異常強大的生命力，它同以市場原則為基礎的“軍事——商業復合體”社會在本質上是水火不相容的。

四

最后討論一下中國在沒有西方文明介入的情況下，能否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

國內學者對此大都持否定態度。我注意到顧準先生的態度尤其鮮明，他斷言中國不可能自發地產生出資本主義。32他認為：“中國從來沒有產生過商業本位的政治實體，而且也不可能產生出這樣的政治實體。……在中國，誰要是聽到商團要打天下成大事，那就是天大的笑話了。”33他在考察了意大利諸商業城邦衰落后認為：“僅僅經濟上的優勢，而沒有強大的軍力和適當規模的民族國家來保障這種經濟上的優勢，那種商業城邦是發展不出資本主義的。”34他在考察了西班牙經歷航海、商業、殖民事業而最終沒有發展成資本主義后總結到：“商業城市，唯有在合適的政治權力和強大的武裝保護下才能長出資本主義來。”35

筆者深為顧準敏銳而寬闊的學術視野所折服，他也是那個時代國內為數不多的、用自己頭腦來思考問題、能多方位考察中國資本主義問題的學人之一，39而且是國內罕見的能注意到資本主義發展與軍事力量之間關系的學者。遺憾的是，顧準完全忽視了鄭成功海上商業──軍事集團的存在，而這個集團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極為罕見、用強大軍事力量對商業進行保護的地方割據政權，也正是顧準所說的“商業本位的政治實體”和“商團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會群體。因此他的結論未免下得太匆忙。

也許我們長期習慣于用“武裝走私”、“海盜集團”的有色眼鏡來看待類似鄭氏性質的海上集團，至于王直、徐海、吳平等不成氣候者，更屬一群不值考究的“海賊”。歷史學者潛意識里的正統道德意識，常常使人忽略了這些“異質群體”在傳統社會變遷過程中特殊的意義和作用。在歐洲，資本主義萌芽正是那些在公元11世紀的莊園間，手持刀槍、走村串戶的小商販們培育起來的。

今天回過頭來看歷史，17世紀中葉以后，當歐洲文明同中華文明因頻繁接觸而形成特定的環境和條件后，中國似乎只等著跨出最為關鍵的一步：代表商業社會的軍事力量打敗代表傳統農業社會的軍事力量。遺憾的是，鄭成功海上集團沒有做到，而在180年后的鴉片戰爭中，卻讓英國海軍在瓦解傳統農業社會時，充當了一次“不自覺的歷史工具”。中國從此開始了向近代化社會轉型的緩慢過程。中國近代史表明：無論從時間還是邏輯順序看，軍事崩潰是促成傳統社會解體時倒下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36因此，筆者認為鄭氏海上商業──軍事集團的出現至少能夠說明：在沒有外部力量介入下，37中國在特殊的地理區域內（東南沿海一帶），也能自發地產生出一定規模和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

1國內關于鄭成功研究的大型學術會議先后召開四次，相繼出版了《鄭成功研究論文集》、《鄭成功研究論文選》、《臺灣鄭成功研究論文選》、《鄭成功研究論文選·續集》、《鄭成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還有相當數量的文章散見于各報刊和學術刊物。

2陳東有：《試論鄭氏集團在中國海洋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地位》、倪樂雄：《近代東方民族海權意識一次難得的實踐》。（紀念鄭成功收復臺灣335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3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31頁。

4德）H．帕姆塞爾，屠蘇等譯，《世界海戰簡史》第14頁，海洋出版社，1986年1月第一版。

5《漢書·食貨志》）。

6剪伯贊《中國史綱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1版，第1652頁。）

7唐代的騎兵似有漢武時的影子，但畢竟在規模上不能同日而語。《舊唐書·李靖》記載，李靖擒獲頡利可漢一戰僅動用“精騎一萬”，攜帶“二十日量”，而西漢元狩四年的那場“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的作戰，《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霍去病指揮的騎兵有五萬。另外，衛青也有五萬騎兵，尚不算跟進的幾十萬步兵和后勤保障中的14萬匹馬。

