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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蘭主義思想政治文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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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蘭主義思想政治文明思考

          【摘要】伊斯蘭主義是中東政治結構中的一個重要參數,對中東政局的干預、沖擊和影響越來越大。本文闡釋了伊斯蘭主義復興的原因及其對當前中東格局的影響,并談及了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中關于伊斯蘭文明威脅論的弱點,認為把伊斯蘭文明置于同西方基督教文明絕然對立的狀態之中是不妥的,其粉飾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的外交,只能加劇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沖突與對抗。

          【關鍵詞】伊斯蘭主義文明的沖突

          隨著海灣戰爭的結束和蘇聯解體,世界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處在兩極向多極格局的轉化過度之中,中東格局也隨之發生相應的重大變化,并且具有更復雜的特點。所謂格局,是指事物內在的結構、規模或樣式。中東格局是指一定歷史發展周期內中東地區的國際關系構成中,在國家利益和國家力量集合的基礎上,以主權國家和國家集團等戰略力量角色及其組合形式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種結構狀態和局面。從各種外部力量對比來看,中東地區處于一超多強相互爭奪又相互妥協之中,起主導作用的仍是美國,但法德俄日的力量正在上升;而從中東地區內部力量對比來看,有八種較大力量并存。

          一、伊斯蘭主義復興及影響

          80年代以來,伊斯蘭復興運動成為中東地區最引人注意的政治—文化現象。中東地區25個國家和地區,除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其余都是伊斯蘭國家,盡管這個地區國家間存在明顯的差異,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就是信奉伊斯蘭教,并且是他們政治生活中的強有力的因素。1979年霍梅尼發動的“伊斯蘭革命”表明伊斯蘭教不僅作為中東“最具有活力的歷史遺產”,而且作為感召力極大的政治意識形態力量登上了現代中東政治舞臺。以這場革命為標志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已對中東政治的大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海灣戰爭后,伊斯蘭復興運動繼續得到發展,這一運動的主要矛頭指向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以色列,同時也針對親西方的世俗政權。如兩伊戰爭,薩達姆是以遏制霍梅尼向阿拉伯國家輸出伊斯蘭革命為戰爭口號的;海灣戰爭中薩達姆發出的以“圣戰”名義抗擊多國聯軍的呼吁激起了穆斯林的宗教情緒;包括伊拉克戰爭,無不與日興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有關。

          特殊的是,伊斯蘭主義既是宗教,又是政治,既是意識形態,又可形成社會組織。我們提到“伊斯蘭主義復興”這一概念時,既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而存在的文化復興現象,又是一場以穆斯林大眾為主體的社會運動,其目標是針對伊斯蘭世界的世俗統治階層,和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主義勢力,其宗旨是構筑另一種秩序,一種沒有西方霸權壓迫的伊斯蘭秩序。當代的伊斯蘭復興運動是以穆斯林為主體的,以反對西方的物質與精神侵略,重建穆斯林文化認同,確保穆斯林社會在伊斯蘭屬性下獨立發展為基本目標,且不惜以任何方式實現上述目標的一場社會運動。

          其復興有著深刻的原因,首先,我們從強大的伊斯蘭歷史意識中去尋找這種宗教精神在當代復興的根源:在穆斯林的思想意識中,真主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古蘭經》則代表了歷史的權威準則、價值評判標準和行為評判標準,形成穆斯林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他們將歷史上的強盛和輝煌都歸功于這一習慣力量,并視為精神慰藉,去撫慰現實中的創傷。伊斯蘭復興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當世俗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損害其價值體系時,便要求正本清源,重建道德倫理。其次,社會經濟基礎變化是另一根源:伊斯蘭復興的主體是社會中下層人民,因為中東一些伊斯蘭國家的社會經濟處于不發達狀態或是畸形發展狀態,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社會貧富懸殊,社會下層得不到更多經濟福利。所以經濟的蕭條、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促進了伊斯蘭意識的滋長,刺激伊斯蘭主義復興。最后,西方文化的沖擊,西方殖民主義的影響,使世俗化進程加快,兩種不同文化傳統碰撞引起價值分裂和合法性危機。這對穆斯林傳統價值造成了傷害和侵蝕,人民便要求重構伊斯蘭秩序。

          應該看到當代的伊斯蘭主義復興是現代的產物,不是傳統遺物的簡單復活,而是現代力量借取了傳統的形式,其真實意圖是要改變自身經濟利益和權力平衡關系的扭曲和不合理之現狀。它也只能借助這種與民族主義相關聯的傳統宗教合法性形式,使精神力量轉化成巨大的社會物質力量。這一復興運動使得伊斯蘭主義在中東政治乃至世界舞臺產生著震撼效應,它直接對中東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1.伊斯蘭主義正在填補中東政治的“思想真空”,是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力量,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政治感召力。西方學者還擔憂這一控制不住的情緒會使伊斯蘭國家成為嚴重威脅,原教旨主義將使中東成為火藥桶。

