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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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鄧小平在會見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時曾指出：“要研究一下，為什么好多非洲國家搞社會主義越搞越窮。”(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3頁，第312—313頁，第313頁。)這既是鄧小平對非洲朋友的忠告，也是對我國人民的一個警喻，同時亦給我國學者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20多年來，不少學者對這一問題從不同角度作過程度不同的論述，但仍有進一步全面、深入探討的必要。
非洲的社會主義，是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隨著非洲各國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而出現的一股“非資本主義道路”的選擇。從1955年至1990年，非洲先后有34個國家宣稱要搞社會主義(注：暢征、劉青建《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頁，第81—82頁，第228頁，第223頁。)，約占非洲國家的2/3。非洲的社會主義可以分為四種類型：(1)自稱是“阿拉伯社會主義”，主要是北非的埃及、利比亞、突尼斯、阿爾及利亞、蘇丹等國；(2)自稱搞“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如埃塞俄比亞、貝寧、剛果、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韋等國；(3)明確宣布是“非洲社會主義”或曰“村社社會主義”，曾宣布過要搞這一類社會主義的國家有：馬里、幾內亞、加納、坦桑尼亞、贊比亞、馬達加斯加、索馬里、幾內亞比紹、肯尼亞、佛得角、塞舌爾、扎伊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國；(4)宣布搞“民主社會主義”，這類國家較早的有毛里求斯、塞內加爾，突尼斯在1979宣布搞“民主社會主義”，1989年后莫桑比克、剛果、安哥拉等也宣布改行“民主社會主義”。(注：參見肖楓主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下卷)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17章和18章的論述。)
非洲國家進行的各種社會主義實驗，不失為一次偉大的探索，它對人類社會的發展來說，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如實行國有化，打擊了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控制，維護了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進行，削弱了封建勢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農業的發展；推行國家干預經濟，對于穩定經濟形勢、保證重點建設也有重大作用；采取某些福利措施，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注：暢征、劉青建《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頁，第81—82頁，第228頁，第223頁。)但是，總的來看，非洲國家所進行的社會主義嘗試，并沒有達到理想的目標，反而在諸多方面造成了嚴重的不利后果。其中最要害的問題就是沒有把經濟建設搞上去，貧窮落后的面貌長期得不到改觀，有不少國家甚至越搞越窮，陷入經濟衰退之中。
就非洲整體來看，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停滯倒退。在獨立后初期，非洲國家曾經有過短暫的經濟發展見好的時期。但自70年代中后期，出現了普遍衰退的現象。80年代被認為是“失去發展的十年”。這10年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南非除外)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由1973年的6.1%降到0.8%，人均收入下降約25%。城市一半人口、農村3/4的人口受到饑餓的威脅。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由1985年的1.05億增至1992年的2.2億。全球48個最不發達國家中非洲就占33個。非洲國家外債急劇增加，1981年為864億美元，1990年狂增到2720億美元，1995年達到3170億美元。債務總額相當于非洲國民生產總值的80%。非洲每年用50%以上的收入支付到期債務和利息。在對外貿易上，非洲國家的狀況也愈見惡化。1980—1986年，非洲的貿易條件指數平均每年下降4.0%。1986—1990年，非洲出口商品單位價值指數下降了23.2%，出口收入損失達500億美元。