8這是計量歷史學很好的研究課題，相信不久的將來，史學界會在證明這個問題，有很好的建樹，目前這一結論只能建立在歷史的直觀經驗上。

9蔣百里，《國防論》，《民國叢書》第一編，上海書店出版，第3頁

10公元前494年的雷特島海戰前，希臘艦隊指揮官菲奧卡安·狄奧尼修斯曾在作戰會議上發出號召：“我們當前的事態，正是處在我們是要作自由人，還是要作奴隸，”（見《希羅多德歷史》第406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6月第一版）。無獨有偶，公元1905年，對馬海峽之戰時，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東鄉平八郎發出的戰斗指令是：“皇國興亡在此一戰，各員奮勵努力。”（見（日）外山三郎《日本海軍史》第71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月第一版）。雖然相隔如此大的時間和空間跨度，對海上決戰的認識如此一致，反映了海軍決定海洋國家命運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現像。

11漢尼拔從西班牙經高盧越阿爾卑斯山進入意大利波河平原，此舉歷來被軍事家們嘆為觀止，利德爾·哈特把它作為“間接戰略”的典范之一。（見《戰略論》第三章《羅馬時代的戰爭》，第38頁，戰士出版社，1981年2月第一版）。但從海權角度看，漢尼拔合理的進軍路線應從海上直接在意大利登陸。由于埃克諾姆斯海戰后，迦太基喪失東地中海制海權，才被迫舍近求遠，并在戰略上始終處于不利地位。（參見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第15頁至第22頁，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

12富勒(J·F·C·Fuller)認為：“從精神上來看，它（勒班多海戰）卻是一次具有決定性的會戰，自從1453年以來，整個東歐和中歐都是一直籠罩在恐怖的黑幕下，現在已經被卷開了，它使整個基督世界認清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土耳其不再是無敵于天下的。……，勒班多一戰打破了土耳其權力的基礎。”（見《西洋世界軍事史》第1卷，第590頁，軍事科學院，1981年1月第1版。）

13富勒著、鈕先鐘譯，《西洋世界軍事史》第二卷，第37頁

14翁貝托·梅洛蒂在《馬克思與第三世界》中認為：古代中國是馬克思意義上典型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見該書第117頁，商務出版社，1981年1月第一版）。作者從生存狀態與海軍關系出發，將中國水師稱為“亞細亞型海軍”。

15魏特夫在《東方專制主義》中，對大規模治水工程與古代中央集權政體的關系進行了有益的探討，把治水作為考察、分析中國古代文明聚焦點，筆者深表贊同。

16楊彥杰先生認為海上商業利潤的收入是鄭氏集團維持軍隊的重要經濟來源。他估算出鄭成功在較長時期內，僅海外貿易一項，每年獲利平均250萬兩白銀。軍隊總數以鼎盛期15萬至18萬之間算，每年開支約在三百至三百六十萬輛之間，按平均算，商業利潤占其軍費總額75％。（見《一六五O至一六六二年鄭成功海外貿易的貿易額和利潤額估算》《鄭成功研究論文選○續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另外，鄭克晟先生認為鄭成功的軍費來自三個方面：一、以廈門為主的外國貿易船只進口稅，二、臺灣對外國船只的進口稅，三，鄭氏自行經營的海外貿易收入（見《鄭成功的海上貿易與軍費來源》，光明日報，1963年6月5日）

楊彥杰的研究很有價值，他的成果為我要解決的問題提供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16特別要指出的是：嘉靖年間的王直、徐海、吳平、曾一本、林道乾、林風等亦商亦盜的武裝船隊也同樣具有西方海軍萌芽的色彩，無論古代還是近代，西方海軍最初大都從亦商亦盜的武裝商船脫胎而來。由于“成者王侯敗者賊”已成為一種社會潛意識，王、徐等輩被看作沒有“修煉”成精的海賊，而他們同鄭氏集團實際區別在于沒有形成規模。

17清軍沒掌握制海權前，鄭氏集團屢以借口，拒絕招撫，最初清廷將泉州府劃給鄭成功駐軍，后者嫌小。清廷增以漳、泉、潮、惠四府，鄭成功又提出：“兵馬繁多，非數省不足安插，和則高麗、朝鮮有例在焉”（見楊英《先王實錄》）。以后清廷允許鄭經“不剃發”和“照朝鮮例”，但鄭經又在海澄問題上糾纏，導致談判破裂。施瑯在澎湖擊潰鄭氏水師，奪取臺灣海峽制海權后，鄭克和主戰派人物劉國軒立即決定投降。這一現像也說明：鄭氏集團的覆沒非常類似西方海洋國家與海軍共命運的特點。

