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政治文化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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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春發生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使館事件,引發了中國的抗美民族主義浪潮,這一事件不但對于中美關系產生重大的沖擊,而且由它所引發的中國新民族主義很可能成為一種持續的重要政治因素,對21世紀前期中國的政治選擇與國際戰略發生深遠影響。本文試圖從后冷戰時期中美關系的固有矛盾、中美兩國的政治文化差異、南斯拉夫局勢引發的中美之間的信任危機這些基本因素出發,進而研究中國新的民族主義的特點,以及中美政治文化差異對兩國關系的未來影響?？扑魑治C雖然已經過去將近兩年,通過這一事件來考察中美關系中一些基本因素,對于理性地認識21世紀初期中國政治的走向與中美關系未來的變化趨勢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后冷戰時代中美關系上的溫和派與強硬派
要理解這一事件的遠因,就必須考察后冷戰時代中美關系中固有矛盾的復雜性。就美國方面而言,在對華態度上存在著強硬派與溫和派兩種不同的觀點。在前者看來,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性質,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崛起,都會對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主導地位,以及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與美國國家利益構成挑戰與沖擊,這種政治思量無疑會刺激美國強硬派“非我族類”的政治態度。他們認為,中國的強大與發展只能使中國更“仇視美國”,而不會變得“更像美國”。這是美國相當一部分人士主張對中國采取強硬的“遏制主義”戰略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迅速發展,中國社會與政治的基本穩定,以及中國潛在的巨大市場對美國實業家的吸引力,這些因素又使美國對華溫和派具有不可小視的影響力。溫和派認為,接受中國作為一個合作伙伴,并在與中國進行廣泛深入的經濟與文化交流中,影響中國社會、經濟、觀念與思想的變化,其最終結果不但可以使中國發揮維持國際秩序的建設性的伙伴的作用,甚至有可能使未來中國融入世界自由大家庭。相當一些美國人認為,這種“接觸”的辦法,從長遠來說,無論是對美國的實際商業利益,對于國際形勢的穩定,還是對于美國實現其道德理想主義的目標,都是有利的。
強硬的“遏制論”與溫和的“接觸論”,始終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美國對華政策中此起彼伏。一般而言,自尼克松以來的美國總統與行政當局基于現實考慮,一般受“接觸論”較大影響,相對而言,意見領袖、國會與新聞界人士中,美國傳統的民主理想主義價值觀相當強有力,在這些人士中,“遏制論”則有著較為廣泛的影響。
中國在對美關系問題上,在精英階層也同樣存在著強硬派與溫和派兩種聲音。強硬派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類型是堅持左的原教旨意識形態左派人士,“反和平演變論”是其思想基礎。他們力求采取強硬態度來抗衡美國的影響。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后,這種觀點立場已經在公眾中漸漸失去其政治支撐點,它在中國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政治生活中已經不具有重要影響。主張強硬論的另一類人士,則主要是知識分子中的一些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思想觀念對中國未來政治更具持續的影響力。他們主張對美態度強硬與他們所理解的民族主義的國家安全觀有關。他們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西方國家,也是唯一能對中國的利益與安全構成威脅與挑戰的國家。對美國保持警惕是中國國家利益所系。
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種民間自發的反美民族主義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但由于這種自發的民族主義有可能失控,或被利用來進行超越政府控制和影響社會穩定的社會動員,后來便不再被官方鼓勵和縱容。
