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體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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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世紀70年代創造了一個新詞“反體系運動”,因為我希望有這么一個詞,它能涵蓋兩種群眾運動:一種以社會運動為標志,另一種以民族運動為標志。它們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分析層面上都是獨立和迥然不同的,在許多方面是相互競爭的。社會運動被認為首先是社會主義政黨和工會的運動,它們似應在各國國內進行反對資產階級/雇主的階級斗爭。民族運動被認為是爭取建立一個民族國家的運動,其方式或者把被認為屬于同一民族的獨立政治單位聚合在一起(例如意大利),或者從被認為是帝國和壓迫該民族的國家中獨立出來(例如亞洲或非洲的殖民地)。

兩種運動作為組織良好的官僚結構出現在19世紀下半葉,它們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強大。兩種運動經常認為自己代表的目標優先于其他任何政治目標,特別是優先于另一種競爭運動所代表的目標。結果,這就使這個運動的人經常嚴厲譴責那個運動的人。他們很少在政治上相互合作,而如果他們進行合作,他們經常把這種合作看做是臨時性戰術,而不是根本性聯合。

但是,在我看來,回顧1850～1970年期間兩種運動的歷史就會發現,它們有很多共同特征。

第一,大多數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主義運動不斷宣稱自己是“革命的”,即主張社會關系的根本轉變。的確,每種運動中都存在著一派,有時是在分開的組織中(但有時并不如此),它在社會轉化問題上持更漸進的觀點,從而回避革命性言辭。但一般來說,至少在最初以及在一個很長時期,掌握政權的人把所有這些運動都看做是對自身穩定甚至對自身政治結構生存本身的威脅。

第二,在一開始,兩種運動在政治上都相當軟弱,不得不艱苦奮斗以求生存下來。它們受政府壓制甚至被宣布為非法;它們的領導人遭到逮捕;它們的成員經常遭受國家和私人暴力的蓄意侵犯。許多早期運動遭到徹底破壞。

第三,19世紀最后30來年,兩種運動同時開展了關于戰略問題的大辯論。辯論是在兩部分人中間進行的,一部分人持“國家導向”觀點,另一部分人把國家看做一個固有的敵人,從而轉向強調個人的改造。對族主義者之間進行。

第四,這些辯論的歷史后果是那些持“國家導向”立場的運動終于獲得成功。在這種情況下,得以說服大多數人的關鍵論點是:國家是實際權力的直接來源,而忽略國家政治中心地位的任何企圖都注定要失敗,因為國家將會鎮壓———實際上成功地鎮壓———任何無政府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運動。國家導向的團體在19世紀末葉闡明了一個所謂兩步走戰略:首先在國家結構中獲得政權;然后改造世界。這無論對社會運動還是民族運動都適用。

第五,社會主義運動在自己的觀點論證中常常含有民族主義言論,而民族主義運動在自己的觀點論證中常常含有社會主義言論。結果,雙方立場的差別比這些運動一向承認的要模糊得多。人們經常指出,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常常比保守運動或國家本身更能發揮促進民族統一的作用。非常清楚,在中國、越南或古巴最終獲得了政權的共產黨也是作為民族解放運動存在的。這里有兩個原因:其一,組織動員過程迫使兩種運動努力把盡可能多的人吸引到自己陣營中來,而擴大理論基礎對此很有幫助。其二,兩種運動的領導人經常下意識地認識到,在現存體系中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因此,他們之間的共同點超過各自理論所認可的范圍。

第六,兩種運動的群眾組織動員過程基本相似。在大多數國家,兩種運動都從一些小團體開始,通常是知識分子加上少數來自其他階層的激進分子。獲得成功的運動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它們憑借長期的教育和組織運動,能夠牢固建立起由圍繞一個中心的激進分子、同情者和消極支持者層層組成的群眾基礎。消極支持者形成的外圍擴大到一定程度,使激進分子猶如水中的魚兒(用的比喻),這時,運動就成為爭奪政治權力的實際力量。

