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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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那個紅發如火，身穿背心長褲的女人，瘋狂地奔跑著，穿過灰色的街道，穿過面目不清的人群，穿過那些在角落、陰影處、背后和交叉路口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穿過她迎面撞擊、或擦肩而過、一無所知的故事——也許沒有人意識到，羅拉在這二十分鐘里狂奔而過的距離，比我們能想象的任何時間長度和空間廣度都遠。1

從某種意義上說，羅拉是女性狂奔史上的最后一環。正是這個女性狂奔者的鮮明形象，使整個歷史中被湮沒、被抹去、被改寫的女性狂奔者群體紛紛浮出水面。

在古希臘的神話故事中，阿塔蘭塔同意出嫁的唯一條件是她未來的丈夫必須比她跑得快，否則就得死。很多男子被她的美貌吸引，并且認為女人終歸不可能強過男人，紛紛上門求婚，與她賽跑。其中包括英俊的墨拉尼。但墨拉尼得到了“愛與美”之神阿芙羅狄忒的幫助，給了他三個金蘋果。比賽開始了，盡管阿塔蘭塔讓其他人先跑，可仍然輕松地追趕上了所有的人。墨拉尼不得不三次丟出了金蘋果，而阿塔蘭塔雖然因此三次停下來撿金蘋果，還是毫不費力的追了上來。就在這時，阿塔蘭塔發現自己口袋里的蘋果變得比鉛還重，身體也越來越沉，腳也抬不起來了，眼看墨拉尼離她只有一步之遙，就是追不上。墨拉尼勝了，阿塔蘭塔只好做了他的妻子。2這顯然是個意義深遠的起點：愛和美將成為阻止女性奔跑的最大障礙（丈夫以愛的名義讓妻子安居家中，足不出戶，男性以美的名義讓女性自愿套上層層美麗的枷鎖）；作為妻子的女性的奔跑速度必須慢于丈夫（男性），才能形成家庭內的某種平衡；男女在身體力量上（運動速度無疑是極重要的一環）的對比將直接決定他們的地位和權力。我們現在只能遙想很多年前，在古希臘明亮的藍天下，那個像風一樣拂過、像獵豹一樣躍過的美麗女子，那個讓所有人望塵莫及的奔跑的身影，漸漸湮沒在歷史中。

此后在很長一段歷史中，女性（特別是所謂“高貴”、“優雅”的女性）一直被要求忍受那些痛苦又使行動不便的作法，來改變、支撐或“提高”她們的自然身體，例如，緊緊捆住她身體的某一部分——腰、腹部、肋骨、乳房、頸部、或腳，使她呼吸短促，腳步縮小，以此來證明并充分表達女性的弱點、溫柔順從的天性。“在東方，女人得忍受日本的寬腰帶、緬甸的頸環和中國的裹腳；在西方，女人得穿鋼支撐的緊身圍腰和鯨骨緊身胸衣”。3這些手段據說使女性更迷人，然而既限制了她的自由，也更強調了她的脆弱和軟弱；每一種作法事實上都設置了一重只針對女性的障礙，一種使女性空間越來越狹窄、越來越封閉的圍墻和樊籬——在這樣的歷史中，男人們利用女人的寸步難行限制和控制了女性的力量，使這些力量由于窒息和壓抑逐漸萎縮，甚至使女性自己也淡忘了這一切。最后，女性身體徹底變成了一種沉重的負荷和累贅：

基本的女性身體會有以下配件：吊襪束腰帶、緊身襯褲、硬襯布襯裙、背心式內衣、襯墊、胸罩、胃托、無袖寬內衣、處女區、細高跟、鼻環、面紗、小山羊皮手套、網眼襪、三角式披肩薄圍巾、束發帶、“快樂寡婦”、黑色喪章、短項鏈、無邊平頂帽、手鐲、珠項鏈、長柄眼鏡式望遠鏡、羽毛圍巾、純黑色眼影、帶梳妝鏡的粉餅盒、帶樸素鑲邊的“麗克拉”彈力連身衣、名牌晨衣、法蘭絨睡衣、鑲花邊內衣、……4