在中美矛盾沒有出現激化的情況下,這種自發的反美民族主義思潮也受到多數知識分子的批評。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文明的沖突》一文發表以后,民間知識分子與官方知識分子都紛紛著文對亨廷頓預言中西文明之間的必然沖突的觀點予以批駁。這足以說明知識分子至少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確實還普遍對美國抱有溫和的態度。
應該指出的是,構成對美強硬立場這兩種政治類型或勢力之間,并不存在著有機的聯系。更具體地說,大部分民族主義者,在政治價值上根本不認同左派人士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他們只是對美國以人權干預別國事務,有可能對中國的民族生存條件構成威脅抱有高度的警惕。
1989年以后,在中國占主流地位的,仍然是對美溫和派。改革中得益的主流知識分子與新興中產階級在對西方關系上也屬于務實的溫和派。他們顯然認識到,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國在經濟上與美國合作以及與西方和平共處,是中國實現現代化進步不可缺少的外部條件。就政治方面而言,鄧小平思想的核心是放棄意識形態冷戰與攻勢,以避免刺激美國同樣以冷戰思維來與中國對抗,而這種對抗必然使尚沒有強大起來的中國處于被動應付的劣勢。
這一“務實-合作”的溫和政策的雙贏戰略,在1998年以前取得相當的成功。中美貿易的成倍增長,也鼓勵了美國“接觸論”的對華關系戰略與政策,在美國公眾中取得越來越大的支持。自鄧后時期以來,基本上繼承了鄧小平的溫和方針。至1998年中期,由于中美雙方各自的溫和勢力都在本國占上風,雙方在互動與磨合過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逐漸學會相互克制與合作。當1998年6月克林頓訪問中國大陸時,中美關系似乎進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時期,克林頓的講話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可視為克林頓的“接觸政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成功,中國也在沒有外部壓力的情況下主動宣布準備簽署聯合國的兩項人權公約。作為回報,克林頓公開許諾他對臺灣問題的“三不主義”,這同樣被中國人理解為中國采取對美國的溫和外交政策的一大勝利。美國“接觸論”也在美國廣大公眾與政界甚得人心。雖然,中美之間建立的“戰略伙伴關系”并沒有具體明確的內涵,但這種關系的建立,標志著中美雙方對對方的溫和方針成為兩國外交的主流傾向。是時,可以說是自1989年之后中美關系十年發展過程中的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只要沒有信任危機,以上種種不穩定因素雖然會使中美關系不斷受到挑戰,但卻基本上不會使雙方溫和的關系發生重大的逆轉。
一般而言,中美關系中確實存在著通過相互合作達到利益互補與雙贏的真實動力。雖然這種以務實互利為基礎的互動過程,使雙方的對峙完全化解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沒有發生重大的國際事件,中美之間的上述矛盾可以得到有效地控制。
二中美關系中的政治文化矛盾
科索沃危機本身與中國的利益并沒有直接具體的關聯,甚至與美國的直接具體利益關系也并不大。然而,恰恰是這場發生在歐洲巴爾干地區的區域沖突,卻使業已改善的中美關系急轉直下陷入一場巨大危機,其原因何在?單純的現實國家利益分析不能對此作出合理的解釋。我們必須把研究的視角轉向另一個更深層的領域,即政治文化與政治觀念領域。這里指的政治文化(PoliticalCulture),即一個社會群體所具有的對政治的反應態度模式以及支配人們采取政治行動的政治思維定勢。對于不同民族的政治文化與政治思維方式的研究,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這個民族在某一特定情況下會如此看問題,會如此作出判斷并采取政治行動。
事實上,前面所述中美之間近20年來的漸進溫和化趨勢,是在雙方政治文化差異受到掩蔽的情況下,單純由于利益上的相互吸引而形成的。中美雙邊關系還存在著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那就是雙方的政治文化差異。而發生在1998年的巴爾干危機,則使這種原來就存在的政治文化與理念差異以超乎尋常的方式突顯出來。