當然,我們應當看到,自稱社會民主的運動主要在位于世界經濟核心地區的國家比較強大,而自稱民族解放的運動主要在位于世界經濟半邊緣和邊緣地區的國家比較強大。后者對共產黨來說大致也是這樣。原因是清楚的,較弱地區的運動認為自己爭取平等的斗爭取決于它們能否從強大的帝國手中奪取對國家結構的控制(直接或間接行使的控制)。核心地區的運動已經處于強勢國家中。如果它們要在自己爭取平等的斗爭中取得進展,它們就需要從這些地區的支配階層手中奪取權力。但正因為這些國家強大和富裕,起義是有悖情理的戰術,因而這些政黨采用選舉路線。

第七,兩種運動都努力解決作為基本變革方式的“革命”和“改良”之間的矛盾/辯論。兩種運動都圍繞這個辯論進行過無休止的爭論。但事實上,最后,在兩種運動中,辯論被證明是建立在完全誤解現實的基礎上。革命者原來在實踐中并不那么革命,而改良主義者也不總是要改良,或者至少隨著運動自身政治軌跡的發展,兩種風格之間的差別變得越來越模糊。因為,革命者發現,如果他們要生存下來,他們就不得不做出許多妥協。而改良主義者發現,所假定的合法變革道路在實踐中經常是此路不通,從而需要武力或至少威脅使用武力來除掉障礙物。

因此,所謂革命運動取得政權通常是由于戰時狀態導致了現政權倒臺,而不是由于它們能夠發動起義。正像有報道所說,1917年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曾經說過:“政權散落在大街上。”而一旦得到政權,運動(不管它們如何取得政權)就謀求維持政權,而這常常要求犧牲戰斗性以及犧牲與別國運動的團結。不管這些運動是通過子彈還是選票獲得了政權,群眾對它們的支持最初都同樣強烈。長期斗爭之后建立的政權都得到了街頭民眾的歡慶。

第八,兩種運動都是實施兩步戰略。一旦走完了第一階段,一旦運動獲得了政權,運動的追隨者就期待它們完成第二階段的許諾:改造世界。所有的運動都發現:如果說它們以前不知道的話,那么現在它們感到國家權力的力量比它們原來想像得小。國家都受制于這樣一個事實,即它們都是國家體系的一部分,其中沒有一個國家的主權是絕對的。

它們執政越久,它們似乎越推遲實現自己的承諾。一場戰斗動員運動中的干部變成了一個執政黨的干部。從而,他們的社會地位改變了,而他們的個人心理也因而不可避免地改變了。蘇聯被叫做“統治集團”(Nomenklatura)的階層在運動執政的各國似乎都以某種形式出現了,這是一個高官特權階層,他們比其他人擁有更大的權力(以及更多的實際財富)。同時,在國家發展名義下,普通工人更辛苦地工作和做出更多犧牲。富有戰斗精神的工團戰術曾經是社會運動的日常內容,現在變成了“反革命”行動并遭到大力阻止,經常為執政運動所鎮壓。

所以,觀察20世紀60年代的世界形勢,我們發現:(1)這兩種運動比以前更加彼此相像。(2)事實上,在大多數國家都完成了兩步戰略的第一階段。它們取得了政權,幾乎遍及各地:從易北河到鴨綠江,共產黨在世界1/3的國家取得了政權;民族解放運動在亞洲和非洲(以及民粹運動在拉丁美洲)取得了政權;社會民主運動(或類似的政黨)在整個歐洲世界的大多數國家(至少在輪換基礎上)取得了政權。(3)但它們并沒有改變世界。

正是這三個因素的結合突出了1968年世界革命的基本特征之一。革命者有不同的地方性要求,但他們在各地都堅持兩個共同的基本觀點:第一,他們反對美國霸權以及蘇聯與這個霸權的共謀。第二,他們譴責老左派(傳統反體系運動),因為他們已經“不是解決辦法的一部分,而成為問題的一部分。”

第二個特征是在反體系運動大眾支持者的大規模幻滅中產生的,原因是這些運動在執政之后的表現。他們所在的國家的確實行了一定數量的改革。通常,教育和醫療設備增加了,就業有了保障,但生活質量中存在大量的不平等。異化的工資勞動不但沒有消失,而且在工作活動中的比例擴大了。無論在政府層面還是在工作場所,真正的民主參與或者不存在,或者沒有擴大,情況還常常相反。在世界范圍內,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發揮的作用常常與它們從前發揮的作用沒有多少兩樣(例如,在卡斯特羅以前,古巴是蔗糖出口經濟;在卡斯特羅之后,它仍然是一個蔗糖出口經濟,至少直到蘇聯解體之前如此)。簡言之,沒有發生太大變化。人們的不滿可能有所不同,但不滿同樣存在,大多數時間也同樣廣泛。在這些國家執政的運動懇請人民要有耐心,因為歷史在自己一邊,但人民的耐心越來越少。