按照張愛玲的說法，女性就這樣在“一層層衣衫的重壓下失蹤了”。同樣，西方學者也發現，束腰使婦女變成了“可憐的、蒼白的、病態的弱小生物，無精打采而幾同消失”。

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提到，古典時代的人已經發現，身體是權力的對象和目標。身體可以被操縱、被塑造、被規訓、被駕馭，因此形成了一種強制身體的政策：精心操縱人體的各種因素、姿勢和行為，規定了“人們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體，通過一定的技術，按照預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其中一種被福柯稱為“微分權力”的從運動、姿勢、態度、速度等各個環節對身體施加“微妙的強制”，不斷征服身體的各種四處亂竄的力量。5于是，一種被權威操縱的肉體，逐漸取代了洋溢著動物精神的肉體。盡管福柯沒有直接探討婦女問題，但是，女性服裝的沿革和固定所帶來的對女性地位和女性權力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正體現了福柯所謂“權力力學”和“政治解剖學”的一個側面。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中國的“小腳”。在盛行裹腳的八百年中，男女人體的局部差別被人為地夸大和突出，裹腳把一種人為的障礙強加在日常生活中，“使女人對付周圍環境的能力更差，從而把世界描繪成一個極其危險的地方，把行動不穩的女人變得更加依賴、更令人擔心的人”；當然，也讓男人顯得更能干、更可靠——總之，更具有男子氣概。這樣，裹腳把女人搖搖晃晃的步法加以美化、合理化，最終變成性的誘惑。

與此同時，對女性而言，未受約束的身體被視為道德放蕩的象征，過于松弛的身體反映了放縱的道德。中國古代對女子“笑不露齒，行不動裙”的要求，既是針對身體的，更是一種道德戒律。西方學者也發現，“衣服不僅能傳遞被解碼的信息，它實際上也有助于通過影響身體的運動塑造性格”；比如19世紀歐洲婦女的緊身褡（straight-laced），這個當時具有身體和道德雙重意義的詞，今天已僅有道德含義（“舉止嚴謹”）。

這樣，女人離奔跑越來越遠，離自己真實的身體越來越遠，也離自己真實的欲望越來越遠。欲望和身體一樣，在一重一重的束縛下，慢慢郁結、萎縮。奔跑的姿態和奔跑中身體的愉悅，被深深地壓制下去，并且逐漸被遺忘、被塵封。

狂奔聽從于某種突如其來、不為人知的欲望，這種欲望在身體最深處召喚——如同遙遠的曠野在召喚，如同多年前深深埋藏的秘密在召喚，如同火山在地底下沸騰，熱度傳達地表；身體最原始的動物性、肉欲、激情因此而勃發。狂奔源于一種本能：一種無法遏止的莫名沖動，一種奔騰不止的奇特激情。這種欲望的沖動和身體的激情以一種特有的節奏沖擊著一重一重的枷鎖，跨越著一重一重的隔離帶。肉體的急速沖擊，撞碎了思想的固有邏輯和路線，以致無法再維持其全部功能，“它脫離了自己的記憶、自己的意向、自己最根深蒂固的觀念，從而脫離了自身，脫離了肉體中所有穩定的因素，而聽命于變化無常的神經纖維”。6狂奔的速度和身體在這一瞬間的強大沖擊力，足以甩掉慣性十足的條條框框，甩掉捆綁身體的一道道繩索，更無法顧及所謂真理、理性、道德。而女性，她們那據稱“沒有規矩”的身體，那被幽禁、被妥善保存、被完整如初地冷藏于“黑暗大陸”的身體，那在底層仍然沸騰著的身體，在狂奔的剎那徹底敞開。傳統中一個行為端正的正常女人應該具有的“神圣的沉靜”被狂奔洞穿。

