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中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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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恐怖主義襲擊之后，美國媒體的言論自由已大打折扣，而美國的大學，歷史上是維護言論自由的重鎮。比如代表巴勒斯坦人聲音的薩伊德，談起美國的社會和媒體每每憤憤不平，但談起美國的大學，則贊不絕口，認為美國的大學就是知識分子的“烏托邦”。然而，因“9·11”這一重擊，在今天的美國大學里，言論自由要站穩腳跟已頗為吃力。

就總體而論，在名牌大學，特別是私立的名牌大學，言論自由依舊巍然不動。“9·11”后不久，耶魯的幾位大牌教授如保羅·肯尼迪（PaulKennedy）、約翰·蓋迪斯（JohnGaddis）等就主持了公開的討論會（teach-in），對“9·11”進行反省，主流的基調是批判美國的外交政策。這一討論在校刊上迅速引起著名的古希臘史學家多那德·奎根（DonaldKagan）的反擊，他譴責他的同事在大難之后反而指責受害者。不過事情也就到此為止，大家求同存異，照樣過著過去的日子。MIT的左翼健將、語言學大師喬姆斯基，公開把“9·11”與當年美國導彈襲擊蘇丹加以對比，認為兩者無質的不同，只是美國那次殺人更多而已。對于這樣一位國際名人的激烈言論，右派們似乎也奈何不得。

北卡羅萊那大學風波

俗話說，吃柿子找軟的捏，右派們在尋求打擊目標時，先拿公立大學的不甚知名的教授開刀。“9·11”之后，四位左翼教授在北卡羅萊那大學主持討論會，公開批判美國的外交政策，一下子捅了馬蜂窩。北卡羅萊那州是著名的右派參議員杰西·赫爾姆斯（JesseHelms）的老家。此公是過去30年中除了里根之外最重要的保守主義政治家。他反對種族平權、反同性戀、反人工流產、反聯合國，同時維護煙草公司的利益、支持保守的基督教運動，并且幾乎是拉美所有右翼獨裁者的朋友。不久前，當“美國之音”抗命播放采訪塔利班領袖的錄音后，他堅決要求嚴辦。一句話，保守主義在北卡的根基不淺。果不出所料，一位北卡羅萊那大學的知名校友、右翼雜志《頭版》（FrontPage）的副主編斯考特·魯布什（ScottRubush）在全國公共廣播網（NationalPublicRadio）發難，號召人們向在一個州立大學里容許反美集會的北卡羅萊那大學施加壓力。結果，校方一下子收到幾百個憤怒的電郵，并在北卡的州議會中受到嚴厲譴責。但是，該校校長發表強烈聲明，捍衛教授的言論自由。從這一事例看，在當今的美國，言論自由比起一戰時幾個大學解雇反戰教授的時期，已有了顯而易見的進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大學都能像北卡羅萊那大學那樣。南佛羅里達大學最近將一位巴勒斯坦裔的終身教授除名。這位教授名叫Samial-Arian，在1990年代初期，他曾邀請了幾位激進的穆斯林神職人員到美國開會。他還雇用了一位巴勒斯坦學者，并幫他辦了簽證。但這個學者回去后，成為巴勒斯坦恐怖組織“伊斯蘭圣戰者組織”（IslamicJihad）的核心領袖。多年來，Samial-Arian聲稱他做這些事的目的是鼓勵穆斯林知識分子和美國學者的對話，并且事先不知道這些人有任何恐怖主義背景。

美國政府一直想對他采取措施，但就是找不到證據。“9·11”后，電視里公布了他的這些記錄，進而使學校一度因收到死亡威脅而被迫關閉計算機系。由于學校不斷受到抗議電郵、電話的騷擾，以及校友、議員、未來的學生的威脅和壓力，終于決定解雇這位教授。在美國，終身教授就是個鐵飯碗，只要他不犯罪、按時上課，校方就無解雇之權。這也是言論自由的制度基礎。而對Samial-Arian目前還找不出任何犯罪的證據。這次破例解雇自然是對大學長期維護的學術自由的侵犯。該校校長無奈地說：“我們尊重學術自由，但我們必須考慮學校能忍受多少對正常教學的干擾。”但Samial-Arian堅持說：“人們有權利聽到那些非主流派的意見，我也有義務表達這些意見，因為我熱愛真理，也熱愛這個國家。”

誰在限制言論自由？

另外幾起案例，結果并不像上述兩例那樣黑白分明，卻十分引人深思。新墨西哥大學的教授理查德·博斯歐德（RichardBerthold）在“9·11”后開始講他的古羅馬史課時，開了一句不得體的玩笑：“誰能炸掉五角大樓誰就會贏得我的一票”，結果引起軒然大波。在新墨西哥的州議會和當地的廣播網中，對博斯歐德的攻擊持續了幾個星期，博斯歐德本人可能因此面臨被停職停薪一學期的懲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博斯歐德本人是個保守主義者。他事后坦率承認，他的玩笑開得愚蠢，活該挨罵。但他又說：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包括那些邪惡的言論。學校加給他的罪名包括“使用侮辱性語言”。這使他得出結論：“當今美國的校園正以社會正義的名義領導著不寬容的潮流。”

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一位圖書館的助理在9月12日接到他同事送給大家的一個傷感的說教式電郵，題為“美國：好的鄰居”，他隨手回了一電：“我們美國的納稅人資助和武裝了一個種族隔離的國家——以色列；我們還在轟炸伊拉克。到底誰是恐怖主義者？”結果，兩天后，他被停職停薪一周，罪名是他的言論“對那些在種族、宗教、和家庭上與以色列有關聯的同事造成了威脅”。然而，他的電郵中未提任何同事的名字，他只是覺得那個發給他的電郵是邀請他參加討論。最后，通過工會的努力，他把丟掉的工資都要了回來，結局還算不壞。