就宣稱搞社會主義的國家來看，大多數國家的經濟亦沒有搞好。北非的石油生產國阿爾及利亞是非洲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但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80年代也不斷下滑，由1982年的2350美元降至1989年的2230美元。1990年，外債達271.3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5%；通貨膨脹率高達46.3%；失業人數占勞動力的20%。贊比亞在獨立初期經濟狀況也較好，人均國民收入一度曾達到700美元。自80年代開始，贊比亞收入銳減，失業率逐年上升，貨幣大幅度貶值，人民的實際收入急劇下降。1991年，通貨膨脹率高達88.3%，外債總額達72億美元，相當于贊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倍，人均近1000美元。莫桑比克糧食產量嚴重虧缺，1989年僅57.5萬噸，需進口75.3萬噸，才能滿足人們的最低需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60美元，有60%的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剛果經濟每況愈下，1990年外債高達50億美元，每人平均2500美元，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2.6倍。據有關材料報道：非洲負債最高的國家有：莫桑比克負債額相當于其國民生產總值的426%，幾內亞比紹是323.7%，坦桑尼亞是250.8%。此外，埃及、赤道幾內亞、贊比亞、剛果、馬里、索馬里、馬達加斯加、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蘇丹、扎伊爾等20多個國家的負債已超過各自的國民生產總值，幾乎完全喪失了償債能力。(注：以上兩段論述中所引數字參見歐洋、文璐編《富饒而貧窮的大陸——非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李琮《第三世界論》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
實踐證明，非洲的社會主義嘗試是不成功的。由于越搞越窮，在國內外的壓力下，有的國家早已悄然收起社會主義的旗幟；有的則因國內發生軍事政變，而使社會主義的試驗夭折。尤其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隨著東歐各國和蘇聯的演變，給非洲國家的社會主義造成了嚴重的沖擊，致使非洲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改弦易轍，非洲的社會主義走向全面衰落。那么，這么多非洲國家懷著良好的愿望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本來是想更好地建設發展自己，實現國強民富的理想目標，為什么卻事與愿違，反而越搞越窮呢?這確實是很值得人們思考和總結的一個問題。根據鄧小平對該問題的某些論述，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急于搞社會主義。
非洲社會主義嘗試的失敗，并不說明社會主義制度不好，也不能說明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前途，只能說明，這些國家實際上并不具備搞社會主義的條件。
就經濟基礎來看，長期掠奪性的殖民統治造成了非洲國家經濟的畸形和落后。一方面，其經濟呈二元結構狀態，即資本主義性質的工礦業與傳統農牧業并存，交換性和開放性的沿海、城市貨幣經濟與自給性和封閉性的鄉村自然經濟并存，而且自然經濟仍占優勢地位，絕大多數國家仍處于農業社會。另一方面，非洲經濟是在外國殖民主義的脅迫下加入國際分工的，并且業已同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密切聯系在一起。不過，非洲在這種國際經濟聯系中處于一種極不平等的受支配受剝奪的被動地位。殖民統治使非洲國家形成單一經濟特征，而這一特征又使非洲國家的經濟產生對國際資本主義的依附性。一位名叫布魯堅茲的原蘇聯學者曾指出：“至于經濟基礎，那么這里仍然是自發的發展過程，它導致私有制的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經濟基礎在許多重要特點上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國家的經濟基礎相似。”(注：轉引自李琮《第三世界論》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頁，第36頁，第111頁。)
就社會結構來看，非洲國家的家族和部落的紐帶在社會生活中依然起著重要作用。由若干大家庭組成的村社成為一種“超穩定結構”。基于親緣和地緣聯系的“部落始終是人們的界限”。酋長集權制是非洲涉及地域最廣、歷史最長的一種社會政治體系。美國一位非洲問題研究專家克勞福·揚曾指出：非洲國家“政治社會的標志是高度的多元化，即一國之內存在著形形色色的部族宗教或種族社會”。(注：轉引自徐濟明、談世中主編《當代非洲政治變革》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頁，第257頁。)
就階級狀況來看，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非洲的移植和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趨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部族、地區和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界限，催生了新的社會分化，產生了新的社會階級或階層。但總體來說，非洲各國的階級或階層分化尚不明顯，新生的階級或階層與傳統的社會關系之間仍然存在著十分緊密的聯系。資產階級力量薄弱，勞工階級仍處在孕育中。勞工階級是隨著礦山、種植園、基本建設(如鐵路、公路、港口等)及城市化的興起而形成的，這支隊伍規模還不大，也很不穩定，相當多的工人屬于流動性或季節性勞工，組織渙散，階級意識淡漠，在政治上還起不到領導階級的作用。
