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學者對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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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討論的背景

民主化浪潮是二十世紀四大浪潮之一。正像亨廷頓所說，它經歷了一波三折：時而翻涌泛起，時而遲滯回旋，步履維艱。就在二十世紀行將結束之時,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洪波涌起,展示了它的巨大能量。經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沖擊，人類的政治生活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實行民主制度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和普通人的共識。［1］作為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來說，當然不能孤立于大潮之外。從世界的角度看，在二十世紀的最后二十年里，中國發生的政治變革，正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中國的改革開放，適應了當代世界發展的潮流，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對人類政治發展的重大貢獻。在全球化的趨勢日益明朗之時，中國更不能脫離民主化的大道。但是，這條道路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其間有收獲也有挫折。作為日益崛起的大國，中國的民主化問題特別引人注目。不僅本國內的學者對中國的民主化十分關注，海外的學者也是分外費心。在此，本文僅就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部分海外學者對此的研究簡要加以述評。

在此所指稱的海外學者，是指一批西方學者、中國臺港澳地區以及旅居海外的學者。他們站在另一個角度，用與大陸學者相比不同的話語來分析中國的民主化問題，特別是中國民主化的前提理論和轉型理論的研究。可以說近十幾年來，關于民主化問題的研究真正成為西方政治學界最熱門的話題。而對非西方國家民主化前提的研究又是其重點和最有價值的成果。中國作為亞洲大國，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改革開放，到2001年12月10日加入世貿，可以說與世界全面接軌，自然成為關注的中心。海外學者尤其是西方學者為此還專門召開研討會，探討中國的民主化問題。他們就中國的民主化問題紛紛著書立說，從不同的角度，運用不同的理論方法與分析框架，發表自己的見解。了解海外學者們對中國民主化問題的研究狀況，有助于提高中國的民主理論水平，而且，對于不同話語的了解與分析，也為我國的民主建設提供了多種思路，因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古人所言雖不是至理名言，但其中也不無道理。

（二）研究狀況的分析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海外學者對中國民主化問題的研究，循著不同的思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采取了不同的研究取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結構模式。但從總體來看，他們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從宏觀層面的研究，二是從微觀政治層面的研究。下面，將分別從這兩個層面簡要加以介紹。

從宏觀政治層面上對中國的民主化問題進行研究，主要是運用綜合理論來展開的。九十年代之前，多數海外學者對此的研究遵循三種傳統的理論模式，即現代化理論，以李普塞特為代表；轉變研究，以D.羅斯托為代表；結構研究，以B.摩爾為代表。但進入九十年代，有的學者認識到這三種理論模式都無法充分解釋民主化問題，因而，他們試圖將這些傳統的理論調和起來，形成一個較寬泛的解釋框架，運用綜合理論來研究問題。［2］如戈登·懷特所寫的《中國的民主化和經濟改革》［3］一文，就是運用了綜合理論，從宏觀層面進行分析的。他從政治結構、經濟發展狀況、社會穩定、歷史文化傳統等方面分析中國民主化的前提；對于民主的轉型，他認為應當遵循現實主義原則，實行循序漸進的民主化：先由極權主義體制過渡到威權主義體制，然后，經過經濟的發展，從而過渡到民主體制。這是他關于中國民主化的總體思路。此外，戈登·懷特還寫了《中國市民社會的前景：對韶山市的個案研究》［4］等一系列研究中國民主化的文章。盡管戈登·懷特從多個方面進行全面論述，但是仍舊避免不了其他學者的反擊。白瑞得L.邁克麥可所寫的《民主還是專政？：對戈登·懷特的回應》［5］一文就是從戈登·懷特所分析的各個方面進行反擊的。他認為戈登·懷特的設想不堪一擊，因為經濟的發展與民主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所以中國經過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民主是不成立的。同時，他還指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所謂的威權政府身上，而應當由新的政治精英來完成，即只有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才能真正實行民主。

當學者們看到對中國的民主化問題進行面面俱到的分析，似乎不能解決實質的問題時，他們漸漸地把研究視野集中到微觀政治層面上。微觀政治研究注重政治精英的討價還價、選擇和談判等政治行為。［6］實際上，白瑞得對戈登·懷特的反擊，已將中國的民主化問題集中到一點，即執政者或說政治精英之上。他認為中國民主化的關鍵是推翻當前執政黨的統治，由真正能夠實行民主的政治精英來掌握權力，迅速實現中國的民主。他的分析帶有將對中國民主化研究的宏觀層面過渡到微觀政治層面的傾向。亨廷頓曾經說過：“經濟發展使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其成為現實。”［7］這句很有代表性的話表明了政治領導者的重要性。經濟因素創造民主化的基本條件，但民主化畢竟是人為的政治過程，政治領導者的素質及其所選擇的戰略，能夠使民主化過程順利或曲折。