中美之間的政治文化差異表現在,就美國一方而言,美國政治文化中始終存在著一種以人權、自由、民主為基礎的道德理想主義或“人權原教旨主義”,美國的民族性中存在著強烈的新教文化因素。這種政治文化源遠流長。從白種人的負擔到以自由民主的理念與理想來“解救全人類”。這種人權自由干預主義對于相當一部分美國民眾來說確實是出于真誠,并不能簡單地解釋為少數富人對外擴張的自私的貪欲。這種美國政治文化十分特殊,其中有自以為是的堂吉訶德式的救世熱情,以自由人權為基礎的道德優越感,一種希望其他民族分享他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與人權普世價值的道德信念,但又對別國的歷史與文化的無知而又自信。美國對國際事務采取干預主義的傾向,既與美國所理解的自身利益有關,也與這種美國價值有密切關聯。而冷戰結束以后,制約美國國際行為的另一極的消失,美國國力的空前膨脹,都使這種新干預主義得以在世界事務中長驅直入,更使這種政治文化中的人權觀顯示出巨大的影響力。
就中國一方而言,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又存在兩個相互依存的因素,一個是強烈的反應性的民族主義傾向,與其他民族相比,這種民族主義包含著一種深層的“歷史上的受害者心態”,更具體地說,中國人對國際局勢可能造成的對中國利益的損害,保持著一種相當強烈的敏感,一種直接的、即時的對近代民族苦難的聯想與追憶,并很容易經由這種聯想的“受害意識”與“危機意識”而形成群體性的激烈的反應。由于西方人沒有中國人的歷史文化體驗,因而往往對此種心理難以理解。一般而言,第三世界的國家知識分子與發達國家知識分子相比,對本國過去受強權欺凌的歷史,記憶十分深刻,并對西方有一種高度的敏感與不信任心理,均與此種心態有關。
其次,是主權高于人權的價值觀。中國近代以來是一個不斷由于被迫失去主權而遭受外族侵凌的國家,這就使中國人對“主權”保持著高度珍視的社會價值理念?！皼]有主權就無所謂人權”的觀念之所以被中國當代政治家與相當一些知識分子接受,正是以中國人的近代歷史感受為基礎的。另外,中國人中的這種集體人權觀又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強烈的集權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文化價值對人們深層的影響力有關。中國人近代的苦痛的歷史經驗使之對“主權”還有一種特殊的不同于西方的理解,那就是主權被化約為一個民族的“集體人權”。人們認為,體現國家利益的“集體人權”遠高于以個人為本位的個體人權。這種政治文化就使中國人很容易從美國以個體人權為本位的國際干預中,激發起民族受難經歷的歷史聯想。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中國還存在著分離主義勢力對統一國家的認同的威脅問題;存在著歷史上形成的問題,問題與新疆民族分離主義,這些在中國政府與知識分子看來都是威脅中國內部統一的“心腹之患”。而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文化中的“大一統”價值取向,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一個生死相關的不可妥協的原則問題。這樣,美國受人權原則在國際事務中作出的選擇與干預行動,就會十分容易引發中國人對自身心腹之患的擔憂,并激活中國人深層的“受害者意識”。綜而言之,中美之間始終存在著重大的政治文化差異,中美執政層共有的務實政治理念與政策可以掩蓋但不能消除兩種文化的差異與矛盾。當某種國際矛盾出現時,這種政治文化差異就會顯性化,中美人士將會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文化來對這種國際沖突與事態作出根本不同的解讀,從而引發嚴重的信任危機,形成與兩國之間的矛盾沖突。
另一方面,中國一方面所作出的反應,則又會被美國國際戰略與中國外交的“原教旨”道德理想主義的強硬派勢力理所當然地理解為日漸強大起來的“專制中國”對西方人權理想與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從而進一步加強美國原先已經存在的“遏制論”思潮。一旦出現這種對峙,由于中國與美國相比,在國力上處于弱勢,這就使中國方面往往以相當激烈的、乃至強烈擴大聲勢的方式來作出反應。以此來警告美國不要越出雙方之間形成的界線。而美國則對中國人這種極其微妙的政治心理不甚理解,對中國的此種激烈反應模式又會作出同樣強硬的反應。潛在的矛盾極易引發公開的沖突。
三科索沃事件與中美信任危機的形成
南斯拉夫危機出現,雙方關系急劇惡化,并形成十年以來中美關系上最嚴重的危機,正是這一信任危機的特定情勢下,不幸出現美國轟炸中國使館事件,從面導致了中美之間嚴重的對峙。下面,本文將對這一互動過程進行深入分析。
