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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世界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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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世界戰略

          [內容提要]“科索沃危機”絕不是一個局部地區的孤立事件,它和其他一些正在發生的國際事件一起,急劇改變整個國際政治的重心與大局所在。北約在冷戰之后不但繼續存在而且不斷擴張,一方面是西歐強國對俄羅斯的安全焦慮并未緩解,另一方面則是美國節制歐洲并試圖擺脫越來越不聽話的聯合國的一種戰略構想。北約在巴爾干的軍事行動既是擠壓和圍堵俄羅斯的整體步驟之一,也有打開通道擴張歐元的經濟企圖。從美國的全球戰略看,它正在西線和東線同時行動,中國必須對自己的未來安全引起高度重視。

          [關鍵詞]科索沃北約世界戰略中國安全

          數年以前,正是倡導“民主和平論”(其基本假定是“民主國家”不互相打仗)的美國國際政治學者卡爾·多伊奇曾經有這樣的驚人之語:“假設人類文明在今后30年內毀滅,其原因將不是饑饉或瘟疫,而是外交政策和國際關系。”“由于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意識形態工具及其戰爭武器,民族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成為國際沖突媒介體的危險,孕育著使這種沖突升級從而導致相互摧毀和共同滅絕的潛在可能。”[1]的確,戰爭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對自身安全的憂慮,這種憂慮由于資源稀缺這一無法克服的矛盾而永久存在。

          但直到不久以前,盡管也有局部的動蕩和不安,許多人因為如下的原因已開始沉浸在真正世界合作與和平的夢想之中:對人類共同利益的進一步認識和認同;經濟全球化加深了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生態環境問題的不斷擴大;以及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如互聯網)強化了“地球村”的責任意識和村民觀念等。

          如今,隨著南聯盟戰事的不斷升級,在隨時可能爆發地面戰爭的陰影之中,在北約新戰略的宣言之中,人們才更加痛切地想起“天下并不太平”這個其實一直如此的世界現實。成立50周年的北約第一次動武選擇了南聯盟,其理由阻止“種族清洗”的“人道主義災難”簡單得讓人無法相信,它只能使人們確信北約橫豎都要進入科索沃。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所謂“科索沃危機”,絕不是一個局部地區的孤立事件,它和其他一些正在發生的國際事件一起,已經急劇改變了整個國際政治的重心與大局所在。

          要把握未來走向,我們必須跳出戰局,層層追問:①冷戰已經結束,北約為什么還要存在?并且要擴張?②美國和北約究竟想在南聯盟得到什么?③美國戰略對中國安全的影響?④下一步,世界會走向何方?

          1、北約繼續生存的理由

          北約作為一個軍事集團存在的理由,在冷戰時期十分充分。由于蘇聯解體、華約解散,北約在戰略上失去了對手,面臨著“生存危機”。1990年7月,北約倫敦首腦會議曾提出改造北約,使其從軍事政治組織變為政治軍事組織,從而突出北約的政治職能。但此舉遭到了美國的強烈反對。隨后相繼爆發的一些地區沖突尤其是海灣戰爭和巴爾干地區的民族沖突,為美國要求北約繼續生存打了一支“強心針”。此后,北約逐步著手制定冷戰后的“戰略新概念”。

          對于歐洲國家而言,北約繼續存在仍是出于對強大俄羅斯的擔憂。蘇聯解體后,并未象西方原先預料的那樣迅速向自由市場和民主社會過渡,相反,國內的民族情緒即使在經濟十分低迷的時候也依然濃厚,其僅次于美國的強大軍事力量也基本保存了下來,俄羅斯仍然以大國的姿態說話。由于長時間的對立造成的政治緊張感,這些因素使得歐洲國家無法很快減輕在安全方面的焦慮。

          對美國而言,正面的意圖是在維護集體安全的旗號下,可以繼續保持全球最大的軍事力量,并通過北約東擴和建立和平伙伴關系把中東歐全部納入西方勢力范圍,防止俄羅斯東山再起。反過來看則是擔心一旦北約解散,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存在就喪失了大部分的“合法性基礎”,而這將給美國行使“世界霸權”造成巨大打擊。因為僅從軍事角度說,北約設在歐洲的基地站網就對美國利害攸關。美國想要真正控制波斯灣的石油命脈,其海空軍基地只能依賴歐洲基地。離開了歐洲,美國的兵力投放速度和戰略威懾程度均將大打折扣。而這顯然是美國絕對無法忍受的。