女性狂奔的直接動力或許來自某種熱能。冰封的情欲一旦解凍，灼燒的內熱遍及全身，陷入“危險”的興奮和迸發狀態；如果身體仍然被死死束縛，體內的熱量無法散發，高揚的亢奮受到壓力，那么，精神的爆炸會引發超常的運動，包括狂奔、大聲尖叫等——常常被歸為“歇斯底里”癥狀：“歇斯底里”源自希臘詞hystera，意思是“子宮”，古典醫學認為歇斯底里癥是由子宮閑置引起的；后來，作為一種生理狀態的閑散子宮又慢慢與作為一種道德現象的懶散人有了關聯；最終，人們認為女性體內“蘊藏了過多的性能量”。7（據福柯考證，醫學界一直視瘋癲之一的“歇斯底里”為一種婦女疾病，并且使這一概念成了女性“各種不切實際的想法的容器”）。

皮膚下面身體是家過熱的工廠，/外面，/從每一個脹開的毛孔，/病人閃閃發光，/熠熠生輝。8

狂奔事實上是燃燒的同義詞。或者說代表著女性身體活動的兩個相反相成的側面：燃燒產生能量，狂奔消耗能量。也因此，狂奔不僅帶有放縱和發泄的無限快感，也必然要付出代價——直接的身體折磨或間接的精神摧殘：身體的疼痛（艾達的斷指）、元氣耗盡后的衰弱、病癥（高燒、肺結核）、血……正如伊利格瑞一針見血指出的：“女人無法把她們的瘋狂用語言表達出來，她們只能直接在身體上遭受折磨。”9；被世人唾罵，被親人疏離，被家庭擯棄，永遠背上“巫婆”、“蕩婦”、“妖女”、“瘋女人”（《簡·愛》中隱匿于閣樓的瘋女人就有著驚人的奔跑速度，以致簡·愛一直以為自己眼花或做噩夢）的惡名。

這也許是所有女性狂奔者的必然命運。盡管如此，她們仍然要說，“事實上，她通過身體將自己的想法物質化了，她用自己的肉體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說，她在銘刻自己所說的話，因為她不否認自己的內驅力在講話中難以駕馭并充滿激情的作用。”從這個角度看，婦女狂奔史應該是另一種形式的婦女史，是婦女用自己特殊的話語方式寫成的隱秘之書，是“她們用身體的唯一話語刻畫出一部急速旋轉無限廣大的歷史，這部歷史如離弦之箭正跳出整個男人的歷史。”10

奇異的是，女性狂奔這種方式有其獨特的能量運轉。從簡單的生理學層面上看，奔跑顯然是耗散式的，它消耗身體能量——使體內躁動不安、蓬勃生長的欲望和激情，通過激烈的身體動作和外溢的體液（汗水）發散出去；但是，在更深的層次上，奔跑似乎“不僅沒有在傳達自身的力量時逐漸損耗，而且能把其他的力量卷進來，并從其他力量那里吸取新的活力”。11在這個意義上，奔跑更類似現代工業中機器的運轉：它消耗，卻生產更多；從而接近德勒茲和伽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欲望生產”（Desiring-Production）。所以西克蘇才會毫不畏懼地說：“我們暴烈，屬于我們自己的東西從我們身上迸發出來，而我們卻絲毫不怕削弱自己。”事實上，奔跑有可能使我們自己更強壯。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漫長的歷史中，奔跑一直是女性的禁忌——不僅因為它公開表達了女性不被容許的欲望，而且因為它生產和催發了女性更豐富、更強大、更恣肆的欲望。

在有著嚴格道德規范的19世紀，緘口不語的艾達怎樣使電影《鋼琴課》12激情澎湃？除了鋼琴/音樂之外，身體本身將上演怎樣的戲劇？電影前半部分的艾達幾乎沒有身體動作——手指細微的彈奏動作和琴聲在空中的飛舞，暗示并取代了艾達可以看見的全部身體活動；在波濤洶涌、奔騰不息的海邊，艾達藏起了身體（黑色曳地長裙捂得嚴嚴實實）、也藏起了聲音，湮滅了自己內心真正的欲望和記憶，靜默成了一座雕像。但是這座雕像卻一點一點復蘇了——貝恩斯用鋼琴換取了艾達身體和欲望的敞開；艾達僵硬、冰冷、抗拒的身體逐漸出現戰栗、慌亂（她彈奏的曲子也從優美舒緩變得熱情奔放、動人心魄）；變得越來越柔軟而溫暖，她“提起裙子”，在無人的山野和叢林中奔跑，飛快地奔跑。這奔跑成了整個故事和艾達整個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轉折。

