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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還特別就中國哲學書寫范式的轉換與革新,從哲學、哲學史、學術史、詮釋學、經學史、少數民族哲學、中西馬哲學的互動等角度和視野作出討論,體現出中國哲學界中青年學者的最新思考與推進。吳根友梳理和討論了“哲學”、“哲學史”、“明清哲學”三大方面問題。在“哲學”的問題上,他指出“哲學”的根基在于形而上學,其主要方式在于通過概念化的方式把握世界。其次,在“(中國)哲學史”的問題上,他回顧和總結了各門各派的哲學史方法論,主張在回歸哲學本性的基礎上融會諸家,中西對比,包容開放,顯豁特色,從而展望哲學史的重寫工作。最后,在“明清哲學史”的問題上,他回顧了蕭萐父、侯外廬等人建立明清哲學史研究范式的意義與價值,同時思考了其中的某些困難,指出我們應該從世界歷史、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角度審視明清哲學。李承貴考察了20世紀中國哲學界在“以西釋中”主流導向之下,許多學者其實一直在進行“以中釋中”或“自我詮釋”、“自我認知”的工作。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比最近20年中國哲學界對“自我詮釋”的片面崇拜要來得富有成果。林安梧闡發了他對“《論語》及其本體詮釋學的思維”的思考;另外,他還指出學界應努力發掘與運用傳統經典中帶有生活性的話語,從而不斷地讓“道”、“言”、“人”進行良性多元的互動,最終促進中國哲學新的話語方式的生成。景海峰對“儒家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做出歷程性回望,指出當代中國哲學學界應作“大寫的中國哲學”思考,也即中國哲學與當下中國的處境應深度關聯起來,而不僅僅局限在“小寫的中國哲學”即學科分工下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從事大寫的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學的思考與思辨,必定離不開中、西、馬三家哲學的良性互動。據此,他力主透過生活實踐之場的巨大能量與作用,超化中、西、馬哲學因相互隔閡而造成的對立之勢,展望未來中國哲學可能的健康發展。郭曉東的主題發言是“經學與中國哲學史研究”,他思考一百多年來中國學界通過西方哲學范式處理中國思想資料所造成的負面效果,努力展示出經學與經學研究的合法性,揭示出經學研究的缺席對中國哲學史研究所造成的某些問題與困境。蔣國保對“重寫學術史”的問題作出前瞻性建議。他分析了“學術”與“知識”的關系,指出學界將來重寫學術史宜從“元學術史”即知識的成因、產生、積累、擴展、變革的角度闡發,這樣才能將學術史與思想史區別開來。學術史研究的是思想化為知識,而各專門史包括思想史則研究知識化的思想。蕭洪恩報告了“民族哲學研究與中國哲學未來之路”,指出未來中國哲學的書寫理應融入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并最終形成涵蓋各民族哲學的中華民族哲學史的新傳統。除上述內容外,孫邦金、鄧輝、周海春等與會學者還就另外一些相關論題作出獨到的探析。
二、中國哲學史的具體性研究
除了宏觀論述外,與會學者還通過具體的哲學史研究,直接或間接地與本次會議“中國哲學書寫范式”的主題形成某種關聯。相關論文涵蓋先秦兩漢哲學、宋明理學、明清哲學、近現代哲學思想等。首先是先秦兩漢的哲學思想的探索。鄭淑媛著重揭示出先秦儒家“以史養心”的歷史解釋模式,指出先秦儒學對于歷史的事實敘述與歷史的價值解釋是相通一致的。王林偉通過研究孟子學中“見性”的問題,指出“見性”的重要意義,認為孟子思想中,見性的整體過程包含有顯性(性由心顯)、養性(盡心成性)、定性(踐形生色)三個步驟。丁四新教授從文獻考證、經學史等角度細致辨析了西漢時期《周易》經學地位的抬升過程,并且逐一分析了西漢易學的三個主要問題,也即《周易》的立經、《周易》經學從“師法”到“家法”的轉變以及《周易》從卜筮到經學形態的轉變問題;他還辨析了西漢易學與帛書《易傳》的關系,討論了兩漢易學中的仿《易》之作。