這兩個事例引發了一個更深入的問題：是誰在限制言論自由？是如今當道的右派？還是過去活躍異常的左派？什么叫“侮辱性語言”、“威脅性語言”？右翼雜志《國家評論》（NationalReview）的斯坦利·科特茨（StanleyKurtz）聲稱，當今的言論控制完全是左翼的遺產。正是那些左翼，在當年女權主義、反種族歧視等抗議運動中，逐漸發展起來一套“政治正確”的言論尺度。你要說黑人笨，對黑人而言就是“侮辱性語言”，你要說某某文化具有侵犯性，那么對于從那一文化中來的人，就是一種“威脅性語言”。于是，講話不能有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年齡歧視、或什么別的歧視；于是，要立法限制“政治不正確言論”，造成了國家有權管老百姓說什么話的局面。如今右派正是基于這一遺產，利用左派創建的游戲規則，以不得侮辱別人的感情為借口，打壓“不同政見”。

當然，以左壓右的事也不是沒有。在加州的另一所大學，OrangeCoastCollege，政治學教授肯·赫爾森（KenHearlson）遭到帶薪停職的處罰，原因是在9月中旬的一堂課上，他與穆斯林學生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學生告他對穆斯林學生有偏見、無端指控這些學生支持恐怖主義。赫爾森辯稱他不過是想激發課堂討論，讓大家澄清那些一方面譴責“9·11”，一方面又支持哈馬斯的中東政府是不是采用了雙重標準。后來赫爾森雖被證明無辜，但學校在未經任何調查程序就把他送回家，成為“極左”政策嚴重侵犯學術自由的一例。游戲規則出現危機

不過，紐約城市大學的芭芭拉·波文（BarbaraBowen）教授堅決反對所謂左派制造不寬容的言論尺度的指責。她所在的紐約城市大學的教授就“9·11”舉行了幾次討論會，會上反省了美國的對外政策，結果引來外界激烈的批評。《紐約郵報》刊登大標題—《一向是令人驕傲的校園如今成了培養白癡的沃土》。波文教授指出：“紐約大學、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等同一地區的學校都舉辦了這樣的討論會，并未招致這樣惡毒的攻擊。其中的奧妙是，我們學校的學生來源于勞工階級、移民、有色人種。我們的社會上有這么一種意見，認為這樣的學生不應該像精英大學里的學生一樣接觸廣泛的、不同的意見。這就是種族歧視、階級歧視。這種歧視就應時刻受到批判。”

事實上，美國社會有一種類似中國社會的等級觀念，只是未曾明言而已。在中國，什么級別的人可以看《大參考》，規定得清清楚楚。美國沒有明文規定，卻有社會的潛意識。我的一位社會學教授曾提醒我：不要總覺得美國文化就是鼓勵個性、鼓勵不同觀點。那是常青藤盟校的象牙塔。一般的美國社會，給人的壓力就是要與別人一樣，不要標新立異。只有一小部分人才有以與眾不同為驕傲的特權。

不管左右派誰應為目前的局面負責，大學校園的言論自由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們美國人不能納稅養活一批人在公立大學里攻擊我們”這樣的理論，已成為反言論自由的最有力的口號。一個醉漢，不久前闖進博斯歐德的辦公室，企圖對他進行人身傷害。北卡的幾位教授，陸續接到死亡的恐嚇。媒體的煽情和暴民的恐怖主義，正在使美國退回到過去的“反智主義傳統”中去。11月13日，由副總統的夫人琳·切尼（LynneCheney）一手創辦的保守主義組織“美國受托人與校友委員會”（AmericanCouncilofTrusteesandAlumni）發表了一篇報告，題為《捍衛文明：我們的大學是怎樣背叛了美國，我們能對此做些什么》，列舉了“9·11”以來教師和學生的117條“自由化”言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右派指責左派時慣用的帽子“liberal”，最好的中譯大概就是“自由化”），其中有些“言論”，純屬于陳述事實的句子，根本不構成觀點。如一位紐約大學教傳播的教授說“現在人們對政府走向戰爭的政策有許多懷疑”，也被保守派視為有政治問題。

美國是言論最自由的國家，美國的大學又是美國言論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即使是在這樣的地方，言論自由也不是不需要游戲規則。伊利諾斯大學教授斯坦利·費什（StanleyFish）寫過一本《沒有言論自由這回事，而這本身也是件好事》的書，稱所謂言論自由不過是一種“行會式的協議”（aguildarrangement），以讓教授們在不受政治、宗教權威的干涉而自由教學：外部世界不要管我們的事，而我們為此也得自律。如果你認為你可以說“誰炸掉五角大樓就贏得我一票”的話，別人是否也有權說“誰炸掉一個清真寺就贏得我一票”呢？美國歷史上的每一個重要關頭，言論自由的游戲規則都會出現危機，并進行調整。如今左右派又得想想如何制定一個對彼此都公平的游戲規則了。

右派在打壓反戰言論時，不得不調整自己一貫主張的“個人可以信口開河、國家無權干預”的信條；而左派在捍衛自己譴責美國的國家恐怖主義行為的權利的同時，也要自省一下自己對說“同性戀是一種病”或“黑人學生能力低下”的“侮辱性語言”的人，是否也應該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