艾達正吃午飯。她把一小塊面包放入嘴中，反復咀嚼，味同嚼蠟。她轉動叉子，仿佛在空氣中寫信似的。然后走到鋼琴旁，輕輕撫弄琴鍵，就像貝恩斯愛撫她脖頸的動作一樣。她又彈起了自己編的那首浪漫曲。艾達的目光投向門口。停下演奏，手指按在唇邊，有那么一會兒一動也不動。突然，她站起身，提起裙子跑上小山坡……

這次，她跑向了貝恩斯的懷抱，并開始有了激烈的身體動作和強烈的愛欲。在家里，艾達也變了，她穿著睡衣，“長長的頭發披散著”（很多時候，披散的頭發象征著自由的身體和無拘無束的欲望），“在屋里跑來跑去”，和跳來跳去的女兒嬉戲。這還不夠，艾達在森林里“高高拎起裙子，在山間奔跑”。

然而，艾達的奔跑不可能是無拘無束、隨心所欲的；她受著限制，并充滿禁忌，這明顯地阻礙了她的腳步移動，滯緩著她的身體速度，進而，也削弱了她奔馳的沖擊力。如果說我們在她的奔跑中看到了她蘇醒的身體，那么，我們也必然會感受到這種奔跑背后的阻力：一是她的服裝，“被束腰的緊身胸衣箍著，穿上用細骨架撐起來的鐘式裙和襯褲”，這就注定“她的動作必然和我們不一樣”，優美的姿勢需要“忍耐”，需要克制（克制某種激情、沖動以及由此帶動的大幅度身體動作），還需要吃苦，以身體被禁錮的痛苦來提醒和告誡自己堅守本分、不可逾矩，同時以這種懲罰性的束縛來再次暗示女性身體的墮落本性，這就使奔跑變得無比艱難。但是，貝恩斯解除了這種外在禁制，他以一個琴鍵換取一件衣服的脫落，事實上也換取了一重束縛的解除，最后，當所有的衣服都被脫掉，艾達在重重壓制下沉默蟄伏的欲望，終將不可遏制地蓬勃生長，欲望將重新在她體內涌動不息，迫使她以奔跑的方式來緩解和部分釋放。二是以她的丈夫為代表的世俗道德所加諸她身上的種種拘囿。丈夫斯圖爾特不讓她彈琴，艾達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在聲音中（在內心深處）的奔跑和飛翔——被粗暴地剝奪；在發現她因為和貝恩斯的激情歡愛而快樂地在森林中奔跑時，斯圖爾特憤怒地追上她，“攬住她的腰，抱住她，把她拽過來”；為了阻止她奔跑的身體和身體內不受控制的情欲，斯圖爾特用木板將每扇窗戶釘死；但有些東西是無法堵塞的，夢游的艾達在黑夜中以“巨大的音樂聲”、“激情洋溢的樂曲”、“越來越奔放的彈奏”吵醒了丈夫，公開表達了自己被壓抑的欲望和對壓抑的反抗，丈夫終于卸下了窗戶上的木板；解禁后的艾達再次向貝恩斯示愛，被激怒的斯圖爾特舉起斧頭，剁下了妻子的食指——這再次印證了女性狂奔的悲劇性結果，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會導致一種男性暴力，而女性付出的是血和身體的殘缺，甚至死亡。然而欲望一旦生長，沒有什么可以阻擋，即使是艾達自己也無能為力：“我懼怕自己的欲望”。斯圖爾特也終于明白：就算控制了艾達的軀殼，也永遠無法把握她的身體和欲望；他可以傷害她的身體，甚至毀滅她的身體，就是無法主宰它。