世界人民從正統反體系運動一旦執政后的這種表現得出的結論是負面的。他們已經不再確信未來是光明的,因此,他們開始撤回對這些運動合法性的認定。他們不再相信,這些政黨將會不可避免和確定無疑地帶來一個更平等的世界。而且,對這些運動失去信仰之后,他們撤回了對國家作為轉化機制的信仰。這并不意味著,人們在選舉中不再投這些政黨的票。這意味著,這種投票已經變成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防御性投票,而不是肯定他們的意識形態和對未來的期望。

雖然如此,1968年以來,人們繼續努力來尋找某種更好的反體系運動,這種運動是真正反體系的,也就是說,能夠真正把我們帶向一個更民主、更平等的世界。這種努力有4種類型,其中有的仍在繼續。

第一種是一度盛行的各類主義。在20世紀60年代到大約7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出現了大量運動,它們彼此不同、相互競爭,通常規模很小,但有時也相當大,它們自稱主義,意思是說它們多少都受到中國的啟示。從本質上說,它們認為老左派失敗了,因為它沒有宣揚純潔的革命教義,而這些運動提出要遵循純潔的教義。但這些運動都式微了,原因有二:第一,它們本身就何謂純潔教義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因此迅速變成了封閉的宗派小團體。或者,如果它們的規模非常大,例如在印度,它們則演變成老左派運動的新版本。第二個原因甚至更重要。隨著去世,靈感的全部來源消失了。今天,任何有影響力的這類運動都不存在了。

第二種是延續時間更長、自認具有反體系地位的所謂新左派運動———綠黨和其他生態運動、女權運動、種族/“少數”民族運動(例如美國的黑人或法國的北非移民后裔)。這些運動聲稱擁有很長的歷史,但事實上只是在20世紀70年代,它們才第一次作為重要運動、或者以復興和戰斗性更強的形式出現在全世界(盡管在整個歐洲世界比在世界體系其他地方都更強大)。這些運動主要有兩個共同特征:其一,它們堅決拒絕老左派運動,包括其兩步戰略、其內部等級制度及其指定的那類優先行動(那種認為婦女、“少數民族”和環保需要都是第二位的,應在“革命之后”著手解決的思想)。它們也對國家以及國家導向的行動非常不以為然。其二,到20世紀80年代,所有新左派運動內部都分裂為德國綠黨所說的“教條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thefundisandtherealos)。這再現了20世紀初老左派運動中關于革命/改良的辯論。最終結果是,在所有運動中,教條主義者都失敗了,他們基本上已經消失。贏得了勝利的現實主義者越來越具有各類社會民主運動的面貌,他們與傳統社會民主運動差別不大,但更多關注生態或性別種族歧視或所有這類問題。今天,這些運動在一些國家繼續發揮重要影響,但它們似乎并不比老左派運動更反體系。特別是由于繼續存在的老左派運動從1968年世界革命和新左派運動的興起中吸取了一個教訓,那就是它們需要把生態、性別、性傾向選擇和種族歧視等問題納入自己的綱領宣言中來。

第三種宣稱具有反體系地位的運動是所謂人權組織。當然,其中有些組織,例如國際大赦組織,在1968年以前就存在。但人權組織只是在20世紀80年代才成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對此頗有助益的是吉米·卡特在中美洲問題以及后來簽署1975年赫爾辛基人權條約對東/中歐國家中都采用了人權語言。這兩個行動使當局內部談論人權的大量組織合法化。后來,在20世紀90年代,種族清洗擴散到世界各地,特別在巴爾干地區和盧旺達,引起了公眾對這些問題的高度關注。