就意識形態來看，非洲國家大都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和宗教信仰，民眾多囿于小生產的狹隘性、保守性、閉塞性和種種偏見。非洲國家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低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1965年小學入學率僅為該年齡組的41%；中學入學率為該年齡組的4%；而受高等教育的為零。(注：轉引自李琮《第三世界論》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頁，第36頁，第111頁。)這種知識水平使非洲民眾難以正確理解和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非洲國家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不具備搞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在這種情況下，硬要推行社會主義的模式和做法，可想而知，是難以取得良好效果的。鄧小平曾明確表示過自己對這一問題的基本態度。1988年5月18日，他在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建議說：“你們根據自己的條件，可否考慮現在不要急于搞社會主義。確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會主義，貧窮絕不是社會主義。”(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1頁，第290頁，第116頁，第2頁，第139—140頁。)1989年3月23日，鄧小平在會見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時又說：“我很贊成你們在革命勝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會主義。我和許多非洲朋友談到不要急于搞社會主義，也不要搞封閉政策，那樣搞不會獲得發展。”(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1頁，第290頁，第116頁，第2頁，第139—140頁。)
第二，沒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就其本意來說，是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實現人民當家做主和共同富裕的一種社會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揭示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規定性。我們反對教條式地對待馬克思主義，不顧各國實際條件僵硬地套用馬克思主義的論點。但是，也不能對馬克思主義隨心所欲地妄加解釋，使之面目全非；或者完全離開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任意“打造”。
非洲宣稱搞社會主義的國家的政黨領袖和執政黨，大多沒有對社會主義進行科學的認識和解說。他們有的只是把社會主義的某些原則性的東西當作標簽貼在非洲傳統社會機構和價值觀念上，甚至認為非洲的社會傳統天生具有社會主義的精神和因素。如幾內亞的杜爾認為：社會主義融合了黑非洲傳統社會的價值觀念。坦桑尼亞的尼雷爾指出：以公有制為基礎的黑非洲傳統的村社制度包含了社會主義的許多基本因素。加納的恩克魯瑪強調：黑非洲傳統村社制度的基本原則，如人道主義和平等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一致的。塞內加爾的桑戈爾講得更直截了當，認為黑非洲傳統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注：轉引自徐濟明、談世中主編《當代非洲政治變革》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頁，第257頁。)他們中還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從某種宗教的教義中產生出來的，社會主義本身也是一種宗教，是一種沒有神職人員的宗教。如阿爾及利亞的本·貝拉曾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是從伊斯蘭教義中產生的，“伊斯蘭教是徹底的社會主義。”穆斯林兄弟會進而宣稱：“社會主義早就存在于古蘭經中。”(注：王中興等《當代國外社會主義》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頁。)利比亞的卡扎菲則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是伊斯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對我國人民并不是外來的東西”，“是在我們人民的遺產和信仰中生根發芽的社會主義。”(注：唐大盾、徐濟明等《非洲社會主義新論》教育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頁。)他們還有的敵視和反對馬克思主義。如埃及的納塞爾就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外來思想體系”，是致力于摧毀伊斯蘭教和中產階級的。他強調埃及實行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根本不同。本·貝拉也公開講：在阿爾及利亞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而是要保留“真主的社會主義”。他說，“我們在國際輿論面前再次聲明，我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們是阿拉伯人，是穆斯林，我們無愧于社會主義的穆斯林的行動。”(注：轉引自李琮《第三世界論》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頁，第36頁，第111頁。)