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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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讓讀者更了解西洋的政治文化，雖然這些文化多屬負面的，但希望讀者能以中性的態度看待已經存在的事物。所謂知己知彼，當我們對西洋政治文化有更深了解之后，就更能適應西方國家的各種動作，并在沖突的政治文化之中尋找可行的策略和途徑。）
這是一篇我對世界近代歷史的認識而寫的文章。我從十七世紀西方各國的演變，得出自己的一些觀點，但這并不是一篇學術文章（我未曾寫過學術文章），我的結論還有待讀者與專家進一步去評論。
標題“西洋政治”除了指歐洲各國及美國之外，也包括日本在內，因為日本很早就接受西方的那一套政治體制，在政治活動方面，也很早就和西方各國融成一體，關于這方面的說明，稍候還會提及。
（一）“狗群行為”與西方國家的“狗群行動”
要了解西方國家的政治行為和認識西洋政治怎樣地危害中國及其他國家，就非先要認識“狗群行為”不可。
當你走在鄉村的路上時，假如有一只狗對著你吠，附近、甚至是較遠的狗只也會跟著吠。假如有一只狗追在你的后面，就會引起其它的狗只也不約而同地追向你。假如很不幸地，有一只狗向你攻擊，其它的狗只也會不約而同地向你進行攻擊。這種狗只的“你做我跟”的攻擊行為，就是“狗群行為”。
我發現幾乎世界上的所有動物，都具有“狗群行為”，小從螞蟻、蜜蜂、青蛙、老鷹，直到非洲的土狼、獅子……等等，都有“狗群行為”，而且，它們的攻擊對象，也包括自己的同類。比如：當一只外來螞蟻在另一群螞蟻的地盤出現事，這群螞蟻往往會一擁而上地向這只外來螞蟻進行攻擊；又如：當一頭獅子在另一群獅子的地盤出現時，這群獅子也會一擁而上地攻擊那頭獅子。
我發覺人類也有“狗群行為”。比如：由宗教或種族所引發的沖突暴動，往往是由于宗教信仰者或同一族人盲目地向異已攻擊而造成。當球迷所支持的球隊輸了時，只要其中輸的球迷向贏隊球迷攻擊，其他輸隊球迷也會跟著做。當記者現場采訪暴亂新聞時，假如不幸地挨了一個警察的警棍，其他的警察也會不分青紅皂白地趨向他揮以警棍。以上都是我們能在媒體上見到的“狗群行為”例子。
西方國家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打仗是它們的一部分政治活動。在這個時期里，幾乎年年有戰事，不是西方國家自己打自己，就是向外開戰。至今，美國還保留打仗的傳統，每位上任的總統，最少會向國外開一次戰。
西方國家打仗，也蘊藏著“狗群行為”。雖然在西洋近代史上，西方國家的戰事頻繁，但卻有著共同的開戰策略，當西方國家向另一國家發動戰爭時，往往先由幾個或更多的國家聯合起來，再向另一國家或區域開戰，情形好似幾只狗一齊攻擊同個目標一樣。西方國家的這種聯合起來向另一國家或區域開戰的行動，我稱之為“狗群行動”。在近代史上的戰爭，很多都屬于“狗群行動”，以下是我從書上信手拈來的例子：
十八世紀的波蘭雖然是一個弱國，但卻前后三次被三個強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聯合瓜分，把波蘭土地劃分并占為己有。
1793年3月，以英國為首的七國反法聯盟，從四方八面攻打法國。
拿破侖在位時，多國（英、俄、普、西、葡、奧等）先后七次組成反法聯盟，攻打法國。拿破侖最終戰敗，但在七次戰役中，贏多過敗，拿破侖也因此至到今天還被法國人當成英雄。拿破侖在起家時，也和別國結過盟，再攻打并瓜分臨近的國家。
在1778年美國的獨立戰爭，法國、西班牙、荷蘭也先后站在美國那方，一起對英國開戰；俄國、丹麥、普魯士、奧地利、葡萄牙等國也加入對抗英國，致使英國對美國之戰，以失敗告終，不得已而讓美國獨立。
清朝期間，西方八國聯軍攻打中國。
甲午戰爭，日本得到多個西方國家的協助，向中國開戰。
