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人文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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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世界公民"不過是一個比喻性的提法--因并無"世界憲法"，何來"世界公民"？然而這一名詞卻隱含著"超越國家與文化的差異，遵循人類文明之普世價值而行事"的理念，而這種普適價值之于"世界公民"，與一個現代國家的憲法之于其公民，在邏輯上有一種大致的對應關系--只是前者遵循"無形之法"，而后者遵循"有形之法"。

使我思考有關"世界公民"問題的由頭，是去年的"9·11"事件。紐約世貿大樓被炸之后，據統計，為此拍手稱快的中國大學生達到七成以上。如果是巴格達的大學生持這種態度，不足為怪。但中國大學生的這種反應，卻不能不引起深思。雖然隨著事件的進程，許多學生的看法有所調整，趨向理性，但這種第一反應，也不能不讓人思考當今中國教育的人文缺失。

當今的教育，有多少關于人性、人權、人的尊嚴、生命的可貴的內容？有多少關于和平、寬容、非暴力、反恐怖的內容？有多少關于民族和解、人類共處，化解仇恨，制止戰爭的內容？答案是讓人失望的。正如青年學者余杰所說:我們的高等教育沒有賦予受教育者以法理意義上的"公民素養"，倫理意義上的"道德底線"，文化意義上的"道德情懷"和心靈意義上的"愛的能力"。換言之，我們的高等教育解決了知識的傳播問題，卻沒能告訴學生如何尋找"人何以為人"的答案。教育缺少這些內容，如何能夠要求青年學生面對突發事件做出人性和理性的回應呢？

所以，我以為當下的教育不能不著眼于"中國人如何成為新世紀合格的世界公民"這一內容，將當前最重要最緊迫的全球性人文主題，引入中國高等教育的視野。

主題之一：和平

人的天性中潛伏著好斗的一面。青少年涉世不深，還不甚理解生命的可貴，生離死別的痛苦。瑞典已故的阿爾瓦·米達爾女士，看到青少年更容易受到暴力的蠱惑，特別提醒人們注意大眾傳媒中的暴力。當今世界上一些恐怖組織，就是利用青少年的特點，在他們還不懂得珍視生命的時候，就讓他們拿起武器，走上沙場。其他們有人還沒來得及體味人生的豐富，愛情的甘甜，青春的軀體卻已經變成炮灰。

人類的歷史留下了太多的烽火銷煙，嗜血殺戮。在19世紀行將結束的時候，北歐升起了一面不落的旗幟：瑞典發明家諾貝爾痛感自己發明的火藥變成了戰爭的工具，因而留下遺囑--把自己的遺產分作五份，其中的一份設立和平獎。從1901年開始，這個獎每年評選一次。一個世紀以來，它標出了人類文明的一道嶄新風景--告別戰爭，走向和平。

和平的對立面不僅是戰爭，還有一切形式的暴力、恐怖、壓制、剝奪。而善良、友好、人道、幸福、互助、博愛等等理念，都包容在和平之中。托爾斯泰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理念，都是想以和平消化暴力。甘地以一生的實踐向人們證明:以和平包容和消化暴力，不只是書生的空談，而是有其實踐意義。他領導印度民眾，以絕食等和平方式，從英國殖民統治下爭得了獨立，這給人類解決民族爭端和政治爭端開啟了一條嶄新的思路。雖然甘地的反抗方式在面對諸如希特勒那樣的獨裁統治者可能是無力的，但作為思想家，他的生命力將比所有暴力理論的倡導者更長久。

甘地去世以后，馬丁·路德·金成功地領導了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和平主義運動；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所領導的和平主義反抗運動取得了徹底勝利，黑人終于能夠與白人平等地治理自己的國家，平等地享有一切公民權利。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共同獲得了199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他們和圖圖等人一起，成功地把南非從流血沖突中引上了一條和平之路。此前，南非白人對黑人殘酷的種族主義統治，已經有三百四十年的歷史，創傷之深，堪稱世界之最。曼德拉原是非國大武裝斗爭戰略的提出者，是"和平之矛"武裝的首任司令，曾經被白人政權關押長達二十八年，但他最后放棄了武裝斗爭，在勝利的前夜改奉非暴力主義。德克勒克是南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的最后一任總統。他上臺以后，順應歷史潮流，結束種族隔離，釋放了曼德拉。在南非首次多種族大選后，曼德拉當選總統，他擔任副總統。他們為人類政治史樹立了一個對話妥協、化解仇恨的難得范例。