可以肯定地說，非洲的社會主義嘗試不成功的原因很多，但是沒有真正理解社會主義的科學含義，不能把握社會主義的真諦，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是其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鄧小平特別強調，要搞社會主義，必須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1980年4月21日，他在會見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時就說：“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不能因為有社會主義的名字就光榮，就好。”(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3頁，第312—313頁，第313頁。)同年5月5日，他在會見幾內亞總統杜爾時又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采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3頁，第312—313頁，第313頁。)1985年4月，鄧小平在會見坦桑尼亞副總統姆維尼時又強調指出：“問題是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的經驗教訓有許多條，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1頁，第290頁，第116頁，第2頁，第139—140頁。)可見，只有把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基本問題真正弄明白，才能真正把社會主義道路走好。
第三，沒有把發展生產力作為根本任務來抓。
社會主義作為比以往社會制度更先進的制度，必然要比以往社會制度更有利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所以，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大力發展生產力。非洲宣稱搞社會主義的國家，卻沒有把發展生產力當作根本任務來抓，而是著重于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變革，致力于追求一種平等、自由的道德價值目標。
從北非阿拉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所理解和向往的社會主義理想圖景來看，都沒有立足于生產力的發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標，而是簡單地把平等、正義、自由等視為社會主義的終極體現。納賽爾提出：“社會主義就是機會均等的社會。”機會均等體現在“每個公民在政治權利、法律權利、公民權利和義務、受教育權利、勞動權利、受報酬權利和保障權利等方面是平等的”。卡扎菲說：“社會主義就是誰也不應當擁有大量資本，做大富翁，能剝削人民”；“社會主義就是平等和正義的社會。”本·貝拉說得更生動形象，他說：“在一盤菜的周圍，有的人用大勺吃，有的人用小勺吃，這是不合理的。我們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使所有的人都能用同樣的勺子吃。”(注：趙明義主編《當代國外社會主義問題綱要》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0—311頁，第336—337頁。)
撒哈拉以南搞社會主義的黑非洲國家的領導人認為，非洲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人道主義，即黑人的平等互助的倫理道德，又叫做黑人精神。他們認為，人生來就有平等、正義和團結的感情，社會發展就取決于這種人類固有的永恒的道德原則，而不是取決于經濟因素。所以，他們要求社會成員要“自我完善”、“自我克制”，以為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平等福利”的目標。(注：趙明義主編《當代國外社會主義問題綱要》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0—311頁，第336—337頁。)在坦桑尼亞，尼雷爾領導的《阿魯沙宣言》這一綱領性文件，通篇在講社會主義時，也是緊緊圍繞著“平等”、“同樣的權利”、“行動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每個人的生命和財產都應得到社會的保障”以及“消滅剝削”、“人人參加勞動”等來闡釋社會主義原則和目標追求的。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非洲社會主義國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集中在摧毀殖民統治、消除剝削、實行平等和自由權利上，而幾乎不涉及如何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使人民共同富裕的問題，沒有把握住社會主義的這一根本要義。
第四，盲目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模式。
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關鍵在于，一是要正確理解社會主義的本質含義，二是要把社會主義的原則與本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形成符合本國國情的正確的指導思想，建立有本國特色的模式，制定本國行之有效的路線、方針、政策。別國搞社會主義的經驗可以作參考，其中有益的成分應該借鑒、吸收，但不能照抄照搬。可是，非洲宣布搞社會主義的國家，基本上走了兩個極端，要么如前所述，沒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過分強調本民族傳統的習俗和宗教的東西，曲解社會主義；要么不顧本國的實際，認定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主要是蘇聯或中國的做法，是惟一的社會主義模式，機械地加以模仿。而蘇聯也以各種手段“引導”和促使這些要搞社會主義的國家照著它那套辦法去做，結果，難以取得好的成效。