18漢、唐、元、都曾建大規模水師用于跨海作戰，似乎亦有海權意識。但同根植于海上貿易的西方國家相比較，區別在于：我們僅在軍事層面上來理解海權的重要（也只能在這一層面來理解），西方人不僅從軍事、更在于從生存權利的層面來理解海權的重要性，完整的海權意識當包括后者，在此意義上可以認為：中國古代有海軍而沒有海權意識（但鄭氏水師除外）。

18陳方正先生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如同生物演化一樣、是整體的，不可能只是某個器官或某一生理系統的事。（見（競逐富強）學林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3頁。）

19鄭成功處理戰敗的荷蘭人時體現了某種程度的“商業理性“。農業和游牧社會出現的屠城和大規模殺戮，從根本上講源于強烈的生存空間意識，它使人們的沖突帶上“有你無我”的性質。商業社會的基礎是協作，當雙方構成互相依賴的貿易關系后，雖有沖突，但徹底毀滅對方并非明智之舉，而意味著自己斷了的一條生路。這或許是“商業理性”的特點。鄭成功的寬大與其像某些學者所說的是“寬大為懷、仁慈有加”的傳統道德行為，不如說是按“商業理性”行事，荷蘭人畢竟是他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

2015世紀的列日是生產當時最先進火炮的城市，幾次軍事占領都使生產中止，軍隊一旦撤出就重新恢復生產，這意味著：當工匠和資本家無需按西班牙和其他政府的法定價格（指令性價格）出售產品，歐洲的統治者們才能得到維持統治所必需的產品。即使是最有勢力的君王也必須按價付錢，否則一無所得。當時類似列日的地方歐洲還有幾十處（見《競逐富強》第113頁）。這一現像表明：資本主義的核心原則──市場原則首先的軍備生產領域獲得突破。

21《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5頁。附帶一點，這本近60萬字的著作雖然對明清時期內陸農、工、商的情形作了細致的梳理，但對閩、浙沿海的海商現象卻沒有給予應有的討論。

22恩格斯《反杜林論·暴力論（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07頁。

23麥尼爾著倪大昕楊潤殷譯《競逐富強──西方軍事的現代化歷程》第二章《中國稱雄的時代》學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28頁

24同上，第70頁，第125頁，第146頁。

25同上、第105頁。

26《漢書·食貨志》

27《史記·吳王濞列傳》

28《史記·吳王劉濞列傳》

29漢書·食貨志》。

30漢書·食貨志》。這里要特別指出：漢武帝時，戰爭升級與打擊商業勢力成正比關系，與商業衰弱成反比關系。

31阿諾德·湯因比把文明發展看成是一個“挑戰和應戰”的過程，這一模式在分析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沖突時極有價值。金觀濤、劉昶等中國學者學者已意識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脅對于中國封建專制社會長期延續的某種必然關系。梅洛蒂、魏特、凱恩斯等外國學者則強調大型治水工程與中央極權的社會管理方式之間的必然關系。麥尼爾認為：“在亞洲，指令性動員使保持保持人類相互作用的原始模式得到了強化”。筆者在充分吸取上述觀點的合理部分后，提出這一看法。

32顧準指出：“認為任何國家都會必然產生出資本主義是荒唐的。特別在中國，這個自大的天朝，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戰爭還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戰爭猛敲一下，才打個欠身，到庚子、辛丑才醒過來的中國，說會自發地產生出資本主義，真是夢囈！”（見《顧準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326頁）

33《顧準文集》第315頁

34《顧準文集》第319頁。

35《顧準文集》第320頁。

36中國近代化的起點，無論在時間順序還是邏輯順序上，都是從軍事方面展開的，茅海建在堪稱傳世之作的《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中，以極其負責的精神和嚴謹的態度揭示了19世紀中國在軍事上崩潰的必然性，以及傳統文明解體的不可避免性，為我們準確理解那場戰爭和由此展開的中國近代史、并為后人汲取真正的歷史教訓，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令人信服的背景分析。

37所謂“外部力量介入”，我的理解是指類似鴉片戰爭、甲午戰爭這種能立即產生重大后果的“介入”方式和程度。但嚴格地說，從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葡萄牙人與明王朝接觸起，就已經處于外部力量作用下了，只不過“介入”的程度和形式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