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基本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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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大領域，各領域都反映社會的不同方面，含有各自的內容。關于政治領域，我覺得恩格斯的一段話很能說明。他說：“在全部紛繁和復雜的政治斗爭中，問題的中心始終是社會階級的社會和政治的統治，即舊的階級要保持統治，新興的階級要爭得統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40頁）這就是說，在階級社會中，只有掌握統治權，才能按照一定階級或集團的利益整合社會，協調矛盾，穩定秩序，促進發展。因此，如何奪取統治權，建立什么樣的統治權，如何維持統治權，對現有統治權的態度等就成為政治領域的核心問題。從一定意義講，政治思想的根本目的，也就是為各階級或集團實現上述目標“出謀獻策”。這種“謀”或“策”，可因民族、時代的不同而不同，也可因階級、集團的不同而相異。由于各種思維方式的不同，也可能表現為不同形式，如理性的，科學的；抽象的，實踐的，等。
西方政治思想的誕生地是古代的希臘。由于受希臘文化，特別是哲學思想的影響，希臘政治思想從開始時起就是以探索社會政治秩序建立的基礎為出發點，研究社會政治秩序產生的根源和性質就成為西方政治思想的傳統特點之一。這種抽象的理論的思維模式，從回答為什么和是什么入手的政治觀，在西方一直沿續到十九世紀才有所改變。
西方政治思想史可以說是多元演變型的。從橫向看，他在各個歷史時期基本都是派別林立，諸家雜陳；從豎向看，他則是經歷了不同的政治觀的演變。綜觀西方政治思想史，我認為大體經歷了：自然政治觀、神學政治觀和權利政治觀幾個階段。各種政治觀并不是只存在于某一時期，而只是反映某一時期的典型政治觀。
自然政治觀是古代希臘、羅馬時期的基本政治觀。古代希臘是西方政治思想的發源地，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時期。希臘從一開始，就形成神人分治的二元格局。就是說人們按照人類世界的結構又創造出一個神的世界，而且二者各自獨立存在，互不干擾。思想家們很早就開始探索宇宙的本源和規律，以后又發展到探索社會、國家的本源和規律，政治秩序建立的原因。他們的基本答案大體都認為政治秩序是由于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就是說，無論認為社會、城邦的產生是由于社會分工的需要（如柏拉圖）或是社會發展的結果（如亞里斯多德）他們都是把政治秩序的建立看成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需要。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自然而形成的。
羅馬是一個務實的民族。他的思想觀點包括政治思想基本是接受了希臘的思想用于羅馬實際。有人說西賽羅是“希臘化的拉丁人”是將希臘文化傳入后世的“中介”是有道理的。羅馬人除提出共和國思想外，其他思想遠遠不如法律思想之發達和對后世影響之大。
作為自然政治觀的另一體現就是關于自然法思想。早在希臘古代自然哲學時，就提出“邏各斯”思想，要探索事物的規律。這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萌芽。到希臘化和羅馬時期，形成了系統的自然法思想。就是人能夠通過理性認識自然、社會的發展規律（法則）。這種思想成為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觀點而延續到后世。
人們把西方古代政治觀歸結為倫理政治觀、整體政治觀、自然政治觀等，我們也曾這樣提法。我認為這也反映了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特色，都是可以的。但為了使歸納古代、中世紀、近代政治觀都統一于政治秩序建立的來源，故用自然政治觀。
基督教神學政治觀是西方中世紀的基本政治觀。自從日耳曼人滅亡羅馬之后，入主西歐大陸。從此歐洲開始進入中世紀。當時存在著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的并存和融合。但產生于羅馬后期的基督教神學，隨著基督教勢力的擴大，卻發展成為人們觀察一切問題的根據，一切意識形態的形式都從屬于他。當然政治思想也不例外。無論是維護教權的思想，還是維護俗權的思想，都是從圣經中或基督教的歷史上尋找依據。甚至于“一般針對封建制度發出的一切攻擊必然首先就是對教會的攻擊，而一切革命的社會政治理論大體上必然同時就是神學異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401頁〗
需要提出的是，盡管神學世界觀籠罩了西方中世紀，但是我們也應看到，遠自古代流傳下來的政治思想傳統，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也都以不同的形式保存下來。這是值得我們挖掘和研究的。
權利政治觀是西方近、現代的基本政治觀。這個政治觀基本是從十五、六世紀開始，而形成于十七、八世紀，一直發展到現在。
權利觀念在西方產生于古代的希臘羅馬，特別是羅馬法時期。然而作為一種政治秩序產生的基礎的觀念則是近代的事。
還在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們就開始用“人的眼光”觀察社會、觀察國家。后來，更進一步與權利結合起來，提出“天賦人權”觀念。就是說，每一個平等的個人，都具有與生俱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人們為了維護這種個人的權利，才組成政治社會，建立政治秩序。這種觀點，就是權利政治觀。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代替教條和神權的是人權，代替教會的是國家。以前，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是由教會批準的，因此曾被認為是教會和教條所創造的。而現在這些關系則被認為是以權利為根據并由國家創造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46頁〗因此，“權利和權力”問題，即如何運用公共權力實現、保護人的天賦權利問題就成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中心問題。