例如，不少宣稱搞社會主義的非洲國家，尤其是宣稱搞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都過激、過分地推行國有化、計劃化和農業集體化。這本來是蘇聯、中國在不同程度上曾經犯過的不利于社會主義健康發展的錯誤，卻被某些非洲國家當做搞社會主義必然的經驗加以仿效。應該說，非洲國家獨立后，對殖民主義者壟斷控制的工廠、礦山、金融、基礎設施等有關國計民生的部門實行國有化，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國有化的程度和速度應該與本國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和要求及本國的實際管理水平相適應，這樣才能有利于經濟的發展。而大多數非洲國家卻不顧這些，認為只要實現了國有化就是社會主義了，所以，將一切外資和本國私營企業統統收歸國有，國家還投資興建了不少國有企業。據對30多個非洲國家的不完全統計，非洲大陸成為發展中國家“國有化程度最高的大陸”(注：暢征、劉青建《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頁，第81—82頁，第228頁，第223頁。)。這樣做的結果使大量外資抽逃，也阻止了外資的再注入，還遏制了本國私營經濟的發展，使國民經濟失去了活力。而收歸國有的企業由于缺乏資金、技術和管理人員，其結果則是經營不善，效率低下，虧損嚴重。在經濟管理方面，不少非洲國家也采取了對經濟的直接行政干預，統得過死過寬，造成資源配置失當和浪費，產品和勞務的價格扭曲，限制了市場發育和市場機制的運行，嚴重抑制了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在方面，有些國家也采取了過激的政策，試圖通過強制措施在較短時間內大搞農業集體化、合作化，將分散、落后的小農經濟改造成規模較大的集體經濟。坦桑尼亞的“烏賈馬”，莫桑比克的“公社村”等，都是這種過激的農業集體化政策的產物。由于這種做法迅疾地改變了傳統的農業生產模式，并不適應非洲農業發展條件的需要，所以引起了經濟關系的混亂，造成了農業生產發展緩慢、停滯，甚至下降。
在政治體制上，許多搞社會主義的非洲國家也照搬了蘇聯的模式，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一黨集權制政體的推行。當時，蘇聯極力向非洲國家鼓吹：非洲國家獨立后，面對強大的帝國主義壓力和國內部族勢力及其他政治力量的紛爭，只有在政治上搞集權，才能真正鞏固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這種理論得到了許多非洲國家領導人的認同，便訪效蘇聯推行一黨制。到1989年，在當時51個非洲國家中，實行一黨制或軍人統治的國家有40個，占總數的80%。(注：暢征、劉青建《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頁，第81—82頁，第228頁，第223頁。)在一黨制下，黨國合一，黨的領袖高度集權，實行終身制和家長制統治，導致體制僵化，權力腐敗嚴重，管理效力低下。一黨制也不能很好地反映非洲國家復雜的部族利益和要求，采取高壓統治的措施，往往使部族矛盾激化，不斷引起內亂和政變，這也是導致經濟停滯乃至衰退的重要原因。
鄧小平在創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過程中，特別重視把馬克思主義普通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他曾經鄭重地指出：“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的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1頁，第290頁，第116頁，第2頁，第139—140頁。)所以，他一再強調要“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在會見津巴布韋民族聯盟主席、政府總理穆加貝時明確地說：“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么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沒有完全搞清楚。”他還說：“我們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們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點進入共產主義。這往往使我們不能冷靜地分析主客觀方面的情況，從而違反客觀世界發展的規律。”他提醒非洲的朋友說：“我們特別希望你們注意中國不成功的經驗。外國的經驗可以借鑒，但是絕對不能照搬。”(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1頁，第290頁，第116頁，第2頁，第139—140頁。)
總的來看，非洲社會主義越搞越窮的原因很多。比如，還有西方資本主義的阻撓和顛覆。盡管非洲國家搞的社會主義并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有的甚至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但這也為西方國家所不容，遭到西方國家千方百計的打壓，從而增加了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困難。有的非洲國家并非出于搞社會主義的原因，而是由于種族、宗教、領土等糾紛而長期陷于內亂，或與鄰國交惡、開戰。這些，也都嚴重影響了非洲國家經濟的發展。不過，從非洲國家搞社會主義本身的原因來分析，以上四條應該是最基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