兩次的世界大戰，都是二、三十個國家與三幾個國家開戰，是非常典型的“狗群行為”。世界大戰之所以會牽連到如此多的國家，其中一個主因是，各國之間互相簽約，如：A、B、C國簽約之后，假如有X國打A，就等于X國打B和C，B和C國因此也要出兵相助；或A國打某國X，B和C國也要一起攻打X國。目前最有可能引發世界大戰的組織是北約，這個組織有如此規定，假如有某國向一簽約國開戰，就等于和其它的簽約國開戰。
在波斯灣戰事里，美國聯合多個西方國家一起攻打伊拉克。
在九一一事件過后，美國聯合多個西方國家攻打阿富汗。
西方國家的“狗群行動”戰略，有著以下好處：一、軍力遠超對手，贏仗的機會高過打敗仗。二、把攻擊他國的戰爭合理化，因為既然有眾多的國家一齊攻打另一個國家，世人很容易認為他們是對的，所做的決定也被認為是對的。三、可取得人多勢眾的心理優勢，敵人有時會未戰就先亂或先敗。四、因為“國多勢眾”，敵人的友國也因此不敢貿然相助，怕萬一失敗，自己也成了下一個被攻擊的目標。五、萬一打敗仗，責任大家分擔，國家不會被戰勝國瓜分，因為戰勝國也很難有能力來瓜分這么多的國家，因此可以降低個別國家戰敗的損失或因戰敗亡國的機率。
“狗群行動”是西洋政治的戰爭文化，早在十字軍東征的時候，就能發現這種文化。西方國家的“狗群行動”有著像狗一樣的“吠-追-咬”的程序。
“吠”：在對敵國開戰之前，必先制造輿論，讓世人覺得他的敵人可惡而該打，因此也能引誘出更多的“狗只”參與行動。
“追”：把軍隊與軍火開往能攻擊到敵人的地區。
“咬”：即對敵人進行攻擊。
以美國最近向阿富汗發動“狗群行動”的戰爭為例，其開始到攻擊阿富汗，就完全符合了“吠-追-咬”的程序。
美國會不會攻打伊拉克？美國到目前為止，還無法完成“狗群行動”的“吠”的程序，所以目前不會攻打伊拉克。假如美國能完成“吠”的程序，他一定會攻打伊拉克。
假如海峽兩岸有戰事，美國是否會向中國開戰？不會，因為美國完全沒有針對中國的“狗群行動”跡象，更談不上有“吠-追-咬”的程序（“吠-追-咬”的程序須好長的時間去進行）。那么，假如中國向臺灣動武，美國是否會抗衛臺灣？也不太可能，因為美國缺了“狗群行動”所需的其它狗只，抗衛臺灣的結果是輸大過贏，更何況抗衛臺灣并不符合美國利益。假如海峽兩岸有戰事，美國不抗衛臺灣，反而能符合他的利益，因為臺灣一定會向美國大量購買軍火，這比美國用自己的軍隊軍火來對抗中國更加劃算。另外，也能借中國臺灣的自相殘殺而拖垮中國。
了解了美國及西方國家的“狗群行為”，相信中國今后對海峽兩岸的談判與外交，也許會出現不同的動作。
美國恨伊拉克入骨，因為伊拉克使他受到極大的傷害，但美國卻慘過啞仔吃黃蓮，不能說出來，這可說是兩極哲理（www.lee-）的后極吧！（有機會我再向讀者說明來龍去脈）假如美國無法對伊拉克采取“狗群行動”，他還會運用另一種傳統又古老的西洋政治手段，以達到目標，就是：
二）“狗群行動”的產品：西洋情報活動
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初，西方國家所制造出來的戰爭，頻繁到難于數清，這些國家的戰爭，不是內戰就是外戰，而且內戰和外戰的數量也同樣的多。戰爭最常涉及的國家有：英國、法國、奧地利、普魯士（德國前身）、俄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美國、意大利，當然也要包括日本在內，及許多當時才存在的皇朝、君主國、大郡小邦等。
那時的戰爭起源，假如不是因強國想并吞弱國，就是人民不滿而造反。強國進攻弱國假如能得逞，就能從戰敗國那里得到土地賠償、金錢賠償、財物賠償，甚至是人的賠償（即戰敗國把擁有的大量奴隸賠給戰勝國，奴隸都屬黑人），因此這種的戰爭，成了那時的國王或執政者的政治任務。至于人民造反，往往有外國的勢力在背后煽風點火，這些外國之所以要如此做法的原因，是希望自己能有一個合得來或較弱、較聽話的鄰國。