權利政治觀是西方近、現代政治思想的主流。但是，由于歷史的發展和演變，這種政治觀也經歷了三個階段，我們歸結為：oughttobe;tobe;willbe即“應然”、“實然”和“將然”。
十七、八世紀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是“應然”階段。這時，各階級、階層或集團的先進思想家紛紛指責、揭露封建制度和專制主義是“毀滅”、“摧殘”人性的制度，是不符合理性要求的。從而提出各種取代封建社會的符合理性要求的理想制度。在他們看來，人們應該在理性（自然法）的指引下，通過協議（契約）重新建立一個能夠保護個人“天賦權利”的外部力量政治體（國家）。雖然每個思想家關于人權的內容不完全相同，但大體上包括了生命、財產、自由、幸福和安全，都把保護個人財產權看成首要的權利。雖然每個思想家設想的政治體的形式各不相同，但大體上都提出了民主和法治的主張。
這時的先進思想家們的目的是在于反對封建神學所宣揚的啟示和專制制度，排除外界所加給人們繁重的枷鎖，強調人的內在力量，從而引申出人的天賦的權利（自然權利），重新構建社會。然而他們卻不顧歷史的發展變化，而把“人性”和“人權”說成是“永遠和到處同一的”抽象物。同時他們也是從抽象的推理出發，把市民社會看成是個人活動的園地，國家是通過協議（契約）而結成的公民個人聯合體，把自己所設想的政治體的形式看成唯一合乎理性的組織。
十九世紀直到二十世紀前期，是“實然”階段。這時，西方主要國家都先后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了近代的國家，許多國家也開始實現“產業革命”，向工業化過渡。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日益暴露出來。“理性的王國”并不理想，特別是對廣大勞動群眾，并未帶來“人權”的許諾，得到“幸福”。這時在政治思想上明顯地出現了分野和對立。
居于主流地位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們，開始擺脫了“理想”，面對現實，從理性主義轉向實證主義、實用主義。為了更加鞏固和完善已建立起的政權，在十九世紀時主要是提出各種改革方案，為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而出謀獻策；而進入二十世紀后，隨著政治制度的日趨完善，政府對經濟干預的加強，研究和規范政府行為成為政治思想的主題。這個時期，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已是論證現實的合理性，已從探討國家應該是怎樣（應然）變為說明現實政權“是”（實然）怎樣以及現政權應如何運作問題。為了緩和矛盾、穩定秩序，“秩序”和“安全”已成為主要口號。
另一方面，作為資產階級對立面的無產階級業已逐步由自在的階級變為自為的階級。在思想上他們不僅批判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要求建立一個更為美好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甚至要求用暴力推翻現政權，建立自己的政權。最后，終于建立起無產階級的科學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他為無產階級提出了完整的實現自身以及全人類徹底解放的科學理論。后來，列寧更進一步結合世界新發展和俄國的情況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立了列寧主義。
西方政治思想發展的新階段是“實然”向“將然”轉變的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世界有了急遽發展，世界格局有了新的變化。西方世界在經濟上有了新的進展，走進了所謂“第二個黃金時代”實現了所謂工業化或現代化時代。科學技術有了突飛猛進，出現了許多新的科學領域。特別是電子計算機的發展，更促使社會逐漸走向知識經濟時代，影響著人們生產、生活方式。政治上人們對法西斯的統治深惡痛絕，民主化已成為世界潮流；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和民族國家的形成，震撼著并影響著西方國家，同時也遏制了美國的霸權主義。與此同時，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痼疾不僅未能消失，而且隨著社會的進展愈演愈烈，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和矛盾。
在這種局面下，西方政治思想更是派別林立，花樣繁多，表現許多新的特點。但總的方向不外兩個方面。一方面仍以維護和發展現存政權的思想為主。無論各種政治思想流派的理論基礎是什么，但這時已完成了由“描述型研究”向“干預型研究”的過渡。就是說各種派別無不是為政府的國內、國際政策出謀劃策。或提供某種理論模式，或對現實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提供某種設想和對策。另一方面，有的派別和思想家，開始揭露并批判現代社會的各種弊端。同時，他們提出西方社會已進入“后工業化社會”或“后現代社會”。據此，原來的社會構成和組織已不能適應要求，有的甚至認為原有的社會已然“解構”，需重新建構。從而提出一套各自的“將然”的設想。必須指出的是，從根本上說，這些“設想”仍然沒有離開西方政治思想的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