          亨廷頓基于對文明沖突的深深憂慮,曾經懇切地指出,“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美國既不能統治也無法逃避世界。只有避免這些極端的做法,采取與其歐洲伙伴緊密合作的大西洋主義政策,保護和促進它們共同擁有的、獨一無二的文明的利益和價值觀,才能夠最有力地促進美國的利益。”[2]歐洲對此給予了熱烈的響應。我們已經看到,在北約50周年高峰會議上正式通過的九點“華盛頓宣言”中,北約各國首腦要求一個“更強大也更廣泛”的橫跨大西洋的聯盟。這一聯盟“對所有歐洲民主國家開放,與地理位置無關。”北約領導人希望“一個更強大、更廣闊的歐洲大西洋民主社會,一個高舉人權和自由原則的社會,一個對所有人民、思想和貿易開放邊界的社會;一個沒有戰爭的社會。”因此,維持北約并使其擴大,實際上是美國防止歐洲另立門戶、歐洲借助美國緩解安全焦慮,并企圖共同分享世界福利的共同結果。

          但是會對未來產生更重大影響的還在于,在制定21世紀北約新戰略時,美國竭力主張擴大北約的職能,并認為北約對防區外的危機進行軍事干預不一定非要得到聯合國的授權。這次北約空襲南聯盟就是一個醒目的“試驗”,事實證明美國人繞過聯合國的囂張行為并未得到應有的譴責。安南在科索沃問題上的影響完全無法與他在伊拉克核查危機時的作用相提并論。安南的“淡出”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象征:聯合國這個經過半個世紀苦心營建起來的最成功的國際組織,在21世紀很可能因為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抗拒,而失去其在國際安全方面的重大功能。北約可能只是在需要的時候才打出“聯合國”旗幟。

          其實早在1992年,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助理的布熱津斯基就抱怨說,“聯合國和歐洲共同體對前南聯盟的流血沖突長期拿不出對策,這又提醒人民,民族恐懼、懷疑和自私仍嚴重妨礙著這種國際合作的發展。此外,不能低估這種可能性:用不了多久,走向更廣泛合作的進程可能被聯合國的否決票打斷,投否決票的不是俄羅斯政府就是中國政府,它們在某個時刻可能受權力野心的驅使,使聯合國不再在西方領導下保持一致的聲音。這就是為什么加強聯合國的作用可能主要體現在對人類生存至關重要而政治性又較弱的領域。”[3]可見,聯合國不再能被美國徹底操縱,是美國轉而大力扶持北約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由巴爾干危機的處理方式已經可以看出21世紀國際政治發展的部分走向,那就是“歐洲干涉主義”的重新抬頭。這個世界對美國霸權的“綏靖”態度給多極格局的發展蒙上了陰影,美國將把北約變為它建立“單極世界”、推行全球霸權的工具。

          北約肢解南聯盟的戰略圖謀

          科索沃—馬其頓—波黑地區,是歐洲最貧困荒涼的地區之一。高山險峻,地域封閉,交通不便,物產資源極為貧乏,缺乏商業價值;更重要的是,這里宗教對立,民族混雜,居民強悍好斗,素有“歐洲火藥桶”之稱。北約為何在6年的時間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此用兵,直至往火上加油,而且不肯罷休?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科索沃位于巴爾干半島的中部,而巴爾干半島位于歐、亞、非三大洲之間,戰略位置舉足輕重。對北約而言,控制巴爾干,向西可向地中海、北大西洋推進;向南可鞏固“北約南翼”,與它的中東戰略相銜接;向東可在黑海、里海地區,即外高加索和中亞地區滲透、擴張,削弱和排擠俄羅斯的勢力和影響。而對于俄羅斯來說,巴爾干地區被視為“一向是與俄羅斯特殊戰略利益相關的地區”,是俄羅斯進入地中海的出口,從阻止北約東擴和保衛南大門的戰略利益出發,俄羅斯也不會坐視不管。在冷戰時期,這里就曾是東西方兩大軍事集團對峙的前沿陣地。