北約東擴與亞洲的TMD計劃是引起中美信任危機的重要原因。這兩件事情之間本身未必有內在的聯系,但處于這兩個聯盟勢力之間的中國,就會自然產生一種被包圍的疑慮,產生一種仿佛受到南北兩面“鉗形攻勢”的無形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之所以揮之不去,是因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期的世界格局畢竟離冷戰時代并不長遠。如果西方人批評中國戰略家把這兩件事聯系起來是帶有“冷戰思維”,反過來,中國戰略家也完全有理由回應:如何證明你們的北約東擴與“戰區導彈防御系統”的新月形戰略部署與中國無關?人們甚至進而可以認為TMD不但是出于冷戰思維,而且還是出于冷戰行動。應該說,中國自中美建交以來,最大的信任危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出現的。
在這種氣氛下,南斯拉夫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科索沃危機局勢的干預,則使這種中美關系進一步蒙上陰影。眾所周知,南斯拉夫歷來就存在著復雜的民族矛盾問題。鐵托逝世以后,長期受到壓抑的民族矛盾在不受制約的情況下惡性膨脹?？扑魑置褡迕艿娜找婕せ?引起北約各國的深深憂慮。西歐各國視這一地區為歐洲安全所系,力求通過強烈的政治或軍事干預來阻止事態的擴大。但他們本身缺乏足夠的力量與領導核心。在北約的要求下,美國與北約各國則開始對南斯拉夫問題進行軍事干預。
應該承認,中國相當一些人士在對歐洲新出現的形勢進行判斷時,更多地是從北約與美國軍事干預的先例可能對中國的國際生存環境產生的影響來考慮問題,人們更擔心的是,如果美國可以以此為理由干預南國內政,那么他們也會以同樣理由干預中國內部事務。
事實上,美國自認為,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理應對世界上的秩序穩定負有更大道義上的責任。一位美國學者曾分析指出,克林頓之所以積極干預科索沃危機,與他當年沒有有效阻止盧旺達種族屠殺的悲劇而深感后悔有關。
中國人之所以反應強烈,首先因為北約與美國拋開聯合國直接干預南斯拉夫內政,對中國的國家利益有潛在的危害。使中國在安理會的位置與權利受到嚴重的忽略甚至嚴重的輕慢。這就意味著中國在未來國際安全事務中的發言權受到直接的損害。在中國看來,中國原先可以通過聯合國中享有的否決權來維護自己的主權與利益,失去了聯合國這道屏障,中國則處于極為被動的地位。其次,北約以人權高于主權的道義理由來對國際事務進行干預,就會使人自然聯想到,將來中國一旦因為中央政府打擊臺獨勢力、西藏與新疆、內蒙的獨立勢力,是不是會同樣受到“人權高于主權”的西方勢力越過聯合國來進行軍事干預與戰爭制裁?
中國對此類問題的擔憂還在于,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決不會是一個孤立事件,從現今國際的大趨勢來看,由于冷戰結束,美國與西方勢力不再受到另一極的制約,而使國際秩序得以維持的力量失去平衡,天平將會不斷向不利于中國的方面傾斜。中國的一些戰略家的判斷是,第一,美國與西方國家推行北約“全球化”的戰略逐步成形,北約已經在中東歐、東南歐擴展了勢力,下一步很可能在北非、中東或者中亞繼續挺進。其次,世界范圍內的民族宗教問題本來就極為復雜,這種矛盾沖突本來就會因為冷戰結束而更為強化,而西方的“人權高于主權論”又可以為干預這種國際沖突提供了“人道”上的理由,并在這一理由下去謀求西方自己的利益。如果中國接受美國干預這一事實而不加反對,北約與美國對南斯拉夫的干預所提供的先例,將有可能使中國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南斯拉夫的軍事干預行動,本身與中國問題無關,然而,卻使中國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感。并使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中國理所當然地要表現出最強硬的反對姿態,以阻止美國染指中國內部事務。美國與北約越是轟炸,就越引起中國“唇亡齒寒”意識,就越在輿論宣傳上加大支持南斯拉夫抗美宣傳的力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所提到的歷來主張對美強硬的知識分子中的民族主義者,在科索沃事件出現以后,其表現比政府更為強烈。民眾對科索沃的復雜問題往往只能作簡單化的理解。這種理解對以后激烈的反美情緒也有重要影響。四北約轟炸中國使館事態與中國的反應