那時候發動戰爭的國家，在發難之前，也流行先與他國公開或秘密結盟，目的不外是推行“狗群行動”，或希望別的國家不要干預他與敵國的戰爭。
有鑒于以上的幾個原因，那些戰爭經驗豐富的國家，也就很自然地發展出一套偵查戰爭可能來臨的方法，就是對外國進行情報活動。1873年，被日本派往歐洲考察歸來的警察總長（那時稱為邏卒總長）就在他的報告書里有如此之說：“今普魯士所以征服西方，威震世界，亦由警察治理內外，經常刺探外國情況，故能終于戰勝強國法蘭西。…………”日本也是在這段時期開始模仿西洋，逐漸與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體系掛鉤。
有理由相信，西洋的情報活動，除了偵查外國的動向之外，還有協助外國人民叛亂之嫌，因為當時許多國家的人民叛亂，都涉及外國和得到外國的援助。二十世紀的美國和蘇聯就有著龐大的情報機構，這些機構在明里暗里就協助了不少當地人民起來推翻美國或蘇聯不喜歡的政府；如：當時發生在南越、阿富汗等國的許多政變，媒體上的專家都說是由美國或蘇聯的情報機構分別策劃的。
派間諜潛伏在敵國，以獲取情報及分化敵國，是西洋的主要情報活動，美國和蘇聯到了二十世紀的七、八十年代，還在雙方的國家里陸續地發現間諜，不過都是小角色的間諜，對國家的分化起不了什么作用。
日本到了今天，還是把中國當成假想敵人，這種思維，是承繼西方國家的政治哲學；在西洋近代史上，臨近的國家，往往會成為敵人；兩國的戰爭，也往往發生在臨近國家的身上。有理由推斷日本的情報機構（從史書里可得出當時的情報機構是設在警察部隊里頭），曾經經常對中國進行情報活動，中國尤其在民國時代，就發現了不少的日本間諜，即所謂的漢奸，漢奸有的甚至是大學教授或政府領導。這些都要歸功于日本有著悠久及很有經驗的情報機構。
中華民國移陣臺灣之后，反而很少在臺灣發現日本間諜，但那并不意味著臺灣里頭沒有日本間諜，而是因為早期臺灣受到日本統治，因此有深厚日本情節的臺灣人多到數不清，至今還是如此。換句話說，要在這么多的哈日臺灣人當中辨認出日本間諜，實非易事，因此在臺灣很難抓到漢奸。然而，只要多留心多觀察，還是能辨認出誰是日本間諜的。一般上，這些間諜都很老，多數年齡會在六十歲以上，在家里或在外頭，一有機會就會說日語，也喜歡讀日本報及用日本一切的產品；生病時，也喜歡看日本醫生，尤其是懷疑自己身患重病時，更非看日本醫生不可；這些都是日本人的特點，幾乎在新加坡居住的日本人都有這種特點。關于日本間諜在臺灣的問題，我的一篇題目是《日本間諜在臺灣》的文章里有詳細的分析，讀者有興趣，不妨上：www.lee-網站的文章分類：“政治與文明”查閱。
近代史上的西洋情報人員，除了刺探情報之外，也進行破壞與分化敵國的任務。臺獨除了能分化臺灣社會之外，也能分化中國，避免中國統一后而成為一個威脅日本的超級大國。有理由相信，假如臺獨不是日本間諜所搞出的陰謀，也一定得到了日本間諜在暗里落力地煽風點火，情形就如十七、八世紀的英法關系一樣。事實也似乎如此，許多臺獨的死硬份子，都具有極為強烈的日本情結，像極日本人。
美國對伊拉克所進行的情報活動，看來似乎沒有什么效用，因為許多美國樂于見到的大小政變或人民叛亂，都能被胡申總統壓制下來。看樣子美國需要耐心地等到胡申歸西之后，才對伊拉克另做打算。
（三）西洋政治的外交，就是怎樣使他國不如自己
西洋近代史上的國家戰爭，不是屬于大國欺小國，就是多國欺少國的戰爭，最典型的例子是拿破侖在位時的法國。當時強大的法國，就曾經以戰爭的方式向周邊的國家如英國、俄國等繼續地擴張領土。然而，害怕法國日益強大的國家如：英、俄、普、西、葡、奧等國就先后七次組成反法聯盟攻打拿破侖，借以削弱或消滅法國，要不，七國可能會被法國逐一消滅。
由于當時的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會和敵國聯合起來攻打別國，而這個被攻打的國家有時還是他的友國，因此，就發展出兩個典型的西洋外交哲學，第一個就是：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敵人或朋友；第二個是：治國與外交的目的，就是怎樣使他國不如自己。