人權組織認為自己以“市民社會”的名義發言,這個術語本身就指明了戰略。按照定義,市民社會不是國家。這個術語來自19世紀對法律領域和實際領域(lepayslégalandlepaysreel)之間、執政者和代表大眾傾向者之間的區別。這個區別產生的問題是:市民社會如何消除它和國家之間的差距?它如何能夠控制國家或讓國家反映自己的價值觀?這個區別似乎假定,當前控制著國家的是那些特權小集團,而“市民社會”則是開明的廣大人民。這些組織的確具有影響力。它們的確讓一些國家———可能包括所有的國家———在自己的政策中反映人權關注的問題。但在這個過程中,這些組織越來越像國家的附屬機構而不像國家的反對派,而從總體上說,它們當然并不是那么反體系的。它們變成了非政府組織,主要位于核心地區,努力把自己的政策貫徹到邊緣地區中,而在這些地區它們經常被當做它們所在國的人而不是這些國家的批評者。無論如何,這些組織很少發動群眾力量的支持,而是依靠它們能否利用自己在核心地區的精英激進分子的力量和地位。

第四種是所謂反全球化運動,這是1968年后反體系運動的最新版本。這個名稱并不是這些運動自己說的,而是它們的對手加上的。媒體使用這個詞組大概并不早于報道1999年抗議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會議。全球化作為倡導貨物和資本自由貿易的新自由主義鼓吹者的一套說辭,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媒體對它的關注集中在達沃斯會議,而從制度上推行全球化的則是華盛頓共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以及世貿組織的強化。西雅圖會議原來是為擴大世貿組織作用而進行的一次重大努力,令大多數人意外的是,發生了大規模抗議,實際上攪亂了會議。破壞分子包括很大一部分美國的組織,有老左派(工會)和新左派,也有無政府主義團體。確實,美國勞聯-產聯(AFL-CIO)在如此激烈的行動中愿意與環保組織一樣站在公眾一邊,這一事實本身就是新的現象,而由于這些都是美國的組織就更加如此。

西雅圖會議之后,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舉行似乎與新自由主義議程有關的政府間會議,世界各地都繼續發生一系列示威活動。這一切最后導致建立了世界社會論壇(WSF),開始的幾次集會都在阿雷格里港舉行,到2002年第二屆會議的時候,世界社會論壇吸引了來自1000多個組織的5萬多名代表。下一年,將會召開大量地區性的同類會議,為2003年大會做準備。突然之間,出現了一個反體系運動的新角色。

這個新型運動的特點不同于所有以往形成的運動。世界社會論壇努力聚合以往所有的各種反體系運動(老左派、新左派、人權組織以及不易納入這些類別的任何運動)。它努力把那些純粹地方性和地區性的運動、國家內部的運動以及跨國運動聯合在一起。聯合的基礎是一個共同的目標即進行反對新自由主義社會惡果的斗爭以及對各自當前優先目標的相互尊重。非常重要的是,世界社會論壇努力把北方和南方的運動聯合到一個單一框架內。他們迄今提出的惟一口號是:“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甚至更奇怪的是,世界社會論壇在進行這些努力的時候并沒有建立一個總體性上層建筑。目前,它所擁有的只不過是一個由大約50多人組成的國際協調委員會,代表著各種運動和不同的地理位置。

盡管某些老左派運動抱怨說世界社會論壇具有改良主義外貌,但抱怨與不和迄今都微不足道。抱怨者提出質疑,但他們還沒有進行公開指責。當然,應該承認的是,到目前為止的成功是建立在一個否定性基礎上的,即拒絕新自由主義,無論它是作為意識形態還是作為制度實踐。許多人提出,世界社會論壇從這個否定性立場轉向倡導一個更清晰、更有建設性的綱領上是至關重要的。它能否做到這一點,同時維護團結和堅持不建立一個總體性(和不可避免地等級化)結構,這是今后10年的重大問題。

正像我在其他文章中指出的,①如果說現代世界體系正處于結構性危機之中,而我們已經進入一個“變革時代”,即一個分岔和混亂時期,那么,事情就很清楚,對反體系運動來說,它們面臨的問題的形式與19世紀和20世紀大部分時間都非常不同。以國家為導向的兩步戰略已經沒有什么意義了,這就是為什么大多數延續下來的以往反體系組織既不易又不便提出一套長期或當前的政治目標。少數試圖這樣做的人從可能的追隨者那里得到的是懷疑和無動于衷,后者甚至更糟。