正是在這種信任危機背景下,出現了1999年5月7日北約轟炸中國使館事件。對于這一突發事件,中國方面必須在短時間內作出判斷并迅速果斷地作出回應。而這一事件是在中美關系已經進入嚴重的信任危機的情況下出現的。不對這種侵犯中國主權的事態作出強烈的反應是不符合中國民族利益的。人們普遍認為,這決不是一個孤立的偶然事件,五七轟炸事件發生以后,中國不少有影響的政治分析家與學者均認為轟炸大使館是美國有關當局背著北約策劃的陰謀。中國人迅速地作出反應。美國轟炸中國使館激活了隱藏于中國人內心深處的強烈的歷史受害意識與危機感,5月9日,在全國各大城市發生了廣泛的抗議美國悍然轟炸中國使館的正義示威游行。以實際行動來保護自己國家與民族的利益。
民眾在示威活動中反應強烈,存在著非理性的、不可控的危險。親自感受過當年民間自發運動的后果的政治高層,很快就意識到民族主義情緒如果不加控制,就有走向極端化的趨勢,這會使政府對外開放的既定國策受到嚴重消極影響。
中國方面的溫和派學者與專家們意識到,民族主義這把火很可能引火燒身或者會使人去飲鴆止渴,對于追求政治穩定的政治家而言,這種機會主義的做法實在更具危險性。溫和的理性的聲音就越來越受到重視。大體上看,我們可以把這種溫和的觀點概括如下:
一、對美國戰略意圖的判斷。有的學者認為,首先,美國參加科索沃戰爭目標是“為了對付歐元崛起可能對美元構成威脅,并不是沖著中國來的。”其次,這場戰事并不是在中國家門口,中國也無力阻止這場戰爭,中國目前最大的利益是超然于這場戰爭之外,中國充基量只是美國在未來的潛在對手。第三,在現階段,由于美俄、美歐之間矛盾更為尖銳,美國目前并不想與中國搞壞關系,而且美國與中國之間在經濟上是最具互補性的伙伴。切不可因小失大,使中國與俄國軍事聯盟,在世界性戰爭中成為當事國。
二、對世界格局的判斷。有的學者指出,美國一霸獨強的局面已經是既成事實,其他力量中心對其進行制約的力量仍然有效地存在。美國雖然主導了整個科索沃戰爭過程,但它分別在做出轟炸決定以前、實施轟炸以前、以及在聯合國通過政治解決方案以前這三個階段,先后與歐洲大國、俄國、中國進行了磋商。美國對單獨進行干預行為較為謹慎。由此可見,世界多極化仍然是基本趨勢?；谝陨蟽牲c得出的結論就應該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領導人作出的兩個基本判斷仍然有效,一是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中國有可能爭取一個長期的和平時期來致力于國內建設;二是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
三、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目標差距并沒有使兩國失去共同利益。具體地說,一方面,美國要稱霸世界,而中國要成為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世界強國,而美國不愿意看到這一點,這兩個國家的目標之間存在著巨大反差。另一方面,這種差異并沒有使兩國之間失去共同利益。這表現在雙方的經貿往來、文化交流與其他方面的合作。用一位權威學者的話來說,“又有斗爭、又有磨擦、又有合作與協調的這一格局并沒有打破?！辈煌闹皇侵忻乐g的利益反差比過去更為尖銳?！罢腔谶@一判斷,中美之間的暫時冷卻好象不可避免?！?/p>
四、中國不應作出過激的反應。中國與南斯拉夫不是同一檔次的國家,中國無論從國家地位、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戰略目標上,都是南斯拉夫不可比的。中美之間的力量實力差距不是在擴大,而是在縮小。中國有更強的實力與自信來抵制美國的霸權主義。過激的反應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五、堅持改革開放,發展自己是最好的選擇。他們認為,中國只要真正強大起來了,美國拿中國就沒有辦法了。中國在國際問題上就有了更大的發言權。中國人一方面要從科索沃危機中看到不利因素與嚴峻形勢,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有利條件,增強緊迫感,保持冷靜,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強國夢,是當務之急。
六、以反對霸權為中國外交最高目標不符合中國戰略利益。他們指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從客觀實力上看,僅憑中國自己的力量難以消除世界上的霸權主義。因此,在反對霸權主義問題上,中國應將有限的力量集中在與自己國家利益直接有關的問題上(指的是臺灣問題)。不宜投入過多的精力到與中國利益沒有直接關系的問題上去(指的是南斯拉夫民族沖突問題。)我們不能當國際反霸的領導。鄧小平“不要當頭”的外交思想目前仍然適用。