人類雖然不時奏響和平的福音，戰爭卻還是地球上不散的陰云。現代科學技術給人類帶來了物質享受，但也造成了更大的威脅。冷兵器一次只能殺害一個人，核武器一次卻能毀滅千百萬人。大國的軍費開支，已達到天文數字。如果把這些軍費開支供給世界上的貧困人口，足夠10億人過上很好的生活。一邊是巨大的軍費開支，一邊是數以十億計的貧困人口。當今世界，財富分配就是如此不公！發生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和數不清的局部戰爭，先后奪去1·87億人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平民。這個數字，超過了以往所有的世紀。人類剛剛跨進21世紀的門檻，阿富汗的戰爭剛剛結束，巴以沖突又呈一觸即發之勢。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有識之士對人類和平前景的憂思。既然人類還不能完全避免戰爭，那么就只能用規則來限制戰爭的規模、范圍和對象。超過了這種限制，搞所謂"超限戰"，必然受到整個文明人類的譴責。

主題之二：發展

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最早要追溯到羅馬俱樂部。羅馬俱樂部不是一個娛樂組織，而是一個學術團體，發起人是意大利經濟學家佩切依。1968年4月，他邀請來自10個國家的30位科學家、教育家、人類學家、實業家聚會羅馬，討論人類的困境，包括：富足中的貧困；環境的退化；對制度喪失信心；就業無保障；青年的異化；遺棄傳統價值；通貨膨脹，以及金融和經濟混亂。他們把這些稱之為"世界性的問題"。當時的中國，正處在的狂潮之中，沒有人考慮這些事情。四年以后，由米都斯博士指導的麻省理工學院研究計劃小組拿出了羅馬俱樂部的第一個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報告中談到一個法國兒童謎語：池塘里長著一朵水百合花，這種植物每天按兩倍的速度生長。如果不加限制，30天不會完全覆蓋池塘，悶死水中其他生命。這種植物原來很小，不到它覆蓋半個池塘時，誰也想不到修剪它。想到修剪它時，卻只剩下最后一天時間來挽救這個池塘了。

我們的地球何嘗不是一個池塘？人類繁衍了幾百萬年，不曾感受自身繁衍的壓力。在10000年前，地球上的人口只有大約10萬；在1500年前，人口的數量達到1億；150年前，人口的數量達到10億。疾病、饑荒和戰爭給人類造成不幸，但同時也抑制著人口數量的增長。進入20世紀，由于醫學的進步，嬰兒的成活率大大提高，人的壽命也大大延長。到了20世紀后半葉，人類猛然發現，如果放縱自身的繁衍，馬上就要超過地球能夠容納的限度。我們的家園--地球，已經到了"最后一天"！

現在，地球上的人口已經從60億向70億邁進。生活中，人們處處能感到人口的擁擠。從交通堵塞，生存空間狹窄，就業機會不足，到江河湖海和大氣的污染，耕地的匱乏，森林的濫伐，草原的退化，物種的滅絕，無一不與人口太多有著直接間接的關系。中國人覺悟到應當計劃生育，控制人口的時候，已經錯過了最佳的時機。如今，中國的計劃生育在城市已經大見成效，但在一些農村地區，生育的沖動還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夏衍生前曾談到建國后有三大失誤，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失誤，可以通過落實政策，較快地解決；破壞教育的失誤，則需要十年功夫來挽回，所謂十年樹人。而人口政策的失誤，幾十年的努力也難以彌補。中國的人口基數已經大大超過了適宜的數量。同時，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口，也已經大大超過了適宜的數量。人口不要說實現負增長，就是達到零增長，也要花費一個世紀的時間，且還要為此付出巨大的情感代價和人倫代價。