體系變革時期有兩個特點,它們支配著反體系戰略的基本思路。

第一個特點是,執政者將不再試圖維持現存體系(它已經注定要自我毀滅),而會設法保證變革將建立這樣一個新的體系,它將復制現存體系最壞的特點(等級制、特權和不平等)。他們可能還沒有運用反映現存結構崩潰的語言,但他們正在執行建立在這一假定基礎上的戰略。當然,他們的陣營并非團結一致,正如所謂中右“傳統主義者”和極右軍事主義鷹派之間的沖突所表現的那樣。但他們正在加緊工作以便支持那種不是變化的變化,即一個與現存體系同樣壞(或更壞)的新體系。

第二個根本特點是,體系變革時期是一個極不確定、不可能預知結局的時期。歷史并不站在任何人一邊。我們每個人都能影響未來,但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其他人實際上將如何行動來影響這同一個未來。世界社會論壇的基本框架反映并凸現出這個悖論。

因此,變革時期的戰略應該包括四個組成部分,任何一部分都是說來容易做到難。

第一個組成部分是對變革和我們希望看到的結局進行廣泛、公開的經常性辯論。這從來都不是容易做到的。歷史上的反體系運動在這方面也從來不太在行,但這是緊迫而又不可缺少的。今天的氣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利,它突出了知識分子在這一歷史關頭的作用。②世界社會論壇的結構已經被用來鼓勵這場辯論,它們能否保持這種開放性,讓我們拭目以待。

第二個組成部分應是不證自明的,但對許多人來說卻常常并非如此。反體系運動不能無視近期的自衛性行動,包括選舉行動。在世界人口的生存問題上,反體系運動必須解決人們的直接需求問題,任何一個忽略這些需求的運動注定失去廣泛的支持,而這種支持對它的長期成功是至關重要的。但是,自衛性行動的動機和根據不能是為了修補一個正在破產的體系,而是不使它的消極影響在短期內變得更糟。這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非常不同。

第三個組成部分是建立方向正確的中期過渡目標。我建議,一個最有用(在實質上、在政治上以及在心理上都有用)的目標是努力朝著選擇性(以及不斷擴大)的非商品化方向前進。我們今天面臨新自由主義的輪番攻勢,它試圖把以前從未或很少成為商品化目標的東西都商品化———人類的身體、水、醫院。我們必須不但反對這一點,而且要向相反的方向行動。產業,特別是破產中的產業,應該加以非商品化。這并不意味著它們應當“國有化”,因為國有化很久以來就大多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商品化。這意味著,我們應當創立這樣的組織,它們在市場中運行,其目標不是利潤而是良好表現和維持生存。這是能夠做到的,正像我們從歷史上大學或醫院的良好表現中所得知的那樣———不是全部,而是表現最好的。為什么這個邏輯就不能適用受到外遷威脅的鋼鐵廠?

第四個組成部分是我們需要逐步形成長期目標的實質含義,我認為這就是一個相對民主和相對平等的世界。我說相對,因為這是現實的。差別永遠都會存在,但不存在為什么這些差別應該如此巨大、如此固定或如此代代相傳的依據。這就是習慣上被叫做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的社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這把我們帶回了需要開展辯論的問題。我們需要停止對更好的(并非完美的)社會將會是怎樣的假設。我們需要討論它、規劃它,通過試驗不同的組織結構來實現它。當我們為這個處于體系變革中的混亂世界推進我們綱領前三個組成部分的時候,我們需要做這件事。

如果這個綱領還不夠———它可能正是這樣的,這應當成為辯論的一部分,而辯論正是綱領的起點。

注釋：

①[美]伊曼紐爾·沃靳斯坦:《烏托邦幻想,還是21世紀的歷史選擇》(ImmanuelWallerstein,Utopistics,orHistoricalChoicesoftheTwenty-firstCentury,NewYork:NewPress,1998);另見[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變革時代:世界體系的軌跡,1945-2025》(ImmanuelWallerstein,TerenceK.Hopkins＆ImmanuelWallerstein,coords.,TheAgeofTransition:TrajectoryoftheWorld-System,1945-2025,London:ZedPress,1996)。

②見[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變革時代的知識分子》,載《21世紀世界體系中的危機和反抗》,2002年版(“IntellectualsinanAgeofTransition,”inWilmaA.Dunaway,ed.,CrisesandResistanceinthe21st-CenturyWorld-System,Westport,CT:GreenwoodPress,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