新加坡政治承襲英國，開國至今，也是循著上述的西洋外交哲學建國，并希望能做到樣樣第一；讀者也可從《李光耀回憶錄》上集得到許多例證。新加坡的外交與西洋外交的不同之處，是新加坡從來沒有使用骯臟手段（即情報活動）來破壞鄰國，借以達到治國目的。
早期的西方國家，主要是以戰爭這種“武戰”方法來完成前述的外交哲學，因為戰爭勝利就能掠奪戰敗國的財富土地等等，而使自己的國家更加富強，并會使戰敗國淪為弱國或小國，不如自己。然而，戰爭的代價太高，更不適合小國用此法來達到富國強民的目標。有鑒于此，許多西方國家也逐漸采用以情報活動的“文戰”方法，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在情報活動的深化之下，西方國家經常發生的內戰也從以前的擁護君主或推翻君主、建立皇朝或推翻皇朝之類的傳統戰爭，發展到因思想不一或思想分裂的革命、政變之類的內戰。如：法國的幾次革命戰爭，就難使人相信和英國的情報活動無關；美國獨立后的內戰，就和英國的情報活動洗脫不了關系。
原屬英國殖民地的美國打敗英國而獨立之后，英國還是耿耿于懷，希望美國有一天能重投他的懷抱。當具有同情黑奴傾向的林肯當選美國總統之后，南方獲得英國的支持，即刻向北方的林肯開戰。戰事一面倒，擁有2200萬人口的北方卻打不過只擁有870萬人口（其中有350萬是黑人）的南方。林肯打敗戰的主因是，官軍士兵不足，許多北方的官兵都投靠南方去了。
早在美國南北戰爭的三幾十年之前，美歐兩洲的多個國家的黑奴已經陸續獲得解放。許多獲得自由的黑奴，都會積極的負起保家衛國的責任，勇敢地拿起槍桿投軍殺敵。林肯有鑒于他國的歷史經驗，就在戰事告急之屆，也宣布解放黑奴，之后，就總共增加了50萬的黑人新兵；同時，南方的350萬黑奴也因北方族人獲得自由而受到鼓舞，紛紛起來反抗南方政府，爭取自由。最終，林肯也因獲得南北方黑人的支持，而打贏這場內戰。
歷史說林肯的偉大是他解放了黑奴，但事實而論，林肯是因為頻頻打輸內戰而不得已才為之，并非真心解放黑奴，更何況別國已先他而為之。
當初，美國為了反抗英國而提出“民主與自由”的政治哲學（下節會進一步解說美國的“民主與自由”的來龍去脈），這種哲學獲得國內外的大力支持和提倡。在“民主與自由”的號召和凝集之下，美國最終擊敗英國，解放了美國人。這種“民主與自由”的思想也從那時候開始繼續地發酵與蔓延，最終也影響了歐洲，那時的世界強國如法國等的人民，也相續受到“民主與自由”思想的沖擊與影響，而使他們的國家經過一番動亂之后，都逐漸的接受了這種新的思想。不過，這些強國接受了新思想之后都“改朝換代”，許多的版圖也縮小，而且，至今都無法成為世界的強國。
從歷史的演變過程得知，“民主與自由”這種思想能有效地達成西洋政治目的“文戰”方法，是情報活動不可或缺的武器。“文戰”的結果，當然是被打擊的國家發生內亂、分裂，甚至瓦解。前蘇聯因接受民主而迅速地瓦解，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印尼因接受民主而版圖變小及國家出現分裂，也是另一個典型例子。這些例子也和發生在一兩百年前的歐洲國家及其他地方沒有兩樣，這大概就是我所說的兩極哲理的自然連鎖反應吧！
西方國家比中國早了一兩百年就知道并懂得運用“文戰”，更懂得發展更多的“文戰”武器，例如：除了民主之外，還有男女平等、防止虐待動物、人權、環保等等，這些本來是好的東西，卻往往被西洋情報活動家用來攻擊和分化他國的“文戰”武器，借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臺獨也是一種文戰武器，它已讓西洋情報活動的幕后主持者看到了成果，即：分化了的中國，只差還沒內戰。