卡米爾·克洛岱爾(CamilleClaudel，1864-1943)13，選擇了最男性化的藝術——雕塑，公然宣稱羅丹是她的情人，并在作品中強調表現被視為禁區的女性的情欲，用石頭等堅硬冰冷的材質淋漓盡致地傳達出皮膚下面那種無法控制的柔軟肉體和熾熱激情。因此被家人和羅丹以及整個巴黎藝術界拋棄，在“瘋人院”度過了后半生。

羅丹的情人，保羅·克洛岱爾的姐姐，兩個男人中間的幽靈……“給人以靈感的女人、模特兒、姐姐，兩個偉大的天才的女仆”——這些遮蔽和掩蓋了卡米爾身上更重要的光芒——一個創造了一種無與倫比的藝術形式的女性雕塑家。這個桀驁不馴，永遠學不會循規蹈矩的女人，這個永遠喜歡漫無邊際地狂奔，而不是安安穩穩地沿著既定路線行走的女人，這個永遠只聽從自己內心的呼喚，只回應遙遠曠野的原始的呼喚的女人！卡米爾的一生都在狂奔，也許因為她知道自己可以經過的時間只有別人的一半——她的另一半人生將寸步難行，被那件束縛瘋子的緊身衣牢牢捆住。

一切從第一次狂奔開始。一切也在第一次狂奔中注定。卡米爾喜歡在山岡原野上奔跑，特別是雷電交加、狂風呼嘯的夜晚（內心的風暴與外在的自然風暴遙相呼應）。她濃密的棕紅色頭發披散著，“毫不在乎路旁張牙舞爪的樹叢，在她熟悉的小路上快速奔跑起來，她的步伐堅定有力……”。迎風狂奔讓她感到一種征服一切的快感：

她開始大聲喊叫，她真想永遠這樣喊下去、排出那種無法估量的欲望；她真想無法無天地放蕩一番，她向尚希山岡跑過去。（8頁）

她那頭總是亂蓬蓬、從來不能把發髻保持原狀半小時以上的松散長發，使她看上去似乎永遠處于狂奔狀態，就像她的心，從來沒有安分守己的時候。（“他隱約看見了從她發髻后披散下來的一頭密發。他從未在任何女人身上看見過這種天性的背叛…那些小發綹如同點點鬼火在飄動”343）。

同樣是夜晚，同樣是雷電交加的暴風雨的夜晚，卡米爾體內像暴風雨一樣激蕩的情欲再次膨脹，她開始了第二次至關重要的狂奔——這次不是在原野，是在巴黎的街道上。

卡米爾在大街上奔跑……卡米爾不時撞在行人身上。她在奔跑。這是一位年輕的姑娘，任何力量也無法使她停下來。這個脾氣暴躁的女人，隨著頭發甩動的節奏向前跑。

卡米爾沿著馬路奔跑。夜幕開始降臨。然而，秋天像一只熟透了的水果，一碰就破。她感到渾身發熱，她希望他在那兒。（136頁）

有什么東西在她身體里面燃燒，那火焰燒毀了她的全部理智和意志。在雕塑室里，在羅丹身邊，“她感到自己的小腹在發熱，她渴望著……”，“她已身不由己，感到渾身發癢難熬”，身上的一切，都成為難以忍受的束縛，“這件過于沉重的大衣，這些襯裙、羊毛襪，還有壓抑兩只乳房的胸罩”。這團烈火也第一次熔化了羅丹的整個身心，讓他深深陶醉，也讓他感到自己“在這個女人面前處于危險之中”。卡米爾野馬奔騰般的欲望具有決定性的力量，帶著一種沖決而出的潮水般的席卷性，羅丹的“一雙手臂無法阻擋住這股沖得他暈頭轉向的急流”，這讓他震動和恐懼。奔跑的女人是力大無窮的，她有一種巫術般從原野召喚來的奇特魔力；奔跑的女人因而也是危險的，因為這種力量是男人永遠不知道也無法進入的。