          2.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活動愈演愈烈,造成了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一些政權的統治基礎發生動搖,伊斯蘭勢力與世俗勢力嚴重對立。一些派別打起伊斯蘭主義旗幟來與政府對抗或政府以其來加強自身合法性。

          3.觸動了美國及西方大國在中東的戰略利益,導致新的對抗,使中東局勢緊張化、復雜化。北約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作為冷戰后的新對手加以防范和打擊,美國大力支持以色列、埃及,促成阿以和談,又在海灣地區遏制伊朗和伊拉克,使其形成“敵意的弱勢均衡”,從而引起中東格局的變化。

          二、文明沖突論的缺陷

          西方學者多不愿將當代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僅視為精神的和信仰的再發現,而是更重視他對現存政治秩序的改變,更強調其政治意義,擔心它對西方利益和統治地位的威脅。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中指出:“伊斯蘭與西方的沖突是文明之間的沖突,西方的下一場沖突必將來自穆斯林世界,從馬格里布到巴基斯坦一大批伊斯蘭國家將開始為世界新秩序而斗爭。”亨氏理論從文化角度,為我們研究冷戰后國際關系的發展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但無限度地夸大文化的作用,甚至認為它是國際政治中的決定性因素則是走入了誤區。

          所以,筆者認為,如何看待伊斯蘭世界對西方的挑戰,是衡量亨廷頓理論能否站得住腳的主要尺度。其論點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缺陷。

          1.中東穆斯林世界當下遠非是在伊斯蘭主義號召下統一的政治凝固體。事實上伊斯蘭世界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嚴整的政治、經濟甚至宗教板塊,今天的伊斯蘭世界仍然是一個多元文化世界,充滿種族、民族、語言、教派、文化、習俗的差異,各伊斯蘭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大相徑庭,難于把伊斯蘭世界看作一個國際政治中的整體或曰集團性因素,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也看不到這種一體化趨勢。

          2.中東國家仍是以民族國家來認定自我利益,而不是亨廷頓所說的靠共同文明背景,導致沖突的主要原因就只能在經濟利益和權力平衡關系方面。一切宗教和文明方面的差異都服從了民族國家的經濟和戰略利益需要。內部在人文、經濟、政治反面的差異,必然導致各民族國家內外政策的差異,而在國際事務中,民族國家的利益從來都是置于首要位置,共同宗教所帶來的溫情色彩是毫無意義的。

          3.當代伊斯蘭世界并沒有構成對西方的嚴重挑戰,強調“伊斯蘭威脅論”是有意煽起對伊斯蘭的過分恐懼,廣義的伊斯蘭教與政治意義上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不可混為一談,當下與美國對抗的是一少部分原教旨主義勢力,而不是作為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整個伊斯蘭教。如沙特阿拉伯和埃及都是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國家,而它們是美國的地區戰略盟友,雖然它們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格格不入,但是經濟利益、戰略利益和安全利益及權力關系上的彼此需要成為它們凝合的紐帶。

          4.伊斯蘭主義與西方民主思想并非水火不容,一些人斷言,伊斯蘭政黨在一些國家取得勝利后就會斷送該國的民主進程。事實上,認定伊斯蘭主義本質上就同民主不兼容是一種誤解,伊斯蘭傳統是贊成民眾通過一定媒介議政的,雖然一個正統的伊斯蘭政體再好也只能成為一個有限的民主政體。亨廷頓運用“化約論”觀點,把伊斯蘭文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極端激進主義和恐怖主義草率地劃上了等號。按照亨氏理論,差異意味著矛盾,矛盾導致沖突;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屬于兩種異質文明,所以兩者的沖突不可避免。這種推論明顯缺乏邏輯。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實質是伊斯蘭發展道路的選擇,而恐怖主義只是一小部分人的選擇,是手段,不是目的和宗旨。

          三、小結

          伊斯蘭文明的傳統特點是國家組織弱,國家力量分散,缺乏一個作為其文明載體的政治機構或一個核心國家。目前來看,伊朗是唯一接近于稱為“核心國家”的伊斯蘭國家,但是仍面臨內外困境;其他有潛力成為領袖的大國,如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其間差異更大,互相鄙視程度深,根本無法對西方或其它文明世界采取協調一致的政策。因此,西方與伊斯蘭國家集體大規模沖突是難以想象的,更可能的是西方社會與伊斯蘭非國家集團之間以恐怖活動、邊境糾紛、民族沖突為形式的碰撞。文明之間的沖突是有的,但主要不會是國家與國家間直接的政治軍事對抗。所以,伊斯蘭主義是影響中東格局強有力的因素,但把它視為絕對威脅是不妥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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