“文戰”本身是一種思想，當某種思想（如民主、人權）在被攻擊國的人民身上發酵之后，就像面粉成了面團、再烘成面包、出爐、出售、上桌一樣，一步一步地發展下去。然而，處于其中的國家和人民，或不知其所以然，或也許知其所以然，但都只得像“面粉發酵”一樣的發展下去。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還是一個不太開放的國家，因此，除了及共產思想之外，難容國人另有新思想。我認識的一位中國朋友，約在那時末期寫了一個新的思想，頗有知名度，結果被西洋情報活動家看上，先給他戴上高帽子，說他寫了個偉大的思想，已被西方的某個組織列入世界名人榜，并邀請他去美國發表演講等等。幸好這位朋友的英文完全不靈，因此不想去發表演講，要不然，當他在國內國外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及足夠的支持者之后，他的新思想就可能變成了外國的文戰武器，也許他會因此而下不了臺，更嚴重的話，也許會像從前的法國德國一樣，鬧出一場革命，讓中國人民有得忙。
不少被西方冠上“民主斗士”、“人權捍衛者”等等名堂的中國人，我相信有的遭遇就像我上述的朋友一樣，先被戴上高帽子，之后，假如不幸的話，他們就會墮入西洋情報活動家的圈套。
諾貝爾和平獎本來是頒發給那些對和平有貢獻的人，不知讀者有沒有注意到，近三四十年來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或被提名者，許多卻是國家的異議及動亂的來源者，如：波蘭的前公會領袖瓦恩沙、緬甸的翁山淑枝、達賴喇嘛，還有那在位時蘇聯被瓦解的總統。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我的結論是：諾貝爾和平獎已被西洋情報活動家所利用，來從事“文戰”工作，借以引發他國的社會動蕩，達到分化他國的效果。
被中國宣判為邪教的***功，卻被西方國家大力地支捧，美國就經常為***功說話；奇怪的是，美國對付國內的邪教從不軟手，但對中國的邪教卻情有獨鐘，問題在哪里？***功在中國及國外有大量的信徒，又敢時常制造新聞，假如他們有一天在國內示威游行失控或能經常擾亂中國的社會秩序，就極能引發中國的社會動蕩，是西洋情報活動家樂于看到的結果。***功亦是西洋情報活動家的文戰好武器。
學者說，六四是一起自發性的事件，我也同意此說。然而依我看，六四的過程泛存西洋情報活動的可疑痕跡；我希望如此的說法，不會傷害到那些受害者的心。說到六四的十周年前后，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香港、臺灣等地，都舉辦規模不小的各種追悼或紀念活動，這種異常情況在我看來，似乎是外國勢力的一次很有組織的活動，用意不說也明。我很同情六四事件的受害者，但我又不能不說出我的疑點，就是：背后似乎有西洋情報活動家在策劃六四的十周年活動。
西方國家如美國等的一些學術機構，也喜歡頒發助學金（GRANT）給他國（如中國、新加坡）的異議份子，這些助學金有的數目不小，有時可供一個家庭好幾年的生活費用；但條件是，異議份子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寫出關于本國內部矛盾的文章或報告或書籍。如此做法，一來可以在經濟上幫助異議份子，讓他可以繼續的奮斗（做亂？），二來也可用異議者的文章或報告來抨擊他國，或干預他國的內政。這種做法似乎和“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異議及動亂的來源者”的做法同出一轍，使人懷疑背后亦有西洋情報活動的存在。異議份子也成了“文戰”武器。
當一個人憎恨一個民族的文化，他也許會憎恨屬于那個民族的國家，憎恨的結果，有時也會使自己人不滿自己人。亞洲的許多文化，尤其是食的文化，常被西方撰文非議，如：吃魚翅、吃狗肉等，說是動物就快絕種、有虐待動物之嫌，等等。然而，洋人愛吃的龍蝦就快絕種、為了得到更大的鵝肝和更多鴨身上的脂肪（法國名菜）而極具虐待性的飼養、處死不爭氣的馬、吊死成績差的獵犬、烘烤帶鼠尾等，這些不利西方的文化，西方人卻很少大做文章。西方過分渲染中國負面的文化，令人覺得背后另有不良企圖，手法和西洋情報活動的“文戰”極其相似。