這個夜晚的狂奔對卡米爾來說是一種脫胎換骨。“她懂得了女人肉體里的智慧”，“她是一個在夜間行走的女人，知道該往哪兒去的自由自在的女人。”她統治一切，占有了一個男人。

但卡米爾發現自己其實只是“羅丹的工人、模特、靈感的啟示者和女伴”，她為自己工作得不夠，她棲居在羅丹的陰影中，永遠不可能獨立。卡米爾在絕望中全身心投入雕塑中，在那件以她自己的身體為模特的杰作中，“她的迅速有力使他感到震驚，大膽的姿勢使他心緒紛亂”，卡米爾那種使人產生肉欲的雕塑才華讓世人受不了，也讓羅丹感到害怕，因為在凝固的石像下面，沒有人可以假裝看不見那狂奔歡呼的欲望。

但卡米爾的成功只是招來了“仇恨、嫉妒、誹謗、沉默或者冷淡”，人們懷疑她只是在模仿羅丹，甚至懷疑是羅丹替她做的。卡米爾的大膽僭越和挑釁，終于讓她一步一步付出了代價：羅丹的背叛，世人的白眼，藝術之路越走越狹窄，精神壓力越來越大，瀕臨崩潰邊緣——最致命的一擊是，流產使她失去了一生中唯一的孩子。羅丹對卡米爾作品的公然剽竊，徹底打消了她最后一絲眷戀，她感到了從心底升起的陣陣寒意——她和她的胸像一樣，被放在展覽的出口處，在太陽下暴曬、落滿灰塵，“黑壓壓的人群將它踩得粉碎”，這是所有女性狂奔者的必然命運：眾叛親離，一無所有。

現在，她開始奔跑。她跑過灼熱的馬路，穿過大街。她跌倒了，又爬起來。快跑！快跑！……“一個女瘋子1”“一個流浪女人！”

快跑！快跑！（368頁）

她踉踉蹌蹌跑了一段路。女瘋子？她穿過大街，又踏上蜿蜒曲折的小路。她披頭散發，精神不振……我奔跑不止。我發狂了。這座在她記憶之中的瞎眼城市……現在，這條腿流血不止。我上氣不接下氣。我向前奔去。我的喉嚨。痛苦。她已經精疲力竭。心里難受……暴風雨啊！火的夜晚啊！被社會排斥的女人！（428頁）

卡米爾最后一次在這個城市奔跑。一種絕望的恐懼使她永遠處于防御狀態。在這個只有傷害、沒有寬容和愛的世界里，一個狂奔的女人注定永遠是一個陌生的女人，一個一閃而過、卻無法停駐的異鄉客，“好象一個四處漂泊的公主——哪兒是她的王國？她從哪兒來？”卡米爾砸碎了自己雕塑室里所有的作品，脫掉了所有的衣服（徹底解除所有的束縛）；這個一絲不掛（因而也是無所顧忌，無所畏懼的）、一言不發的可怕女人，終于被嚴密地封鎖起來。“一件束縛瘋子的緊身衣已經用得不能再用了”。奔跑被嚴厲地禁止，她只能在幾平方米的牢房里來回走動；瘋人院還剝奪了她說話的權力，現在，她“一沒武器，二沒詭計，三沒偽裝。僅有赤手空拳，別無其它。他們拿走了一切。”甚至公布正式命令：不允許拜訪克洛岱爾小姐，有關她的消息不予公布。最后，連她死后埋葬的墓地都被征用，不存在了。這個狂奔的女人被徹底抹去，但那些狂奔過的痕跡呢？

奧菲莉亞頭帶花環在水邊奔跑：她對哈姆雷特的愛情被父親之死壓制住，也被情人的懷疑、推搪、延宕所懸置——不合時宜、不被祝福的愛情像地下奔騰的熔巖，無法控制，卻必須死死壓抑；奔跑的奧菲莉亞在水中沉沒，就像人世對她的懲罰（據說她瘋了），又像上天對她的解脫（讓女性回到作為“經血、乳汁、眼淚的有機象征”的婦女之流體——水中）。