以上這些談話與文章中概括出來的觀點,大體上反映了有影響的學者中的主流觀點。
中國政府從5月10日以后,一方面積極動員各種輿論批判美國的霸權主義,另一方面則開始逐漸控制自發的民間反美民族主義。美國總統克林頓則通過各種方式,包括在各種場合對中國作出了七次以上的公開道歉,來主動修補中美關系,這也在相當程度上使中國人意識到,美國對華態度并沒有發生不利于中國的根本性的戲劇性變化。
五中國新民族主義的激進化走向美機轟炸中國使館是在1999年中美信任危機形成以后出現的事件。由于這一事件的突發性,中國人做出了強烈反應,具有民族主義傳統的中國民眾與知識分子為了捍衛祖國尊嚴,對美國的霸權主義行徑進行最強烈的抗議。民族主義浪潮以人們未曾意料的激烈方式在中國大陸興起。
這種激進剛憤的民族主義情緒有以下這幾個特點,這些特點相結合有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發展為封閉型的極端民族主義。
首先,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危機形成一種深層的“受害意識”,這種“受害意識”固然有警惕西方危害中國利益企圖的積極的方面,然而百年受辱的歷史記憶,基于受害的歷史記憶而產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一旦被激活,就往往成為支配人們對復雜問題作情緒化的簡單的意識形態化的圖解,并以此為基礎的理解,以主觀上的“危機感”作為對國際局勢進行判斷的根據。
由于中國政府的理性與克制態度,此種自發的民族主義尚沒有進一步發展。然而,今后在一定的條件下,由于中國政治文化的特點,由于中美關系存在著潛在的不信任因素,由于知識分子中的激進情緒已經形成,由于民族主義畢竟有其固有的引誘力,這些因素的結合,這種新民族主義通過上下相激的方式而走向激進化與極端化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
其次，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這種剛憤民族主義將有可能通過兩種方式進而走向“閉關鎖國論”。一種方式是,在剛性互動過程中,出于挨打的自衛反應,在受到強勢對手壓力的情況下,處于弱勢的一方在缺乏有效的出擊手段的情況下,自然會以自我封鎖信息與經濟交往的手段來實現“弱者”的自衛。
另一種方式是,以唯我獨尊的“左”派原則,來解讀不同文化的價值沖突,高倡“反帝反修”的極左派就是如此。實際上,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政治文化中,極左意識形態的核心價值之一,就是以閉關鎖國的方式,來實現所謂的閉關自守的“自力更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八事件以后,據作者所了解,一些內省的中層官員與民眾中就有不少人認為,“政府對北約轟炸的反應過于軟弱?！彼麄兩踔琳J為,“當下的當政者由于過于有求于美國,”因而失去了對美國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大無畏戰斗精神”。極端排外者們甚至認為,“中國是一個可以自給自足的大國,所以不怕封鎖。封鎖十年二十年,中國就真正強大起來了。”這種小農式思想觀念中實際上恰恰潛含著激活“自衛-鎖國論”的傳統機制。
第三,“閉關鎖國論”又必然與極左思潮的死灰復燃相聯系。這是因為,在建國以來的中國意識形態資源中,在中國現代的政治文化思維定勢中,左派話語提供了大量現成的以封閉方式來申張強硬立場的推理方式、政治概念與口號。
極左思潮與民族主義這兩者之間相互結合的邏輯機制是,既然你把對方視為邪惡的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對外開放就在邏輯上被視為接受“資產階級的香風毒霧”,就是自覺地接受“國際上反動勢力的和平演變”。根據這一邏輯,為了避免被國際階級敵人“腐蝕”,就必須以左的思想支配下的封閉自守來抗擊“和平演變”。而這種閉關自守與信息封鎖,產生的愚昧、落后與盲目,又進而成為極左思潮得以不斷滋生的肥沃土壤。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對人們心理的控制,反過來又會激起美國強硬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的態度的反彈,并使美國的理性現實的聲音同樣受到壓抑。這種情況就會形成雙方互動過程中的非理性的往往是機會主義者的強硬派得勢,使雙方務實的溫和派受困。反過來將使任何理性解決問題的機會的出現可能性更為渺茫。在這種雙方“鷹鷹相激,鴿鴿受困”惡性互動過程中,訴之于極端民族主義話語而如虎添翼的兩國保守的人士,則可以漁翁得利。二十年來的風風雨雨中發展起來的中國融入國際社會與保持國際友好關系的外交格局,將因此而受到威脅。而美國的西方價值的原教旨主義者則會進一步為遏制中國制造理由。