西洋情報活動中心在哪里？
目前的許多西洋情報活動信息是來自美國，即：美國國內經常有人或機關利用上述的民主、人權、自由等文戰武器，向中國及其他國家進行攻擊。故此，很有理由相信西洋情報活動中心是在美國，而且就是美國的中央情報局。換句話說，中國發生的許多自發性事件如：六四、***功等，過后都被美國情報局加以利用。
美國中央情報局是一個怎樣的機關？
從來沒有一個美國總統及國會議員知道得很詳細，中央情報局過去和現在還進行些什么活動；因為，總統和議員不斷地在換人，而且，情報活動是一種機密，有時連總統都不能知道。上述也是《民治政府》（《GovernmentbyThePeople，byJ.M.Burnsandothers》）一書里頭對美國情報局的簡要評論。
日本早在一百二十八年前就成立情報機構，所以依我的推算，美國的情報局歷史會更為久遠，但從前也許不是這個名字及在現有的單位里。在這種背景之下，它應該還和歐洲的許多國家的情報組織有著某些聯系，或它的情報人員已滲透在這些國家的學術單位和國際組織里頭，或在這些國家里頭還有自己的情報細胞。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諾貝爾獎的委員會會頒發和平獎給引發動亂的人物、為什么西方的學術機構會頒發助學金給他國的異議份子，及為什么美國對中國的文戰攻擊，往往會得到不同西方組織的響應。
在冷戰、越戰、阿富汗對抗蘇聯時期，中央情報局花美國政府及人民的稅錢，就像似血液從切開的動脈流出去一樣，多且快又難止；但沒有人知道錢去了哪里，連局長也一樣不清楚；因為許多開銷都是秘密的。我的一位法國商業伙伴告訴我，奧薩馬拉賓之所以憎恨美國，是因為當拉賓把蘇聯大軍趕出阿富汗之后，美國情報局卻沒有履行它的承諾，而是把他拋棄在山洞里。拉賓與美國情報局有染？姑且聽之。不過，拉賓曾經利用美國手提式地對空飛彈及發射器來對抗蘇軍卻是事實。這些武器從何而來？可想而知。
從兩極哲理（www.lee-）的觀點來看，西洋情報活動是從西洋的政治哲學誕生出來的實際產物，但搞的都是壞的活動，只可認識，不可模仿。然而，事情一旦被西洋情報活動所發酵或污染，它的實質也會發生變化，就像面粉變成面包一樣，然而，所牽涉到的人物，并沒有好壞之分。臺獨和***功就是例子，我覺得它們都不好，但這并不能說，凡臺獨份子或***功學員就是壞人，因為他們現在好似處于面粉被發酵后而成了面包的階段，是新的產品，未來還是要繼續地走下去。
（四）從美國提出“民主、自由、平等”來對抗英國到英美的“狼狽為奸”
北美洲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但當新大陸被發現之后，歐洲移民就相繼蜂擁而至，霸占土地，劃分勢力范圍。西班牙、荷蘭、法國和英國都先后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從1607年開始，歐洲移民集團在北美不斷地以戰爭互相角逐，之后，英國在1664年打敗了荷蘭而奪得紐約，開始統治北美，到了1733年，英國終于完全統治北美，并在北美建立了十三個殖民地。
當時，英國統治北美十三個殖民地的總督，都握有軍政和財政大權，并擁有征稅和發行貨幣等權力，但所有的總督，都須經由英王委任及批準。
當時的英國，為了爭奪海外的殖民地而經常和他國打仗，尤其是在1756年至1763年和法國爭奪殖民霸權的七年戰爭里，大大地消耗了英國的財庫。戰爭過后，英國開始對富裕的北美殖民地征收各種各樣的新奇稅收、頒發不合理的新法令（如：英軍可任意占用民房民宅），及對北美移民作出各種各樣的限制，如：不可直接出口、禁止人民越過阿巴拉契亞山脈西遷等等，目的是為了保護英國的既得利益，及從中獲得更大的財富利益。