莎拉繼承了奧菲莉亞式的“瘋女人”傳統。她謊稱被情人拋棄，甘愿遭受周圍的白眼，卻只是為了對維多利亞時期的清規戒律（特別是對女性的苛刻規定）做一次故意挑釁，她常常跑到最遠的海堤上，讓自己的身體像不羈而狂猛的海風那樣自由；去海邊被禁止后，她又在人跡罕至的山谷里一次次奔跑，跑累了，就在草地上安然入睡——在她黑色的裹得嚴嚴實實的長裙下面，在她低眉順眼、一心懺悔的恭敬外表下，如果沒有這山野海濱的奔跑，我們怎么可能看到她那活生生的身體，活生生的欲望，和飛揚恣肆的心呢？（《法國中尉的女人》）

對王子一見鐘情的小人魚，以自己甜美的聲音為代價，在女巫那里，把魚尾換成了可以行走和奔跑的美麗雙腿。但這種愛情因為失聲，無法向對方表白；王子愛上了一個公主。而小人魚在陸上的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痛得錐心刺骨。在最后一晚的舞會上，小人魚輕盈曼妙的飛舞，是絕望的奔跑；她純潔而熾熱的愛情、她無法回頭的夢想、她不為人知的激情和欲望，最終，是她整個的身體，都將化為泡沫，消失得無影無蹤。

凱瑟琳和希思克利夫的愛情像他們喜歡奔跑的荒原一樣原始、蠻荒而狂猛。當凱瑟琳改變了自己“野姑娘”的衣著舉止，放棄自己在呼嘯山莊里外自由奔跑的生活習慣，試圖進入畫眉山莊的體面生活，她那在荒原里縱情奔跑所積聚的激情，內心被壓抑的激情，成了一種危險而兇野的力量，一種破壞性的激情，最終，毀掉了自己，毀掉了愛人，也毀掉了平靜的畫眉山莊——也許我們可以說，甚至連作者艾米莉·勃朗特被早期評論家指責的“太狂野、充滿太多可怕的激情”也應該緣自于她在約克郡荒原上的一次次奔跑。（《呼嘯山莊》）

現在，讓我們回到羅拉。羅拉的身體像一道閃電，劃開了灰色都市晦暗乏味的外部，顯露出完全不同的內在。她的紅色短發，凌亂恣肆，向各個方向張揚著，和她奔跑的身體一樣不羈；她纖瘦，但身體里的火焰旺盛熾熱，仿佛隨時會溢出肌膚，點燃周圍的一切——一種力量在她體內奔突，迫使她以肢體的飛速運動疏導和消耗這些四處亂串、無法遏制的欲望之流；羅拉的背心T恤、長褲，是隱藏或模糊性別的（中性化的打扮），但同時又是暴露和強化性別的（更多裸露的身體）。羅拉的奇特在于，她的某種叛逆性恰恰交織著時尚感；她的反常規暗合著當今的某種規則；她的姿勢源于身體之外的因素（異性、金錢、危機），但最終回到了自己，回到了自己內部潛伏多年的欲望。

顯然，羅拉比起她之前的女性奔跑者要徹底得多。她有著自由的、沒有束縛的身體；她有著堅毅的、公之于眾的面孔；她還有一種頗具破壞性和摧毀力的高聲尖叫（她父親的空間因此四分五裂）；更重要的是，她可以演示所有的可能性——她的時間之河可以倒退重流，她因此而使一條有頭有尾的線，變成了迂回曲折、反復纏繞、無頭無尾（或多頭多尾）的一團亂麻——在一個時間里，她可以活不止一次。這恰恰顯示了狂奔和行走的最大區別：狂奔是隨心所欲的，它沒有方向，也沒有一個外在于自己的目的地——它唯一的目的地僅僅是自己的身體、自己的欲望；而行走是循規蹈矩的，它安分守己地沿著既定路線、向著既定目標前行；因此，如果行走是一條線，那么狂奔就是扯出了好多個長短不一的線頭。一個女人假使不愿像男人那樣、按男性的規矩在大地上行走，她只能用這種在路線、速度、姿態等各方面都有旁逸和改造的方式，像在水里游泳或在空中飛翔那樣，在大地上奔跑。（按照競走的規則，兩腳不能同時離地（騰空），否則就是跑。）