          美國深知巴爾干的重要性,已把該地區列為“新的優先考慮的重點”。這幾年來,美國采取了多管齊下的措施,力圖建立起巴爾干新秩序。現在巴爾干10國中,有的已是北約成員國;有的已進駐了北約和軍隊;有的已加入北約“和平伙伴關系計劃”。惟獨只有米洛舍維奇領導的南聯盟現政權桀驁不遜,堅持親俄羅斯政策,拒絕與北約合作。科索沃的民族沖突正好給美國和北約的介入提供了“消滅異己”、控制巴爾干的絕好機會。肢解南聯盟或迫使米洛舍維奇投降,就掃清了俄羅斯的外圍陣地,從而對俄羅斯構成了更貼身的擠壓。這是最終消滅俄羅斯的關鍵一步。要不然,美國眼里的“無賴國家”(roguestate)不少,象古巴、利比亞、伊朗、伊拉克、蘇丹等。為何迫不及待地拿南聯盟開刀呢?

          從經濟利益的角度看,北約中的歐洲強國,對此問題如此熱心,除了軍事、政治上可以分享擠壓俄羅斯的好處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不可言傳的原因是企圖通過打通巴爾干走廊在南翼繼而向中亞甚至更廣大的地區擴張其經濟勢力范圍。

          歐洲強國雖然在若干重大問題上依然保持了與美國的一致,但是建設一個統一、強大的并最終自立的歐洲與美國抗衡,仍然是各國的長遠戰略目標。在波蘭、捷克、匈牙利三國加入北約后,歐元在北翼和中路都有了進一步推進的空間,由于西南跨海的動蕩和積弱的非洲暫時缺乏商業上的市場潛力,只有越過科索沃和南聯盟走廊,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站穩腳跟,從而把黑海西岸和多瑙河三角洲變成貨真價實的歐元區,然后跨過黑海和高加索,利用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的宗教政治勢力前出到里海和中亞,與美國及俄羅斯爭霸。一旦歐元前出到里海海岸,則既可進入俄羅斯內陸腹心地帶;又可聯通中亞五國,其政治、經濟、文化意義極其深遠。這才是歐洲政治、經濟、金融的大戰略。單是“這種海河陸的水陸聯運,其距離就比法國地中海經埃及控制的蘇伊士運河到中國廣州的14870千米航線縮短8000千米”。[4]借美國之力耗美元之費為歐洲打開巴爾干通道,他們何樂而不為呢?

          同樣必須看到的是,控制了巴爾干并西進中亞,還有可能支配一個從北非的馬格里布到波斯灣到里海,再到俄國西伯利亞和其遠東地區巨大的油氣地理帶。由于這個巨大的地理帶蘊藏著65%的世界石油儲量和73%的天然氣儲量,被人稱為“石油心臟地帶”。[5]毫無疑問,對于這個對油氣供應高度敏感的世界政治經濟來說,這個地帶無疑是一個生命攸關的地帶。

          有戰略學家擔心,美國此舉要是徹底激怒了俄羅斯,會有引發世界大戰的危險。但從當前的情況看,俄羅斯是口硬手軟,經濟的沼澤地和財政的窘境極大地制約了俄羅斯的情緒。當然,“從全球來說,美國及其盟國承認科索沃(獨立)可能鼓勵從馬來西亞到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區再到庫爾德等地的其它民族獨立運動。庫爾德人一直夢想在伊拉克和土耳其接壤的山區建立自己的國家。”[6]但有了如此巨大的潛在戰略利益,美國和北約寧肯冒很大的風險,也不愿輕言放棄,就容易理解了。

          3、美國戰略與中國未來安全

          有美國學者承認:“美國從來就不是孤立主義者,從它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最初年月起,美國就有著一種積極的對外政策。”[7]美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理念植根于摩根索點醒的權力政治學。隨著本世紀美國越來越明顯地成為全球最有實力的國家,它對世界的支配意識和“責任心”就與日俱增。尤其是二戰以后,美國在世界呼風喚雨的神奇力量讓美國人很快建立起一種信念:“民主、穩定而富裕的西方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去改善全球狀況,以減少發生政治倒退的可能性。”[8]而美國對“世界領導者”地位的眷戀,當然是與領導者能夠在世界范圍內分享紅利和索取資源分不開的。