從微觀層面研究民主化問題主要是在九十年代的后半期。如布魯斯J.狄更斯在其所著的《中國和臺灣的民主化：列寧主義政黨的適應性》［8］一書和他所寫的《中國的民主化和臺灣的經驗》［9］一文中，就是從微觀政治層面來分析的。他從執政黨入手來分析實行民主的可能性。他聲稱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雖然都屬列寧主義政黨，但是中國國民黨具有一定的適應性，能夠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調整自身，因而能夠領導臺灣完成民主化，使臺灣由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體制。而中國共產黨與之相比，卻不具備那種適應性，所以中共不可能領導中國完成民主化進程。因此，在中國要想實行民主，就必須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由新的政治精英來完成民主化這項使命。不過，布魯斯J.狄更斯著書之時，國民黨在臺灣還處在執政地位，時至2000年臺灣“總統”大選揭曉，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已成為歷史。不知布魯斯J.狄更斯該是怎樣看待國民黨的適應性的（這是題外話）。

除了布魯斯J.狄更斯從微觀層面進行分析之外，還有很多其他海外學者也從這個角度出發，對此進行研究。因為選舉是民主的一大特征，而政治精英的出臺又是通過選舉，所以，對中國選舉的研究也是很熱門的話題，尤其是中國開始實行村民自治，引起了海外學者的極大關注。如，丹尼爾·凱利在《中國雜志37》（1997年1月）上發表的《中國對村民自治的爭論》，凱文J.歐柏利在《澳中雜志32》（1994年7月）上發表的《在中國農村實行政治改革》等都是以中國的農村選舉為主題的文章。

海外學者對中國民主化的研究，可以說舉不勝舉。除了以上所列的實例外，還有很多著名的學者或至今默默地為中國民主而費心的人們。但由于本人閱讀面所限，在此不能一一舉出，實在慚愧。總之，這些海外學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對中國的民主化問題進行審視，他們某些分析與建議不無道理，因此對我國的民主建設會有一定的借鑒之處。

（三）總體評述

從世界的角度看，在最近二十年里中國發生的政治變革，正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特別是90年代以來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更是適應了當代世界發展的潮流。海外學者以及中國大陸的學者們對中國民主化的關注，也表明了他們對時務的關心。然而，應當點明的是，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并不是其它國家民主化進程的翻版。由二十世紀以來中國追求民主所經歷的兩次挫折，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的民主化必須走自己的道路，必須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這不是空喊口號，而是依據中國政治傳統的獨一性和國情的特殊性所得出的結論。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中國近代史上的民主先驅者們，如康梁師徒、嚴復、章太炎等，他們從一開始的積極倡導民主到后來不同程度地消極與妥協，除了各自的不同的深層因素外，不能否認，他們或多或少地認識到了以前所鼓吹的西方民主，并不能完全成為中國的模型。在中國，應當立足于本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與之的相融之處，來完成中國的政治文化發展問題，建立中國式的民主。像白瑞得所說的那樣，要在中國實現民主，必須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則未免有所偏頗。中國近代曾經的一盤散沙局面，至今還令中國人為之心駭。民主不是一夜之間的幻想，也不是輕而易舉之事。正像金耀基先生所說：“民主是中國政治發展之常道與正道，但我對民主決沒有輕漫的幻想，事實上，我越來越覺得民主之建構可能是中國現代化中最艱巨的工程，它也將是對中國人智慧最嚴峻的考驗……我們對民主決不能只停留在感性的認同的層次。感性的認同，不論是多么熱情與真摯，對于中國民主的建構都不會有太多的貢獻。民主之建構所需要的是理性的思維和理性的行動。”［10］

注釋：

（1）參見叢日云《當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第1－5頁。

（2）參見叢日云《當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第64－67頁。

（3）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No.31,January1994

（4）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no.29,January1993

（5）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no.31,January1994

（6）見David.Potter（ed.）Democratization，P.532

（7）見SamuleP.Huntington,TheThirdWave,p.311

（8）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

（9）AsianSurvey,Vol.XXXVIII,No.4.April1998

（10）見金耀基《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第3頁、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