第四,在極端民族主義支配的精神氛圍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機會主義者。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去利用民眾的情緒,轉移人們對經濟改革與社會問題的注意力。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以及其他不少前蘇聯國家,都存在著民族主義與反對經濟改革的機會主義者結合,形成阻礙經濟改革的政治勢力。從近年來國際上民族主義的煽情作用往往被機會主義者利用的大量事實來看,凡是煽起極端民族主義的國家,沒有一個在經濟發展上會有好結果。
至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歷史上飽受西方侵害,從來就不缺乏滋生極端民族主義的文化溫床。如果亢奮的民族主義成為壓倒一切的優勢話語并走向極端化,二十世紀的歷史上左傾主義發家史,重演于本世紀初的中國并不是完全不可能。這是因為,中國二十世紀的政治文化遺產中,有太多的東西已經成為中國人集體潛意識的構成部分,并將如同幽靈一樣支配著國人,支配著具有大言高論的清流文化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另一方面,一個處于現代化轉型時期的中國各種矛盾的復雜性與尖銳性,使人們需要太多的渠道來加以宣泄,而剛憤的民族主義的情緒則無疑為非理性的宣泄提供了最為“安全”的突破口。極端民族主義引向閉關鎖國的歷史選擇,老左派的進一步死灰復燃,均有可能使這個歷史上不幸的民族再次失去現代化方向,因為“救亡”的符號將高于一切,無論是真救亡還是假救亡,都足以摧毀一切啟蒙。并經由這種對啟蒙、開放與穩健的理性思維的摧毀,進而走向反文明經驗的非理性主義。對于中國這個有著民眾中的義和團排外情緒與保守頑冥權貴結合的政治傳統的民族,這一點尤其值得警惕。
六結語
從科索沃危機引發的中美關系的一場深刻危機,顯示了中美雙方政治文化上重大差異與張力,在特殊條件下對事態發展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如前所述,美國以個人主義的新教文化為基礎的“人權原教旨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中的集體本位論與集體人權觀的沖突,會不斷地加大雙方互動過程中的裂痕。中國人很容易從美國以個體人權為本位的國際干預中,激發起民族受難經歷的歷史聯想與心理深層的“歷史上的受害者心態”,在這種互信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時,在中國受到突然沖擊時,便會形成群體性的激烈的反應。
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方面對中國人這種極其微妙的政治心理不甚理解,中國方面所作出的強烈反應,則又會被美國的“原教旨”道德理想主義的強硬派勢力理所當然地理解為日漸強大起來的“專制中國”對西方人權理想與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從而進一步加強美國原先已經存在的主張對中國強硬的“遏制論”思潮,對中國的此種激烈反應模式又會作出同樣強硬的反應。潛在的矛盾極易引發公開的沖突。
從科索沃危機中美關系的互動過程可以看到,在沒有發生重大國際事件的情況下,中國政府的溫和對外對策,與美國堅持的務實的對華外交政策的溫和派之間存在著良性的互動。中國務實的執政層對激進民族主義可能對政治穩定的沖擊存在著警惕、擔憂與防范,這些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國的民族主義向極端發展。然而,在面對重大國際事態的情況下,由于美國與中國之間客觀上存在的政治文化差異,并在一定條件下會引發信任危機,這種信任危機一旦形成,就會使雙方持強硬立場的人們產生互激性反應。鷹鷹互動進一步強化雙方的對立。問題就會相當復雜多變。
可以斷言,在二十一世紀前期,中美雙方的政治文化因素與彼此之間的張力與矛盾,將會繼續對兩國關系產生重大持久的影響。自小布什上臺主政以來,美國以對華政策的強硬派又進一步崛起,布什以親日本為基礎的新亞洲外交政策,堅持發展反導彈防御系統NMD,無疑將升高華盛頓與北京的嚴重緊張對立關系;在已經建立起來的中美互信關系受到挑戰的條件下,中美政治文化因素之間的張力,會在多大程度上對兩國關系產生新的重大影響?中美關系是出現良性互動還是惡性循環?這無疑值得的中美學者與政治家們共同關注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