          大多數美國人對國家的“霸權行徑”高度認同。美國學者羅賽蒂曾經在一本影響很大的國際政治學教科書中告訴學生,美國人的國際政治文化中有三個關鍵命題:①美國清白無罪:美國作為一個民族和國家在世界事務中是“清白無罪”的,也就是說,美國人不認為自己喜歡操縱別人和具有侵略性,美國的舉動都是被迫的。②美國樂善好施:當美國真正開始涉足國外時,美國的行為舉止被認為是“樂善好施”的,他們參與戰爭是為了使這個世界擺脫罪惡并促進所有人的自由和和平。③美國例外論:美國人還有一種命定感相信美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優越性以及使世界基督教化和美國化的必要性。換言之,美國“例外論”意味著上帝是站在美國一邊,美國代表著進步和未來世界最好的社會模式。[9]

          在這樣的文化心理因素下,美國以其特有的“世界警察”的角色體驗和敏感嗅覺來判斷形勢。沒有對手的世界,讓美國空虛。1996年美國國家利益委員會在一份報告中指出,“經過四十年非同小可的、專心致志的遏制蘇聯共產主義擴張之后,我們最近五年內卻在東張西望,彷徨不定。如果這種猶豫再繼續下去的話,就將威脅到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財產,甚至我們的生命。”[10]報告聲稱,現在美國最需要的不是為完成職責而需要的力量,而是有力氣沒處使,需要發現新的用武之地。這一需要使美國對外政策機構瘋狂尋找新目標,以保證美國繼續在世界事務中發揮與冷戰時期相當的作用。事實上,在美國始終不絕于耳的“中國威脅論”就是“尋找”目標以制定戰略的結果。曾有國內學者用“西方與非西方”這一范式來準確闡釋了五個世紀以來國際關系的某種本底背景。[11]并認為西方對非西方產生敵意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對維持西方優勢和控制的幾乎是神經質的擔憂。[12]

          美國一九九八戰略評估報告指出,世界發展“最壞的情況則是,美國的友邦各行其是而不擔負責任,中共改革受挫,國家運轉障礙的情況增加,同時握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蠻橫國家和非國家組織也威脅到民主核心國家的能源供應和基礎設施安全,從而使美國雖有優越的國力,但卻四面楚歌。擁有足夠軍備的敵國將因此威脅美國的利益,并利用美方惟恐蒙受高度傷亡以及本土可能遭到攻擊的心理,來削弱美方投射國力并伸張國家意志的能力。”[13]據此,美國應該推動幾項足以影響其軍力設計和運用的重大工作:

          調整核心結盟,建構核心的國際伙伴關系,并與這些國家共同強化軍力;

          削弱或爭取蠻橫的國家;

          減少國家運轉障礙的影響及其成因。

          鼓勵變遷中的國家改革,使其納入核心。

          可以認為,美國對科索沃采取的軍事行動基本上體現了這個戰略思路。

          沿著美國的戰略思路,我們可以設想,一旦美國在中歐的戰略企圖得逞,俄國控制下的獨聯體進一步被削弱,完成了圍堵俄羅斯的目標之后,北約便將“脫殼而出”,不但中東、而且西亞都將被置于其潛在或明顯的威脅中。