在生活越來越艱苦及越來越沒有自由的情況之下，北美人民也開始組織起來，反抗英國，并要求獨立。就在1776年6月7日，北美人民發表了《獨立宣言》，開始向英國提出，要求民主、自由和平等，并爭取獨立。
美國人民在獲得諸多外國的協助之下，終于打敗英國，獲得獨立，美國人民也因此從英國那里爭取到民主、自由和平等。然而，當時為了團結民心的“民主、自由、平等”口號，也只是對英國人講罷了，獨立過了很長時期，美國國內還是存在大量黑人奴隸、男女不平等，等等問題，都沒人理。這些問題都是要等到對執政者有既得利益時，他們才會去履行，如：前文說的林肯解放黑奴事件（1862年），還有較后的為了爭取女選票才提倡的男女平等。從這些歷史可看出，美國人的政治哲學是：“說歸說，做歸做，只有對自己有利，說了才會去做”。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今日的美國對臺灣及國際協議等問題，會反復無常，因為這是他們正常的政治行為，相信中國習慣了美國的行為，就會見怪不怪，并懂得如何應付。
美國為了對抗英國而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除了能幫助美國爭取獨立之外，這種新思想，也逐漸影響了歐洲及整半個世界，至今，這股起于兩百二十多年前的思想，現在還在燃燒著。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英國對美國的關系先是統治者，美國獨立戰爭時英國變成了敵對者，美國內戰時期英國卻又成了煽動者；過后，英國再搖身一變，變成了合伙者而和美國一起侵略海外殖民地。這也印證了西洋外交哲學的：“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敵人或朋友”這句老話。
英美現在還是維持著親密的合伙者關系，不同以往之處是，他們如今是戰爭合伙者。不知讀者有沒有注意到，美國近來對外國開戰時，若不是英國先打頭陣，就是英美同時一起行動，而且，美國一提出要向某國開戰，英國是第一個附和者。這里舉幾個例子：波斯灣戰爭時英國首先同意并最先出動戰機跟美國一起攻打伊拉克；英國也是首先附和美國并最先出動戰機跟美國一起攻打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就在寫這段文章的前一天（2002年7月20日），英美戰機又再聯合出動攻打伊拉克。我卻很少聽到法國、德國等國家和美國聯合攻擊伊拉克或其他國家這種事。
英美目前的戰爭合伙行為，像似狼與狽獵食動物的攻擊行為（這也是“狼狽為奸”的出處），這種行為，值得推敲利用。
為什么英美會有這種“狼狽為奸”的戰爭行為呢？可能是：一、英美之間有著秘密的戰爭協議。二、美國利用英國的自大心理。從歷史上來說，英國原本是美國及許多前殖民國家的“老板”或“大哥”，但自從她沒落之后，除了美國之外，就很少國家再把英國當成“老板”或“大哥”了。英國能得到世界唯一超級強國的美國的尊敬，自然要給予回報，對美國也因此有求必應，所以每當美國要求她聯合出戰時，就義不容辭了。無論出自哪種原因，英美的“狼狽為奸”的戰爭行為，常能使美國避開國內和世界輿論的壓力；因為美國可辯稱：“又不只是我（美國）打Y國，還有英國（及別的國家）也打Y國，為什么偏偏只責怪我？”
分析家認為，美國擔心中國會威脅她的地位和生存，因此把中國當成假想敵人，不很信任中國。從英美的“狼狽為奸”的戰爭行為，可知美國是非常信任英國的，而沒落的英國，卻需要及喜歡別國的尊重，也較容易信任別國。我想中國可利用這種關系與心理，通過英國來間接地取得美國的信任。同樣的，美國也極信任日本，中國若要美國相信她對臺灣的政策，日本是好的橋梁。這種新的思維，也許會成為中國外交的未來策略。