其次是宋明理學研究。林宏星分析朱子對于道德動機的觀點,指出朱子將道德行動的主體歸為心,此心具有認知、情感、欲求三層面內容。這三個層面中,認知具有首出、導引性意義,并通于情感、欲求,因此朱子的道德認知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內在的實踐性,并包含有發動道德行動的動力與欲求。故朱子關于道德動機的理論乃是一種“認知內在論”。不過,他繼續考察朱子的心的結構,指出在朱子理學中,道德認知其實并不一定會引發道德情感并落實為道德行動。劉樂恒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梳理程頤(伊川)理學中的性情關系問題,指出伊川理學中蘊涵著兩種“對比性”。但無論哪一種對比性都不能如牟宗三先生那樣證成伊川理學中性與情、理與氣等兩兩對比之物可以截然分開。姚才剛關注劉宗周的“改過”說及其倫理義涵,認為“改過”說揭示出人們應該體知到人性本身的陰暗面,并揭示出人們應該樹立終生改過的意識。問永寧具體梳理了明末學者、易學家黎遂球的易學思想與解易方法,對之作出定位與反思。再次是明清學術研究。李大華從莊子“自然之道”、“游”等概念出發,指出船山解《莊》是要讓莊子自己說話,從而使人感受到船山的解釋毫無隔閡之感;另外他還指出,船山解莊并沒有以儒家立場來批判莊子,或借莊子之說以發揮其儒家之論,而是本著開放、求知的精神以解莊,使得其《莊子通》一書具有更大價值。鄭朝暉報告他對于清代儒者鄭吉甫關于“樸學”的言說的研究,分別從“方法優先”、“義解為重”、“閱歷作基”、“自得成家”四方面作出梳理。最后是近現代哲學思想的具體研究。歐陽禎人報告了“劉咸炘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指出民國學者劉咸炘分別超越了當時西化派和守舊派的局限,融會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以及道家的退處無為,對當時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作冷觀、遠觀的態度,從而試圖顯豁出劉咸炘學術思想的獨特性以及他在文化的思考觀察上的睿識。儲昭華著重疏解了嚴復由前期主張對中西文化“辨異”走向后期主張“求同”的過程,指出嚴復思想雖有前后期不同,但其對自由、富強的追求則貫徹其思想的始終;他并指出,我們不能夸大嚴復前后期思想的不同,當今時代應“求同”與“辨異”并存。徐水生對比了日本學者武內義雄的《中國思想史》與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梳理出武內氏《中國思想史》的特色所在,然后辨析其與馮著的若干同異之處。田文軍詳細總結了張岱年對中國哲學史學科建設的歷史貢獻:首先,張先生是以問題史確立中國哲學史研究范式的;其次,張先生生前系統地探討了中國哲學史學;最后,張先生以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研究完善中國哲學史學科體系。他還強調,經過張岱年先生的闡發和努力,中國哲學史學科乃形成一個群體或系統,而并非單一的中國哲學史著作所可以概括者。
三、總結
綜上,本次會議的上述三大內容,體現出中國哲學界特別是中青一代學者,對蕭萐父先生等老一輩學者的尊重、緬懷、感恩之情,更體現出中國哲學界在繼承老一輩學者研究成就的基礎上,努力重建和培育新時代的書寫范式的勇氣與睿識。當然,這次會議也留下一些重要的問題有待討論。例如,當代以至未來的中國哲學,其最重要的努力,是要建構“方法”還是要明確“問題”?新的哲學書寫范式的建立,是以“中西對比”為主,還是“古今之辨”為主?這些問題,會議都缺乏明確的體知和討論。但是,無論如何,我們走過了紛紜復雜的20世紀,而機遇與挑戰并存的21世紀,當代的中國哲學將繼續在期盼中探索與前行。
作者:劉樂恒單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