          由此,我們有理由擔心中國的安全境遇。在西南,倍受美國縱容的印度又開始試射中程導彈,而西藏地區作為“21世紀中國的軟肋”[14]一直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在西部新疆,境外勢力煽動伊斯蘭分離分子不時掀起小規模暴力行為;在南部,美國時常挑起東盟數國對我國南海諸島的爭端領域糾紛;在東北,“朝鮮的分裂以及北朝鮮內在的不穩定北朝鮮尋求擁有核能力的努力使形勢變得更加危險構成了朝鮮半島被突然爆發的戰爭吞沒的危險。這場戰爭將把美國也卷進去,并使日本間接地介入。”[15]在東部,近鄰日本出現了明顯的軍國主義抬頭傾向,以“北朝鮮威脅論”為借口主張增加軍費的呼聲甚囂塵上;新當選為東京都知事的“贏派”政客石原慎太郎明目張膽干涉中國內政,言語露骨;而在3月23日,日本國民自衛隊以發現不明間諜船為由,自成立以來首次開火示警,這一具有象征意義的行為令日本右翼勢力欣喜若狂。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是在美國對南聯盟采取軍事行動的同一時期,3月23日,美國眾議院以429票對1票通過一項措施,重申美國承諾加強臺灣的國防。次日,美國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赫爾姆斯和新澤西州議員托里切利提出聯合建議,主張立法加強美國和臺灣的軍事合作,以支持臺灣的防御工事,準許美國向臺灣進一步出售大量先進武器,包括導彈防御系統和尖端空對空導彈。而把臺灣納入其中的“戰區導彈防御系統”也在積極運作之中。甚至連美國人突然熱情地重開“入關談判”,用總統和國會演戲的方式謀求中國的更大讓步,都可能隱藏著巨大的陷阱。可見,美國正在加緊實施其全球戰略,在西線圍堵俄羅斯的同時,也在加緊對中國的合圍。

          美國武力干涉南聯盟的一個主要動機,就是試圖開創先例,以“保護”人權、當地族裔或少數民族的自決權為借口,賦予北約以武力干涉其他主權國家內政、分裂其他主權國家領土的“合法”權力。“科索沃模式”擴大化或普適化,其實是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對未來的最深切擔憂。我們隱約看到了美國所設想的二十一世紀的藍圖。在這個藍圖中,美國統領著歐洲盟友,通過強大的軍備對于非西方的大國大力打壓,行光大人權、自由和民主等價值口號之虛,干資源掠奪和市場重組之實,構建美國中心的世界霸權。實際上,這幅藍圖早已由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和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草繪出來了。很顯然,美國戰略家們早就認識到了,新的世紀世界貧富沖突將更加劇烈,資源供求的矛盾會更加突出,美國統治地位將遭到來自歐洲和亞洲挑戰。與其到時被動,不如趁對手立足未穩,先行圍剿。因此,美國將以打擊非基督教文明的名義鎮壓窮國的反抗,用分而治之的古老統治術使歐亞大陸各國、各地區相互敵視。

          可以預料,美國爭取一極化和世界爭取多極化的斗爭將是二十一世紀的最大較量,較量的方式可能會有很多種,露骨的或隱晦的,大棒的或蜜糖的。人類要帶著戰爭的真實記憶走向新世紀,不知這是對理性和道義的辛辣嘲笑?還是非得用暴力來實現對理性和道義的另一種張揚?但如果美國不放棄稱霸世界戰略的話,和平與發展的夢想極有可能被戰爭與衰退的現實所取代。

          對于正在謀求發展與民族自強的中國而言,面對新的國際形勢,如何在經濟成長與國家安全之間、在跟隨與挑戰之間、在歷史與未來之間,找到自己最適合的國際政治理念和謀略,將是對領導人和學者的嚴峻考驗。

          注釋:

          [1]卡爾·多伊奇著《國家關系分析》,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第1頁。

          [2]塞·亨廷頓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頁。

          [3]茲·布熱津斯基著《大失控與大混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240頁。

          [4]參見宋宜昌:“巴爾干撕殺為哪般?”載《艦船知識》1999年4月20日。

          [5]徐小杰著《新世紀的油氣地緣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頁。

          [6]“西方權衡科索沃獨立的危險”,美國《芝加哥論壇報》1999年3月31日。

          [7]J·A·羅賽蒂著《美國對外政策的政治學》,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頁。

          [8]茲·布熱津斯基著《大失控與大混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頁。

          [9]參見J·A·羅賽蒂著《美國對外政策的政治學》,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374頁。

          [10]塞·亨廷頓:“美國國家利益的消蝕”,載《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6期,第94頁。

          [10]時殷弘、石斌:“美國與21世紀世界政治的根本問題”,載《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3期。

          [12]時殷弘:“西方對非西方:當今美國對華態度的根本原因”,載《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3期。

          [13]參見《中國與世界》1999年第3期。

          [14]參見王力雄:“西藏:二十一世紀中國的軟肋”,載《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1期。

          [15]茲·布熱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