中國除了在外交上可通過英國和日本等國的關系，而間接取得美國的信任之外，也可通過戰爭協議，達到同樣的結果。比如：和日本或英國簽約，在三或五或十年內，假如臺灣不搞獨立，中國向臺灣發動任何戰爭之前，必須得到日本或英國的同意（英國或日本就成了擔保人，如此可增加美國及其它國家相信中國有意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假如臺灣搞獨立，中國就有權向臺灣開戰，屆時，日本或英國不得在任何方面間接或直接協助臺灣。中國方面，在協議里也可同意日本或英國的某些相似的要求。
（五）在西洋政治文化的沖突里建立君子中國的典范
本文試圖讓讀者更了解西洋的政治文化，雖然這些文化多屬負面的，但希望讀者能以中性的態度看待已經存在的事物。所謂知己知彼，當我們對西洋政治文化有更深了解之后，就更能適應西方國家的各種動作，并在沖突的政治文化之中尋找可行的策略和途徑。
每個國家都想不斷地發展和強盛，中國也不能另外。中國在發展和強盛的道路上，目前除了遇到國內的經濟和政治等課題之外，還加上西洋政治的文化差異，不被西方國家所認同。
思想是引導國家不斷地發展和強盛的必要因素。美國的強盛，背后的指引思想是：“民主與自由”，這個思想，也讓美國影響了整個世界。然而，假如中國要強盛，她的指引思想是什么呢？
在“民主與自由”的指引之下，如今的美國，已變得反復無常，愛以武服人；我想，中國應該樹立典范，以君子的風度，帶領世界。假如此語說的對，中國又應該何棄何從呢？
我認為我之存在的任務是：創造新文明。也許是天賦予我天時地利人和，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轉型的這一時刻，生我在新加坡，因此才能以“兩極哲理”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等課題，毫無顧忌地暢所欲言，提出許多創新中國文明的我見。
從一個文明啟發者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無論未來治國的政體是“民主”、“為民”、“宗教”，還是其它的體制，它們都要具有“政府管理人民、人民管理政府”的機制，這才能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取得平衡，并和諧相處。然而，要怎樣判斷政府管理人民得當，或人民管理政府得當呢？這就需要一個共同的人類行為準則，讓人民和政府去遵守，及作為對與錯的評判標準。我推薦的行為準則是：《和平工程》（請參閱：www.lee-的相關文章）。依我看來，《和平工程》比起過去的任何人類行為準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最大特點是：科學化。
我希望通過這篇文章，能讓更多的中國朋友知道西洋政治是怎樣地干擾著中國（及許多的國家），并從中得到免疫，即所謂的心理防衛；然而，請不要看了本文就以仇恨的態度去處理國家大事，因為這是無濟于事的。
中國需要在西洋政治文化的沖突之中不斷地脫變成長，找出富強自己的道路，并樹立典范，引導世界走向和平。在我的文章：《續：文明之戰與中國未來之文明》及《為民政體》就提到中國需要“自律與平等”來引導國家和人民，做到“適者生存、優者成功”的有利國家生存環境。而要做到“自律與平等”，就只需政府與人民改變舊的觀念，來適應這新的觀念；改變過程的對或錯，還是需要有一個評判標準，就是：《和平工程》里頭的行為準則（詳情可閱讀《續：文明之戰與中國未來之文明》和《為民政體》）。在這里做點補充，就是“政府管理人民、人民管理政府”的機制主要是通過人民和政府的各種各樣的對話而達成；中國目前已有政府與人民對話的機制，相信在繼續的擴大與發展下去之后，這種機制會變得更加的成熟，并對國家社會的穩定與未來，作出更大的貢獻。
我寫了不少關于中國未來經政的文章，要寫，能寫的也寫得七七八八了。我想今后我會多一點商業人生，少一點政治；多說做生意的道理，少說搞政治的方法。瑞賢祝福中國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