羅拉的狂奔既是漫長的女性狂奔史的一個延續，一個總結，也是一種突破，一種上升和一種飛躍。在我們回顧的眾多女性中，狂奔都是在自然界（山上、海邊、原野等）、在沒有人群（因而最終仍不得不局囿于某種私人性質，不具備更廣泛意義上的公共性——這種沖擊力當然是有限的）的狀態下完成的，讓自然的身體和自然的欲望在自然的空間中相互呼應，嚴格來說，這只是一種回歸——為了逃離社會加諸于身體之上的種種反自然的約束而回到自然、回復原始的沒有人工痕跡的狀態，這使狂奔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種動物性——奔跑的女性因此類似于麋鹿、獵豹或母狼。但這種回歸是遠遠不夠的。從這個角度看，羅拉的在城市、在街道、在人群中的奔跑顯然有更積極的意義。她把這種私人性的身體行為暴露于公眾的目光之下，她公開展示自己的欲望，以無序的狂奔擾亂這個井井有條的有序社會機制（她在奔跑中撞到了不少路人從而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她甚至改變了正常的時間流動），這樣，奔跑這種行為與行為空間形成了尖銳的沖突（而不是之前的諧和）。羅拉在都市街道上的奔跑穿越了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的界限，自然、非理性（通常與女性有關）和社會、理性（通常和男性相關）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婦女有權在街上跑步而不受男人的干涉，這是一種政治權利，是她們可以在公共領域自由運作的權利”14。在另一個側面，羅拉的奔跑也有效地回擊了這樣一種說法：即女性最容易遭受城市空間的性威脅，城市對女人來說意味著更多的新的危險和誘惑，比如“迷戀不悟、誘拐劫持、道德淪喪”等，因此，女人最好呆在家里（弗洛伊德認為，這種“恐曠癥”實際上是對性引誘的恐懼和對陌生人激發的里比多興趣的壓抑）；羅拉至少讓我們知道，現在城市完全可以成為女性自由馳騁的空間，沒有什么可以阻止她前進的腳步——父親也不能（與父親相關的三個情節或許是最具有反諷意義的）。

就此而言，羅拉狂奔的終點，正是女性歷史的新起點。

1《疾走羅拉》(LolaRun)，TomTykwer導演，德國，1998年。

2《希臘神話故事》，賽寧等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92-94頁。

3《女性的人體形象》，蘇珊·布朗米勒，選自《社會性別研究選譯》，王政、杜芳琴主編，三聯書店，1998年，111-112頁。

4《女性肉體》，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選自《見證與愉悅》，黃燦然編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297頁。

5《規訓與懲罰》，米歇爾·福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三聯書店，1999年，153-156頁。

6《瘋癲與文明》，米歇爾·福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三聯書店，1999年，84頁。

7《身體與社會》，布萊恩·特納著，馬海良、趙國新譯，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年，175頁。

8《反俄狄浦斯：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癥》，吉爾·德勒茲、費利克斯·伽塔里著，王廣州譯，選自《后現代性的哲學話語》，汪民安等編，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38頁。

9《“空白之頁”與女性創造力問題》，蘇珊·格巴，選自《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張京媛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171頁。

10《美杜莎的笑聲》，埃萊娜·西蘇，選自《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195頁，202頁。

11《瘋癲與文明》，82頁。

12電影《鋼琴課》，簡·坎皮恩導演，曾獲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和奧斯卡獎，劇本《鋼琴課》經加列娜·克拉斯諾娃編譯記錄，蔡小松譯，《世界電影》1996年第6期。

13以下引文均引自《一個女人》，安娜·德爾貝著，嚴華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

14《身體與社會》，2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