人口已經過多，又不能馬上降下來，怎么拯救地球和人類自身？調整發展方式就成了當務之急。繼《增長的極限》之后，經濟學家舒馬赫在1973年發表的《小的是美好的》提出了持久性經濟學的新思路；社會活動家里夫金等發表了《熵：一種新的世界觀》，更強調了人類面臨著耗盡地球上的非再生資源的危險。人類能不能節制自身的物質欲望，謹慎地使用能夠改變自然的現代技術呢？普羅米修斯把火交給人類，給人類以無窮的力量；但他也曾警告人類，如果不懂得謹慎使用，火也能給人類帶來災難。

值得慶幸的是人類在危機的關頭引起了警覺。從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組建，到《東京宣言》的誕生，就是國際社會覺悟的標志。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已經從少數思想家的焦慮，變成各文明國家的共識。中國也采納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政策，但要達到發展方式與資源環境的和諧，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主題之三：全球化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蘇聯解體，東西方冷戰結束，一個新名詞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人類的生活中，這就是全球化。有人為全球化叫好，有人對全球化抗議；有人贊美全球化是陽光，有人詛咒全球化是陰影。眾聲喧嘩，不絕于耳。其中，我覺得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弗利卡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說得最實在："討論并不是關于全球化好還是不好，她已經在那兒了。關鍵是怎樣對付她。"

全球化的含義是多層次的，比如經濟的層次、環境的層次、軍事的層次、社會與文化的層次和政治法律的層次。從制止戰爭，維護和平，反對恐怖，禁止，保障人權，保護生態，控制人口，到縮小貧富差距，防范金融危機，防止高科技犯罪，維護普世價值，規范全球倫理，都已經不是某一民族國家可以單獨解決好的問題。人類已經進入了地球村的時代。地球村意味著全球是一個有機的系統，而不只是一百多個國家與地區的拼盤。

有遠見的思想家早就看到，如同一個地區的公共事務，要有一個地方政府管理；一個國家的事務，要有一個國家的政府管理；地球村的事務，也需要一個世界政府來管理。從康德到愛因斯坦，都提出過這種意見。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建立的聯合國，已經是當今世界政府的雛形。在21世紀，它能否真正起到世界政府的作用，目前還是未知數。

中國是一個大國，在全球化趨勢中卻是一個后來者。居于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秩序主導地位的，目前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無論著眼于中國的利益，還是著眼于全球的公正，世界的現狀都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全球化不止帶來了融合與交流，也伴隨著摩擦與沖突，甚至是血與火的斗爭，生與死的抉擇。因此，時常聽到打碎現有秩序，另起爐灶的激烈呼聲。對此，我是不敢茍同的。我也沒有看到誰有力量徹底打碎這種秩序。沒有秩序的世界比秩序不完美的世界更可怕。當今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包括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全球性機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逐步建立起來的。之所以能夠建立這樣一種秩序，是因為人類總結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逐步走向明智。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面對國際事務，不應當是一個專門說"不"的角色，不應當是一個棄權的角色，而應當參與其中，作為建設性的角色，為改善現有的國際秩序發出自己的聲音，承擔自己的道義責任。中國應當真誠地履行"自由、平等、團結、寬容、尊重自然和分擔責任"六大核心國際價值觀，為"和平、發展、環境、人權"四大目標做出自己的貢獻，只有這樣，才能贏得世界的尊敬。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同時存在著兩種趨勢：一種貧富差距拉大的趨勢，一種是強弱重新洗牌的趨勢。五六十年代，曾經有過一次重新洗牌的機會，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抓住了，我們錯過了。我們被封鎖于國際社會之外，不得不自力更生，但付出了很高的代價。7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在改革開放中重新融入國際社會，人民生活改善，國力迅速提高。這也證明，相對落后的國家，把握住重新洗牌的機會，有可能后來居上。中國如果能夠抓牢這次機遇，讓發展的勢頭在21世紀延續下去，古老的中華民族就會重新煥發青春。

在"世界公民"的維度上，值得討論的人文主題當然不止于此。比如由和平可以引伸到人權和國家主權的關系，民族獨立與民族主義狂熱的關系，普世價值與文化多樣性的關系；由發展可以引伸到環境與生態的保護，科學精神的張揚與科學主義的自省，市場機制利弊的反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